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1 India - Chapter 9: The Magnificence of Buddhis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第一篇 印度篇 第九章 西域佛教的光輝
Click on any word to see more details.
第一篇 印度篇 第九章 西域佛教的光輝近百餘年來，由於東西方的考古學者不斷在新疆及中亞一帶從事探險，先後在新疆境內發掘許多文物古蹟以及西域古代語文，如龜茲語、于闐語、吐貨羅語、粟特語等所寫的佛典斷片。一八九○年，英國鮑爾(Bower)在庫車附近發現梵文寫經，經英國學者霍寧(R.Hoennle)考證，斷定是第四世紀及五世紀的梵文《孔雀王咒經》的古寫本，這是西域古代語發現最早的佛教經典。
一八九二年，法國格林勒(F.Grenard)在新疆和闐發現梵文《法句經》的斷簡，至少是第二世紀的寫本，比鮑爾所得更古遠。一九九○年，敦煌藏書大批古寫本、卷子、版本、印本流入西歐，幾乎震盪了整個西方世界。
自古以來，我國佛教高僧活躍於西域廣大地區，一方面吸收西陲各民族佛教活動的精華，一方面傳播中原的華夏文化，因此，才能導致四方的歸化，促進民族、宗教不斷的融和與交流，在宗教史、文化史上來說，貢獻極為重大。
◆佛教東傳的河西走廊
佛教創立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主要流行於恆河中上游一帶。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期，佛教開始向印度各地及世界各國傳播，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向北傳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並越過蔥嶺，傳入我國西北地區，最後傳入中原內地。在佛教傳入我國的過程中，漢朝對西域地方的開闢與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
一、西域的範疇
歷史上所指的西域，並沒有一定的範圍，而且西域各國的名稱也隨時代變遷而經常改變。佛教史上的西域，是指印度佛教興起之後，由陸路東傳中國所經的地區，大致上包括西元前三世紀大月氏統領下的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份、迦濕彌羅、今旁遮普一部份、安息國勢力範圍下的波斯北部、康居國勢力範圍下的底栗弋(Sagdiana)等地。
西域各國中與佛教較有關係的是，蔥嶺以西的月氏(今俄屬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亞南部)、犍陀羅(今阿富汗之干達馬克)、迦濕彌羅(罽賓，北印度喀什米爾)；蔥嶺以東的龜茲(今庫車)、疏勒(喀什噶爾)、高昌(今吐魯番)等國。各國之中，以犍陀羅與迦濕彌羅兩國最重要。
二、漢朝與西域交通
漢朝時，西域三十六國長期處在匈奴的勢力範圍下，漢武帝想聯合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於是在建元三年(西元前一三八年)派遣張騫出使大月氏。張騫被派出使，越過河西走廊不久，即被匈奴俘虜。後來伺機向西逃到大月氏，希望遊說大月氏聯合對抗匈奴，但事與願違，而逃回漢朝。張騫出使時，一行一百多人，十二年後回到長安，只剩下張騫和他匈奴籍的僕人。
雖然張騫沒有達成出使的目的，但他發現中亞各國和南亞印度的地理位置、歷史源流與各地物產等，為中國人打開了廣大的新視野，他的貢獻只有以後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可以媲美。張騫在大月氏遊說時，曾到過大夏(巴克特里亞)，發現當地居然有成都出產的布匹，和四川境內出產的竹子。經大夏人告知，才曉得是從身毒(印度)買來的。於是張騫回國後向漢武帝建議，如果從四川成都出發，就可避免匈奴阻撓或扣留的危險，因而有漢朝對西南夷的開拓。
