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8 - A Monastic's Faith 2 《百年佛緣8－僧信篇2》
The Contribution of Elderly Lay People 長者居士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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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居士們的貢獻佛教有四眾弟子，所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女居士），這四眾弟子在佛教裡，尤其是對今日台灣的佛教，可以說都有莫大的貢獻，這也足以證明：四眾同心協力，佛教才能普遍十方。
早在民國初年，大陸的一些佛教居士，如楊仁山、歐陽竟無、唐大圓、韓清淨、黃智海、章太炎等，有不少都是一代大儒；由於年代關係，我和他們沒有來往過。但是在台灣，倒有一些有佛緣的在家居士，我和他們也曾結過一些法緣，今僅憑回憶，略述如下。
李炳南
首先要介紹的是李炳南居士。李炳南（下稱炳老）名豔，字炳南，號雪廬，山東濟南人，一八九○年出生。一九三七年起，即一直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的主任秘書之職，也就是孔子奉祀官孔德成先生的秘書長。
過去孔子奉祀官是政府一個特任官的職位，炳老擔任孔德成先生的秘書多年，直到九十歲才請辭退休，所以他曾自嘲為「中華民國最老的公務員」。事實上，早在一九二○年他就當過大陸莒縣的典獄長；一九四九年來台以後，先後擔任中興大學、東海大學、中國醫藥學院教授，在台灣數十年都居住在台中，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世壽九十七歲。
由於炳老早年皈依印光大師，一生致力於弘揚淨土，他在台中創建佛教蓮社，領導念佛；光復後的台灣，最初念佛風氣之盛，絕大部分與炳老提倡淨土有關。
炳老在一九五○年，與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張松柏等人籌組、成立台中佛教蓮社，每個星期定期念佛，每次集會都有數百人，一直維持至今不輟。
說到當年的台中佛教蓮社，真是猶如古代慧遠大師的東林寺，他們念佛共修，成就道業者眾，在《念佛感應往生記》中，記載了不少念佛感應的事蹟，如李清源、林清江等居士往生淨土，都有明證。甚至該書作者林看治居士，本身也如願往生西方，火化後得數百顆舍利子（見《念佛感應見聞記》）。他們都是佛教蓮社的居士，能夠修行有成，真可謂「古有慧遠，今有雪廬」。
一九五五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大藏經活動，我與南亭老法師組織「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當我們巡迴到台中時，也承佛教蓮社大力支持。炳老不但對國學、淨土的義理多有發揮，據說他對佛學的表解就有數千則，雅俗皆懂。尤其《十四講表》，在大專學生裡流傳甚廣。
因為炳老對儒學、佛學都有精湛的研究，常以學人自居，與他來往的居士，如周邦道、蔡念生、周宣德、董正之等，都成為他的崇拜者。後來炳老也收皈依弟子，他們都自稱是李老師的學生，不稱師父。
他的學生很多，在當時的台中佛教，炳老堪稱為王；其時能在台中與之分庭抗禮的，就屬聖印法師了，所以我也曾讚歎聖印法師了不起，他在台中建設慈明寺與萬佛山，與炳老一僧一俗，都為台中佛教寫下一時之盛。
一九七○年，炳老創辦《明倫》月刊，炳老尤其重視佛教弘法檀講師（居士）的培訓，他於一九七四年在美國船王沈家楨居士資助下，創辦「內典班」（內典研究班），目的就是為了培育弘法人才。其門下弟子如朱斐、鄧慧心、許炎墩等，都是佛教蓮社的重要幹部，在他們協助帶動下，一時念佛蔚為台灣的風氣。當時鄧慧心居士因聽從炳老的意思，與朱斐居士結婚，其對炳老的崇拜，可見一斑。
