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2 China - Chapter 11: Graceful Tang and Song Buddhist Men of Letters 第二篇 中國篇 第十一章 唐宋佛教文人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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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篇 第十一章 唐宋佛教文人的風采隨著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僧眾與文人名士交往更加頻繁,再加上寺院講經的普及,佛教對中國文學也產生無比的影響力,魏晉以來,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戲曲,都呈現出與先秦、兩漢文學不同的風貌,佛教經典的文體或佛教的精神思想,都灌注到文學的內涵中。因此,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體裁等,使其形式和內容均產生重大的變化。在形式上,佛教對於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講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產生直接的作用;在內容上,一是佛教苦空無常的人生觀、廣闊變動的宇宙觀,為文人開拓了新境界。所以唐代以來的一些文學作品,偏重宣揚隱惡揚善、因果報應的佛教思想。二是佛教無量無邊的時空觀,如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三十三天,或無邊無際等新天地,推動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
中國文學家有的皈依佛教,有的對佛教抱著深刻的關懷,例如晉代孫綽,梁代劉勰,北齊顏之推,唐代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蘇軾、黃庭堅,明代宋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以說是個中的代表人物。
唐宋時期文學創作的貢獻,堪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所以本章特別列舉幾位唐宋的知名文人,描述他們畢生最精彩的生命風華,和佛教結下的殊勝因緣,為中國文學開闢了一處別有洞天的廣大領域,他們猶如深山大海中的寶礦奇珍,為中國佛教留下許多不朽詩篇,為佛教文學開出一朵爍古耀今的奇葩。
◆詩佛王維
以禪入詩,為唐詩注入特有禪趣的王維(七○一-七六一,一作六九八-七五九),出生時,他的母親夢見維摩詰進入室中,故取字號「摩詰」。開元九年(七二一),舉中進士。張九齡為宰相時,擢升他為右拾遺,不久轉任監察御史;一直到他辭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書右丞,當時的人尊稱他為「王右丞」。歸隱後,時常與高僧共遊,又和處士裴迪等日談經典,興趣濃厚,不覺疲乏。曾經皈依荷澤神會禪師,從之參禪。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畫家、書法家,兼通音樂。當時有被推崇的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而王維則被稱為「詩佛」,三人在盛唐詩壇上多有建樹,可說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維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於道光法師。他一生習禪,與南、北二系的禪師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禪學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澤一系禪學思想的影響。他的母親崔氏曾「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大照禪師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維並寫有〈為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謁璇上人并序〉、〈過福禪師蘭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號,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於神秀門下,福禪師就是受神秀親傳,與普寂同門的義福或惠福,可見王維與北宗禪師有密切的接觸交往。