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漢武帝為了想聯合烏孫來夾擊匈奴，再度派遣張騫率三百人出使。張騫停留一年多，又失望而歸。但在這次的出使中，張騫曾派遣部屬分別前往康居、大夏(阿富汗一帶)、安息(伊朗)、身毒、于闐等國，宣揚中國的聲威，另一方面，張騫還邀請烏孫國派遣大使跟他同行，到中國訪問。自此，漢朝跟西域各國正式往來。此後，漢武帝為了征服匈奴，在河西走廊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便進一步聯絡西域各國，擴大在這個地區的政治勢力。漢武帝又出兵樓蘭、姑師(車師，吐魯番盆地)兩國，並且降伏了大宛，掠得汗血寶馬三千多匹。西域各國震攝於漢朝的軍威，紛紛派遣使者前來朝貢。此後，漢在輪台、渠梨兩地置兵屯田，以供應來往使者。宣帝時置西域都護，將西域諸國納入管轄之下；元帝時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
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漢朝先進的冶煉生產技術、絲綢等物品和科學文化，透過這兩條主要幹道傳到蔥嶺以西，直到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具有偉大的貢獻。西方的物產，如家畜、苜蓿、葡萄、胡桃等植物，也陸續傳到中國。這個溝通中西聯繫的道路，就是世界文化史上名聞遐邇的「絲綢之路」。就在東西方經濟、文化廣泛交流的過程中，佛教從印度向西北，越過蔥嶺，傳入了中國。
三、阿育王傳教至西域
在西元前三世紀(西元前二七三～二三二)時，阿育王統一全印度，並以佛法治國，派遣佈教師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圍的國家傳教。其中，摩訶勒棄多前往印度西北的希臘殖民地臾那國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闡提則在犍陀羅、迦濕彌羅等地佈教。所以，在阿育王時期，佛教在中亞地區傳播的道路已被打通，接著在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紀，高昌將佛教奉為國教，這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時期。
四、希臘遺民傳承佛教信仰
西元前二世紀，原本受希臘人統治的大夏，侵入西北印度，占領喀布爾流域、巴基斯坦西部一帶地方，佛經上稱為舍竭國。二世紀中葉，大月氏從東方征服大夏，一些希臘式的城市也同時被併吞，因此，大月氏的佛教主要傳承自印度西北地區和大夏。在漢譯《那先比丘經》，即巴利文的《彌蘭陀王問經》中，記載大夏國王彌蘭陀向罽賓的高僧那先比丘請益有關精神與身體、善惡果報、生死輪迴等一系列問題，雙方在幾番精彩的佛法問答、辯論之後，彌蘭陀國王皈依了佛教。
五、部派佛教的傳入
西元前一世紀以後，佛教發展屬於部派佛教時期，由上座部和大眾部分出十八部和二十部之多；與西元一世紀初興起的大乘佛教相對稱，部派佛教被視為小乘佛教。因此，這個時期從印度本土傳到印度周圍各國的，都屬於小乘佛教。其中，從印度西北地區迦濕彌羅和犍陀羅傳到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亞地區的，則以說一切有部為主。最初的佛教經典不用文字記載，全靠口耳相傳，直到西元前一世紀以後，才逐漸利用樺樹皮與貝葉為書寫材料，形成使用文字書寫的佛教經典。
◆西域各國的佛教
一、大月氏
先秦時代，我國北方有熱河與察哈爾的東胡，綏遠的匈奴，甘肅、寧夏的月氏等三大外族分據。在漢文帝時，大月氏被匈奴打敗，向西潛逃，不久，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後來分裂為五部，以貴霜部最強大，西元一世紀上半葉，建立貴霜王朝，攻佔整個印度西北地區。迦膩色迦王以後，貴霜王朝統領了印度恆河及印度河流域，幅員之大，西起鹹海，東到蔥嶺，成為擁有中亞廣大領土的大帝國。這個時期開始，大月氏從遊牧社會轉型為農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臘和印度文化。
西元前二世紀時，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國，早已流行佛教。因此可以推知，大月氏最慢在西元前一世紀也開始有了佛教信仰。據《三國志‧魏志》所載，漢哀帝時，佛教傳入我國，就是透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經的。
