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8 - A Monastic's Faith 2 《百年佛緣8-僧信篇2》
The Contribution of Elderly Lay People 長者居士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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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居士們的貢獻佛教有四眾弟子,所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女居士),這四眾弟子在佛教裡,尤其是對今日台灣的佛教,可以說都有莫大的貢獻,這也足以證明:四眾同心協力,佛教才能普遍十方。
早在民國初年,大陸的一些佛教居士,如楊仁山、歐陽竟無、唐大圓、韓清淨、黃智海、章太炎等,有不少都是一代大儒;由於年代關係,我和他們沒有來往過。但是在台灣,倒有一些有佛緣的在家居士,我和他們也曾結過一些法緣,今僅憑回憶,略述如下。
李炳南
首先要介紹的是李炳南居士。李炳南(下稱炳老)名豔,字炳南,號雪廬,山東濟南人,一八九○年出生。一九三七年起,即一直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的主任秘書之職,也就是孔子奉祀官孔德成先生的秘書長。
過去孔子奉祀官是政府一個特任官的職位,炳老擔任孔德成先生的秘書多年,直到九十歲才請辭退休,所以他曾自嘲為「中華民國最老的公務員」。事實上,早在一九二○年他就當過大陸莒縣的典獄長;一九四九年來台以後,先後擔任中興大學、東海大學、中國醫藥學院教授,在台灣數十年都居住在台中,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世壽九十七歲。
由於炳老早年皈依印光大師,一生致力於弘揚淨土,他在台中創建佛教蓮社,領導念佛;光復後的台灣,最初念佛風氣之盛,絕大部分與炳老提倡淨土有關。
炳老在一九五○年,與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張松柏等人籌組、成立台中佛教蓮社,每個星期定期念佛,每次集會都有數百人,一直維持至今不輟。
說到當年的台中佛教蓮社,真是猶如古代慧遠大師的東林寺,他們念佛共修,成就道業者眾,在《念佛感應往生記》中,記載了不少念佛感應的事蹟,如李清源、林清江等居士往生淨土,都有明證。甚至該書作者林看治居士,本身也如願往生西方,火化後得數百顆舍利子(見《念佛感應見聞記》)。他們都是佛教蓮社的居士,能夠修行有成,真可謂「古有慧遠,今有雪廬」。
一九五五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大藏經活動,我與南亭老法師組織「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當我們巡迴到台中時,也承佛教蓮社大力支持。炳老不但對國學、淨土的義理多有發揮,據說他對佛學的表解就有數千則,雅俗皆懂。尤其《十四講表》,在大專學生裡流傳甚廣。
因為炳老對儒學、佛學都有精湛的研究,常以學人自居,與他來往的居士,如周邦道、蔡念生、周宣德、董正之等,都成為他的崇拜者。後來炳老也收皈依弟子,他們都自稱是李老師的學生,不稱師父。
他的學生很多,在當時的台中佛教,炳老堪稱為王;其時能在台中與之分庭抗禮的,就屬聖印法師了,所以我也曾讚歎聖印法師了不起,他在台中建設慈明寺與萬佛山,與炳老一僧一俗,都為台中佛教寫下一時之盛。
