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ife With Palms Joined 3 -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One-Stroke Calligraphy 《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
Remembe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Monastery 開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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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記│因緣之起,往事歷歷│
開山不易,相較於打開心門,何者為難?
從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起,佛光山開山至今已經四十五年了,我在六十年前來到台灣,如是因緣,而能和台灣乃至全世界,結下這麼多緣分。
時至今日,佛光山在人類歷史還稱不上長久,但現在很多我們的出家弟子,對於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的事,都不太清楚了。甚至有人,連去年發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對現世也不關心,沒有歷史觀、地理觀,對於社會上各種人事,諸如政治人物、教育人物、經濟人物等等,世界發生了什麼、變成什麼模樣,統統認為與自己無關,也一無所知,如此沒有人間的性格,非常可惜。
活在世間,對歷史、人間如此無知又無感,那樣活著,有什麼意義呢?
做為本山的出家弟子,對本山不能不認識,不能不瞭解。歷史是生命的延續,歷史是後世之師,歷史是生命,懂得歷史的人,才懂得人生,才有機會知道什麼是無窮的慧命。
因此,我向大家說一說開山的歷史,以及一些本山建築的因緣。我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好,若是等到以後再講,可能我也記不得了,趁現在依稀還有一點印象,把它記錄下來。
雖然這些都是往事,卻都是用生命和時間換來的;用萬千信徒的心血和金錢換來的佛光山,哪裡能輕易地說不認識、不瞭解呢?
│開山之前,南北行腳│
民國三十八年正月(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最初居住在客家人的聚落,即中壢、新竹、苗栗等地,爾後在宜蘭、台北、高雄這三個地方走動,剛到台灣,隨緣雲水,我做工、拉車、打水、搬運、看守山林。那時年輕,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不算一回事;後來開始教書,有時一天連講五、六堂課,也輕安自在。
一九五○年代,有機緣去宜蘭,一住就是多年。因為在宜蘭事情少,就偶爾為《菩提樹》、《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刊物寫文章,後來為《今日佛教》、《覺世》負責編務,也替社會上一些雜誌、報紙寫文章,心裡頭總想做一個佛教的護法、衛教的金剛。
後來則有機緣到了高雄。我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不論我走到哪裡都能安住,不論我住在哪裡都受人歡迎。我這一生也沒有說要在哪裡、不要在哪裡,過去我講佛陀,如佛光如滿禪師所說的:「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我自己也感覺到諸事流轉,自有因緣。
由於早年在宜蘭和高雄兩地都有信徒,他們不免會互相較量,看哪個地方能把師父─也就是我,留下來。宜蘭和高雄兩地人的性格,就像北極和赤道一樣強烈對比:宜蘭是冷靜的、靜悄悄、不張揚、不奉承,高雄則像太陽一般熱情奔放。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我選擇去宜蘭,為什麼?因為高雄太熱情了,不適合我們出家人。每次我到高雄,火車站都有數百人來迎接,還有樂隊的陣仗;等到我要走了,也總是幾百人來送行。當時我幾乎每個月都要來高雄講經一次,信眾這麼熱情,讓我簡直消受不了。