王維與南宗的關係更為深厚,他除了皈依慧能大師的弟子神會外,還受神會之託,撰著〈能禪師碑〉,這是最早撰述南宗創始人思想的文獻資料。他經常向神會請教佛法,他的許多詩作更常常「遙契南宗」,說明王維深受慧能、神會禪學思想的影響。另外,王維在〈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中寫到「滇陽有曹溪學者,為我謝之」,曹溪是慧能的傳法處,曹溪學者是指南宗禪師,由此可知,他與南宗禪師交往的頻繁密切。
王維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維摩詰居士,尤其《維摩詰經》的「淨名杜口,文殊絕名」的「不二法門」,對禪宗影響很大。所以王維推崇禪宗與推崇維摩詰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維對於淨土宗的信仰,也傾心歸向,他在〈西方淨土變盡贊并序〉中說:「願以西方為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王維常去聽法的香積寺,就是淨土宗寺院。他還與傳揚密宗的溫古和尚交往頗深。這一切都說明了王維對於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獵很廣。
在安史之亂時,王維被安祿山拘留在洛陽,並被迫擔任官職,待動亂平息,朝廷以附賊之罪要將他下獄,後來肅宗憐惜他的詩才,只貶了他的官職,讓他任「太子中允」,再經多年的升遷,才任職尚書右丞。但是經過這一次的動亂,王維自覺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綱紀紊亂,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盡繁華,回歸田園。當時他一再表示要奉佛報恩,苦行齋戒,避開紛擾人世。於是他在京師每天供養十數名僧侶,以玄談為樂。三十歲喪妻後,就不再續絃,獨自生活三十年。平日茹素,不著彩衣,居室當中,只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此外一無所有,完全過著禪僧一般的生活。每當退朝後,在淨室焚香坐禪誦經,別無餘念。又營建輞川別墅,與友人裴迪談禪賦詩,悠遊度日,以至終老。
王維不僅對佛學有深厚素養,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修行者,他把自己的生活體驗與禪宗思想相互印證後,而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他主張「自性內照」,強調以內心的自我解脫來克服現世的苦難,因為自性本自清淨,一切苦難的感受不過是自尋煩惱罷了,要做到明心見性,就要能忍。這是他對禪宗哲學的一種深刻領會。
王維是一位優秀詩人,他不僅寫過一些闡揚佛理的詩文,還把宗教思想與宗教感情化為詩思,在唐代詩壇上獨樹一格。他所作的詩文,風格淡遠,意境幽絕,王維的詩篇主要是山水詩,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居生活和佛教禪理。如《輞川集‧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他善於在詩中表現一種「空」、「寂」、「閑」的境界,正是得力於他的禪學修養的完美呈現。如〈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禪宗影響王維的詩歌創作藝術,可分為三個層次:以禪語入詩、以禪趣入詩、以禪法入詩。如〈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這是一首好詩,參入禪語,影響整體的禪趣。另有一首〈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臥歸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這是表現隨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徵,也是「禪心」的流露。
王維的詩歌受佛教影響很深,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當代詩匠,又精禪理」的讚譽,後來更有「詩佛」的美稱。他不僅能把佛教義理化為詩的語言來表現,而且能以其對佛教的認識來豐富詩的內涵。
◆為大顛禪師折服的韓愈
唐代大顛寶通禪師(七三二-八二四),廣東潮陽人,法號寶通,自號大顛和尚。據《潮州府志》記載,大曆年中,大顛禪師與藥山惟儼禪師一同在西山師事惠照禪師,受戒後,往南嶽參謁石頭希遷禪師,大悟宗旨,並得曹溪之法。唐貞元初年,入羅浮,至潮陽開闢牛巖道場,並於潮州西幽嶺下創建靈山禪院,出入有猛虎相隨,門人傳法者多達千餘人。大師駐錫潮州時,折服了一代大文豪韓退之,後來韓愈對大顛禪師問道留衣致敬,成為千古佳話,大顛禪師也因此聞名於當代與後世。
