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4 - Disciples 《佛教叢書4－弟子》
4. Japan - Indian Philosophy Founding Scholar Takakusu Junjiro 肆、日本 ■印度哲學開拓者高楠順次郎
Click on any word to see more details.
肆、日本 ■印度哲學開拓者高楠順次郎在《雪頂‧高楠順次郎之研究》一書中，記述著高楠一生對教育與文化的不朽貢獻。其中大正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至昭和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一)約二十年間，他傾全力於《奧義書》、《大正新修大藏經》、《南傳大藏經》等三大叢書之編纂，因而造就不少碩學人才，並帶動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風氣，奠定日本佛教研究之基礎。歐美學者歎譽高楠為漢譯佛典權威，並對其博學與謙和十分景仰。
出類拔萃 領導天賦
高楠順次郎(西元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幼名梅太郎，號篝村、雪頂、小林洵，原姓澤井，也叫澤井洵。慶應二年出生於廣島縣御調郡八幡村素封家，為澤井觀三的長男，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高楠十四歲小學畢業，入三原的樓南舍學習漢文，成績斐然，翌年即擔任小學教師。
當時由於受到西洋文化風潮影響，言論自由、民權思想日漸抬頭，基督教、天主教也漸漸取代傳統的佛教，一般人對西洋新文化寄予無限希望。為免佛教衰微，高楠在校期間，便與友人花井卓藏共創政治研究社團「龍山會」；十六歲時，更延攬大木箕山、沖加都等人，設立國學研究團「起風館」；十八歲，創立「佛教會」，並舉辦演講會，針對排佛人士予以駁斥，鞏固佛教在日本宗教界的地位。這一連串多彩多姿的社會運動，顯示高楠對民主政治及佛教的熱衷參與。
除此之外，他在教學方式上，亦採取西式教法，實施新學制，以促進教育的發展。明治十八年(西元一八八五)，京都西本願寺真宗學專門教育，改採新式教育方式，開設普通教校(龍谷大學前身)，為僧俗一體的高等教育機構，重視英語教育，聘請外籍教師授課，並設有步兵操練科目，每日於本願寺廣場舉行軍事訓練，起床、食事、就寢，皆以喇叭作號令，可謂極富紀律的教育方式。明治二十年，高楠聯合校內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學生，掀起肅正風氣運動，號稱「反省會」，提倡禁酒，推行道德運動。是年八月，進一步發行《反省會雜誌》，以小林洵的筆名嶄露頭角，前後近十餘年。該雜誌的出版，成為禁酒進德的社會啟蒙運動，最盛時期會員高達三萬人，遍布全國各階層，明治二十六年改名為《反省雜誌》，三十二年再度更名為《中央公論》，迄今仍在日本發行。
高楠又曾與日野義淵等人，共同策畫成立「歐米佛教通信社」，介紹海外佛教新知，並在京都成立「海外宣教會」，發行英文佛教雜誌。自負笈京都過教校生活以來，高楠的領導能力及推行社會運動的天賦，可謂展露無遺。
留學歐洲 造詣深厚
高楠(原名澤井洵)十二歲時，有一實業家名叫高楠孫三郎，屬真宗高田派，膝下僅有一獨生女，欲招贅澤井洵以傳遞香火，但由於澤井洵是長男，幾次交涉不成，最後高楠孫三郎以支付其赴歐洲留學費用為條件，才達成協議。澤井洵因此改姓高楠，洵是順的發音，加上幼名梅太郎，今成為養子而改稱次郎，全名為高楠順次郎。自此以後，順次郎的留學因緣可說青雲萬里。
明治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三月，高楠由神戶出發，隻身遠赴英國留學。
高楠留學的目的在學習西方民主政治及現代經濟，因此抵英之後，即持南條文雄介紹函，拜會牛津大學穆勒教授。
穆勒一見面便問道：「你為興趣而來？抑為賺錢而來？」高楠以前者回答。
「既然如此，研究印度學是絕好的學問，但須先修梵文、巴利文。」這一句話改變了高楠的求學方向，隨即拜穆勒的高足－－衛登魯尼斯(WINTERNITZ)為指導教授，從此專研印度學。
明治二十七年，高楠自牛津大學畢業，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就福特學習西藏文、蒙古文、烏拉爾阿爾泰語及其文明史；同時至基爾大學，從歐爾登堡和伊森兩位教授學習吠陀文學、奧義書等哲學文獻。明治二十九年，高楠轉入來比錫大學研究印歐語言學、哲學史以及政治、地理；高楠亦曾遊學法國，訪謁法國佛教學者萊維教授等，並參與法文佛教辭典《法寶義林》的編輯。次年，再度返回牛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是年三十二歲。
高楠留學歐洲七年，可說已將印度學徹底融會貫通，於是決定辭歸返國。
貢獻所學 培育英才
高楠返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兩年後晉升為教授，翌年受頒文學博士學位。高楠在此期間完成《觀無量壽經》的英譯，以及承繼笠原研壽的遺業，完成《南海寄歸內法傳》的英譯、註釋，其後又將《世親傳》譯成英文，並從事有部諸論及《金七十論》的研究等，歐洲學術界予以極高的評價，推崇高楠為漢文佛典研究的權威，然而在當時並未受到日本學術界的重視。後來由上田博士識其才華，從中斡旋，推舉他為語言學教授。