前一陣子,民國四十二年時高雄的信徒:慈智(陳秀足)、慈芳(孫阿幸)、慈音(楊春蓮)三個人來找我。她們談起當時在火車站,樂隊敲鑼打鼓歡迎我的場景,還存有照片為證,五十幾年前在高雄許多的照片。這些現在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
民國四十二年那段期間,我主要是在高雄成功一路建設「高雄佛教堂」,它是由台灣十大建築師之一的陳仁和先生所規畫的新式建築,要興建為佛教堂。不過那時台灣的信徒和我這個來自大陸的和尚之間,雖然彼此尊敬,但畢竟不是很瞭解。信徒雖然請我領導,甚至皈依我做師父,但基本上我不願意做住持或做當家,就只是單純弘法而已。如同我在宜蘭幾十年來,只是發心把寺廟重建了好幾次,也沒想要做住持管理它。反正出家人,一切隨緣。
後來遇到月基法師,他和我的師父志開上人同輩分,我邀請他到高雄佛教堂擔任住持,也藉此減少我在宜蘭、高雄兩地來回奔波。這已經是民國四十四、四十五年,即一九五五年左右的事了。
從那時候開始,我轉至其他地方弘法。然而,高雄的信徒一直不肯我如此雲水行走,於是他們啟建壽山寺,希望我們能再有一處講經的地方。我順應大家之請,也出了一份款項資助他們。那時我是純然為了幫助他們,並非為我自己,但是信徒們是為了師父,於是就在彼此「你為我、我為你」之中,有了高雄壽山寺。
│落腳高雄,啟建壽山寺│
建一座寺廟當然不簡單,尤其在五十年前的台灣,經濟、物質各種條件都很貧乏。興建期中,記得就在現今高雄渡船頭、中山大學那個地方,門牌是登山街四十六號,有一間小房子,裡面有一個小佛堂,我們就住在那裡。每次到高雄鹽埕區、新興區講演,慈惠法師就跟在我後面走。我們都走路前往,捨不得花錢坐公共汽車,因為資金困窘,而且當時正在建壽山寺。我們把走路當作散步,約走一個多鐘點就到了。慢慢的,在該處講經、集會成為例行的常事。
那時,高雄地方分「台南派」、「澎湖派」、「高雄派」(即高雄在地派)三大力量,我們的信徒來自各個派別,外省人則還成不了派。其中,台南派的力量很大,最具經濟基礎,當時高雄市市長陳武璋先生就屬台南派。他與台南一些信徒,承諾把壽山公園交由我管理及建寺院,政府也編列了七十萬元預算(換算成現在價值,超過新台幣七千萬元),希望我在壽山公園裡面建寺院。
「壽山公園」是現在的名字,那時叫做「高雄要塞司令部」,也就是砲台,一開始乃為防備海事戰爭而建。當時壽山公園就是要塞司令部,沒有對外開放,民眾是不能上山去的。壽山公園面積很大,應該有幾千公頃,陳市長撥出最精華、緊靠路口的二十公頃地給我;信徒立刻寫信跟我說:「師父,市政府已經要把這個土地給您建寺院,請您趕快南來。」他們滿心希望我就此待在高雄。
來了高雄以後,陳市長親自帶我到高雄壽山公園(要塞司令部)參觀。他說:「我已經跟總統講好了,把某某地方從哪裡開放,請你來辦寺院。」我說:「讓我建寺院,你還撥出錢來,那麼,這寺院該叫什麼呢?」他說:「不必建了,這上面本來就有個建築,叫『忠烈祠』啊!」
我一聽,心忽然冷下來。照他的意思是,我一個出家人,今後要住在忠烈祠裡面。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當面拒絕,就找人代為轉告市長,說我不能住忠烈祠,不如大家妥協,改作「忠烈寺」好了。後來陳市長表示,議會撥出的預算是以「忠烈祠」為名義,如果不用「祠」而改用「寺」,要拿到款項恐怕很困難。
為了此事,加上當時我對太過熱情的高雄還不太能適應,便一直推拖,軍隊也慢慢搬離了這個區域。後來因為我老是不來,議會就把要塞司令部開放,成為壽山公園。信徒很著急,跟陳市長說:「那我們的寺廟呢?」陳市長對待佛教很好,也有心,很快再批示撥發一個地方下來,他說:「要給星雲法師恢復寺廟。」
這個地方在壽山公園的入口處,原有一座「西本願寺」,是日本人蓋的寺廟,占地約二千多坪,但那時日本人已經戰敗回本國了,後來裡面成立了一個「婦女習藝所」。什麼叫「婦女習藝所」?那時台灣有養女制度,成為養女的人很多,許多養女都沒人要,成為被社會遺棄的人,有許多人流落到煙花之地。政府要救助她們,就把她們聚集在一處,在「習藝所」中練習一點技藝,可以做小工謀生,不必墜落煙花。就是這個婦女習藝所之地,陳市長批示下來,給我在此地恢復寺廟。