一九七○年,炳老創辦《明倫》月刊,炳老尤其重視佛教弘法檀講師(居士)的培訓,他於一九七四年在美國船王沈家楨居士資助下,創辦「內典班」(內典研究班),目的就是為了培育弘法人才。其門下弟子如朱斐、鄧慧心、許炎墩等,都是佛教蓮社的重要幹部,在他們協助帶動下,一時念佛蔚為台灣的風氣。當時鄧慧心居士因聽從炳老的意思,與朱斐居士結婚,其對炳老的崇拜,可見一斑。
炳老精通世學、佛學,基本上是儒佛兼弘,但實際上是儒為體,佛為用。他也曾專習醫學,人又慈悲、熱忱,所以在度眾上真是得心應手。在初期台灣的經濟不怎麼發達時,他就如慈濟一樣,到處救濟,曾經獲得海內外信徒贊助,創立菩提醫院、慈光圖書館、樂隊、口琴隊、文藝班等,熔新舊於一爐,引導青年,避開僧團,以老師之稱,收徒納眾,有別於佛教僧團,也為佛教開闢出另一番天地。
炳老對於淨土的信心絲毫不能動搖,印順法師曾著有《淨土新論》,內容對於西方淨土稍有批評,炳老就在台中倡導焚毀《淨土新論》,鬧成很大的風波。不過印順法師做人也很隨和,他知道自己初到台灣,不願意和龐大的居士集團對立,所以在菲律賓弘法時,向菲律賓的信徒募集淨財,捐獻給炳老興建「太虛紀念館」,於一九六五年動工,樓上供奉釋迦牟尼佛像及太虛大師畫像,作為大殿及講堂,提供病人及老人作早晚課誦之用,樓下則為辦公之用。
炳老在《菩提樹》雜誌上刊登佛學問答,數百期從未間斷,編有《佛學問答類編》上、中、下篇。其在初期為佛教徒解除疑難上,很有貢獻。
對於炳老,信仰他的人認為他一心弘揚淨土,難能可貴;批評他的人認為他過於執著。佛法不是只有淨土一宗,除淨土之外,還有很多法門,他不應該獨尊淨土,排斥其他宗派,只是專弘淨土。
不過炳老的淨土這一系,至今在台灣佛教還是繼續發揮力量,所以對於台灣念佛法門的推動,他有一定的功勞。而在台灣的居士集團,以信仰為中心的,也只有炳老這一支了。一些居士都稱炳老為恩師,實際上以他九十多歲的高齡,德高望重,也有這個條件,堪稱一代宗師。
可惜生前沒有重視傳人,所以炳老一去,台中佛教蓮社失去領導,幸好《菩提樹》雜誌有朱斐,瑞成書局有許炎墩,菩提醫院及菩提救濟院有于凌波繼承遺志;另有王炯如在《菩提樹》雜誌連載佛教漫畫等,都為炳老的佛教事業延續於一時。
只是這許多人也垂垂老矣,其中于凌波居士業已往生,其在二○○四年編纂的《現代佛教人物辭典》,由佛光文化公司出版。書中對炳老的一生有詳盡的介紹,當可告慰炳老,並供後人緬懷。
周宣德(周子慎)
對台灣佛教比較有廣泛貢獻,甚至比李炳南居士更具有影響力的,應該要算周宣德居士了。
周宣德又名叫周子慎,江西南昌人,一八九九年出生。一九四六年受政府派遣,來到台灣接收台灣糖業公司,後奉命擔任台中后里月眉糖廠廠長。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台灣糖業公司擔任人事室主任。
據說他最初是信仰耶穌教,在和楊秀鶴女士做過數次辯論之後,終於改信佛教。他對台灣佛教影響最大的,就是我請他參與佛教青年運動;因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所以在一九五三、五四年的時候,就想發起青年信佛運動。後來有了一個機緣,知道台灣大學等多所學校的青年,如王尚義、吳怡、張尚德等人,願意來參與佛教的集會,於是我把二十餘位青年約在善導寺見面。
會中,這些青年朋友們說,現在要叫青年人走進大雄寶殿,可能不容易,應該先有一些方便,來接引青年人親近佛教,例如郊遊等。確實,那個時候佛教沒有活動,郊遊、參觀寺院倒是一個好辦法。於是我們約好,第一次的集會活動,定在四月的某一個星期天,地點在中和鄉圓通寺,人數以八十人為限。因為那時候連坐個大巴士、遊覽車的錢都負擔不起,所以只有叫學生們前往圓通寺,大家在那裡見面。
會議商量過後,悟一法師就語帶警告地對我說:「你下次不要再把這許多青年人帶到善導寺來,為了這許多青年人,就要花去多少費用,這我們可負擔不起啊!」我一聽,心裡一急,想到:這怎麼辦啊?我在台北沒有一個落腳處,總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會面啊!
