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14: The Start of my New Buddhist Revolution 【十四說】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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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說】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革新佛教運動是一生志業，當為一個出家人的完成，就是一切都是「為了佛教」。
其實，我青少年的時期，非常懵懂無知，從小跟隨外婆到庵堂，知道佛教有個觀音老母，連釋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沒有聽過。十二歲出家，在棲霞山讀書，寺院裡中間的佛殿也不叫大雄寶殿，而是叫「毘盧寶殿」，中間供奉了毘盧遮那佛。
當然，我追查這尊佛和我們出家人是什麼關係，前輩學長們都說，毘盧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另外還有一個報身佛，釋迦牟尼佛只是應現者。他是二千五百年前，出生在印度的應身佛。當時貧僧非常的幼稚，為什麼一尊佛又有法身，又有報身，又有應身，這許多不同名稱，又有什麼分別？實在不容易明瞭究竟。
後來，年齡漸漸成長，知道僧徒不能給社會譏為無業遊民，也不能讓佛教的信徒們感覺出家人寄佛偷生。覺得佛教要從事生產，應該要革新，僧徒要有生活的機能，比丘應該要能做醫師、教師、傳教士等；比丘尼也是要能做教師、護理，要能參與著書立說等弘法利生的行列。
我在棲霞山七、八年的歲月，也知道了佛教不能只靠念佛誦經，應該要教育，所謂要五育並進，尤其是體育。沒有健康的身體，一些年輕的僧侶，都是閉目養神，好像老僧入定，這樣子就能復興佛教嗎？
我沒有別的能量，那時候因年紀小，雖然也曾做過學院的自治會會長，但也只能想到做體育的倡導者。現在，社會人士都知道貧僧喜好籃球，其實貧僧不是喜愛籃球，只是覺得籃球的運動，適合佛教青年的學習成長，比較容易接受。
尤其，我從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團結的重要，因為打籃球需要有團隊精神，不是求個人表現，必須集體創作，要替隊友製造機會，彼此相互的同心協力，爭取勝利。打籃球，可以革除佛教僧青年的許多毛病。
例如：大家動作緩慢，可是籃球都講究一秒、零點幾秒的時間，要非常迅速，而僧青年精神渙散，不集中精力讀書、工作，透過打球可以激發人類的潛能，非得要積極迅速、勇猛向前不可。
我又感覺到，僧青年都有很多的理由，不肯認錯。在籃球場上，只要教練的哨子一吹，犯錯的人，立刻舉手，還要向對方行禮道歉，這合乎佛教懺悔滅罪的意義。打籃球和佛教的教義，又有什麼違背嗎？就是說投球吧，打籃球並不是完全只靠力道、奮勇，要有心力，所謂境隨心轉，心中動念，籃球進網得分。體育運動，就是我革新佛教運動最初的想法了。
及至十八歲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響，我知道了五四運動，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難，知道了太虛大師「教產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三革運動，我覺得要爭取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師的三濫，所謂「濫收徒眾」、「濫傳戒法」、「濫掛海單」，我也很同意，但我認為這還不是革新佛教最緊要的問題。
革新佛教，需要為佛教辦幾所大學，為佛教辦幾所醫院，為佛教辦幾家報紙，為佛教辦幾間電台（那時候還沒有電視），甚至於為佛教辦許多的農場、許多的工廠，僧徒要自食其力。當然，更要發心為社會人間服務，那是發心菩薩道不可少的行為。我就想到，要到大街小巷貼許多的標語，喚醒民眾對佛教信仰的注意，我也希望自己雖沒有力量去出版報紙書刊，至少能張貼壁報在重要的車站、人船碼頭，讓民眾了解佛法的真義。
太虛大師籌組「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時，他曾說過：「佛教要靠我們青年僧伽。」這是我那個時候最欣賞的名言了。可惜，在太虛大師即將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前數月，就在上海圓寂了，當時他才六十歲。我為此真是如喪考妣，幾乎數日間，精神恍惚，覺得天地日月無光。這一段時間，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時日。
