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atis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人間佛教論文集》
Monasteries in the Mountains and Monasteries in the in the Cities - Monastics Living in Seclusion and Monastics Living in Society 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兼論蘭若比丘和人間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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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兼論蘭若比丘和人間比丘一、沿襲傳統,繼往開來;
二、隨順因緣,安僧度眾;
三、循序學習,長養聖胎;
四、依性安居,各得其所。
寺院是佛教的主體,因為寺院不但是供養佛法僧三寶的場所,更是薰修戒定慧三學的地方。僧伽是佛教的主導,因為僧伽不但是真理的弘揚者,更是社會的化導師。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寺院的各種設施固然離不開僧伽的規畫,祖師大德們的風範更是活生生的法義,不僅以其言行對當代社會有淨化之功,在戰亂、毀佛的時代,仰仗著他們的慈心悲願,不惜以一己的身命來護法衛教,在安撫眾生心靈的同時,也換取了佛教亙古長存的法身慧命。
佛世時,僧人有「人間比丘」與「蘭若比丘」兩種類型,道場也有「都市寺院」與「山林寺院」兩種型態。近十年來高樓大廈中道場精舍林立,越來越多的僧人走向五光十色的塵世,紛紛和社會資源結合,舉辦活動,宣說法義,甚至在公共場所陳述己見。這樣的情況是否合乎佛制?對社會帶來什麼衝擊?對佛教的發展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未來將何去何從?……在在都是當今學界與教界討論的重要話題之一。
本文擬從歷史的沿革、社會的變遷、教育的原理、性格的差異等方面來釐清這些問題,進而探討未來佛教的發展方向。
一、沿襲傳統,繼往開來
「阿蘭若」,是梵語aranya的音譯,意譯為無諍、空閑處,指遠離村落之安靜場所,通常簡稱為「蘭若」。佛陀和他的弟子們最初沿襲沙門傳統,居住在山林、水邊、塚間、樹下的「蘭若」處,但他們並非像一般苦行外道一樣,以折磨自己為修持;亦非如順世外道一樣,以放縱形骸來度日。
無論棲止在寧靜的「蘭若」,或托鉢於聚落的鬧市,佛陀都教導弟子們以觀心為本,將修持落實在生活當中,並且藉托鉢走入人群,以言教身行來化世度眾。不久,佛陀的道譽便遠播整個印度。
頻婆娑羅王首先在王舍城興建竹林精舍。兩、三年後,拘薩羅國的給孤獨長者也發願出資,在舍衛城起造祇園精舍。有了這兩座位於城郊的精舍,佛陀在恒河南北各有一處弘法據點,便經常率領弟子南北往返,四處遊化,各地的信眾在聞法之後,歡喜踴躍,爭相捨宅獻地,作為佛教僧團修持之用。此時耶輸迦童子隨佛出家,佛陀應其父迎請供養及施衣,從此開始接受信眾布施田畝、果園、臥具、醫藥,佛教僧團遂逐漸脫離傳統的蘭若苦行色彩,而走向人間化。
當時佛教著名的道場有:拘睒彌城的瞿史羅精舍、毘舍離城的大林重閣講堂、中印度舍衛城的鹿子母講堂、舍衛城的靈鷲山等,其他散見諸經及佛典者,還有普會講堂、雞林精舍、美園精舍、不穿耳精舍、加羅釋精舍、迦羅差摩釋精舍、仙人聚落精舍、叢林精舍、獼猴池岸精舍、菴羅樹精舍……等等。
由於「都市寺院」的信眾素質整齊、交通發達,對於日後教法的發展及僧團的集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祇園精舍與鹿子母講堂分別由舍利弗與目犍連監工,他們兩位不但修持精進,勤於說法,而且通曉世典,擅於行政,可以說是當時「人間比丘」的代表。
根據《大智度論》卷三記載,王舍城是一塊福地,像佛世時在中印度的道場光是在王舍城就有五處,餘如舍婆提(舍衛城)有二處,波羅奈斯城有一處,毘耶離城有二處,鳩睒彌城(拘睒彌城)有一處。不但佛陀多住於王舍城,大迦葉也喜歡在此地托鉢乞食,蓋由於國主頻婆娑羅王十分護持佛法、居民廣學博識且賢達可度者多、雨量適中、國土豐饒、乞食容易等諸多原因,誠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也。
靈鷲山位於王舍城郊,當然上述王舍城的優點它都同樣具備了,此外,也由於「近城而山難上,以是故雜人不來;近城故,乞食不疲」(《大智度論》卷三,《大正藏》第二十五冊,第七十八頁中),因此佛陀經常安居於此,廣說妙法,乃至佛滅後的初次結集也在此地召開。《大唐西域記》卷九則記載,頻婆娑羅王為了便於聞佛說法,還特地大興工程,自山腰至山頂,「跨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約五、六里」(《大唐西域記》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第九二一頁上)。可見自古至今,經濟、人文、風土等都是考量道場地點的重要因素,連佛世時的「山林寺院」也不例外。