炳老精通世學、佛學，基本上是儒佛兼弘，但實際上是儒為體，佛為用。他也曾專習醫學，人又慈悲、熱忱，所以在度眾上真是得心應手。在初期台灣的經濟不怎麼發達時，他就如慈濟一樣，到處救濟，曾經獲得海內外信徒贊助，創立菩提醫院、慈光圖書館、樂隊、口琴隊、文藝班等，熔新舊於一爐，引導青年，避開僧團，以老師之稱，收徒納眾，有別於佛教僧團，也為佛教開闢出另一番天地。
炳老對於淨土的信心絲毫不能動搖，印順法師曾著有《淨土新論》，內容對於西方淨土稍有批評，炳老就在台中倡導焚毀《淨土新論》，鬧成很大的風波。不過印順法師做人也很隨和，他知道自己初到台灣，不願意和龐大的居士集團對立，所以在菲律賓弘法時，向菲律賓的信徒募集淨財，捐獻給炳老興建「太虛紀念館」，於一九六五年動工，樓上供奉釋迦牟尼佛像及太虛大師畫像，作為大殿及講堂，提供病人及老人作早晚課誦之用，樓下則為辦公之用。
炳老在《菩提樹》雜誌上刊登佛學問答，數百期從未間斷，編有《佛學問答類編》上、中、下篇。其在初期為佛教徒解除疑難上，很有貢獻。
對於炳老，信仰他的人認為他一心弘揚淨土，難能可貴；批評他的人認為他過於執著。佛法不是只有淨土一宗，除淨土之外，還有很多法門，他不應該獨尊淨土，排斥其他宗派，只是專弘淨土。
不過炳老的淨土這一系，至今在台灣佛教還是繼續發揮力量，所以對於台灣念佛法門的推動，他有一定的功勞。而在台灣的居士集團，以信仰為中心的，也只有炳老這一支了。一些居士都稱炳老為恩師，實際上以他九十多歲的高齡，德高望重，也有這個條件，堪稱一代宗師。
可惜生前沒有重視傳人，所以炳老一去，台中佛教蓮社失去領導，幸好《菩提樹》雜誌有朱斐，瑞成書局有許炎墩，菩提醫院及菩提救濟院有于凌波繼承遺志；另有王炯如在《菩提樹》雜誌連載佛教漫畫等，都為炳老的佛教事業延續於一時。
只是這許多人也垂垂老矣，其中于凌波居士業已往生，其在二○○四年編纂的《現代佛教人物辭典》，由佛光文化公司出版。書中對炳老的一生有詳盡的介紹，當可告慰炳老，並供後人緬懷。
周宣德（周子慎）
對台灣佛教比較有廣泛貢獻，甚至比李炳南居士更具有影響力的，應該要算周宣德居士了。
周宣德又名叫周子慎，江西南昌人，一八九九年出生。一九四六年受政府派遣，來到台灣接收台灣糖業公司，後奉命擔任台中后里月眉糖廠廠長。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台灣糖業公司擔任人事室主任。
據說他最初是信仰耶穌教，在和楊秀鶴女士做過數次辯論之後，終於改信佛教。他對台灣佛教影響最大的，就是我請他參與佛教青年運動；因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所以在一九五三、五四年的時候，就想發起青年信佛運動。後來有了一個機緣，知道台灣大學等多所學校的青年，如王尚義、吳怡、張尚德等人，願意來參與佛教的集會，於是我把二十餘位青年約在善導寺見面。
會中，這些青年朋友們說，現在要叫青年人走進大雄寶殿，可能不容易，應該先有一些方便，來接引青年人親近佛教，例如郊遊等。確實，那個時候佛教沒有活動，郊遊、參觀寺院倒是一個好辦法。於是我們約好，第一次的集會活動，定在四月的某一個星期天，地點在中和鄉圓通寺，人數以八十人為限。因為那時候連坐個大巴士、遊覽車的錢都負擔不起，所以只有叫學生們前往圓通寺，大家在那裡見面。
會議商量過後，悟一法師就語帶警告地對我說：「你下次不要再把這許多青年人帶到善導寺來，為了這許多青年人，就要花去多少費用，這我們可負擔不起啊！」我一聽，心裡一急，想到：這怎麼辦啊？我在台北沒有一個落腳處，總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會面啊！
既然善導寺不准，就表示佛化青年的因緣還沒有成熟。不過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前來參與的周宣德先生還在善導寺院子裡，尚未離開。我一個小跑步上前，說道：「周居士，禮拜天在中和圓通寺和青年的會見，由於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恐怕不能參加，拜託你去領導他們好嗎？」
