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ife With Palms Joined 3 -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One-Stroke Calligraphy 《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
Remembe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Monastery 開山記
│因緣之起，往事歷歷│
開山不易，相較於打開心門，何者為難？
從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起，佛光山開山至今已經四十五年了，我在六十年前來到台灣，如是因緣，而能和台灣乃至全世界，結下這麼多緣分。
時至今日，佛光山在人類歷史還稱不上長久，但現在很多我們的出家弟子，對於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的事，都不太清楚了。甚至有人，連去年發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對現世也不關心，沒有歷史觀、地理觀，對於社會上各種人事，諸如政治人物、教育人物、經濟人物等等，世界發生了什麼、變成什麼模樣，統統認為與自己無關，也一無所知，如此沒有人間的性格，非常可惜。
活在世間，對歷史、人間如此無知又無感，那樣活著，有什麼意義呢？
做為本山的出家弟子，對本山不能不認識，不能不瞭解。歷史是生命的延續，歷史是後世之師，歷史是生命，懂得歷史的人，才懂得人生，才有機會知道什麼是無窮的慧命。
因此，我向大家說一說開山的歷史，以及一些本山建築的因緣。我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好，若是等到以後再講，可能我也記不得了，趁現在依稀還有一點印象，把它記錄下來。
雖然這些都是往事，卻都是用生命和時間換來的；用萬千信徒的心血和金錢換來的佛光山，哪裡能輕易地說不認識、不瞭解呢？
│開山之前，南北行腳│
民國三十八年正月（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最初居住在客家人的聚落，即中壢、新竹、苗栗等地，爾後在宜蘭、台北、高雄這三個地方走動，剛到台灣，隨緣雲水，我做工、拉車、打水、搬運、看守山林。那時年輕，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不算一回事；後來開始教書，有時一天連講五、六堂課，也輕安自在。
一九五○年代，有機緣去宜蘭，一住就是多年。因為在宜蘭事情少，就偶爾為《菩提樹》、《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刊物寫文章，後來為《今日佛教》、《覺世》負責編務，也替社會上一些雜誌、報紙寫文章，心裡頭總想做一個佛教的護法、衛教的金剛。
後來則有機緣到了高雄。我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不論我走到哪裡都能安住，不論我住在哪裡都受人歡迎。我這一生也沒有說要在哪裡、不要在哪裡，過去我講佛陀，如佛光如滿禪師所說的：「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我自己也感覺到諸事流轉，自有因緣。
