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2 - Life 2 《百年佛緣2-生活篇2》
I Can Tolerate this for a Lifetime 我就這樣忍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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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這樣忍了一生做一個出家人,需要具備很多美德,如:勤勞、和眾、發心、慈悲、苦行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的性格」。做為一個出家人,如果性情粗暴、脾氣急躁,與人相處有不能容忍的情形,在僧團裡生活,必然不會是容易的事。
說到「忍」,忍飢、忍寒、忍熱、忍苦、忍難,這些都還算平常,最難忍的,是忍委屈、忍冤枉。其實,出家人若是忍一口氣,算不了什麼事情,但是,你若遇上了十口氣、百口氣,該怎麼辦呢?除了忍,還能有別的辦法解決嗎?
一般解釋「忍」的說法,比如:「你罵我,我不開口,你打我,我不還手。」就算是忍了;但是佛教解釋「忍」,與一般人的解讀不同。成佛,要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要福慧俱全,這就是佛陀的「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相好從哪裡來呢?都是從忍中修來的啊!講起來,修「忍辱波羅蜜」是最重要的修行了。
一、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忍」之一字,應該是智慧與力量結合的意義,如果你只是接受,而沒有力量擔當,不能算忍;你有力量對付,而缺乏和諧的風格,那也不算能忍。「忍」,是智慧中有力量,力量中有智慧。佛教學裡說明學習忍辱法門有三個層次,第一生忍,第二法忍,第三無生法忍。
所謂「生忍」者,意指我們生存在這個世間生活,要能保持和諧的生命,必須要能「忍」。「忍」是認識、接受、擔當、負責、化解、消除,更要有許多智慧與力量的美德。
例如:我們生存在世間,別人給我一句話、一個東西、一個責任,必須要能接受以後,還要能擔當;擔當了以後,要能負責;負責了以後,要能化解;最後,是要能「消除」。但是,沒有智慧,又缺乏力量,又如何能做得到呢?
儒家所說的修養「仁」,「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聖人的德行。簡單地說,努力養成好仁之氣,喜怒不形於色,也是要先忍之於口,不能輕易說話;但是,臉上會不好看,如果面上要表現得若無其事,必須忍之於心,最後,不論如何令人難堪的事情,心上也能無罣無礙,那才能算有一點「忍」的功夫。
舉一個例子來說,假如別人送一個禮品給我,其實我心裡並不喜歡,但也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喜歡也要能接受;而我喜歡的東西,人家不肯給我,也一樣要能坦然接受。總之,外境的一切事相諸緣,如:稱、譏、毀、譽、利、衰、苦、樂這八風,我們通通都要能接受,還要能擔當,能負責,能化解,能消除,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才是忍的功夫。
「生忍」,指我們在人世間彼此相處、來往,為了和諧生存,必須凡事都要忍一忍。其實,修學「生忍」也不是那麼容易,例如,禪門有個公案,宋朝大學士蘇東坡,被皇帝貶謫在瓜州做官的時候,他作了一首偈語:「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意思是說,學佛以來佛光普照,就算八風吹動,也不會影響我了。
蘇東坡認為自己有修養,一時得意,就跟書僮說:「你乘船到江南金山寺,幫我將這首偈語,交給大和尚佛印禪師看看。」
書僮聽了之後,就遵照吩咐,乘著船搖啊搖,搖到江南,上了岸,進了金山寺,就把這首偈語,呈給佛印禪師。
佛印禪師看了,也沒有講話,只在上面批了幾個字,就說:「把這個拿回去,還給你們的學士。」
書僮離開了佛印禪師後,坐船又回到瓜州,蘇東坡看到了,就問:「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書僮說:「禪師沒有講話,就叫我回來了。」