周居士一聽，非常歡喜，滿口應承，他說：「沒問題，沒問題！」接著我說：「總要買一點香蕉、糖果帶去，當成點心，以增加郊遊的樂趣！」周宣德當然也知道我很為難，立刻又承諾：「這個沒有問題、這個沒有問題！」周居士的慨然允諾，讓我如逢大赦，覺得這一切都太美好了，真有得救之感。後來周宣德先生也就因此一手接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
周宣德實在是一位很熱情、很發心的居士，他在各大學都成立了佛學社團，如台灣大學的晨曦學社、師範大學的中道學社、政治大學的東方文化研究社、中興大學的智海學社等。
他不但成立社團，提升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氣，而且透過南亭法師的介紹，認識了旅居加拿大的僑領詹勵吾先生；由於詹先生的發心，將位於台北重慶南路一段精華地帶的一棟四層樓房出售，並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大專學生獎學金。所以一時之間，全台灣各個大專學校紛紛以學佛，乃至能獲得這個鼓勵為榮。
詹勵吾先生，又名詹昱齋，一九○四年出生，安徽婺源人。詹先生對於台灣教育的熱忱，對青年學佛的貢獻，居功甚偉。他多次把私產變賣，除了做獎學金以外，又成立「慧炬學社」，作為獎勵大專青年長期活動的一個機構，並且印製書籍，分送給大專青年。如過去李恆鉞居士的《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尢智表先生的《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王小徐先生的《佛學與科學之比較研究》等，印行了不止數十萬冊，分送給青年閱讀。
詹勵吾先生對大專學生的所有捐款，全都委託周宣德居士在台北主其事。他們之間的交流經常是靠書信往來，十多年間從未曾謀面；但我有機會旅行到加拿大，倒是和詹勵吾先生有過一面之緣。
他曾經想把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邊，一百七十英畝的土地，捐獻出來作為世界弘法中心。可是那時候我很年輕，一來不會英文，二者覺得加拿大稍嫌過遠，所以也就不敢承當了。後來聽聞他有意請聖嚴法師前往主其事，為此我還特地去找台北的張少齊居士，那時候他是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長，我請求張少齊居士把這一個基金會讓給聖嚴法師，我想他當能向世界推展佛教。
後來加拿大的世界弘法中心雖然沒有辦理成功，不過聖嚴法師在台灣的法鼓山，倒是辦得轟轟烈烈。這也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緣中緣。
周宣德居士和僧團很少接觸，基本上他對佛教的僧團並沒有太多的重視。不過，那時候台灣熱心的居士們，如李炳南居士等，他們倒是經常召開會議，共商佛教的未來。
一九六七年，我在高雄縣大樹鄉創辦佛光山。到了一九六九年，因為已經有了簡陋的教室，我就想舉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但其時大專青年活動的這一區塊，好像全由周宣德包辦了，能獲得他的同意，得以舉辦活動來接引青年學佛的，就只有台中的明倫學社和蓮因寺的齋戒會。
不過，當時我在佛光山開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時，也邀約了周宣德前來擔任講師；他念及我過去和他共度青年的因緣，毫不遲疑地答應全力幫助我。加上這時我也有救國團給我很多的因緣，所以後來佛光山和大專青年，也就因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周宣德居士熱心佛教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對公家職務的用心，我知道那時他是台糖公司的人事主任，實際上我看他都在佛門裡舉辦一些青年活動。例如我為了大藏經的發行，在做環島宣傳時，有一次，我人在斗六，他特地開了一節火車，把我們青年弘法團的數十人，帶到彰化溪州的台糖總公司去宣講佛教。