我看過地方之後,覺得不錯,於是向婦女習藝所所長劉保華交涉,她說:「我們願意讓給你,但是要等我們搬家。」我問:「妳要怎麼搬呢?」她說:「必須要跟政府申請預算,重建婦女習藝所,不過這要花一些時間,等我們新的習藝所建起來,就讓給你。」我手頭雖然有公文,但總不能把人家趕到路上去,日後只要詢問搬遷的狀況如何,她都回答:「搬不出去」、「找不到地方」等等之詞。
後來她找到現在高雄市議會的那塊地,位在中正路,當然很好。已經找到這麼好的地方,政府也同意給她建婦女習藝所了,她說:「土地有了,但也要有錢啊!」那時的台灣不像現在富裕,一般人沒有錢,政府也很窮,所以還要等預算編列,於是一年又一年過去。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年),做了兩任市長的陳武璋先生卸任了,改選後由陳啟川先生繼任。
陳啟川市長人很好,對佛教也很熱心,我便前去跟他談,可否請婦女習藝所儘快搬家,重建新的習藝所。不料陳啟川市長說,市政府剛剛撥了預算建體育館,沒有經費建婦女習藝所,要等到下一次才能編列預算。如是者,時間就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我自己能等,但信徒卻是等不及,後來找到壽山寺這個地方,原本有人準備要建旅館,鋼筋、水泥等施作都已經動工起來,沒想到信徒跟他們說:「你們不適合在這裡,這塊地比較適合蓋寺院。」台灣人心很好,業主聽完這番話,認為這塊基地應該啟建寺院,就準備把地賣了。信徒們立刻湊錢集資,我記得那時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他們合資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也捐了兩萬元,合起來,一共十八萬,買下了壽山寺那塊土地。
有了土地建寺廟,大家聚集共修也比較容易。尤其壽山寺的信徒,大部分是從商,集中在五福四路、七賢三路一帶,在當時屬於比較繁華的地方,大家都很熱心支持佛教,所以壽山寺的建設過程並不算困難。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基地雖然不大,但有五層樓高,是當時那個地區最高的寺廟。放眼四周,都沒有五層樓的建築。當初決定買壽山寺之地,也是考量日後它和婦女習藝所能連在一起,習藝所就在壽山寺門口,那時心想她們有了土地經費之後,一定會搬家,我就能接收習藝所的土地。但該所一直拖延,並未搬遷,加上時間一久,慢慢就淡忘,日後我們就不想那塊地了。
我們就在壽山寺裡面創辦壽山佛學院。在這麼小一個八十四坪的寺院裡,住了一、兩百人,實在很不容易。辦佛學院的原因,最初是本著一股為佛教的熱情。回想起來,人還是要受挫折和苦難,才會激起自己的雄心壯志。
│開辦壽山佛學院,灑下佛教青年的種籽│
記得我在宜蘭的時候,有兩個青年想就讀佛學院,一個叫賴阿森,另一個名叫林秀桃,我叫她們去讀印順法師開創的、台灣唯一為女子設的「新竹女子佛學院」。可是這兩個人不爭氣,並未考取。一般可能會認為:她們沒有考取就算了,她們不是出家人,又不是我的弟子,有沒有讀佛學院跟我有什麼關係?但我心中不做此想,後來我見到印順法師,就跟他說有兩個宜蘭人報考新竹女子佛學院,但未被錄取,他當然不知道這件事。我說:「很可惜,辦教育,就是希望把種籽播撒十方。假如能錄取她們,你也有種籽在宜蘭這個偏遠落後的地區,現在不錄取她們,宜蘭就沒有人能讀佛學院了。」印順法師聽了以後,回應說:「很可惜,但也於事無補了。」
那時新竹女子佛學院大概錄取了幾十人,奇怪的事發生了。有一天,出身
宜蘭的林月嬌,就是現在的普暉法師,寫一封信給我,信裡寫道:「下午,印
順法師要我們所有學生全部剃頭出家,我現在要去剃頭了,向您報告,我沒時
間寫了。」
這位林月嬌(普暉法師),當初是壽山佛學院的學生。有一次,台中慎齋堂張月珠堂主跟我說:「你的徒弟那麼多,給我一個吧。」我心裡不禁疑惑,徒弟也可以給的嗎?不過我還是替她介紹,便問林月嬌:「妳願意做張堂主的徒弟嗎?」她很樂意,就到了台中慎齋堂,後來她就讀於新竹女子佛學院。收到她寄來的這封信,我也覺得奇怪,心裡想:出家有這麼容易?印順法師一句話,大家就出家了?