佛陀雖然沿襲沙門傳統,卻不拘泥於此,當佛陀的弟子越來越多,而一間間的寺院又逐漸設立之後,僧眾的生活方式漸由零星獨居演進為團體共住。在授戒、布薩、安居結束時,信眾前來聽經聞法,定期的法會於焉形成。一些阿蘭若甚至建在聚落裡,供遊方僧人結夏安居之用,平時則由信眾管理,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八「阿蘭若六夜學處」云:
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於此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隨意已,隨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勿使賊徒盜床褥等,是時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
(《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七五五頁上)
由信眾擔任當家,多麼開明的作風!今人承襲,遂開展出「四眾共有」的道場,再度將佛陀的平等精神展現無遺!
由於佛世時的道場十分注重教化功能,帶動當地文化、經濟的發展,佛教社區的形成乃成為時勢所趨,如《十誦律》卷三十四云:
去竹園不遠,立作淨人聚落。(《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二五一頁上)
在寺院與社區兩相裨益的良性互動下,聚落日益擴大,城市興起,獻地建寺或捨宅為寺者漸增,僧眾的修道場所也漸由「阿蘭若」演進到「近聚落」,乃至「聚落中」,而寺院也由城郊建到城內。所謂的「阿蘭若」在定義上也漸起轉變,由樹下空地的寂靜處演變為「去村五百弓,有一拘盧舍」(《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七五六頁下;拘盧舍即大牛吼聲或鼓聲可至之處,又一弓等於四「肘」,一肘等於一尺八寸,故一拘盧舍即三千六百尺),遂有了「蘭若比丘」(或稱「無事比丘」)和「人間比丘」(或稱「聚落比丘」)之分別。由於「蘭若比丘」多在僻靜處獨修,而「人間比丘」與社會大眾有所聯繫,修行生活方式自然有些不同,一些規章制度也就應運而生了,例如,在佛律中不乏明定阿蘭若比丘必須注意儲水、備火、知時、知處、注意安全等問題的條文,舉凡進入聚落的時、處,及兩種比丘的相處辦法在律藏中也時有所見。此外,佛陀還特別囑咐:對於阿蘭若比丘的「受戒、懺罪、問法、布薩、自恣、自病、看疾、問經疑處」,「人間比丘」負有教導和照顧的責任。(《解脫道論》卷二,《大正藏》第三十二冊,第四○六頁中)從經濟上看,這固然是因為「人間比丘」的住所接近鄉鎮城邑,生活上比較豐裕;從教化方面來看,也是由於「人間比丘」在鬧市行道,在度眾的經驗及修持的體驗上更有獨到之處。
事實上,無論是「蘭若比丘」或「人間比丘」,最終的行持仍應歸攝於「人間佛教」的內涵,例如在《十誦律》卷五十七中,佛陀曾分別告誡「蘭若比丘」及「人間比丘」均應做到:
應常一心先問訊人,喜心和視共語,捨離顰蹙,讚言善來,應畜火及火爐,少多辦食及食器,常畜水及水器,洗足水器常令有水,淨澡罐廁澡罐中亦應令有水,應善知道徑,善知日數,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星宿,讀誦星宿經,善知修妬路毘尼阿毘曇,若善知初禪、二、三、四禪,應善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若不能得修學,當問知,當讀誦,不應畜日愛珠、月愛珠,……所畜物皆隨順道,如俱尼舍經廣說……。
(《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四一九頁下-四二○頁上)
在經文同段中,佛陀還殷殷垂示「蘭若比丘」應──
若諸居士至,應為說甚深法,應示正道邪道,應說知見,若諸居士去者善,若不去,少多與食,應作是言,我唯有是食。(《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四二○頁上)
在人間社會,無法離群索居,因此一切的修持都應以「人」為本,要重視別人的存在,重視別人的需要,重視別人的苦樂,重視別人的安危。太虛大師曾說:「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人道圓滿,佛道庶幾也能夠成就了。佛陀制定這條戒律的精神,即我一貫所主張的:「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佛陀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說法在人間,入滅也在人間,可說是「人間比丘」的典範。他不辭辛苦,直至八十高齡仍在恒河兩岸行化不輟,臨入滅時,還擔心眾生將來無所依怙。念及「人」是有情眾生,他告訴阿難:在他荼毘之後,應當──