蘇東坡說:「你怎麼不等他看過我的詩偈,講幾句話,評論了之後,你再回來?」
書僮說:「他沒有評論,只在您的詩偈上寫字。」
蘇東坡:「喔,寫了字啊!拿來我看!」
蘇東坡原指望佛印禪師大大的稱讚,急忙自書僮手上取回詩文。一看,上面批了「放屁」兩字。
蘇東坡大怒:「你這個老和尚,我看得起你,寫個偈語跟你論道,你不讚歎我就算了,怎麼可以惡口罵人?快準備船!我到江南金山寺和佛印禪師理論一下。」
當蘇東坡到金山寺的時候,看見佛印禪師就站在門口,不等蘇東坡說話,佛印禪師就哈哈大笑說:「學士啊!學士!你不是八風吹不動了嗎?怎麼一屁就打過江了呢?」
蘇東坡這下子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只是紙上談兵,心地上的真功夫,還差得遠了。
所謂「八風吹不動」,就是指「稱、譏、毀、譽、利、衰、苦、樂」,不論善惡、好壞都不會動心。怎麼人家才批評一個「放屁」,就這麼不能忍受呢?蘇東坡自覺慚愧。所以說,「生忍」已經很不容易做到。
再說「法忍」,法就是所謂一切事相、一切語言、一切概念,人情冷暖、世事滄桑都是「法」。我們生存在世間上,對於周遭的環境,一定有好與不好,你每天要跟環境賭氣嗎?當然,不能和心外的諸法賭氣,那一定是划不來的,必須要接受諸法,要能擔當、負責,可以化解、消除,才是「法忍」。
所謂「無生法忍」者,那是修行最高境界,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這是沒有生死的境界。死也何嘗生,生也何嘗滅,那是一個不生不死的平衡法界。本來無一事,何處惹塵埃?世間的事情,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沒有因,就沒有結果;沒有生,就不會有死。如果說,人的境界超越到一種無形無相,無住無證,空諸一切,安住在「無生法忍」中,那就是禪悅法樂的人間淨土世界了。
二、貧苦養成的堅忍
我生長在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最初務農,但不慣於耕種,所以莊稼收成變賣後,他把微薄所得拿來開店經商。先後開過香鋪、醬園、成衣店,但短期經營後,最後都是賠本而失敗以終。因此家計愈加匱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難。我們兄姐四人,可以說,都是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度過了童年。所幸我們並沒有因為飢餓而淪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外地遊蕩。
對於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記不起成長過程的細節了。只依稀記得,外婆偶爾會拿些食物來接濟我們;其實,本來我們的老家也薄有祖產,但是經過幾次變賣田地,雖曾風光一時,不過因為父親並沒有求生的技能與職業,一家數口終究坐吃山空,風光不久後,飢餓的苦難歲月,便又再度降臨。
我的父母辛苦生養我,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有「忍」的性格,家庭艱苦的環境,促成我能夠忍受日後在生活上所遇到的種種苦難。就算沒有飯吃,我也不會感到苦惱,甚至在七、八歲的時候,我知道家裡貧苦,因此,在天空濛濛亮的晨曦中,就自己學會到外面撿拾狗屎,再把狗屎堆積起來做肥料,也能賣掉換幾個銅板。
黃昏的時候,一些放牛的牧童都牽著牛回家,牛也很有規矩,牠們知道要回家了,總會在路上留下不少糞便。因為牛只吃草,牛糞並不髒,我們把牛糞撿起來,如果拿不動了,就在地上拖,回家以後也學大人,把牛糞貼在牆上,就像大餅一樣,曬乾以後可以當柴燒;賣掉了也能得到幾個銅板貼補家用。父母見我有這樣的性格,非常歡喜,常常讚美我,使我感到家庭雖然貧苦,但從不以為苦,反而覺得有樂趣,而我小小年紀,能為家庭多少付出一些,自己心裡也很快樂。
有人說,貧無立錐之地,我也真的感覺到什麼叫「一貧如洗」,畢竟家裡真的什麼都沒有。幸好我養成一個「空無」的性格,也建立了我不一定要擁有的習慣,只要有天地、星辰、日月給我觀看,只要有花草樹木給我欣賞,無論身在世間的何處,都能有一碗飯吃飽,人生的美妙,不都是在當下嗎?