西元一世紀，大月氏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是一位大力護持佛教的君主。他常在公務之暇研習佛經，每日請一位高僧入宮說法。由於各部派所講的佛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國王就下令召集各方僧侶，在迦濕彌羅舉行第四次經典結集，由說一切有部的著名論師脅尊者主持，集成《大毘婆沙論》一書。在這次的結集中，說一切有部最佔優勢，但正量部和大眾部等也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大夏原本是希臘的殖民地，受希臘藝術影響最深。勢力逐漸強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後，也隨之受到希臘藝術的薰陶。迦膩色迦王時，大月氏的藝術一方面伴隨佛教文化東越蔥嶺，傳入中國；另一方面則南向印度犍陀羅地區發展，產生印度與希臘融和特色的藝術，稱為犍陀羅藝術，這在東方藝術發展史上，是個極為重大的變化。在出土的一枚當代錢幣上，刻有穿著希臘服飾的佛陀像，周圍用希臘字母拼成「佛」字，清楚顯現了犍陀羅藝術的風格。另外，在西域庫車南方石洞的壁畫及佛像也明顯帶有犍陀羅風格，中國境內雲岡、龍門、敦煌等地的石刻與壁畫也同樣受到犍陀羅藝術的影響。
犍陀羅國貴霜王朝疆域的中心，剛好是橫貫中亞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漢朝與西域各國之間，不僅有政治往來，而且還有經濟、文化的交流。在歐亞各國進行的通商貿易中，我國的絲綢、漆器、鐵器，印度的珠寶、香料，埃及和西亞的玻璃，都必須通過貴霜王朝的核心地帶。而印度佛教也是以大月氏作為中印交通的媒介，最早向中國傳入。東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時，漢使在大月氏遇到攝摩騰和竺法蘭等人，他們便是從大月氏來到中國的第一批高僧；在東漢桓帝、三國時期，從大月氏東來的支婁迦讖及支謙，則是最早在中國傳譯大乘經典的高僧。另外如西晉的竺法護，他生於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當時人稱他為敦煌菩薩，又稱為月氏菩薩。據高僧傳記載，竺法護曾在晉武帝時，前往蔥嶺以西求取大乘經典，當時大月氏勢力還未衰頹，他所譯的經典大部分得自月氏國。其他如有支法度、支施崙、曇摩難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門，也都是大月氏人。
大月氏以方等教為中心，由東來的譯經師所譯出的大乘經典，包括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大部；原始經典如《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經，也完備無缺。依據當時大月氏流行經典的漢譯情形，即可推知當時大月氏佛教的狀況。在當時漢譯經典中，以大乘經典居多，尤其以寶積部、大集部為第一，其次為方等部，再其次是華嚴部。
二、安息
安息國位於波斯(今伊朗)，在大月氏的西部，西洋史上稱為Parthia。都城在今天的但干(Damghan)一帶。由於是阿爾薩克斯王(Arsakes)在西元前二五○年左右所建，所以也稱作阿爾薩克斯王朝，「安息」是它的音譯名稱。王朝最盛時，從印度河畔到美索不達米亞，都是安息國的領土。後來因為和古羅馬帝國發生戰爭，加上內亂頻仍，就在西元二二六年被波斯帝國薩珊王朝所滅。但是部分的安息人往東竄逃，移居到阿姆河以東之地，歷史上仍稱它為安息，只是國力已大不如前，一直到隋朝之時才完全滅絕。
安息國的地理位置，正好位在東西貿易交通的要道，與我國絲織品的貿易非常頻繁。中國所產的絹布繒綵，一向受到歐洲人，尤其是羅馬人所珍愛，但中國的絹綢要輸入歐洲，必須經過印度和安息，由於安息人想要壟斷東方貿易，經常從中阻撓，爭端不斷。除了貿易之外，安息也是四方國情交換的要衝，這是因為安息人常常行商於四方，自然見聞廣博，漸漸的，安息就成為思想及文化交流的媒介。
安息國本來流行祆教，但因領土深入印度西北，和印度內地有密切的經濟往來，大約在大月氏貴霜王朝建立時，安息國人也開始信仰佛教。安息國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教義。在安息領土的遺址，就是現在的阿富汗西部，靠近古印度犍陀羅的地區，曾經發現西元一、二世紀的佛塔遺址，足見當時佛教弘傳的事實。