日後我收弟子,也有人想要出家達兩、三年了,我卻沒同意,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出家看發心,也要周全外緣。
此外,在台中佛教會館,南亭法師在那裡辦佛學院,所有學生都要拜稱南亭法師為「師父」,為什麼?統統稱「師父」,免得大家有分別心。我想,稱老師、稱師父,不是都一樣嗎?我沒再多想這些,只記得自己當時不敢收徒眾,之前像慈嘉法師等許多人,都想跟隨我出家,但我覺得沒有辦法養育他們、教育他們,我自己也沒有寺廟,只好不了了之。
後來我到了南部,圓融法師在屏東辦「東山佛學院」,他邀請我擔任老師,我聽了非常高興,之前確實曾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南部沒有佛學院,我又在高雄建寺廟,這時有屏東東山寺辦佛學院,並邀我去結緣,就一口答應了。能在台灣的佛學院擔任老師,真是我的第一志願啊!
答應不久之後,有一天,圓融法師穿著海青、披著袈裟,向我頂禮,流著眼淚對我說:「對不起!因為我敦請的院長─基隆海會寺道源法師,他不接受你做老師。因為你太新派了,他說他不敢同意你授課。」我一聽便回答:「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隨即心中生起一念:「沒有關係,現在壽山寺快完成了,我可以自己來辦!」
那時慈嘉法師未得到我的同意就落髮了,心平和尚也出家了,我記得同時期出家的還有好多人。好!我就為這許多青年人辦壽山佛學院!時為民國五十二年,我開始籌備。
早年台灣這個地方,基本上出家人並沒有管理寺廟的權力,因為所有資源都掌握在信徒手裡,他們說要做什麼,出家人才能做什麼,要辦佛學院,照理說也要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我不懂這一套,我只覺得辦佛學院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好事,我自己通過就好了。當初你們不是說壽山寺是為我建的嗎?建得大也好、小也罷,我就是要辦佛學院!我要招收二十個學生,我要在這裡教書弘法,為什麼不可以?
正在此時,一位掌握壽山寺當時重要募款工作的信徒,她的大兒子是一個很強勢的人,過來跟我講:「我母親說,你不要辦佛學院,你辦了佛學院會沒有飯吃。」我聽到這一段話,心想,能夠有權力說的,當然是大護法了,就回答他:「謝謝關心,我慢慢來想方法。」但我內心是毫不顧慮,既然決心要辦佛學院,此心既發,即使因此沒有飯吃,我也要辦得出、辦得精采。
那位信徒,叫她兒子來對我說不贊成辦佛學院,其實也不是認為佛學院不好,他們的目的,只是需要有一個師父講說佛法給他們聽,帶領他們修行就足夠,所以只要有壽山寺就好,不必再添麻煩去辦佛學院。但我心裡覺得一定要辦,也不想和他們爭論,事情仍然照做,因為一切自有因緣。等佛學院辦下去以後,信徒才發現是對的、好的。後來所有信徒對佛學院非常護持,不但關心學生,也相當照顧他們。
一開始,佛學院沒有老師,我就請慈莊法師擔任教務主任,她在蘭陽女中擔任許多年教務,有教學經驗;慈惠法師能歌善唱,我請她做訓導主任。當時她們尚未出家,她們問:「師父,我們都是在家人,你辦的是佛學院,我們能做老師嗎?」我說:「能。」接著把幼稚園交給慈容法師(那時的吳素真小姐)主持,然後我們就辦起佛學院。那時大家真好!發心立願,歡喜無悔,不會說「我考慮考慮」之類的話,大家毫不猶豫,認為一切當然如此。
我們佛學院開學了。真好!師資方面,有一位戴麒老師,本身是文學家,國文教得極好。方倫老師,過去擔任海軍的軍艦輪機長,他看過很多次《大藏經》,都是待在船上看的。唐一玄,曾任高雄六十兵工廠附設醫院院長,對《楞嚴經》、《六祖壇經》、禪、般若思想,都很有研究。會性法師,我認為是台灣至今唯一最有學問的人,他教的教觀綱宗、四教儀、天台、華嚴,體大通透。整體師資可說是一時之選,每天的每一堂課程都很讓人興奮。記得有一位學生叫做悟證,因為胃痛,沒辦法安坐,每次上課都跪著聽講,可見大家求法的心多麼殷切。
就讀佛學院的學生,不能出門、不能買東西、不能打電話、不能會客,規矩很嚴。我們只想:這裡是佛學院,佛學院一定要有生活教育,再有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就是信仰教育;來讀佛學院的人,有了生活,有了信仰,才能成為一個佛教徒!