由於早年在宜蘭和高雄兩地都有信徒，他們不免會互相較量，看哪個地方能把師父─也就是我，留下來。宜蘭和高雄兩地人的性格，就像北極和赤道一樣強烈對比：宜蘭是冷靜的、靜悄悄、不張揚、不奉承，高雄則像太陽一般熱情奔放。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我選擇去宜蘭，為什麼？因為高雄太熱情了，不適合我們出家人。每次我到高雄，火車站都有數百人來迎接，還有樂隊的陣仗；等到我要走了，也總是幾百人來送行。當時我幾乎每個月都要來高雄講經一次，信眾這麼熱情，讓我簡直消受不了。
前一陣子，民國四十二年時高雄的信徒：慈智（陳秀足）、慈芳（孫阿幸）、慈音（楊春蓮）三個人來找我。她們談起當時在火車站，樂隊敲鑼打鼓歡迎我的場景，還存有照片為證，五十幾年前在高雄許多的照片。這些現在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
民國四十二年那段期間，我主要是在高雄成功一路建設「高雄佛教堂」，它是由台灣十大建築師之一的陳仁和先生所規畫的新式建築，要興建為佛教堂。不過那時台灣的信徒和我這個來自大陸的和尚之間，雖然彼此尊敬，但畢竟不是很瞭解。信徒雖然請我領導，甚至皈依我做師父，但基本上我不願意做住持或做當家，就只是單純弘法而已。如同我在宜蘭幾十年來，只是發心把寺廟重建了好幾次，也沒想要做住持管理它。反正出家人，一切隨緣。
後來遇到月基法師，他和我的師父志開上人同輩分，我邀請他到高雄佛教堂擔任住持，也藉此減少我在宜蘭、高雄兩地來回奔波。這已經是民國四十四、四十五年，即一九五五年左右的事了。
從那時候開始，我轉至其他地方弘法。然而，高雄的信徒一直不肯我如此雲水行走，於是他們啟建壽山寺，希望我們能再有一處講經的地方。我順應大家之請，也出了一份款項資助他們。那時我是純然為了幫助他們，並非為我自己，但是信徒們是為了師父，於是就在彼此「你為我、我為你」之中，有了高雄壽山寺。
│落腳高雄，啟建壽山寺│
建一座寺廟當然不簡單，尤其在五十年前的台灣，經濟、物質各種條件都很貧乏。興建期中，記得就在現今高雄渡船頭、中山大學那個地方，門牌是登山街四十六號，有一間小房子，裡面有一個小佛堂，我們就住在那裡。每次到高雄鹽埕區、新興區講演，慈惠法師就跟在我後面走。我們都走路前往，捨不得花錢坐公共汽車，因為資金困窘，而且當時正在建壽山寺。我們把走路當作散步，約走一個多鐘點就到了。慢慢的，在該處講經、集會成為例行的常事。
那時，高雄地方分「台南派」、「澎湖派」、「高雄派」（即高雄在地派）三大力量，我們的信徒來自各個派別，外省人則還成不了派。其中，台南派的力量很大，最具經濟基礎，當時高雄市市長陳武璋先生就屬台南派。他與台南一些信徒，承諾把壽山公園交由我管理及建寺院，政府也編列了七十萬元預算（換算成現在價值，超過新台幣七千萬元），希望我在壽山公園裡面建寺院。
「壽山公園」是現在的名字，那時叫做「高雄要塞司令部」，也就是砲台，一開始乃為防備海事戰爭而建。當時壽山公園就是要塞司令部，沒有對外開放，民眾是不能上山去的。壽山公園面積很大，應該有幾千公頃，陳市長撥出最精華、緊靠路口的二十公頃地給我；信徒立刻寫信跟我說：「師父，市政府已經要把這個土地給您建寺院，請您趕快南來。」他們滿心希望我就此待在高雄。
來了高雄以後，陳市長親自帶我到高雄壽山公園（要塞司令部）參觀。他說：「我已經跟總統講好了，把某某地方從哪裡開放，請你來辦寺院。」我說：「讓我建寺院，你還撥出錢來，那麼，這寺院該叫什麼呢？」他說：「不必建了，這上面本來就有個建築，叫『忠烈祠』啊！」
我一聽，心忽然冷下來。照他的意思是，我一個出家人，今後要住在忠烈祠裡面。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當面拒絕，就找人代為轉告市長，說我不能住忠烈祠，不如大家妥協，改作「忠烈寺」好了。後來陳市長表示，議會撥出的預算是以「忠烈祠」為名義，如果不用「祠」而改用「寺」，要拿到款項恐怕很困難。
為了此事，加上當時我對太過熱情的高雄還不太能適應，便一直推拖，軍隊也慢慢搬離了這個區域。後來因為我老是不來，議會就把要塞司令部開放，成為壽山公園。信徒很著急，跟陳市長說：「那我們的寺廟呢？」陳市長對待佛教很好，也有心，很快再批示撥發一個地方下來，他說：「要給星雲法師恢復寺廟。」