在東漢末年來到中國，並對中國佛教有巨大貢獻的安世高，就是一位安息王子。之後，也是安息人的安玄，曾在漢靈帝時，來到洛陽譯經。安息被薩珊王朝滅亡後，當地恢復流行祆教，佛教在安息失去維護，這時大約是中國的魏晉之際，不少安息的高僧大德來到中國，如曹魏時的曇無諦，西晉時的安法欽、安法賢等，相繼來華譯經。所譯出的經典，包括大小乘經典，廣涉經、律、論三藏。由此可知，在東漢、三國之際，安息國所流行的經典，應該兼含大小乘經典，大乘經中，以方等部為主，華嚴部次之，這是因為安息佛教原本就與大月氏屬同一系統。
移居到阿姆河之後的安息國，不知何時才恢復佛教信仰的，但從《續高僧傳》卷十一可以推知，約在西元五世紀末，安息已經再度復興佛教了。高僧傳所記載的嘉祥大師，也就是三論宗集大成的吉藏，在梁武帝太清三年(五四九)生於金陵，他的祖父是安息人，因避仇來到中國，世代都是佛教徒。根據這個記載，吉藏的祖父還居留在安息國時，應當是在五世紀末葉，因而可以確知當時的安息國已經恢復佛教信仰。
三、康居
在安息西北方、大月氏北方的國家是康居。康居與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遊牧民族。自錫爾河下游，至吉爾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帶。
康居人擅長經商，常常到各地去進行貿易，往返於中亞全境，因此康居也成為中亞各國交換國情及傳播文化的媒介站。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大夏時，康居還是一個弱小之國，經常派遣質子來華，並且經常貢獻禮品。
佛教是在何時傳入康居的，目前並沒有文獻資料可供研判，不過可以確定，在西元二世紀時，佛教已經非常盛行。從東漢末年到東晉之際，康居已經有不少的譯經僧來到漢土，例如康巨、康孟詳、康僧鎧、康僧會等沙門；他們當中，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有的是祖先為康居人。由於康居國與大月氏、安息國，都屬於中亞地區民族，因此由康居國傳入中國的佛教，多半都是方等部、寶積部等的大乘經典，原始佛教經典方面則為阿含部。大致而言，康居國所流行的經典，與大月氏是大同小異的。
四、敦煌
敦煌，又作燉煌、埻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漢代以來，此地就是我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要衝，聚集各種民族，文化風俗複雜，佛教早已在此傳播，高僧輩出，譯經僧歷來也是不計其數。例如被當代人稱為「敦煌菩薩」的竺法護，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東晉的單道開、竺曇猷，南朝蕭齊的法穎、超辯，北魏的道韶，隋代的慧遠等。又北涼曇無讖曾在此地譯出《菩薩戒本》及《大般涅槃經》(北本)的後六品；劉宋時，曇摩蜜多也在此廣開田畝，營建精舍，大力弘法。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貢獻，在於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由於西域地帶一出敦煌即為大漠，生死莫卜，商賈旅人往往祈佛庇佑，佛教因此從敦煌一帶發展起來，這也是敦煌佛教藝術發達的原因。
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沙門樂僔雲遊四野，來到敦煌時，已是夜晚時分，想找個地方棲宿。突然發現三危山金光燦爛，像是千佛躍動。樂僔感動之餘，發願鑿窟造像，使它成為真正的聖地，這是敦煌第一個石窟的營建。其後歷代增鑿營造，逐漸成為千餘洞窟的大石窟群。如沙門法良、東陽王、唐代李廣等，都相次鐫鑿，或營造洞窟，或雕琢佛龕，或修葺樓閣，或描造壁畫等，石窟群範圍包括安西縣附近的榆林窟與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
一般稱敦煌的千佛洞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是位於鳴沙山東麓的石窟群，又稱莫高窟、千佛巖、雷音寺。經近代探險家發掘，清理查覈，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洞內的壁畫計有四萬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餘尊。開鑿的洞窟，最大的高達四十公尺，小的高不及一公尺。洞內造像均為泥質彩繪，有單身也有群像，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小的不過十公釐，多彩多姿，神態各異。