壽山佛學院第一期畢業的時候,從二十個人增加到二十四個人,其中二十一個人出家,沒有出家的三位,因為他們怕父母反對。我們佛學院也不鼓吹他們一定要出家,出家要心甘情願、眾緣圓滿;那幾位雖未出家,但他們對佛法都信心具足。
第二期再招生時,已經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了,第一期二十幾個人上課,已經很困難,再增加二十幾個人,該怎麼辦?後來就在納骨堂裡上課,所幸,學生不認為在納骨堂不好。當時有一個在公路局上班的小姐叫阿秋,長得很漂亮,不幸因車禍往生,骨灰供在壽山寺。由於家裡只有她一個女兒,家人常帶著水果來拜祭。她家人拜過走了以後,學生很幽默地問:「阿秋啊,妳吃過沒有?吃過就換我們來吃了。」當年,佛學院的學生們竟然能和骨灰相處,大家做朋友,並不忌諱,也不恐懼。
兩年一過,又要招生了。第三期學生怎麼辦呢?壽山佛學院要習業三年才畢業,第三期的學生報到,就算我們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也不夠住了。雖然不至於沒有飯吃,但是維持下去會很困難。不過困難沒有關係,想辦法解決就是了。因為人生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是不做經懺的,一直引以為豪。曾有一段時間我待在台北善導寺,善導寺是做佛事的寺廟,那時台灣沒什麼出家人,沒有人念經,寺方只好到處打電話尋人幫忙。我坐在那裡,看著當家師忙進忙出,找不到人,他卻永遠不敢過來跟我說:「星雲法師,幫個忙吧,來念個經文。」我也很自豪,我就是這樣,一生都樂於助人,但對於不做經懺這個原則,我是堅持的。
我說自己不做經懺,但真的不做嗎?
在大陸大覺寺的時候,常常幫師兄外出念經,甚至遠至百里以外的安徽阜陽。常常晚上替人家念完經了,第二天還是得趕回來上課。由於路途遙遠,走的都是小埂、山丘,又常行夜路,所以手上都拿一根棍子,打著燈籠,因為怕有狼,拿著一根棍子比較安全。這時候我做經懺,不過是為了幫忙師兄,眼看師兄忙得不可開交,我在這裡掛一單,怎能不盡心、不回報呢?我只是不做職業的經懺,幫忙師兄是可以的。
來到台灣也是一樣,沒有飯吃、沒有錢用,都不要緊,我就是不做經懺,就如憨山大師所說:「寧坐蒲團靜坐死,不做人間應付僧」,所謂「應付」,就是趕經懺。
最初要辦佛學院的時候,當時的李小姐─慈莊法師,和張小姐─慈惠法師,還未出家,她們替人家包月餅、包糖果,獲得一點薄酬。至於我,就去殯儀館念經,不但到殯儀館,晚上還到太平間,那時台灣在戒嚴時期,半夜禁止通行、外出,所以必須在戒嚴時間開始前趕緊出門,通宵達旦地助念,天亮了便走路回來。為什麼要晚上去念?因為錢會加倍!常常我念完經回來,學生起來做早課,看到我,還以為我是起得早,如是一年、二年,我常常沒什麼足夠的睡眠,佛學院辦起來了,也沒有覺得困難。是以我常說:發心去做,佛祖會幫我們的忙。
當時壽山寺本身沒有出家眾,要做經懺很困難。記得慈莊法師當時有個念頭,因為需要人念經,為佛學院籌募經費,所以她說:「乾脆我出家好了。」後來慈惠法師跟著出家,加上心平和尚,只有三個出家眾,又沒有做經懺的經驗,接了佛事也不一定會,所以就到外面敦請幾個法師來幫忙,慈惠法師和慈莊法師也站在旁邊一起學習。記得那時外請的一些出家眾,每到拜懺的時候,就會唱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調子,故意唱得讓人跟不上。我們也走過這段路。