周宣德居士是一個充滿活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擔當、負責的人。晚年長居美國，仍傾全力設立了南加州慧炬社。現在國內的大專青年活動，要找一個像他這般熱忱、發心的人，實在不容易。不過，台灣的教育生態也一直在改變，現在台灣佛教也有一些是出身於過去大專青年佛學社團的人才，目前分布在國內外，可以說也替佛教增加了光彩。
佛光山開山初期，也承蒙周宣德居士的不棄，多次來山關懷大專青年的運動。總說當時台灣青年學佛的系統，一是周宣德的慧炬學社，二是佛光山的大專佛學夏令營，三是在台中蓮社設立的明倫社，四是蓮因寺的齋戒會。但是現在還在繼續不斷努力的，有佛光山的青年團，包含了百個大學以上的數千個團員，並且每年舉辦多次的活動。
在佛光山的台北道場，有專設的青年團辦公室，其活動的範圍已不局限於學校的青年，逐漸地也往上拓展到社會的青年，甚至往下扎根於高中生。乃至和國際佛光會舉辦的人間佛教讀書會合作，並與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團，都經常互相交流。
例如，二○○一年青年團在馬來西亞的綠野仙蹤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八千人的世界青年活動；二○○五年參加聯合國NGO組織友善大使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青年會議」。甚至由青年團的青年所譜曲的Harmonize（和諧）一曲，也承蒙聯合國認定，作為聯合國倡導、推展的音樂。二○○九年，青年團更於日內瓦聯合國會議廳出席「國際青年參與聯合國事務入門」圓桌會議。近年來甚至遠至巴西、印度、菲律賓等國家做「公益旅行」，為當地的兒童、老人服務。
不過，現在我們要虔誠祝福周宣德居士、詹勵吾居士，希望他們在天之靈，還是要繼續幫助台灣佛教青年的發展；因為佛教唯有重視青年，才會有未來的希望。
朱鏡宙
論及台灣百年佛緣，對台灣佛教有重大貢獻的，除了上述李炳南、周宣德兩人之外，再有應該就是朱鏡宙居士了。
朱鏡宙居士，浙江樂清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八五年去世，享壽九十六歲。因為鄉居靠近浙江雁蕩山，所以又稱「雁蕩老人」。
綜觀朱鏡宙居士的一生，曾做過財政廳廳長、稅務局局長、軍需處處長，以及從事新聞編輯、總編輯、主筆多年。他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的第三位女兒就是嫁給他。
我想他一生最大的事蹟，第一就是做了蔣介石的基本幹部。他二十四歲加入國民黨，在大陸期間，一直受蔣介石的調遣，也算是忠黨愛國之士。來到台灣之後，又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第二，他曾受大總統徐世昌資助三千銀元，周遊東南亞各國，進行考察，開闊視野。所以，後來他在川康藏各地管理稅務、財務，對國家深有貢獻。
朱鏡宙居士身材不高，也不胖，但是精神活力高人一等。因為信仰佛教，所以初到台灣時，看到台灣佛教幾乎是一片文化沙漠，便創建台灣印經會，發心印行經書流通。
在那個時候，佛教書籍可謂一書難求，但是台灣印經處大量地供應，幾乎只夠回收成本，泰半是以贈送為多。當時印經事務乃由他的得力助手周春熙居士主其事，每個月都有多種經書出版。我們在各地講經時，沒有經本根據，都會向台灣印經處請購，有的一本五毛錢，也有的一本一塊錢。所以在流通法寶方面，他和香港佛經流通處的嚴寬祜，同樣都是讓法寶重光、法音宣流的模範，可以說功德無量。
朱鏡宙居士的信佛因緣，有一說是因為見到太虛大師，太虛大師送給他一本《金剛經》，他讀了忍不住痛哭流涕，深受感動而皈依佛教。
又有一說，他曾經在夜間走路時，看見一位女子在前面行走，起初不以為意，後來發現她竟只有半身飄浮於空中，一時大為吃驚，嚇出一身冷汗。為此，他感到世道奇妙，對於人間「靈」的世界有一份好奇，因而皈信佛教，希望進一步探討。
我和朱居士是在台北結緣的，我們經常在善導寺見面。但是我發覺朱居士看我們似乎不太順眼，好像一直很想對我們有所教訓、開示，只是他也摸不清我們的底牌。既然大家在善導寺的大雄寶殿裡見了面，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有時也是各說各話。