後來承蒙蔭雲和尚的賞識，他看了《怒濤》月刊，知道我們這許多青年的志願，就把南京華藏寺，交給我們主管，做為佛教革新的基地。我們青年僧中，最初有智勇法師領頭，從焦山來的能培、敬三、惟春，甚至從普陀山聞訊而來的煮雲法師，都來參加我們的行列，一起為革新佛教跨進一步。我們提倡「僧伽新生活規約」，寺中一些以經懺為業的僧眾，對我們敢怒不敢言。
華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橋，距離現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不遠，不到一、兩公里。當時裡面已經有小小一座織布工廠，還有益華文具店、熱水供應站等設施。據說，當初在左近的數條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後來住持吃喝玩樂，把它一一的變賣，使得華藏寺蒙受了法門不興的名譽。
我們希望把華藏寺的房地產收回來一部分，尤其是位在清涼山那一塊七公頃的土地。於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價碼，請來南京最有名的黃龍律師到法院訴訟。因為南京市政府強徵了我們的土地，預備做南京市第六中學。我想，要辦教育，我們也可以自己來辦，政府想辦，就去辦政府的學校，佛教辦佛教的學校。於是我們設立了華藏學校，為佛教來做一些改革運動。
可惜，國共戰爭開始，讓所有的美夢都破碎了，不得已，我們這一群青年也各自分散了。煮雲法師先回普陀山；曹敬三也隨軍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惟春、松風也不知道給國共兩黨哪一方逮捕，生死無法得知；智勇法師要去組織僧侶救護隊救護傷亡，把華藏寺主持交由我承擔。
因為朋友、同學都已分散，個人辦事業難成，在為前途徬徨徘徊的時候，智勇法師突然放棄僧侶救護隊，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退票，他雖是我的同學至交，我也不喜歡他這種臨場退票的性格，於是自告奮勇，繼續未完成的僧侶救護隊工作，把主持交由我在焦山的學長現華法師擔任。
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冬天，共產黨稱為「淮海戰役」，台灣稱為「徐蚌會戰」的這一場戰爭開戰，兩軍各投入了五十萬的軍人，在沙場廝殺，傷兵死屍難以估算。在臘月寒冬的南京下關鐵道旁，有許多死屍堆。我們想，不能把這許多死屍暴屍在外，應該給予埋葬。但是有人說，這個不合理，這許多死難的居民，假如家人要來收屍，我們把屍體都埋葬了，讓他們的家人都找不到。你們要做救護工作的，應該要組織專業的訓練。
到哪裡訓練？有人說，到台灣。台灣在哪裡？其實貧僧也不知道，不過有人這樣說，也讓我覺得做救護工作確實需要訓練。就這樣，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節新年期間，貧僧來到了台灣。很多人以為我是從軍來台，事實上我是參加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我不是軍人，這一生沒有拿過槍，沒有打過一發子彈。後來，共產黨成立了新中國，我因在台灣，變成有國難歸，有家難回，只有在台灣落腳。
我們是在早晨到達基隆港，聽說晚上才會有車子送我們到台南訓練。期間就有人說要到台北一下。我問，台北在哪裡？他們用手一指，我以為台北大概只有幾百公尺。我說，你們快去快回。哪知道，有近二十人，一去就不回了。
所謂「到台灣訓練」，是因為貧僧的師父志開上人和孫立人將軍交誼很深，所以稟告了孫將軍。當時他在台灣擔任軍官訓練的工作，交代我們到台南待命等他約見。到了台南，等了一、兩個星期，他只來電話關心一下，後面就沒有消息。我們三十餘人中，大約十餘人不告而別，眼看僧侶救護隊已經沒有辦法成功，貧僧只有跟大家說，大家都各奔西東吧！
貧僧想，在台中寶覺寺，有我的學長大同法師在那裡當監院，他曾跟我通信，說他想要辦三千人的佛學院，邀約我到台灣來教書。我知道他的言詞太過誇大，那時候佛教還沒有條件能辦千人以上的佛教學院，也就沒有跟他回應。這時，因為前途茫茫，也只有去找他商量未來的去路。到了寶覺寺，才知道他在兩個禮拜前，因為匪諜嫌疑，已經逃往香港。訪友未遇，在台灣，貧僧就再沒有朋友、熟人了。
後來，貧僧又拜訪好幾家在大陸知名的台灣寺廟，他們都拒絕接受我們掛單。到處碰壁多次以後，承蒙圓光寺妙果長老跟我投緣，大概也由於他的徒眾弟子中，如智道法師幫忙事先說了多少好話，妙果長老一見到我們，就悄悄跟我講，你可以住下來。有人這樣親密盛情邀約，我就這樣掛單在圓光寺裡。
這個時候，台中有一個《覺群》周報，是太虛大師在上海創辦，由大同法師把它帶來台灣，因無人編輯，要我前去幫忙。我只編了一集，聽說就受到安全人員監視。有人跟我警告，我也不敢再前往台中了。不過，為了佛教革新運動，鼓吹佛教走出山門，走向社會，剛巧在台北有一個《自由青年》周刊，我就不斷寫文章投稿。
不久，台灣的治安單位逮捕有匪諜嫌疑的出家人，包括慈航法師等一百餘人，都被囚禁起來。經過多人營救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敢替寺方再製造麻煩，只有幫忙寺方做一些苦行工作。一年多後，到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貧僧到了新竹青草湖擔任教務主任。