這個地方在壽山公園的入口處，原有一座「西本願寺」，是日本人蓋的寺廟，占地約二千多坪，但那時日本人已經戰敗回本國了，後來裡面成立了一個「婦女習藝所」。什麼叫「婦女習藝所」？那時台灣有養女制度，成為養女的人很多，許多養女都沒人要，成為被社會遺棄的人，有許多人流落到煙花之地。政府要救助她們，就把她們聚集在一處，在「習藝所」中練習一點技藝，可以做小工謀生，不必墜落煙花。就是這個婦女習藝所之地，陳市長批示下來，給我在此地恢復寺廟。
我看過地方之後，覺得不錯，於是向婦女習藝所所長劉保華交涉，她說：「我們願意讓給你，但是要等我們搬家。」我問：「妳要怎麼搬呢？」她說：「必須要跟政府申請預算，重建婦女習藝所，不過這要花一些時間，等我們新的習藝所建起來，就讓給你。」我手頭雖然有公文，但總不能把人家趕到路上去，日後只要詢問搬遷的狀況如何，她都回答：「搬不出去」、「找不到地方」等等之詞。
後來她找到現在高雄市議會的那塊地，位在中正路，當然很好。已經找到這麼好的地方，政府也同意給她建婦女習藝所了，她說：「土地有了，但也要有錢啊！」那時的台灣不像現在富裕，一般人沒有錢，政府也很窮，所以還要等預算編列，於是一年又一年過去。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年），做了兩任市長的陳武璋先生卸任了，改選後由陳啟川先生繼任。
陳啟川市長人很好，對佛教也很熱心，我便前去跟他談，可否請婦女習藝所儘快搬家，重建新的習藝所。不料陳啟川市長說，市政府剛剛撥了預算建體育館，沒有經費建婦女習藝所，要等到下一次才能編列預算。如是者，時間就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我自己能等，但信徒卻是等不及，後來找到壽山寺這個地方，原本有人準備要建旅館，鋼筋、水泥等施作都已經動工起來，沒想到信徒跟他們說：「你們不適合在這裡，這塊地比較適合蓋寺院。」台灣人心很好，業主聽完這番話，認為這塊基地應該啟建寺院，就準備把地賣了。信徒們立刻湊錢集資，我記得那時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他們合資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也捐了兩萬元，合起來，一共十八萬，買下了壽山寺那塊土地。
有了土地建寺廟，大家聚集共修也比較容易。尤其壽山寺的信徒，大部分是從商，集中在五福四路、七賢三路一帶，在當時屬於比較繁華的地方，大家都很熱心支持佛教，所以壽山寺的建設過程並不算困難。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基地雖然不大，但有五層樓高，是當時那個地區最高的寺廟。放眼四周，都沒有五層樓的建築。當初決定買壽山寺之地，也是考量日後它和婦女習藝所能連在一起，習藝所就在壽山寺門口，那時心想她們有了土地經費之後，一定會搬家，我就能接收習藝所的土地。但該所一直拖延，並未搬遷，加上時間一久，慢慢就淡忘，日後我們就不想那塊地了。
我們就在壽山寺裡面創辦壽山佛學院。在這麼小一個八十四坪的寺院裡，住了一、兩百人，實在很不容易。辦佛學院的原因，最初是本著一股為佛教的熱情。回想起來，人還是要受挫折和苦難，才會激起自己的雄心壯志。
│開辦壽山佛學院，灑下佛教青年的種籽│
記得我在宜蘭的時候，有兩個青年想就讀佛學院，一個叫賴阿森，另一個名叫林秀桃，我叫她們去讀印順法師開創的、台灣唯一為女子設的「新竹女子佛學院」。可是這兩個人不爭氣，並未考取。一般可能會認為：她們沒有考取就算了，她們不是出家人，又不是我的弟子，有沒有讀佛學院跟我有什麼關係？但我心中不做此想，後來我見到印順法師，就跟他說有兩個宜蘭人報考新竹女子佛學院，但未被錄取，他當然不知道這件事。我說：「很可惜，辦教育，就是希望把種籽播撒十方。假如能錄取她們，你也有種籽在宜蘭這個偏遠落後的地區，現在不錄取她們，宜蘭就沒有人能讀佛學院了。」印順法師聽了以後，回應說：「很可惜，但也於事無補了。」