十二歲出家後,偶爾想寫一封家書向家中報告平安,但是,往往寫好的信,過了好幾個月,甚至一年了,都還是寄不出去,因為從來沒有錢可以買郵票;衣服破了,用紙糊一糊,鞋底破了,用硬紙板墊一墊,也能勉強走路。我就這樣子一天又一天,熬過歲月,再怎麼貧苦,依然還是能忍受。
即使生活中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差,也不以為苦,因為我生來有一個樂觀的性格,總能自我發掘人生的樂趣。生活雖然窮苦,也正如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貧窮但又快樂的境界,佛教和儒家都有共同的體會吧?
三、棲霞山忍八年
我出家的寺廟,應該是在宜興大覺寺,那個時候,師父正在棲霞山作監院,因此,就在棲霞為我方便剃度;所以,也有人以為我在棲霞山出家。其實這也沒有錯,在這裡出家、在那裡出家,不都是一樣出家?
自小家庭貧苦,在棲霞山出家後,也還是過著一貧如洗的日子。原本輝煌的棲霞山,早已毀於「洪楊之亂」,失去過去的榮景。直到一九一九年,才由宗仰上人發心重建。寺廟雖有諸佛菩薩庇佑,上有屋瓦,下有地磚,就是沒有糧食,僅是一個窮寺。
記得出家初期,正逢抗戰時期,棲霞山住了幾百人,寺裡沒有香客,也沒有田產,經常好幾個月也吃不到一餐米飯,每天只有雜糧能餬口,甚至廚房鍋裡的水已滾開了,還沒有米下鍋,大寮只好傳消息告訴大眾,今天午餐要慢一點才能打板、開梆。回想起來,那段日子也真不容易忍受。不過,那個戰亂時期,也不是只有我們的處境窮苦,整個蘇北,可以說家家戶戶都貧苦。
我在棲霞山最大的苦難,不是貧窮,而是身心的磨鍊。尤其以十五歲受戒時為最,一到了戒場,戒師就先找戒子問話審核:「你有殺生過嗎?」
我答:「沒有殺過。」
戒師:「你蚊子沒有打死一隻?你說謊。」啪!啪!啪!……
確實是說謊,沒錯,賴不了帳的。
再換一個戒師:「你殺生過嗎?」
我答:「有。」
戒師:「哎喲!罪過!罪過。」啪!啪!啪!……。又打。
第三位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我答:「是老師要我來的。」
戒師:「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楊柳枝一連串又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下一個戒師那裡,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是我自己要來的。」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五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
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調皮,這麼滑頭!」當然又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座位前,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伸了過去,向戒師說:「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是自己來的要打,是師父叫來的,沒出息,也要打。不如我們虛心合掌,請老師慈悲教誨,老師要打,就打吧!總之是要打。
類似這樣的對待,實在是不勝枚舉,那個時候的教育就是「無情對有情,無理對有理」。就是不准你有理,你在無理之前都能接受,將來有理的時候還能不接受嗎?「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你過慣無情無義的生活,人世間的慈祥溫暖,你能不感動嗎?戒場裡那種打罵是大慈悲,我認為有道理。如果換成我,我也打不下手,一般人實在不容易做到。