據我的觀察，朱鏡宙居士是屬於傳統佛教的一派，他的觀念裡，認為出家人還是應該保留「苦行僧」的形象；和台中佛教蓮社李炳南居士等人類似，他們並不希望僧侶走向社會，而是留在山中寺院自修自了，也就是所謂的「為僧只宜山中住，人間社會不相宜」。
其實，佛法要在大眾中求，連佛陀都說他在眾中；僧團就是一個「眾」，要在眾中才能成佛，離開了群眾哪裡有佛呢？所以後來我到宜蘭主持宜蘭念佛會，為了讓道場裡不是只有幾位老公公、老婆婆在那裡專修念佛，因此我成立了弘法團、學生會、文藝班、歌詠隊等。
當時我引導青年人唱佛歌，宜蘭中學的楊勇溥老師對我的幫助最大。我寫好歌詞，他為我譜曲，如〈西方〉、〈鐘聲〉、〈弘法者之歌〉等，就是在那時候完成的。
他除了譜曲以外，也教唱，而我則只是替來唱歌的年輕學生們搬凳子、張羅歌譜罷了。那時候因為生活窮困，我對楊勇溥老師，幾乎是連倒一杯茶請他喝都很為難。所以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中要推展佛法，只有靠著青年人對唱歌的愛好了。
當時我甚至於在念佛共修結束後，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為圓滿。在台北的朱鏡宙居士聽到這種情況，深不以為然，認為我敗壞佛教，對我滿懷瞋心，甚至要把我除之而後快，這也可見朱居士信佛的性情之剛烈了。但是每當有人告訴我這許多有關朱居士的看法時，我一點兒都不介意。事實上，我和他在台北會面的時候，他並沒有對我表示不滿、反對，我們還是客客氣氣地對待彼此，更是經常天南地北地談話。
朱居士創辦的台灣印經處，我也是他們的重要主顧之一，無論我行腳到哪裡、弘法到哪裡，都會介紹大家向台灣印經處請購佛書。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廣告，也沒有傳真，更沒有網路，一切的東西要推行，只有靠口耳相傳。
為了台灣印經處，我特地在宜蘭念佛會設立一個分處，擺放一個櫥櫃，裡面專門陳列台灣印經處印行的書籍。所有書籍，都是我揹回宜蘭的；因為不值幾個錢，所以我就拜託當地的一位老尼師，我說：「妙觀師，請你代為看管這個櫥櫃，如果有人買書，賣了的錢就是你的。」
多少年間，從我這個櫥櫃裡賣出的書，全部所得都是交給她，我從來沒有拿過一毛錢。現在想想，我這個人還真奇妙，我自己不也沒有錢嗎？為什麼賣了書的錢不要？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由於自己不貪。
後來我在台北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還是專門流通佛教文化書籍為主；台灣印經處的書，當然也是我服務、推介的重要對象。這一切的一切，朱鏡宙居士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替他工作的周春熙應該非常了解，因為我向台灣印經處，一百本、兩百本地訂購，都是周春熙居士為我包裝的。
過去朱居士在世時，我們無暇談論於此，今天為文至此，不禁要和朱居士報告一聲：你我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是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
朱居士在中青年的時代辦過許多雜誌、報紙，在文化宣揚上有許多的貢獻。來台後，他已經逐漸進入中老年時代，這時他轉而弘揚佛法，態度非常認真。
據聞他曾在廈門大學擔任過教授，但是他的浙江口音實在不敢恭維，比蔣介石先生的浙江話還不容易聽得懂。另外，聽說他初到台灣時，也在觀音山閉關過，晚年時在台中正覺寺居住；他為佛教宣揚，佛教也照顧了他，這應該是信者、受者，各有所得吧！
蔡念生
居士弘揚佛法，除了上述三位以外，其實有佛緣的居士，可以說比僧侶更多，就如我接觸的國大代表蔡念生居士，也是其中之一。
蔡念生居士，安東省人，一九○三年出生，他是安東省的國大代表，在我認識蔡念生老居士時，他就一直投稿給《人生》雜誌，而且是長期不斷，也不計稿酬。