明治三十四年(西元一九○一)，東大新設梵語學講座，高楠擔任首任教授達二十七年，他以該學科為中心，發展日本印度學、佛教學的研究。高楠同時在東大教授巴利語，著有巴利語佛教文學講本，內附有日文、英文註解，啟發了當時日本學術界研究巴利文的風潮。木村泰賢曾讚譽高楠為「印度哲學的開拓者，以及佛教研究的更新者。」今日日本學術界的成就，可溯源於當時奠定的基礎。
明治三十七年九月，高楠教授哲學的方式是從印度最古時代的哲學教起，此與佛教的傳統教學大異其趣。他運用印度一般哲學為內容，以嶄新的方法論，融和日本傳統的佛教研究法，開創新的佛教學。大正元年(西元一九一二)，高楠以其優異的表現，被選為帝國學士院會員。大正三年，進一步將其授課的內容，與木村泰賢的著作，合訂成《印度哲學宗教史》一書，刊行於世。
日本自大正初期以來，由於基督教風習熾盛，基督教的女子教育隨之興盛，反而是佛教於此愈趨衰微、消極。高楠有鑒於此，於大正十三年，發表佛教主義女子大學創設計畫，並於昭和二年(西元一九二七)，覓得本願寺內賑災救護院址，創立武藏野女子學院，擔任院長，同年四月設立「佛教女子青年會」。高楠認為以女子教育來開發母性，與佛教的慈悲理念相通，對國家社會的進步有實質的意義，其用心的真切，為當時社會所罕見。
昭和三十三年，高楠兼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校長，開設泰米爾文、馬來文等課程。高楠研究佛教的方式，約可歸納為三點：一、藉由梵語及吠陀文學之研究，追溯佛紀前思想與佛教的關係；二、研究巴利語原典，並對漢譯經典作深入探討，以佛陀為中心，從事原始佛教、根本佛教、小乘佛教之研究；三、將過去俱舍、唯識等大乘佛典與梵文原典比對，或與巴利語之阿毗達磨藏、印度六派哲學思想等有關部分，一併比照參考。在當時的日本佛教界，此三方法可謂非常新穎特出。
在此研究中，他發現藏經中仍存有《善見律》的古代巴利律藏的註釋，此一發現，推翻了歷來學者所認為漢譯佛典只有梵文無巴利文的觀念，他提出漢譯佛典與巴利文原典完全相同的對照實證，贏得了歐美學者同聲讚歎。
高楠一方面將歐洲的印度學、佛教學中的語言學、文獻學方法導入日本佛教界，注入新生命，培養了更多的研究學者；另一方面使歐洲的印度學、佛教學的研究，擁有日本傳統佛教的理念，並提供漢譯文獻資料，以利眾多學者研究。
刊行藏經 創世偉業
大正九年(西元一九二○)，高楠受「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松宮春一郎的邀請，與門下弟子二十多人共同翻譯《奧義書》全集。《奧義書》為古印度哲學的代表，年代可溯源至西元前一五○○年，為婆羅門教吠陀哲學的註釋書，自古被視為天啟文學，為後世印度哲學、宗教思想的典據。此書各卷末並由執筆者附加解題，使其更具有研究價值，這在世界奧義書翻譯史上可謂創新。
大正年間，由於當時的漢譯大藏經為《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縮刷大藏經)，一般學生不易取得。加上高楠利用暑期至京都、奈良一帶調查古寺院的建築、法物時，痛心於歷來藏經卷帙繁重，脫訛遺誤，因此高楠與干瀉龍祥、渡邊雄等人提議編纂大藏經。
大正十二年，成立「大正一切經刊行會」，高楠與渡邊海旭共任都監，總攬事業的經營、研究、編輯工作，參與的成員除了二人的門下學生，亦動員各宗派大學研究員。昭和九年(西元一九三四)完成《大正新修大藏經》，全一百冊，正篇以經、律、論及中國撰述為主，並有韓國歷代大德的著述，續篇則以日本著作為主，別卷以圖像為主。內容彙集古來漢文藏經的大成，及敦煌或古逸於各寺院的版本，分類合理，且有不同版本作校勘，術語部分附註梵文、巴利文，以資參照。全書計有三千部、一萬二千餘卷，所收異本最多，可謂漢譯佛典的薈萃。
為了廣為推行，編纂藏經的同時，高楠發行《現代佛教雜誌》，說明藏經的可讀性及其特色。此外，更成立「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全力於發行藏經事業。
大正藏發行後兩年，於昭和十一年至十六年間，高楠又進行《南傳大藏經》的翻譯，將巴利聖典協會出版的巴利三藏譯成日文，出版刊行，總計六十五卷，其中尚包含若干藏外的注釋書、史傳書等，提供學界研究。同年，並舉辦「南傳佛教公開講座」，並發刊雜誌。因為所有譯稿都經過高楠過目，並作潤筆、訂正、統一的工作，故此藏經題為「高楠博士功績紀念會纂譯」，以銘其貢獻。
曠世偉業 不朽功績
昭和二十年(西元一九四五)，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兩個月，高楠因避戰禍，以八十高齡，病歿於靜崗縣玉穗樂山莊，諡號宏學院釋順成。他一生經歷明治、大正、昭和三朝，這是近代日本最艱辛的成長期，二次世界大戰炮火未歇，即與世長辭。
高楠著有《釋尊傳》、《初期佛教年代學》、《高楠順次郎全集》十二卷等行世。其一生貢獻不僅嘉惠日本，甚至澤被後世的國際佛教界，至今仍為人傳頌不已。
如需引用文章，請註明出處。 本網站由 佛光山資訊中心 協助製作Copyright © 著作權 佛光山 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Dictionary loading status: not loa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