既然善導寺不准,就表示佛化青年的因緣還沒有成熟。不過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前來參與的周宣德先生還在善導寺院子裡,尚未離開。我一個小跑步上前,說道:「周居士,禮拜天在中和圓通寺和青年的會見,由於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恐怕不能參加,拜託你去領導他們好嗎?」
周居士一聽,非常歡喜,滿口應承,他說:「沒問題,沒問題!」接著我說:「總要買一點香蕉、糖果帶去,當成點心,以增加郊遊的樂趣!」周宣德當然也知道我很為難,立刻又承諾:「這個沒有問題、這個沒有問題!」周居士的慨然允諾,讓我如逢大赦,覺得這一切都太美好了,真有得救之感。後來周宣德先生也就因此一手接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
周宣德實在是一位很熱情、很發心的居士,他在各大學都成立了佛學社團,如台灣大學的晨曦學社、師範大學的中道學社、政治大學的東方文化研究社、中興大學的智海學社等。
他不但成立社團,提升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氣,而且透過南亭法師的介紹,認識了旅居加拿大的僑領詹勵吾先生;由於詹先生的發心,將位於台北重慶南路一段精華地帶的一棟四層樓房出售,並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大專學生獎學金。所以一時之間,全台灣各個大專學校紛紛以學佛,乃至能獲得這個鼓勵為榮。
詹勵吾先生,又名詹昱齋,一九○四年出生,安徽婺源人。詹先生對於台灣教育的熱忱,對青年學佛的貢獻,居功甚偉。他多次把私產變賣,除了做獎學金以外,又成立「慧炬學社」,作為獎勵大專青年長期活動的一個機構,並且印製書籍,分送給大專青年。如過去李恆鉞居士的《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尢智表先生的《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王小徐先生的《佛學與科學之比較研究》等,印行了不止數十萬冊,分送給青年閱讀。
詹勵吾先生對大專學生的所有捐款,全都委託周宣德居士在台北主其事。他們之間的交流經常是靠書信往來,十多年間從未曾謀面;但我有機會旅行到加拿大,倒是和詹勵吾先生有過一面之緣。
他曾經想把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邊,一百七十英畝的土地,捐獻出來作為世界弘法中心。可是那時候我很年輕,一來不會英文,二者覺得加拿大稍嫌過遠,所以也就不敢承當了。後來聽聞他有意請聖嚴法師前往主其事,為此我還特地去找台北的張少齊居士,那時候他是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長,我請求張少齊居士把這一個基金會讓給聖嚴法師,我想他當能向世界推展佛教。
後來加拿大的世界弘法中心雖然沒有辦理成功,不過聖嚴法師在台灣的法鼓山,倒是辦得轟轟烈烈。這也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緣中緣。
周宣德居士和僧團很少接觸,基本上他對佛教的僧團並沒有太多的重視。不過,那時候台灣熱心的居士們,如李炳南居士等,他們倒是經常召開會議,共商佛教的未來。
一九六七年,我在高雄縣大樹鄉創辦佛光山。到了一九六九年,因為已經有了簡陋的教室,我就想舉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但其時大專青年活動的這一區塊,好像全由周宣德包辦了,能獲得他的同意,得以舉辦活動來接引青年學佛的,就只有台中的明倫學社和蓮因寺的齋戒會。
不過,當時我在佛光山開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時,也邀約了周宣德前來擔任講師;他念及我過去和他共度青年的因緣,毫不遲疑地答應全力幫助我。加上這時我也有救國團給我很多的因緣,所以後來佛光山和大專青年,也就因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周宣德居士熱心佛教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對公家職務的用心,我知道那時他是台糖公司的人事主任,實際上我看他都在佛門裡舉辦一些青年活動。例如我為了大藏經的發行,在做環島宣傳時,有一次,我人在斗六,他特地開了一節火車,把我們青年弘法團的數十人,帶到彰化溪州的台糖總公司去宣講佛教。