唐代有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大文豪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大半生不信佛法,反對佛教。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唐憲宗遣使率領眾僧至法門寺奉迎佛骨,次年將佛骨迎到京城長安。憲宗敕令先在宮中供養三天,再送往京城各寺院讓僧俗禮拜。這件事可說是朝野震動,王公士庶奔相走告,掀起全國上下迎佛骨的熱潮。韓愈因反對佛教,竟上書〈諫迎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官到潮州做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遇見他的姪子韓湘,引發無限的感慨,作了一首詩送給他姪兒。
該詩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
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被貶到潮州做刺史的韓愈,當時因為潮州文化未開,知識份子少,幾乎沒有可以論談的對象,而上表哀謝並祈求東封泰山的表疏也久未見回報,因此鬱鬱寡歡。閒暇無處排遣寂寞,便四處遊山玩水,以遣孤寂不得志的心情。一日,在登靈山時,偶遇大顛禪師。
大顛禪師問韓愈:「聽說使君是因直言犯上,才來此做地方官的嗎?」
韓愈答道:「是的,我本在朝做刑部侍郎,因上表諫迎佛骨,被放逐到這瘴毒疫癘之地。我自幼體弱多病,而今更是髮白齒搖,怎受得了這裡的氣候與苦毒?所以一到此地便上表請皇上東封泰山,希望早日召我回去,然而至今仍杳無音訊。唉!」
大顛禪師聽了,責問他:「我聽說為人臣者,不能擇地而安,不重名位而行其所當行。今竟遭放逐而不樂,趨時求名,實非善臣之表現。何況你敢直言犯上,是忠於君而不顧自身,心安理得,又有何怨言呢?唐室自天寶之亂,奸臣亂國,皇上討伐都來不及了,做為人臣,既不能助上戡平內亂,以安邦國,尚且起動心意,觸聖發怒,如今還要上表討封泰山之地,豈不是不識時務呢?以窮治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動天下人心而無安邦定國之志,是不知仁;強言以干上怒,遇困而悒悒孤憂,是不知義;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又說:「你既然上表諫迎佛骨,不贊成皇上信奉佛教,想必一定對佛教了解甚深,所以才不贊成。」
韓愈聽了大顛禪師一番開示,很不滿的批評:「你們佛教,口不說先王之言,而妄談輪迴生死之法;身不力行禮儀,而詐傳禍福報應之說;無君臣之義,沒有父子之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我怎能默然不語?」
韓愈口無遮攔,一派狂妄的態度,令大顛更下決心要折服他。
禪師便問韓愈:「你批評佛教如此的不合先王之道,不言仁義,無父無君之事,你是在那些佛經上看到的?」
韓愈回答:「我那有閒暇讀那些書?」
於是大顛禪師對韓愈說:「你該知道『跖狗吠堯』的故事吧!盜跖畜養一隻狗,有一天,堯經過跖的家門,那隻狗竟然向堯吠叫,這是狗不認識堯,並非堯是壞人。今天你不看佛經,不諳佛理,而肆意攻訐佛教,與跖的狗相差又有多少?」又說:「今天你貴為唐室大學子,文章自成一家,然而你的文章能比得上姚秦時代的羅什法師嗎?知往預來,能媲美晉朝的佛圖澄嗎?披剝萬象,不動其心,能如蕭梁時代的寶誌禪師嗎?」
韓愈默然良久,說:「不如。」
禪師說:「你既不如先賢,而先賢所從事者你又反對,這豈是智者所當為?今天你將自己侷限在小小形器之內,奔走於聲色利欲之間,稍有不如意,便憤懣鬱悲,如此,與蚊虻爭穢壤於積蒿之間,又有何不同?」
良久,韓愈問大顛禪師說:「禪師還有指示嗎?」
禪師說:「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再來聽聞佛法的至理吧。」
由於這一次的機鋒論辯,使得一向自視甚高的韓愈對大顛禪師的智慧由衷佩服。從此,大顛禪師便成為韓愈被貶潮州時唯一交往的高僧,因而漸漸改變他對佛教的看法。
有一天,韓愈抱著問難的心情去拜訪大顛禪師,此時,正當大顛禪師禪坐入定,不好上前問話,因此苦等了很久。侍者看出韓愈的不耐煩,於是上前拿起引磬在禪師耳邊一敲,輕聲對禪師說:「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韓愈在一旁聽了侍者的話後,立刻行禮告退,他說:「禪師門風高峻,我已由侍者得到佛法的入門。」這一次,韓愈不再請開示了。
關於韓愈與大顛禪師的因緣,在《韓子外傳》有所記載,世傳有:「一見大顛禪師後,文豪畢竟也低頭。」
宋儒也曾詠詩道: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黃山谷說:「韓愈自從見過大顛以後,他的文章出情入理,而排佛之論亦不見了。」
由此可知,大顛和尚對韓愈的影響有多麼深遠。