這是因為創辦人大醒法師中風臥床不起，不能語言，住持無上法師是一位頭陀苦行的行者，對教育他也不敢聞問，就全權給我負責。大概有六十名學生，四眾弟子都有，我請心悟、心然兩位法師，一位擔任佛學教師，一位擔任佛教史教師，我教授國文。其它的世俗學科，皆由當時石油公司研究所幾位科學家，如：李恆鉞《向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介紹佛教》的作者、程道腴等人教授。
我想革新佛教，須從教育著手，還是開始提倡體育。支援我的信徒，王鄭法蓮居士，從台北送來乒乓球桌、乒乓球和排球等運動器材。記得我拿了排球教學生們打球，所有的學生一個個都往後退，不敢碰球。我想想，真是感慨，當初年輕的時候做學生，想發揚佛教徒要有體育運動，遭受院方開除；現在我做了學院的負責人，提倡體育運動，學生不敢碰球。這個佛教革新，未來的前途又在哪裡呢？後來講習會搬去台北，我也藉此機會離開了。
雖然受警方監視，不過從青草湖開始，貧僧就到街頭講演，從事傳播佛教。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春左右，受到佛教派系的排擠，我才應宜蘭居士們的邀約前往講經。
當時，每周六舉辦念佛會，我為大家講說《普門品》，本以為也只是一個臨時幾天的過程，還是會要離開的；但是人的因緣，難以料定。講過之後，男女老少都再三挽留，幾乎跪地請求，不要我離開。
可是一個小型的雷音寺，佛殿也不過三、四十坪，一百名的信徒念佛，都要站到殿外的走廊，裡面供奉大小佛像、神像一百多尊。我當然不能忍耐這樣複雜的信仰，既然要弘揚正法，要以禪坐、念佛為宗，我就把雷音寺裡所有的順風耳、七爺、八爺等神像，以及那許多肅靜、迴避牌子都收藏起來，讓佛堂單純一點，供人禮拜。我主張神佛應該要分清，不要讓人對神佛同等的看法，甚至把貧僧當為神壇的工作人員。
這一個舉動，又驚動了地方另外的一幫人士，他們認為我這種行為大逆不道，幾乎快被雷音寺管理人驅逐離開宜蘭。我為了弘揚正法，你要想趕我離開，我倒反而立志不要離開。不過，那時候宜蘭的佛教徒，尤其李決和、林松年等青年、中年擁護我的人也多，讓我有機會在宜蘭繼續展開了青年學佛運動，和佛教走上社會的弘法。
後來，把周六念佛會改為宜蘭念佛會，貧僧也不曾要求擔任什麼名義，為他們建設講堂，將住在寺裡的三家軍眷，請他們搬家離開，還給寺廟一個莊嚴寧靜。宜蘭小鎮雖小，但是大家非常的純真，我也很樂於住在宜蘭。這時候，覺得是一個可以進行革新佛教運動的開始。
最先，貧僧辦了一個文理補習班，接著繼續辦文藝班，後來宜蘭中學、宜蘭農校、蘭陽女中、陸軍通訊兵學校的老師們都來參與我的活動。有了這許多老師的支助，一下有了很多的知識分子，念佛會忽然改觀了。雖然在一個小小寺院裡，甚至借用丹墀戶外的場地，我就辦起歌詠隊、兒童班、學生會、弘法隊，每天幾乎是像個學校一樣，弦歌不斷。
那許多的青年學子，我讓他們參與到鄉村傳教，從基隆瑞芳、侯硐、菁桐坑（菁桐）、頂雙溪、福隆，一直到頭城以南，羅東、蘇澳等地，這一條宜蘭縣的鐵道，完全成為我們的道場。那許多神道寺廟也都配合我們，把他們的殿堂借出來給我們使用。尤其，各火車站的站長如謝克華，甚至運務段的段長張文炳，也成為佛教徒。有時候到各處去傳教，買不起火車票，他們認為我們在淨化人心，對社會有益，都從另外一個方便門，讓青年弘法隊員進出，節省了很多的車馬費。
前後我在那裡二十餘年，以這樣的基礎，這許多人士，加上為我譜曲、教授音樂的楊勇溥等諸多信徒，散播台灣各地，把念佛會的一些方法傳播開來。例如：馬騰、王普有到了岡山，受到周羅漢的支持成立了念佛會，現在我在岡山的講堂，就是周羅漢的家宅。其它虎尾念佛會、龍岩念佛會、台北念佛會、頭城念佛會、羅東念佛會等，也這樣相繼的成立了。
由於各地念佛會的幹部，都在宜蘭受過基本的正信佛教訓練，台灣的佛教就慢慢的改觀。雖然受到警察一些干擾，地方人士對我的疑慮，但是當我們的車隊，用三輪車裝上大喇叭出去宣揚：「我們的佛教來了！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的佛教來了！我們的佛教來了！」在那個蔣夫人領導的基督教弘揚勢力之下，我們能可以苟延殘喘，把佛教也能逐步的發展，把佛教叫得這麼響亮，實在說，對於台灣佛教歷史研究的人士們，應該要注意到這一點。
從此之後，台灣的傳戒、大學裡的社團、電台有佛教之聲等節目；李炳南在台中樹立的佛教蓮社，煮雲法師在鳳山的弘化，廣慈法師在澎湖的傳教，在台北一些大陸來的長老們，都能動員講經說法；以及林錦東、林大賡、外省的周宣德、朱鏡宙、趙恆惕、立法委員董正之，仗著在政府地位聲望很高的章嘉大師為背景，台灣佛教的活動一時蓬勃發展，欹歟盛哉！一大事因緣，我感覺到新佛教運動好像就從台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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