周宣德居士是一個充滿活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擔當、負責的人。晚年長居美國,仍傾全力設立了南加州慧炬社。現在國內的大專青年活動,要找一個像他這般熱忱、發心的人,實在不容易。不過,台灣的教育生態也一直在改變,現在台灣佛教也有一些是出身於過去大專青年佛學社團的人才,目前分布在國內外,可以說也替佛教增加了光彩。
佛光山開山初期,也承蒙周宣德居士的不棄,多次來山關懷大專青年的運動。總說當時台灣青年學佛的系統,一是周宣德的慧炬學社,二是佛光山的大專佛學夏令營,三是在台中蓮社設立的明倫社,四是蓮因寺的齋戒會。但是現在還在繼續不斷努力的,有佛光山的青年團,包含了百個大學以上的數千個團員,並且每年舉辦多次的活動。
在佛光山的台北道場,有專設的青年團辦公室,其活動的範圍已不局限於學校的青年,逐漸地也往上拓展到社會的青年,甚至往下扎根於高中生。乃至和國際佛光會舉辦的人間佛教讀書會合作,並與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團,都經常互相交流。
例如,二○○一年青年團在馬來西亞的綠野仙蹤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八千人的世界青年活動;二○○五年參加聯合國NGO組織友善大使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青年會議」。甚至由青年團的青年所譜曲的Harmonize(和諧)一曲,也承蒙聯合國認定,作為聯合國倡導、推展的音樂。二○○九年,青年團更於日內瓦聯合國會議廳出席「國際青年參與聯合國事務入門」圓桌會議。近年來甚至遠至巴西、印度、菲律賓等國家做「公益旅行」,為當地的兒童、老人服務。
不過,現在我們要虔誠祝福周宣德居士、詹勵吾居士,希望他們在天之靈,還是要繼續幫助台灣佛教青年的發展;因為佛教唯有重視青年,才會有未來的希望。
朱鏡宙
論及台灣百年佛緣,對台灣佛教有重大貢獻的,除了上述李炳南、周宣德兩人之外,再有應該就是朱鏡宙居士了。
朱鏡宙居士,浙江樂清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八五年去世,享壽九十六歲。因為鄉居靠近浙江雁蕩山,所以又稱「雁蕩老人」。
綜觀朱鏡宙居士的一生,曾做過財政廳廳長、稅務局局長、軍需處處長,以及從事新聞編輯、總編輯、主筆多年。他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的第三位女兒就是嫁給他。
我想他一生最大的事蹟,第一就是做了蔣介石的基本幹部。他二十四歲加入國民黨,在大陸期間,一直受蔣介石的調遣,也算是忠黨愛國之士。來到台灣之後,又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第二,他曾受大總統徐世昌資助三千銀元,周遊東南亞各國,進行考察,開闊視野。所以,後來他在川康藏各地管理稅務、財務,對國家深有貢獻。
朱鏡宙居士身材不高,也不胖,但是精神活力高人一等。因為信仰佛教,所以初到台灣時,看到台灣佛教幾乎是一片文化沙漠,便創建台灣印經會,發心印行經書流通。
在那個時候,佛教書籍可謂一書難求,但是台灣印經處大量地供應,幾乎只夠回收成本,泰半是以贈送為多。當時印經事務乃由他的得力助手周春熙居士主其事,每個月都有多種經書出版。我們在各地講經時,沒有經本根據,都會向台灣印經處請購,有的一本五毛錢,也有的一本一塊錢。所以在流通法寶方面,他和香港佛經流通處的嚴寬祜,同樣都是讓法寶重光、法音宣流的模範,可以說功德無量。
朱鏡宙居士的信佛因緣,有一說是因為見到太虛大師,太虛大師送給他一本《金剛經》,他讀了忍不住痛哭流涕,深受感動而皈依佛教。
又有一說,他曾經在夜間走路時,看見一位女子在前面行走,起初不以為意,後來發現她竟只有半身飄浮於空中,一時大為吃驚,嚇出一身冷汗。為此,他感到世道奇妙,對於人間「靈」的世界有一份好奇,因而皈信佛教,希望進一步探討。
我和朱居士是在台北結緣的,我們經常在善導寺見面。但是我發覺朱居士看我們似乎不太順眼,好像一直很想對我們有所教訓、開示,只是他也摸不清我們的底牌。既然大家在善導寺的大雄寶殿裡見了面,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有時也是各說各話。