◆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陝西下邽(今渭南縣東北)人。儒家出身,敏悟過人。貞元十六年(八○○),中進士,元和二年(八○七),任翰林學士,後來又遷任左拾遺。他熱心世務,志在兼濟,耿直敢言,曾經因為上表諫言,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晚年以太子賓客及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官拜至刑部尚書。在洛陽時,居於龍門香山寺,與如滿禪師等結交,作詩參禪,共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他是一代詩壇宗主,以寫諷喻詩和「新樂府」知名朝野,在「新樂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上,都顯示了最優秀的成果,成為中唐詩歌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出身平民,寒窗苦讀,到了「口舌成瘡」的地步。由於親身體驗到貧窮的艱苦,從政之後,憂國憂時,一心想造福社會人群,但自江州之貶後,深知仕途艱險,於是寄情於山水詩酒之間,借曠達樂天以自遣,轉而煉丹服食,進而皈依佛教,正如他在〈贈杓直〉詩中所說:
早年以身化,直赴逍遙篇;
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
在他早歲進士及第回到洛陽時,就師事洛陽聖善寺的法凝禪師,從禪師那裡聽受了禪的心要。法凝禪師在世時,白居易便積極地求取佛教的真髓,將禪師的八言心要--「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銘記在心,此時白居易心中已經蘊釀著宗教的情操。
白氏中年親近高僧,從受淨戒,勤習禪法,他奉佛的虔篤及受佛教思想影響的深刻,可從他的遺編中看出。後來他在自撰的〈醉吟先生墓誌銘〉中記述自己生平的志行,有這樣的句子:「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他還作了一首讚佛詩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
我今盡知,無如佛者。
堂堂巍巍,天人之師,
故我禮足,讚歎皈依。
他曾經向牛頭宗的道林禪師問禪,禪師常在松樹上棲止修行,故有「鳥窠禪師」之名。
據說,有一天白居易來到樹下拜訪禪師,看到禪師端坐在搖搖欲墜的鵲窠邊上,就說:「禪師住在樹上,太危險了!」
禪師回答:「我坐在樹上一點也不危險,倒是你的處境才非常危險。」
白居易問:「何以見得?」
禪師說:「薪火相交,縱性不停,怎能說不危險?」意思是官場沈浮,勾心鬥角,危險就在眼前。
白居易似乎略有領悟,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禪師回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對這一回答頗感失望,認為這是三歲小孩也懂的道理。禪師便說:「三歲小孩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才恍然大悟,便作一偈請教禪師:「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意謂人生本身就是夢,就是幻影,無須對夢與人生橫加區別。從此,白居易對佛理完全折服,遂拜禪師為師。
對於佛教各宗,白居易採取通融態度。他曾經研習南宗禪,在洛陽時結交的惟寬禪師,在江州時結交的智常禪師,都出於馬祖道一門下,晚年結交智如、如滿二禪師也都是南宗弟子。在東林寺的經藏中,白居易披閱了慧遠大師的遺文集,並且得到了很大的啟發。所以,晚年的白居易整理自己的詩文集,捐贈給曾經結過緣的寺院,如廬山東林寺、洛陽的聖善寺等。白居易除了捐贈詩文集以外,足不出戶,一來想修心養性,同時發願以自己的文學來貢獻社會國家。
到了晚年,白居易道心更加堅固,既歸心南宗,又信仰淨土,如他重修洛陽香山寺,至心念佛,發願往生西方,不怠不墮,以迄終年。他去世後也葬在寺內,至今香山寺仍有白居易的墓。在他的〈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詩中所云:
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
生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
可見白居易的佛教思想與佛教信仰,對於他詩歌的創作影響很大。除了那些直接宣揚佛教的作品之外,他的整個創作傾向的轉變,佛法給他帶來了積極的啟發作用。
◆以佛濟儒的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是古文運動的主將,傑出的散文家與詩人,在文壇上與韓愈齊名。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東(山西)。他的父親柳鎮,歷任錄事參軍、長安主簿及殿中御史等官職,為人剛正,富有學識,所交多天下善士。母親盧氏,是一位具有文化素養的婦女。有一次,柳鎮在吳地為官,她帶著孩子在長安,家中缺少書籍,於是,她憑著記憶,為剛滿四歲的柳宗元傳授十幾篇深奧的辭賦。家庭的教養、父母的為人,對柳宗元性格的形成以及學習造就,都有深刻的影響。十三歲那年,柳宗元作了一篇向德宗道賀的奏表,這是他在中唐文壇上初露頭角。