那時新竹女子佛學院大概錄取了幾十人，奇怪的事發生了。有一天，出身
宜蘭的林月嬌，就是現在的普暉法師，寫一封信給我，信裡寫道：「下午，印
順法師要我們所有學生全部剃頭出家，我現在要去剃頭了，向您報告，我沒時
間寫了。」
這位林月嬌（普暉法師），當初是壽山佛學院的學生。有一次，台中慎齋堂張月珠堂主跟我說：「你的徒弟那麼多，給我一個吧。」我心裡不禁疑惑，徒弟也可以給的嗎？不過我還是替她介紹，便問林月嬌：「妳願意做張堂主的徒弟嗎？」她很樂意，就到了台中慎齋堂，後來她就讀於新竹女子佛學院。收到她寄來的這封信，我也覺得奇怪，心裡想：出家有這麼容易？印順法師一句話，大家就出家了？
日後我收弟子，也有人想要出家達兩、三年了，我卻沒同意，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出家看發心，也要周全外緣。
此外，在台中佛教會館，南亭法師在那裡辦佛學院，所有學生都要拜稱南亭法師為「師父」，為什麼？統統稱「師父」，免得大家有分別心。我想，稱老師、稱師父，不是都一樣嗎？我沒再多想這些，只記得自己當時不敢收徒眾，之前像慈嘉法師等許多人，都想跟隨我出家，但我覺得沒有辦法養育他們、教育他們，我自己也沒有寺廟，只好不了了之。
後來我到了南部，圓融法師在屏東辦「東山佛學院」，他邀請我擔任老師，我聽了非常高興，之前確實曾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南部沒有佛學院，我又在高雄建寺廟，這時有屏東東山寺辦佛學院，並邀我去結緣，就一口答應了。能在台灣的佛學院擔任老師，真是我的第一志願啊！
答應不久之後，有一天，圓融法師穿著海青、披著袈裟，向我頂禮，流著眼淚對我說：「對不起！因為我敦請的院長─基隆海會寺道源法師，他不接受你做老師。因為你太新派了，他說他不敢同意你授課。」我一聽便回答：「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隨即心中生起一念：「沒有關係，現在壽山寺快完成了，我可以自己來辦！」
那時慈嘉法師未得到我的同意就落髮了，心平和尚也出家了，我記得同時期出家的還有好多人。好！我就為這許多青年人辦壽山佛學院！時為民國五十二年，我開始籌備。
早年台灣這個地方，基本上出家人並沒有管理寺廟的權力，因為所有資源都掌握在信徒手裡，他們說要做什麼，出家人才能做什麼，要辦佛學院，照理說也要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我不懂這一套，我只覺得辦佛學院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好事，我自己通過就好了。當初你們不是說壽山寺是為我建的嗎？建得大也好、小也罷，我就是要辦佛學院！我要招收二十個學生，我要在這裡教書弘法，為什麼不可以？
正在此時，一位掌握壽山寺當時重要募款工作的信徒，她的大兒子是一個很強勢的人，過來跟我講：「我母親說，你不要辦佛學院，你辦了佛學院會沒有飯吃。」我聽到這一段話，心想，能夠有權力說的，當然是大護法了，就回答他：「謝謝關心，我慢慢來想方法。」但我內心是毫不顧慮，既然決心要辦佛學院，此心既發，即使因此沒有飯吃，我也要辦得出、辦得精采。
那位信徒，叫她兒子來對我說不贊成辦佛學院，其實也不是認為佛學院不好，他們的目的，只是需要有一個師父講說佛法給他們聽，帶領他們修行就足夠，所以只要有壽山寺就好，不必再添麻煩去辦佛學院。但我心裡覺得一定要辦，也不想和他們爭論，事情仍然照做，因為一切自有因緣。等佛學院辦下去以後，信徒才發現是對的、好的。後來所有信徒對佛學院非常護持，不但關心學生，也相當照顧他們。