據我的觀察,朱鏡宙居士是屬於傳統佛教的一派,他的觀念裡,認為出家人還是應該保留「苦行僧」的形象;和台中佛教蓮社李炳南居士等人類似,他們並不希望僧侶走向社會,而是留在山中寺院自修自了,也就是所謂的「為僧只宜山中住,人間社會不相宜」。
其實,佛法要在大眾中求,連佛陀都說他在眾中;僧團就是一個「眾」,要在眾中才能成佛,離開了群眾哪裡有佛呢?所以後來我到宜蘭主持宜蘭念佛會,為了讓道場裡不是只有幾位老公公、老婆婆在那裡專修念佛,因此我成立了弘法團、學生會、文藝班、歌詠隊等。
當時我引導青年人唱佛歌,宜蘭中學的楊勇溥老師對我的幫助最大。我寫好歌詞,他為我譜曲,如〈西方〉、〈鐘聲〉、〈弘法者之歌〉等,就是在那時候完成的。
他除了譜曲以外,也教唱,而我則只是替來唱歌的年輕學生們搬凳子、張羅歌譜罷了。那時候因為生活窮困,我對楊勇溥老師,幾乎是連倒一杯茶請他喝都很為難。所以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中要推展佛法,只有靠著青年人對唱歌的愛好了。
當時我甚至於在念佛共修結束後,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為圓滿。在台北的朱鏡宙居士聽到這種情況,深不以為然,認為我敗壞佛教,對我滿懷瞋心,甚至要把我除之而後快,這也可見朱居士信佛的性情之剛烈了。但是每當有人告訴我這許多有關朱居士的看法時,我一點兒都不介意。事實上,我和他在台北會面的時候,他並沒有對我表示不滿、反對,我們還是客客氣氣地對待彼此,更是經常天南地北地談話。
朱居士創辦的台灣印經處,我也是他們的重要主顧之一,無論我行腳到哪裡、弘法到哪裡,都會介紹大家向台灣印經處請購佛書。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廣告,也沒有傳真,更沒有網路,一切的東西要推行,只有靠口耳相傳。
為了台灣印經處,我特地在宜蘭念佛會設立一個分處,擺放一個櫥櫃,裡面專門陳列台灣印經處印行的書籍。所有書籍,都是我揹回宜蘭的;因為不值幾個錢,所以我就拜託當地的一位老尼師,我說:「妙觀師,請你代為看管這個櫥櫃,如果有人買書,賣了的錢就是你的。」
多少年間,從我這個櫥櫃裡賣出的書,全部所得都是交給她,我從來沒有拿過一毛錢。現在想想,我這個人還真奇妙,我自己不也沒有錢嗎?為什麼賣了書的錢不要?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由於自己不貪。
後來我在台北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還是專門流通佛教文化書籍為主;台灣印經處的書,當然也是我服務、推介的重要對象。這一切的一切,朱鏡宙居士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替他工作的周春熙應該非常了解,因為我向台灣印經處,一百本、兩百本地訂購,都是周春熙居士為我包裝的。
過去朱居士在世時,我們無暇談論於此,今天為文至此,不禁要和朱居士報告一聲:你我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是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
朱居士在中青年的時代辦過許多雜誌、報紙,在文化宣揚上有許多的貢獻。來台後,他已經逐漸進入中老年時代,這時他轉而弘揚佛法,態度非常認真。
據聞他曾在廈門大學擔任過教授,但是他的浙江口音實在不敢恭維,比蔣介石先生的浙江話還不容易聽得懂。另外,聽說他初到台灣時,也在觀音山閉關過,晚年時在台中正覺寺居住;他為佛教宣揚,佛教也照顧了他,這應該是信者、受者,各有所得吧!
蔡念生
居士弘揚佛法,除了上述三位以外,其實有佛緣的居士,可以說比僧侶更多,就如我接觸的國大代表蔡念生居士,也是其中之一。
蔡念生居士,安東省人,一九○三年出生,他是安東省的國大代表,在我認識蔡念生老居士時,他就一直投稿給《人生》雜誌,而且是長期不斷,也不計稿酬。
我曾經到他府上拜訪過,見他在炎熱的夏天裡,穿了一件無袖背心,滿身大汗地伏案疾書。他在佛法的研究上,下過很深的功夫,著述也多有見解。他的著作《鳥獸春秋》上、下冊,就是由我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所出版。「鳥獸春秋」這個書名是我替他取的,奇怪的是,那時候沒有人買這本書;現在想起來,這本書實在是不錯,不知為何會如此?