壁畫的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主要是常見於龜茲石窟的本生、因緣故事和彌勒像。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樸拙，面相肢體豐腴，神態恬靜淡然，也與龜茲壁畫無異。菩薩造像的衣冠服飾，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風尚，北魏晚期則轉變為清秀飄逸的形像。壁畫上不僅表現佛教思想，並反映我國古代狩獵、耕作、紡織、交通、建築、藝術、婚喪嫁娶等現象，藝術成就極高。
西千佛洞開鑿在黨河崖壁的北側，北朝晚期開始興建，以後歷代都有興修。現存洞窟十九個，自西向東排列，窟頂是平坦的戈壁灘。安西榆林窟位於甘肅省安西縣南約七十公里處，開鑿於隋唐以前，現存洞窟四十一個，其中有一個洞窟繪有唐僧西行取經彩畫，是極為珍貴的文物資料。
各洞窟的形式，從早期附有修行小龕的型式漸轉變為中央塔式、中心柱式、中央佛壇式等。隋唐以後，因為適應大幅經變的構圖，中央後方為莊嚴肅穆的佛壇，四壁均繪滿金碧輝煌的壁畫，與現今佛寺內的殿堂型態已漸相近。
因為敦煌地處玉門礫岩帶，地質雖不易自然崩壞，但也不宜雕刻，而我國古代的藝術巧匠融合周、漢的壁畫技術與傳統泥塑及夾紵塑法，形成風格特殊的「繪塑合一」的綜合藝術。各洞窟中塑造佛像為主，天花藻井及四壁則繪滿五彩繽紛的繪畫，繪畫作為塑像的延續，兩者相互輝映，不僅使敦煌藝術大放異彩，對日後寺院壁畫與塑造藝術也有倡導之功。
由於敦煌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因而石窟藝術中反映了傳統藝術與外來藝術相結合的特徵。明代以後，由於航海發達，絲路驟衰，敦煌石窟遂鮮為世人所知。清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一說二十五年)，王圓籙道士無意間發現了藏經洞，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寶庫，敦煌之名始為世人所知。藏經洞內藏有從五世紀初晉代到十一世紀初宋代諸朝的經卷、文書、帛畫、織繡、銅像等文物六萬餘件。經卷中除了佛經以外，另有道教經典，所使用的文字，除漢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闐文、回紇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寫本占六分之一。此一發現，震驚國際，西方探險家陸續前來探查攫取。
首先到達敦煌者，為俄國的地質學者奧布傑夫(VladimiyAfanasevichObruchev,一八六三～一九五六)，他所竊走的古抄本與佛畫，今存於列寧格勒的埃密達吉博物館。光緒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A.Stein)也聞風而至。那時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亞探險，他賄通王道士，私啟石室，擇其精要，廉價換取二百餘包的古本經典與畫像，計有古寫經約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數，運回倫敦。
次年，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Pelliot,一八七八－一九四五)也到這裏，自行選取五千餘卷寫本，並勘查諸洞，對無法搬運的壁畫，則選其精品加以攝影、編號而攜返。在歸途中滯留北平，將所得的卷帙一部向我國學人展示，至此我國政府方知悉內情，速將王道士判以盜賣國寶的罪名，並收拾殘餘經卷，僅得八千餘卷而已，今藏於北京圖書館。期間，尚有美國華爾納、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等人，或黏揭、切割壁畫，或竊取經卷寫本，或盜運塑像，或收購流落民間者。迄今，敦煌石室藏書及壁畫多流入法、英、日、印、俄、美、德等國博物館中。
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寶物加以整理研究。一九五○年，中共將該機構改稱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後又擴大為敦煌研究院，以期對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像這種對敦煌文物的自然、地理、社會、經濟、歷史、宗教、文學、美術等的綜合研究，或狹義對敦煌文獻如藏書卷子的整理、解釋、研究，就通稱為「敦煌學」，在近代國際學術界蔚然成風，成為一門獨立的顯學。