一開始，佛學院沒有老師，我就請慈莊法師擔任教務主任，她在蘭陽女中擔任許多年教務，有教學經驗；慈惠法師能歌善唱，我請她做訓導主任。當時她們尚未出家，她們問：「師父，我們都是在家人，你辦的是佛學院，我們能做老師嗎？」我說：「能。」接著把幼稚園交給慈容法師（那時的吳素真小姐）主持，然後我們就辦起佛學院。那時大家真好！發心立願，歡喜無悔，不會說「我考慮考慮」之類的話，大家毫不猶豫，認為一切當然如此。
我們佛學院開學了。真好！師資方面，有一位戴麒老師，本身是文學家，國文教得極好。方倫老師，過去擔任海軍的軍艦輪機長，他看過很多次《大藏經》，都是待在船上看的。唐一玄，曾任高雄六十兵工廠附設醫院院長，對《楞嚴經》、《六祖壇經》、禪、般若思想，都很有研究。會性法師，我認為是台灣至今唯一最有學問的人，他教的教觀綱宗、四教儀、天台、華嚴，體大通透。整體師資可說是一時之選，每天的每一堂課程都很讓人興奮。記得有一位學生叫做悟證，因為胃痛，沒辦法安坐，每次上課都跪著聽講，可見大家求法的心多麼殷切。
就讀佛學院的學生，不能出門、不能買東西、不能打電話、不能會客，規矩很嚴。我們只想：這裡是佛學院，佛學院一定要有生活教育，再有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就是信仰教育；來讀佛學院的人，有了生活，有了信仰，才能成為一個佛教徒！
壽山佛學院第一期畢業的時候，從二十個人增加到二十四個人，其中二十一個人出家，沒有出家的三位，因為他們怕父母反對。我們佛學院也不鼓吹他們一定要出家，出家要心甘情願、眾緣圓滿；那幾位雖未出家，但他們對佛法都信心具足。
第二期再招生時，已經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了，第一期二十幾個人上課，已經很困難，再增加二十幾個人，該怎麼辦？後來就在納骨堂裡上課，所幸，學生不認為在納骨堂不好。當時有一個在公路局上班的小姐叫阿秋，長得很漂亮，不幸因車禍往生，骨灰供在壽山寺。由於家裡只有她一個女兒，家人常帶著水果來拜祭。她家人拜過走了以後，學生很幽默地問：「阿秋啊，妳吃過沒有？吃過就換我們來吃了。」當年，佛學院的學生們竟然能和骨灰相處，大家做朋友，並不忌諱，也不恐懼。
兩年一過，又要招生了。第三期學生怎麼辦呢？壽山佛學院要習業三年才畢業，第三期的學生報到，就算我們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也不夠住了。雖然不至於沒有飯吃，但是維持下去會很困難。不過困難沒有關係，想辦法解決就是了。因為人生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是不做經懺的，一直引以為豪。曾有一段時間我待在台北善導寺，善導寺是做佛事的寺廟，那時台灣沒什麼出家人，沒有人念經，寺方只好到處打電話尋人幫忙。我坐在那裡，看著當家師忙進忙出，找不到人，他卻永遠不敢過來跟我說：「星雲法師，幫個忙吧，來念個經文。」我也很自豪，我就是這樣，一生都樂於助人，但對於不做經懺這個原則，我是堅持的。
我說自己不做經懺，但真的不做嗎？
在大陸大覺寺的時候，常常幫師兄外出念經，甚至遠至百里以外的安徽阜陽。常常晚上替人家念完經了，第二天還是得趕回來上課。由於路途遙遠，走的都是小埂、山丘，又常行夜路，所以手上都拿一根棍子，打著燈籠，因為怕有狼，拿著一根棍子比較安全。這時候我做經懺，不過是為了幫忙師兄，眼看師兄忙得不可開交，我在這裡掛一單，怎能不盡心、不回報呢？我只是不做職業的經懺，幫忙師兄是可以的。
來到台灣也是一樣，沒有飯吃、沒有錢用，都不要緊，我就是不做經懺，就如憨山大師所說：「寧坐蒲團靜坐死，不做人間應付僧」，所謂「應付」，就是趕經懺。