其實,當時他是為了幫我的忙,因為他看到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想要出書,但卻沒有書可以出版;為了捧我的場,所以索性就把《鳥獸春秋》這本書交給我出版了。
我和他來往的機會很多,他實在是一位恂恂儒士,為人正直,對我們青年僧侶尤其愛護、尊敬,所以今日回憶起他的道貌形態,還是非常感念,永銘於心。
記得當時初來台灣的國大代表,都很貧窮,大概是因為那個時候才剛選過總統就撤退到台灣來,而國大代表要靠開會才有收入,沒有開會,恐怕連吃老本都很困難。
蔡念生居士塊頭很大,講話非常豪爽,一有所論議,總是滔滔不絕。他自己寫作之外,也很關心佛教文化,他曾經和趙恆惕、鍾伯毅、屈映光等許多黨國元老,發起影印《中華大藏經》。
我也參加過他們幾次召開的大藏經會議,覺得蔡念生居士其人有一股傻勁,那時《中華大藏經》的發起人雖多,但是對於印行大藏經,蔡居士有一股捨我其誰的勇氣。
可惜《中華大藏經》只是影印本,並未予以整理。但是蔡念生居士確實為歷代所有的藏經版本,都做過一番審查,並且出版了一本《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工程非常浩大。
儘管《中華大藏經》的印行,只是保有前人的智慧,並沒有增加新意,但畢竟那時候宣傳大藏經最方便的方法,就只有影印,況且幾年才出版一本,可見其經費困難。
後來佛光山發起編纂《佛光大藏經》時,我把它分為十六類,其中最困難的五類,現在已經出版了,其他也即將完稿。若能再假以二、三年的時間,集合四十年的歲月,總能完成《佛光大藏經》的出版。
佛光山編纂的《佛光大藏經》,是經過重新標點、分段、考證、校勘、編訂、排版後,再加以印行出版。這一切工程都由佛光山的比丘尼主其事,先後有慈怡、慈嘉、慈惠、慈容、依淳、依空等人負責編修,希望能在二○一五年,把這一套《佛光大藏經》全藏出版。
我覺得,蔡念生居士的《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將來與《佛光大藏經》相互參考,必定有其意義。
蔡念生居士又名蔡運辰,「念生」是他的號。他為《中華大藏經》擔任總編輯,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歲月,在沒有薪俸、沒有人鼓勵的情況下,不分春夏秋冬、寒暑歲月,在斗室裡埋頭苦幹;只要一有多餘的時間,便為《人生》雜誌和《菩提樹》做長期撰述。有人說他國學淵博、佛學深厚,信有然也!
蔡念生居士十六歲便參加秀才考試,那時他和老師同赴考場參加考試。放榜之後,他是第二名,而他的老師是第五名。其實主考官本來是要把他列為榜首,只是從他的字跡上看去,應該是個年輕人,擔心他從此驕傲,所以就把他改列為第二。但是從這一次考試之後,他也就有了「神童」的稱號。
另外,他十八歲的時候,出生地鳳凰城的縣長沈觀澄,要修《鳳城縣誌》,便邀請他和他的老師同來擔任編輯,兩人花了兩年的時間,編成了四大冊,出版後叫做《鳳城縣誌》,直到現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都還保留了一部。
蔡念生居士二十歲的時候就步入了仕途,在奉天省(今遼寧省)分別擔任了科長、秘書及省府秘書長。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為日本人預先埋藏的炸彈給炸死,當時蔡念生就在同一列火車上,也被炸傷了。
一九四九年,蔡念生居士全家一起來台,住在台中市。由於當時台灣光復不久,各地寺廟都保有日本佛教遺風,加上他很排斥日本佛教的作風,為了消除這些陋習,便在《人生》、《覺世》、《菩提樹》等佛教刊物上撰寫文章,弘揚大乘佛教。
蔡念生居士是個懷抱理想、堅持信念的人,在莫德慧出任考試院院長時,請他當秘書長,他卻怎麼都不肯答應,一心一意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