四、白塔山下的餓夫
我在棲霞山六年多的歲月,可以說,每天都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度過,那時候年少,又吃得多,稀飯沒有七、八碗不會飽。後來還有人嚇我,說:「你不要那麼能吃,聽說有個地方的人,什麼都吃,後來肚子就裂開了。」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也沒有那麼多東西可吃。雖然三餐不濟,但是勞苦的出坡還是天天有,像除草、搬運、擦玻璃,到山上採無花果,回來還要自己剝開,賣給人家換一些錢,貼補常住。
除了每天的飢餓與勞動之外,我們的生活用品也是極為缺乏的。還記得,在棲霞山七、八年的生活當中,我只穿過二套衣服。其中有一套衣服的質料很堅韌耐穿,是一位老和尚留下來的。有時候會為了節省,就直接不穿裡面的衣服,只披這一件中褂了。
日子如此窮苦,其實也可以溜到外面去做工,不過那時候的我,從來都沒有動過那種念頭。只想做出家人。那時正逢抗戰時期,日軍常常轟炸,我們睡的床鋪,是從棲霞師範學院搬回來的,由雙層鐵皮製造。當時我睡在上鋪,不遠處一片紅光,「轟!」一聲,玻璃全都震碎,我從床上懸空飛起掉到地下。不過心裡倒是沒感到恐懼、害怕,也不怕軍隊、刀、槍,總認為不會打死我。為什麼不怕呢?因為這種情形就像家常便飯,早就習慣了!曾聽過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怕什麼?」我沒有這樣說過,不過就是這個味道了。
儘管大家都生活在半飢餓狀態中,也沒有人說要離開,離開了又能到哪裡去?到處都是兵荒馬亂,一天有一餐飯吃就餓不死了,還算不錯。八年中,也不是天天都只有一餐,的確也有過一段時間,一天可吃上兩、三餐,甚至有時還會有點心,全視常住經濟狀況而定。實在不得辦法時,一餐也沒有得吃。不過,到我的師父志開上人掌管的時候,日子就有好轉了。
一九四五年,我離開棲霞山前往焦山佛學院。焦山是一個富寺,幾萬畝的田地分給好多縣市,一年的租穀收回來,就可以吃上兩、三年,不缺糧食,所以我到焦山後,就像到了天堂一樣,每天飽食終日,日子很好過。
可是,人不是有了飯吃就能滿足的,他還要有理想、有理念。當我漸漸成熟,想要實踐理想的時候,發現自己和當時焦山佛學院院長東初法師的理念已漸行漸遠,所以在徵得師父的同意後,我就離開焦山佛學院了。
離開焦山之後,在一九四七年底,我回到白塔山祖庭大覺寺一段時間。那一年我二十一歲,年紀輕輕就獲得擔任小學校長的機會,因為這是政府任命的職務,我也極願意承擔,感到為公家服務是自己的榮幸。這個時候的我也懂得如何讀書了,於是就在祖庭一面精進自修,一面就做起校長來,實在很感謝宜興教育局任志盤局長給我這個機會。
白塔山的情況,跟棲霞山一樣,也是無隔宿之糧的窮寺,沒有人要住。後來,家師沒有辦法,收留一位從其他寺院過來拜他做師父的滿成法師擔任當家,也算是我的師兄。白塔山的米糧不夠吃,主要原因是,我們田地裡的收成,只夠吃到隔年的四、五月,至於六、七月就捱不過了,一直要等到八月才會再有收成。這樣一來,這兩個月不得糧的時間,只好用借的。借一石米,過二個月,可能要還二石、三石,利息很高。
我回想起過去王安石曾提倡「青苗法」,這個法令實在重要。因為農民眼看著自己田裡的青苗長成,還不能收成,就任有錢的人摘去。一年不到,已經吃不到糧了。假如政府能夠放賑,先給大家兩個月米糧,等農民收成後再來還糧,大家就可以免去借糧的利息了。
不過,江蘇的農作物收成比安徽要好一點,安徽種的田,假如在六、七月借了糧後,到七月、八月就不得吃了,只好出去逃荒,稱之為「逃荒佬」。在我們家鄉江都經常看到,一來都是幾百人,也不能得罪他們。鄉人集合起來,給他們吃一餐飯,他們吃飽就走了。幸運一些的是,我沒有經過這樣的生活,假如窮得再不得吃,也只好出去逃荒,過的就是這種日子了。