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剎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佛光藏‧阿含藏‧長阿含經一》第一三○頁)。
實際上,大聖佛陀並不需要別人禮拜供養,但人間的眾生需要藉此來啟發善念,淨化心靈,從而希聖希賢,慕滅向道。
透過禮拜佛塔,與佛陀的法身接觸,得以將思慕之情昇華到精神層面,進而憶念佛德,行於日常。是以,舍利塔原本由在家居士建造、護持,後來出家僧眾也從善如流,紛紛在寺內起塔供養,一時之間成為風氣。再加上此時的印度,佛陀的傳記及本生譚也透過詩歌文學的傳頌而大為盛行,六度四攝、自利利他的思想於焉滋長,深植人心,為佛陀時代「人間佛教」的再現埋下伏筆。
尤其佛滅之後,部派興起,各自建構繁複的理論,久而久之,遂與佛陀的人間本懷漸行漸遠,崇尚實踐的大乘佛教乃應運而興,龍樹、提婆等「人間比丘」相繼挺身而出,他們本著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的悲心,不僅著書立說,從理論上破除異論,顯揚佛陀的人間正法,更躬身力行,利生不輟。像龍樹因當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故設法「赤旛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終於引起國王的注意而藉機度化,最後「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束髮,受成就戒」(《龍樹菩薩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一八六頁上-中);提婆則追隨老師龍樹的腳步,為度化國王而「應募為其將,荷戟前驅」,因軍紀嚴明,獲得國王的器重,之後由上而下度化國人也就不難了,據史傳記載,三個月之內竟有百餘萬人皈信佛教,但他也因此遭到邪道弟子的嫉恨而引來殺機。當他遇害的時候,為恐門下復仇而告訴殺手:「吾有三衣鉢釪,在吾坐處,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臨終之際,還諄諄教誨號哭的弟子們:「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誰怨?誰賊?誰害?汝為癡毒所欺,妄生著見而大號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提婆菩薩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一八七頁上-一八八頁上)慈心感人,於此可見他是一位有修有證的「人間比丘」!
西元五世紀以降,以那爛陀寺為首的僧院以高等學府的姿態出現,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記載的那爛陀寺:
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並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為眾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眾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二三七頁中-下)
義淨晚玄奘約四十年後西行取經,從他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亦可想見那爛陀寺當年的盛況:
那爛陀寺人眾殷繁,僧徒數出三千,造次難為詳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為禮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西,巡行禮讚,淨人童子持雜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拜時,高聲讚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大正藏》第五十四冊,第二二七頁上-中)
每日舉行寺講百場,萬人聚集研習經論,通解者達千餘人之多;而光是每天的禮誦,便有數千人行動,儀式之進行,熱鬧中不失莊嚴,活潑中不失威儀。凡此顯見佛法與文教結合無間,僧眾與信眾水乳交融,遙想當年的那爛陀寺沒有現代進步的交通及種種設施,卻能夠將人間道場的活力發揮到極致,實非易事,也難怪培養出來的僧人個個都是解行並重的「人間比丘」,而非僅滯於學解之徒了!