柳宗元自幼信佛,這與他家庭環境有關。他少年時,隨父親去任職的洪州(今山西南昌),馬祖道一禪師正在那裡傳法,稱為洪州禪,受到江西觀察使李兼的禮重。李兼正是柳鎮的長官,也是後來他的夫人楊氏的外祖父。當柳宗元在長安做官時,正值德宗崇信佛教,在朝廷上講三教講論,對佛教的發展具有風吹草偃之功。柳宗元本人也與文暢、靈澈等法師有密切往還。他很讚賞東晉、劉宋以來謝安、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等人與高僧支道林、道安、慧遠大師交遊的事蹟,也稱揚社會上尊禮聖教的人。
「永貞革新」失敗,所謂「八司馬」被貶,柳宗元謫居南荒永州,當時他處在壯年時期。剛到永州時,他沒有官舍,寄居在一座古廟龍興寺,那時他已鰥居,老母盧氏年近七旬,同赴永州,僅半年就因為水土不服而病逝。柳宗元在身心上都受到嚴重摧殘,龍興寺重巽和尚是湛然的弟子,對他多所照應,兩人成為方外知交,經常共同探討佛理,因此,柳宗元為他寫了〈巽公院五首〉,其中〈淨土堂〉一首: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
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
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
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導師,超遙謝晨昏。
柳宗元描寫重巽和尚重修淨土院煥然一新的景象,表示自己領悟我空、法空、空空等三空的真理,同時肯定西方淨土。
另一首〈禪堂〉寫道: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
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這是借詩談禪,表現空有雙亡、心境一如的境界。
這段期間,他寫了不少宣揚佛教的詩文,其中包括一些釋教碑。他寫釋教碑是因為他結交的多為僧侶,在佛教界中有很高的聲望。這些碑文中,以寫慧能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鑑禪師碑〉為最重要的佛學著作。
元和四年(八○九)九月,柳宗元至永州法華寺遊覽,飽覽西山勝景的山巒秀色,寫下了〈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四篇遊記。當時住在法華寺構西亭,認識一位僧侶「覺照」,他當下就著法師的名號,寫了〈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發揮佛教義理「覺」與「照」的真義。三年後,柳宗元又遊覽袁家渴一帶,寫下〈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四篇。以上八篇遊記,就是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永州八記」。
柳宗元自認為對佛教有獨特的認識與領會,他注重佛教義理的闡揚。例如他與韓愈之間就佛教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論爭。他兩人是好朋友,對於文學觀,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文創作上互相服膺推崇,共同成為古文運動的領袖;但是,韓愈是儒學古文主義者,認為佛道橫流是綱紀紊亂的根源,要挽救世運就要承襲周孔聖人之道,因而大力辟佛。
柳宗元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士大夫,所以當晚年在永州做官,仍是兢兢業業,盡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時,也努力以佛濟儒,把佛教的觀念納入儒家的理論系統。他強調佛教的倫理觀,主張孝敬父母,並提出佛經中有《大方便佛報恩》等十篇宣揚孝道的經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學說與儒家的性善說相結合,又把儒家的禮義與佛教的戒律等同起來。在〈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柳宗元的這種思想,正是佛教思想進一步與中國儒家融和的表現。
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創作中有相當大的影響,佛教的碑文、記祠廟、贈僧侶的文章等,在他文集中佔有相當的份量,一百四十多首詩中,與僧侶贈答或宣揚禪理的就有二十首。他的釋教碑多涉及僧史、僧傳,也有不少談到佛理。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接到長安的赦令,於二月回到京城長安,但三月又被貶到更遠的柳州去作刺史。六月,抵達柳州任上,開始了解當地的民情風俗,引導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興辦學校,使當地青年獲得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