最初要辦佛學院的時候，當時的李小姐─慈莊法師，和張小姐─慈惠法師，還未出家，她們替人家包月餅、包糖果，獲得一點薄酬。至於我，就去殯儀館念經，不但到殯儀館，晚上還到太平間，那時台灣在戒嚴時期，半夜禁止通行、外出，所以必須在戒嚴時間開始前趕緊出門，通宵達旦地助念，天亮了便走路回來。為什麼要晚上去念？因為錢會加倍！常常我念完經回來，學生起來做早課，看到我，還以為我是起得早，如是一年、二年，我常常沒什麼足夠的睡眠，佛學院辦起來了，也沒有覺得困難。是以我常說：發心去做，佛祖會幫我們的忙。
當時壽山寺本身沒有出家眾，要做經懺很困難。記得慈莊法師當時有個念頭，因為需要人念經，為佛學院籌募經費，所以她說：「乾脆我出家好了。」後來慈惠法師跟著出家，加上心平和尚，只有三個出家眾，又沒有做經懺的經驗，接了佛事也不一定會，所以就到外面敦請幾個法師來幫忙，慈惠法師和慈莊法師也站在旁邊一起學習。記得那時外請的一些出家眾，每到拜懺的時候，就會唱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調子，故意唱得讓人跟不上。我們也走過這段路。
開辦佛學院的第三年很快就到了，那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年），我們要找一塊地建房子，辦佛學院。但是要買地，我們哪裡有錢？那時，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她們合資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在台北買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她們賣掉了以後搬到高雄來，另買了一間花園別墅，那時在台灣擁有這樣的房子是很高級的，她們住在那裡，可說非常稱心。我跟她們說：「住在這裡有什麼意思？不如把這間房子賣了，我們去買一塊地來辦佛學院！」他們毫不猶豫地說：「師父，您看著辦，您說了就是。」我就開始找土地。
│看地籌款，落腳大樹鄉統領坑│
現在的高雄圓山大飯店、正修工專（已改制為正修科技大學），海軍陸戰隊的土地，還有左營、右昌一帶，我都勘查過；總之，經過我兩、三個月來到處察看，高雄的土地，都漲價了，實際上我並沒有決定買，只是看，看看是否買得起。那時我們把大港埔（位於今高雄新興區）的房子賣了，有了一筆錢，但也是有限的。
後來決心買圓山大飯店、澄清湖的一塊地。談好以後，地主到壽山寺準備跟我簽約，就在我從樓上走下來，要到客廳跟他簽約時，依嚴法師─佛學院第一屆學生，我聽到他說：「你們知道嗎？院長要在澄清湖買地辦佛學院了，以後蔣總統到澄清湖來，一定會到我們這個地方。」我聽到這句話，心想：「我們的寺院要到澄清湖，蔣總統才會來？那我不必沾澄清湖的光。我在別的地方有辦法光大佛法，蔣總統也會來的，我不要澄清湖旁這塊地了。」有了這麼一念，後來也不曉得什麼因緣，再和地主談了幾次以後，我放棄了澄清湖那塊地。
接著繼續找地，看著看著，找到佛光山現址來了。有一對越南華僑褚柏思居士夫婦，褚居士是位佛教的作者，時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他太太很精明能幹。夫妻倆從現在萬壽園到男眾部、朝山會館到大悲殿的地方，總共買下十一公頃土地，想要辦一所海事專科學校，然而周轉不靈，夫妻倆覺得走投無路，打算要自殺。我想這麼一個居士，落難如此，便把辦佛學院的錢先給了他們，因為生命無價，救人要緊。他就把地當做賣給我，其實地是什麼樣子我全然不清楚，總之我的用意，是為了幫助他們，不要走上自殺之路。
當初為何要命本山名為「佛光山」呢？那時，我來台灣已經十多年，一直受到政治的迫害、社會的推擠。由於蔣夫人宋美齡歧視佛教，大家都不敢講「佛」，哪一個人說信佛，政府就不錄用他，當然也不能升官，更不能出國，只要你說是信仰佛教，面對現實考量，你就沒有辦法。於是，當信徒問我這裡叫什麼名字的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向蔣夫人挑戰，就慷慨激昂地回答：「我這裡叫佛光山！為什麼？我一不做二不休，打起佛光的旗幟，跟基督教對抗，當然我們佛教不是對手，不過沒有關係，反正我的山叫『佛光』！這裡叫『佛光山』！」信徒們熱烈鼓掌。