近人據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彙集成書者，有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古佚書、敦煌寶藏等，都是前所未見的秘笈。載錄群籍而成目錄者，有由史坦因蒐集的「漢文寫本目錄」(一九五七)、「西藏文寫本目錄」(一九六二)，伯希和蒐集的「西藏文寫本目錄」(一九五○～一九六一)、「漢文寫本目錄」(一九七○)，王重民所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一九六二)，由蘇俄蒐集的「漢文寫本目錄」(一九六三～一九六七)、日本龍谷大學的「龍大所藏敦煌古寫經現存目錄」(一九五八)，大谷大學的「大谷大學所藏敦煌古寫經」(一九六四～一九七二)等。
近年蘇俄公布所藏卷子目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中國與日本少數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凡此種種敦煌文獻的發現，無不具珍貴的學術價值，是治中古學術史及佛教史學的重要資料。
五、龜茲
在蔥嶺以東的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各有一系列沙漠綠洲接連起來的通道，是溝通東西方關係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輸入中國的主要路線。北道以龜茲為中心，南道以于闐為中心。
龜茲，梵語Kucina，就是現在的庫車(Kucha)，位於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國史書稱它為龜茲，佛經中則有丘茲、歸茲、屈支、屈茨、邱茲、拘夷、曲先、苦叉等諸多的名稱。龜茲居民多屬於雅利安人種，王室以「白」為名，勢力強大，文化進步。唐朝置龜茲為都督府，安西都護也曾駐治於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躍於中國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該國出身的。
據推斷，佛教傳入龜茲，最晚應該在西元一世紀時；到三世紀時，當地佛教已隆盛到極點。由於漢唐以來，龜茲、于闐等國已經成為中印交通的要衝，因此很多佛教經典都是先傳到龜茲、于闐等地，然後再傳入我國。如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原本就有類似龜茲語的傳本。因此也可以說，魏晉以前的龜茲，不但是東西文化融和交會的樞紐，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經典的寶庫。
由於魏晉南北朝以前，龜茲是佛典的傳播中心，很多佛經由龜茲傳入我國，或由龜茲沙門直接參與漢譯工作。如曹魏時，龜茲王子帛延參與支施崙譯出《首楞嚴經》；又如西晉時，竺法護手執胡經，口宣《正法華經》，就有龜茲居士帛元信參校；僧純曾經從龜茲的佛圖舌彌之處獲得戒本，從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確信戒法是如來所制，經過傳譯後，漢土戒法也就從此開始盛行。佛圖舌彌在龜茲的佛教地位極高，是東晉時(西元四世紀)來到我國的小乘佛教論師。自西元三世紀中葉以來，龜茲的佛教高僧大德前來我國傳譯經典的，包括有僧侶、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還親自攜帶佛典到敦煌一帶，他們傳教的熱忱，由此可以想見，也可以推知早在西元二世紀中葉，龜茲佛教就已經非常興隆了。五世紀初，鳩摩羅什來到長安，廣譯經論，除了《法華》、《般若》、《彌陀》等大乘經典外，更有系統地譯出龍樹中觀學派的論書。他的譯筆生動簡潔，曉暢易解，不拘泥於一辭一義的生澀僵化，被譽為我國的四大譯經家之一，對佛法在我國的發展，影響極為重大。