開辦佛學院的第三年很快就到了,那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年),我們要找一塊地建房子,辦佛學院。但是要買地,我們哪裡有錢?那時,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她們合資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在台北買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她們賣掉了以後搬到高雄來,另買了一間花園別墅,那時在台灣擁有這樣的房子是很高級的,她們住在那裡,可說非常稱心。我跟她們說:「住在這裡有什麼意思?不如把這間房子賣了,我們去買一塊地來辦佛學院!」他們毫不猶豫地說:「師父,您看著辦,您說了就是。」我就開始找土地。
│看地籌款,落腳大樹鄉統領坑│
現在的高雄圓山大飯店、正修工專(已改制為正修科技大學),海軍陸戰隊的土地,還有左營、右昌一帶,我都勘查過;總之,經過我兩、三個月來到處察看,高雄的土地,都漲價了,實際上我並沒有決定買,只是看,看看是否買得起。那時我們把大港埔(位於今高雄新興區)的房子賣了,有了一筆錢,但也是有限的。
後來決心買圓山大飯店、澄清湖的一塊地。談好以後,地主到壽山寺準備跟我簽約,就在我從樓上走下來,要到客廳跟他簽約時,依嚴法師─佛學院第一屆學生,我聽到他說:「你們知道嗎?院長要在澄清湖買地辦佛學院了,以後蔣總統到澄清湖來,一定會到我們這個地方。」我聽到這句話,心想:「我們的寺院要到澄清湖,蔣總統才會來?那我不必沾澄清湖的光。我在別的地方有辦法光大佛法,蔣總統也會來的,我不要澄清湖旁這塊地了。」有了這麼一念,後來也不曉得什麼因緣,再和地主談了幾次以後,我放棄了澄清湖那塊地。
接著繼續找地,看著看著,找到佛光山現址來了。有一對越南華僑褚柏思居士夫婦,褚居士是位佛教的作者,時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他太太很精明能幹。夫妻倆從現在萬壽園到男眾部、朝山會館到大悲殿的地方,總共買下十一公頃土地,想要辦一所海事專科學校,然而周轉不靈,夫妻倆覺得走投無路,打算要自殺。我想這麼一個居士,落難如此,便把辦佛學院的錢先給了他們,因為生命無價,救人要緊。他就把地當做賣給我,其實地是什麼樣子我全然不清楚,總之我的用意,是為了幫助他們,不要走上自殺之路。
當初為何要命本山名為「佛光山」呢?那時,我來台灣已經十多年,一直受到政治的迫害、社會的推擠。由於蔣夫人宋美齡歧視佛教,大家都不敢講「佛」,哪一個人說信佛,政府就不錄用他,當然也不能升官,更不能出國,只要你說是信仰佛教,面對現實考量,你就沒有辦法。於是,當信徒問我這裡叫什麼名字的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向蔣夫人挑戰,就慷慨激昂地回答:「我這裡叫佛光山!為什麼?我一不做二不休,打起佛光的旗幟,跟基督教對抗,當然我們佛教不是對手,不過沒有關係,反正我的山叫『佛光』!這裡叫『佛光山』!」信徒們熱烈鼓掌。
有不少人向我勸說萬萬不可叫「佛光山」,其中也包括當時成功大學的教務長,都勸我改名。但我堅持到底:「不行!叫『佛光山』!我一不做二不休!」其實這個名字很好,所以後來很多寺院以佛為名,如「佛法山」等寺院,我們「佛光山」可謂開風氣之先。
因緣至此,我們便買下佛光山的十一公頃土地,總價五十五萬,不算貴。我們在新興區大圓環的房子值一百五十萬,只要三分之一就買下這十一公頃,還有剩餘的錢,我還可以再買土地、蓋房子。因為這個地方在大樹鄉統領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