有不少人向我勸說萬萬不可叫「佛光山」，其中也包括當時成功大學的教務長，都勸我改名。但我堅持到底：「不行！叫『佛光山』！我一不做二不休！」其實這個名字很好，所以後來很多寺院以佛為名，如「佛法山」等寺院，我們「佛光山」可謂開風氣之先。
因緣至此，我們便買下佛光山的十一公頃土地，總價五十五萬，不算貴。我們在新興區大圓環的房子值一百五十萬，只要三分之一就買下這十一公頃，還有剩餘的錢，我還可以再買土地、蓋房子。因為這個地方在大樹鄉統領坑，我不講「坑」，「坑」不好聽，於是我向大家宣布：「統領十方，很好。我們到『統領』去辦佛學院！」年輕學生們聽到我這麼說，大家都很高興。
那時我滿懷歡喜地跟信徒說：「我們在大樹鄉麻竹園買了一塊地！」並帶他們來參觀。車子行到現在山門口彌勒佛那個位置，剛停下來，就沒有辦法上山了，那時，這裡是整片荒地，要到磚子窯才有公路，整條都是泥路。車子停下來以後，我跟信徒說：「我們可以走草叢，一起上去看看啊！」信徒們看看四周，接著有人說：「這個地方連鬼都不會來，買來做什麼？」他們沒有下車，雖然我有這個熱心，但一開始，信徒可沒有信心。我聽了以後，並沒有和他們辯論，只說：「各位不下去看不要緊，我下去看一下。」就自己走了下去。我記得大概是從放生池走到女眾學部，再走到大悲殿後面，印象中那裡有一棵樹、一塊石頭，我就在那裡坐了一下，覺得很涼快，不過，馬上想到眾人還在車上等我，應該趕快下山。下來以後，我心裡如此想：「你們說這地方連鬼都不來，鬼不來有什麼關係，佛來就好了！將來我一定把佛請來此處！」
那時，慈莊法師和我每天都站在現在放生池那邊的路上，跟山下路過的老百姓問：「有人要賣土地嗎？我們要買土地……」遇到有人要賣，我們就付給他錢。其實這許多土地並不是他們私有的，都是政府放領之地。不過沒有關係，他們可以把土地放領權讓給我們。這裡的老百姓很有信用，把土地放領權賣給我們以後，再也不計較，也沒有爭執。後來我們愈買愈多地，就開始建起房子。
│手胼足胝，創建佛光山│
每天下午，我們都從壽山寺坐車到佛光山，有時候向人說要買土地，尤其慈莊法師能講台語，她就站在放生池路邊，詢問經過的老百姓：「有沒有人要賣地？」我則坐在萬壽園前面，對已開發的一點土地，想像著應該如何興建佛學院。想著要如何建一個殿堂、一個教室，而又該從哪裡開始建起？最後我打算從萬壽園啟建。
每天下午，我都在萬壽園現址坐上好幾個鐘頭。可是當季節改變，有一天忽然覺得好熱！才坐下來就滿身大汗，心想，這個位置怎能住得下去？簡直是個火爐！哪一個年輕人願意待在這麼熱的地方？因此，便放棄在萬壽園這個地方建佛學院的念頭。佛學院應該建在何處？我們就改而開發男眾部這塊地，當時還是一座小尖山。
一直開發，直到不能再往下開了，因為水土保持也很重要。然而東山地勢太狹長，建不了佛殿。於是往另一邊開發，開到不二門前面，有兩座小山、三條水溝，就把兩座小山推平，推到三條水溝裡去，成為現在不二門前面的平地。看著這塊平地，我想，要把大雄寶殿建在這裡嗎？太低了，不好看。於是再開闢，開到沒有路、沒有地為止。就在那時，看到從香光亭往學院的方向，有一條小路。因為缺乏經驗，當時覺得這條路應該沒有用。
後來推土的人看到這條路，說：「我從這裡推一條路上去，看看行不行。」於是他把路推到果樂齋，推到西來泉，是以就有了現今這麼寬的一條汽車路。
往後面繼續再推土，柳暗花明，竟然看到眼前是大悲殿這一整塊平地，心想：真是太好了！山下可以建教室，上面建佛學院，「東方佛教學院」就建在這裡吧！
開始興建東方佛教學院之初，沒有信眾支持辦教育。因此，除了東方佛教學院以外，我們也準備興建「西方安養院」。為什麼要建西方安養院？因為很多信徒希望我們建的寺院與他們的生活各個階段有關連，將來可以有理由多來往。只是西方安養院要建在哪裡？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