在白塔山,早上吃過兩碗稀粥,就到小閣樓上用功,十一點不到就餓得發慌,實在等不到十二點吃飯,只好下樓跑香消磨時間,希望趕快有飯可以吃。
或者我在小學裡教完書後,下課回來不得中飯吃,也不能喊人弄飯,因為我既不是當家,也不是住持。所以我常常餓得只能用跑香來轉境,希望藉此忘記飢餓感。古人陶淵明曾經描寫飢餓的詩:「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意思是三十天才吃九餐;或者「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剛剛才高興吃飽了,但是下一餐就要束著衣帶,等明天雞叫了才能吃。那時候的我,頗能體會陶淵明的處境。
還記得寺裡負責煮飯的是一個工人的太太,因為在棲霞山受的訓練,讓我很規矩,不看女眾,也不講話,因此我從沒有和她說過話。其實,如果我跟她講上話,也許她會用一點米湯給我吃,不過從來都沒有。
後來也就跟滿成師兄抗議,早上吃過之後,還不到中午,就餓得不知如何是好。窮年飢饉,飯菜裡根本沒有油水,甚至看到油就想喝它一口。現在的人,一定很難想像怎麼會想喝油的心情。
師兄說:「在你樓閣上的小罈子裡,不是有過年存下來的糖果嗎?」
我說:「有糖果嗎?我不知道有啊?我沒有吃。」
師兄說:「我知道你沒有吃。」
我反問他:「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吃?」
他說:「我有做記號。」好在我沒有吃,假如我吃了,不就成了偷吃了嗎?
在那個時代,我深深覺得應該自己從事生產,免得被譏為社會的寄生蟲、消費者,我們必須要消除這許多不雅的名號。
大覺寺有土地,我們就想開發農場來生產。後來聽說農場裡不只要種植,還要養豬才會有肥料,池塘裡要養魚,才能利用池塘裡的水賺錢。豬跟魚養大了,還要賣給人家吃。這不是等於殺生嗎?
本來,農場和辦學校是我的希望,但是這一聽,農場夢粉碎了。當時雖然我在小學擔任校長,但因國共內戰的關係,白天學校裡有國民黨的軍隊進出,晚上又換共產黨的游擊隊巡邏。期間,還遭共產黨逮捕,坐了十天的黑牢。生存不下去,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了,不得辦法,又再跑到南京去討生活。
那時候,國共戰鬥已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想再回棲霞山去當個知客。說明心意後,棲霞山的當家想,住持已經是我的師父志開和尚,如果又讓徒弟來當知客,那麼一來,師徒一裡一外合作,別人還有什麼機會?幾位當家聯合起來叫我不要做知客,可以選擇其他職務;但是我沒有其他專長,梵唄、法器也不拿手,因此意願不高,就轉到南京華藏寺去了。
五、初到台灣的窮困
在南京,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也有人叫我到延安,延安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基本上我對共產黨的社會還不是很了解,也不曉得台灣是什麼情況。總之,看到戰爭的傷亡,想要服務救人是沒錯的,於是就參加僧侶救護隊,糊里糊塗地到了台灣。
初到台灣,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這起事件造成台灣人相當排斥外省人。其實,外省人不全是壞人,本省人也不是不好,只是因為誤會引起,使得雙方都受到無謂的傷害。說起來,是政府誤解台灣人的暴動,而台灣人誤解外省人都是壞人所引發的事件。我還聽說,當時許多本省人家裡的地窖、隔間、床下,救了不少外省人。