鳩摩羅什還沒有來到漢土以前，住在龜茲的王新寺，諸王常跪蹲左右，恭聽他說法，可知當時龜茲佛教的興隆氣象。另一方面，龜茲佛教所以能盛行於上流社會，主要原因是高僧碩德輩出，並受到國王保護。鳩摩羅什早年在罽賓及沙勒國遊學，潛心研究大乘教義，後來在溫宿國說服一切神辯外道，聲望更隆。龜茲國王白純親自前往溫宿，將他迎請回國，並為他鑄造了金剛座、師子座，上以錦褥舖飾，恭請羅什昇座說法。影響所及，社會民眾崇法敬僧風氣普遍，發願出家修道者日增。
龜茲原屬小乘佛教，後來因大乘論師鳩摩羅什出世，論戰小乘教派的佛圖舌彌，大乘佛教才漸漸抬頭；但鳩摩羅什前來我國以後，龜茲的大乘佛教聲勢漸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順勢成長。唐朝玄奘大師西行印度之際，龜茲雖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區，但是全國上下對於大乘僧侶仍是崇敬備至。玄奘大師初抵龜茲時，國王親率群臣及僧侶大德數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宮，恭敬供養，臨別之時，還贈與駝馬和腳夫。
唐朝之時，龜茲佛教的伽藍規模宏大，裝飾華麗，各寺僧眾極多。到八世紀末葉，龜茲佛教還很活躍，佛教學術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後的二百多年，龜茲就進入了黑暗時代，在十世紀左右以後，淪為土耳其的領地，龜茲的名稱從此不見於史書，而佛教也隨之消聲匿跡。
整體而言，龜茲雖盛行小乘佛教，但東來的三藏譯經師所譯出的經典，包括了大乘與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該國也弘傳大乘教法。近年來，考古學者曾發掘出許多龜茲語經典及古代遺物。一八九○年，英籍鮑爾上尉在這裡發現貝葉形樺皮的梵文經典的古寫本。隨後，日本、蘇俄、德國等各國學者也多次發現，所出土的龜茲語佛典斷片有《大般涅槃經》、《法句經》、《古城比喻經》、《悲華經》、《十誦比丘戒本》等。
六、于闐
于闐，梵語Ku-stana。又譯作于填、于遁、于殿、谿丹。位於我國新疆西部，就是今天的和闐(Khotan)。西元三世紀前後，稱為瞿薩旦那，意譯作地乳，印度人則稱之為屈丹。于闐自古是印度、波斯、中國之間必經的貿易途徑，也是東西文化往來的要道。
據《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載，于闐國王自稱是毘沙門天(四天王之一)的後代。關於于闐國的建立，有一段傳說：相傳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陷害，雙目被人挖出，阿育王遷怒於身邊的大臣，就把他們全族驅逐到雪山以北。這些人在于闐西邊自行推舉酋長，尊立為王，與東邊族人形成對立的局面。後來東西雙方發生戰爭，東方取勝，為了收攏西方的民眾，就在于闐地方建國。然而因為國王年老無子，擔心斷絕後嗣，就向毘沙門天的神像祈禱，結果，神像額頭裂開，現出一個嬰兒，並且在神像前的地面上湧出乳汁，哺育嬰兒，因此于闐國王自稱是毘沙門天的後代，並以瞿薩旦那為國號。
在七世紀玄奘西行時，于闐國已大半是沙磧，但是，氣候和暢，盛產寶玉及多種礦、植物，人民的性情也溫恭有禮而崇尚佛法。另外，還有不少關於于闐國建國的傳說，例如《于闐國懸記》所記載：早在迦葉佛之時，佛法就盛行於此地。後來人民漸漸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諸龍大怒，把全國各地化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來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聞天使湖水枯竭，佛陀入滅後，稱呼這裏為Liyul，並預言未來這裡將會陸續建設城市。
阿育王的時代，曾經派遣九位佈教師中的末闡提前往迦濕彌羅傳布佛教；西元前二年，大月氏國王也派遣使者伊存來到我國傳揚佛教。于闐因為接近東北印度，又是當時西域交通與文化的中心地，因此可以推定，在西元前，佛教已傳入于闐。
根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載，北魏使者宋雲曾在于闐聽到這樣的傳說：于闐國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後來，有個商人帶領一位比丘毘廬旃前來，對國王說：「今天有一位異國沙門來到城南杏樹下，願王能信受供養。」國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