我曾經到他府上拜訪過，見他在炎熱的夏天裡，穿了一件無袖背心，滿身大汗地伏案疾書。他在佛法的研究上，下過很深的功夫，著述也多有見解。他的著作《鳥獸春秋》上、下冊，就是由我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所出版。「鳥獸春秋」這個書名是我替他取的，奇怪的是，那時候沒有人買這本書；現在想起來，這本書實在是不錯，不知為何會如此？
其實，當時他是為了幫我的忙，因為他看到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想要出書，但卻沒有書可以出版；為了捧我的場，所以索性就把《鳥獸春秋》這本書交給我出版了。
我和他來往的機會很多，他實在是一位恂恂儒士，為人正直，對我們青年僧侶尤其愛護、尊敬，所以今日回憶起他的道貌形態，還是非常感念，永銘於心。
記得當時初來台灣的國大代表，都很貧窮，大概是因為那個時候才剛選過總統就撤退到台灣來，而國大代表要靠開會才有收入，沒有開會，恐怕連吃老本都很困難。
蔡念生居士塊頭很大，講話非常豪爽，一有所論議，總是滔滔不絕。他自己寫作之外，也很關心佛教文化，他曾經和趙恆惕、鍾伯毅、屈映光等許多黨國元老，發起影印《中華大藏經》。
我也參加過他們幾次召開的大藏經會議，覺得蔡念生居士其人有一股傻勁，那時《中華大藏經》的發起人雖多，但是對於印行大藏經，蔡居士有一股捨我其誰的勇氣。
可惜《中華大藏經》只是影印本，並未予以整理。但是蔡念生居士確實為歷代所有的藏經版本，都做過一番審查，並且出版了一本《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工程非常浩大。
儘管《中華大藏經》的印行，只是保有前人的智慧，並沒有增加新意，但畢竟那時候宣傳大藏經最方便的方法，就只有影印，況且幾年才出版一本，可見其經費困難。
後來佛光山發起編纂《佛光大藏經》時，我把它分為十六類，其中最困難的五類，現在已經出版了，其他也即將完稿。若能再假以二、三年的時間，集合四十年的歲月，總能完成《佛光大藏經》的出版。
佛光山編纂的《佛光大藏經》，是經過重新標點、分段、考證、校勘、編訂、排版後，再加以印行出版。這一切工程都由佛光山的比丘尼主其事，先後有慈怡、慈嘉、慈惠、慈容、依淳、依空等人負責編修，希望能在二○一五年，把這一套《佛光大藏經》全藏出版。
我覺得，蔡念生居士的《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將來與《佛光大藏經》相互參考，必定有其意義。
蔡念生居士又名蔡運辰，「念生」是他的號。他為《中華大藏經》擔任總編輯，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歲月，在沒有薪俸、沒有人鼓勵的情況下，不分春夏秋冬、寒暑歲月，在斗室裡埋頭苦幹；只要一有多餘的時間，便為《人生》雜誌和《菩提樹》做長期撰述。有人說他國學淵博、佛學深厚，信有然也！
蔡念生居士十六歲便參加秀才考試，那時他和老師同赴考場參加考試。放榜之後，他是第二名，而他的老師是第五名。其實主考官本來是要把他列為榜首，只是從他的字跡上看去，應該是個年輕人，擔心他從此驕傲，所以就把他改列為第二。但是從這一次考試之後，他也就有了「神童」的稱號。
另外，他十八歲的時候，出生地鳳凰城的縣長沈觀澄，要修《鳳城縣誌》，便邀請他和他的老師同來擔任編輯，兩人花了兩年的時間，編成了四大冊，出版後叫做《鳳城縣誌》，直到現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都還保留了一部。
蔡念生居士二十歲的時候就步入了仕途，在奉天省（今遼寧省）分別擔任了科長、秘書及省府秘書長。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為日本人預先埋藏的炸彈給炸死，當時蔡念生就在同一列火車上，也被炸傷了。
一九四九年，蔡念生居士全家一起來台，住在台中市。由於當時台灣光復不久，各地寺廟都保有日本佛教遺風，加上他很排斥日本佛教的作風，為了消除這些陋習，便在《人生》、《覺世》、《菩提樹》等佛教刊物上撰寫文章，弘揚大乘佛教。
蔡念生居士是個懷抱理想、堅持信念的人，在莫德慧出任考試院院長時，請他當秘書長，他卻怎麼都不肯答應，一心一意只想印行大藏經，也不是為了錢。可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