其實,民間老百姓都很善良,實在是因為各個時代的政府,有各種不同的際遇,權力有時會使人瘋狂,而造成憾事。
我在掛單不著、尋友不遇的情況之下,睡過神廟、也睡過甘蔗田,一直想融入台灣這個社會。因此,我把所有零用的東西通通丟棄,只留下身分證和師父給的十三塊銀洋,另外買了一頂斗笠、一雙木屐,把自己裝扮成台灣人的樣子,希望能夠公然的走在路上,不受人盤查。
我不能老是在神廟、甘蔗田裡過生活,總得找一間寺院,正正當當的生存,於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台中寶覺寺。這是因為在大陸的時候,曾收過學長大同法師寄給我一封信,說他想辦三千人的佛教學院,邀我到台灣來教書。
由於大同學長這句話說得太大,讓我思考再三。我曉得,以當時佛教的現況,不論由哪一間寺廟來辦理,都不會有力量辦得了三千人的佛教學院,令人難以相信,也就沒有接受他的邀請了。回想起來,其實,不論什麼情形,應該都去碰碰運氣,試試看才好。
我們在半夜二點鐘到了寶覺寺,大家都睡覺了,一時找不到人問。後來,得知金山的慈靄法師,以及棲霞的同學蓮航法師等都在這裡,非常興奮,就從窗外叫他們:「喂,起來。」
他們看到我們來了,也很意外,說:「你們怎麼也到了台灣?」一聊之下,才知道,原來大同法師因有匪諜嫌疑,不久前逃到香港去了。我們投親不遇,就問這二位法師該怎麼辦?他們說:「這裡的住持是從日本大學畢業的日本和尚林錦東法師,他為人四海,明天試試看吧!」
第二天,我們帶著惶恐的心情等待,見到林錦東時,他看到我、廣慈和弘慈三個狀似彪形大漢的出家人,我想他應該有所顧慮的。等他問出緣由,他就說:「因為最近人多,沒有辦法再讓你們安單了,建議你們可以到月眉山靈泉寺找慈航法師,慈航法師正要辦佛學院,需要師資,你們去之後,也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我們當然知道此處不留人,只有另找留人處了。
儘管沒有安單下來,我還是很感謝林錦東派了一位宗勤法師為我們帶路,一起坐火車前往靈泉寺。
沒想到,下午到達台北車站,要轉車往成子寮觀音山的時候,天空忽然下起傾盆大雨,等到一小時後,就聽說山區崩坍,道路中斷,交通也關閉了。我心裡想:「糟糕了,慈航法師那裡去不成了。」
宗勤法師說:「在這裡的南昌街有一個十普寺,那裡面有不少像你們一樣的外省人,我帶你們到那裡去吧!」從台北車站到南昌街不算太遠,我們一行四個人走路過去,約莫半小時就走到了。請求見負責人,並且詢問掛單的機會。
最先是道源法師出來,他一看到我們,就用責備的口氣說:「你們怎麼也跑到台灣來?」當然,他的話問得很不得體,到台灣來還要什麼資格?你能來,為什麼我們不能來呢?不過,大家也不好辯論這個問題,旁邊還有好幾位大概是十普寺裡的住眾,有的關心,有的慰問,有的告訴我們在台灣居住的難處。
最後白聖法師出來了,他說,十普寺人太多,無法再接受掛單,並且建議:「你們最好到善導寺去。」我們一聽,覺得非常好,至少有人指出一條能去的明路。所以我們又從南昌路的十普寺,步行到善導寺。一路上,一直下著傾盆大雨,台北市的道路都被大雨淹沒了,我們在滂沱大雨中涉水行走。那應該是在現在的新生北路上,當時有一條.公圳,我不小心就滑到水溝裡去。當時,水勢相當湍急,幸好我從小熟諳水性,並不害怕,只不過看著我的小布包隨著流水就要漂走了,我一急大喊:「我的錢包。」
因為水性不錯,最後我還是拿到錢包。爬上了岸,看見廣慈、弘慈兩個人大驚失色,嚇得臉色都蒼白了。人家說:「落水要命,上岸要錢。」偏偏我是落水要錢,上岸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畢竟在那種艱苦的時期,幾塊錢,就等於是我們的生命線啊!
終於在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