遺憾的是,自玄奘大師返國、戒賢論師圓寂之後,乏人傳承,導致後期的大乘佛教走入經院的胡同。佛教一旦缺乏了人間的實踐,既如同截斷源頭的江河,喪失了向前邁進的動能;又好比斬除根部的草木,禁不起風吹雨打的衝擊。再加上溶入印度教色彩的金剛乘佛教興起之後,天乘思想濃厚,繁華縟麗的祝禱儀式固然也能啟發道念,但一味借助他力來求得自己的幸福,反而忘失了自己身而為人的力量。最後佛教終究敵不過回教的入侵,在印度的國土中逐漸消失。
幸而早在西元前三世紀頃阿育王在位時,曾大量派遣僧尼、使節到海外弘傳佛法,建寺度眾,佛教的慧命乃得以在其他國家地區延續下來。尤其在漢地,不但保存了最多的佛教典籍,而且至今仍是人間佛教最活躍的地區,之所以如此,「人間比丘」輩出,承先啟後,且代有闡發,是其主要的原因。
根據正史記載,佛教是在東漢末年時傳入中土,自此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結束是中國最動盪不安的時期,但說也奇怪,這五百年間卻是佛教發展最快的關鍵時期,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佛教能在此一開始傳來中土之際,就能融入當地的傳統,所以很快便被人們所接受。
最明顯的例子如寺院的建築在一開始的時候,便承襲傳統宮廷、官署、民宅的形式,將佛教的主體建築設在中軸線上,且簷瓦翻飛,院落分明,後來歷經不同朝代,雖在格局上稍有變更,但總體而言,仍維持著中國傳統樣式,予人熟悉親切而莊嚴古雅的美感。有人曾說,相較於其他宗教,這就是佛教得以在中土迅速傳播的原因之一,想來也有幾分道理。
在弘法的方式上,由於佛教在中土弘傳的初期,南方盛行清談,當地的僧人為弘傳佛法,遂迎其所好,創立「法社」,與之對話,因此吸收了不少名流士子作為佛法的後盾;至於高僧大德如在高邑立寺授徒的竺法雅、於中山開座講法的康法朗等,常以老莊思想來解釋佛理,形成所謂的「格義佛教」,雖然後人非其「迂而乖本」(僧叡〈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五十九頁),難達佛法真髓,但畢竟不失為引導時人進入佛法堂奧的門檻。而北人則崇尚神異方術及建塔造寺,當地僧侶也從其所好,成立「義邑」,率領在家邑子學佛薰修,同時以種種方便攝受帝王同來護持,尤其在沙門統曇曜建議下所設立的僧祇戶、佛圖戶,不但解決了北魏的社會問題,繁榮了當時的民間經濟,而且擴大了民眾的信仰層面。「法社」和「義邑」,類似現在的「佈教所」,可以看成是迷你型的「都市寺院」。試想若非這些擔任先鋒的「人間比丘」深入城鎮鄉邑,融入百姓的生活,佛法在中土生根可能都很困難,遑論開展了。
唐宋以降,為適應一般民眾的需要,寺院的講經說法除了正式的大座開示之外,更發展出俗講、變文、變相等,是為戲曲、小說之濫觴,不但對於佛法的大眾化、普及化、藝文化助益甚多,而且使得寺院成為當地文教活動的中心,對於佛教地位之提昇、社會人心之淨化也有很大的貢獻。凡此也應歸功於「人間比丘」所作的種種努力。
至於一些棲止巖穴的「蘭若比丘」,他們以其嚴淨的修持行無言之教化,在重禪輕講的北朝,很能符合朝野的需要,甚至由於「蘭若比丘」性喜禪寂,林谷是托,是以北魏孝文帝、北齊文宣帝等帝王分別為佛陀禪師在嵩山建造少林寺,為僧稠禪師在龍山建造雲門寺,諸如此類的「山林寺院」在當時也發揮了不小的度眾功能。
民情風俗的不同是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初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當深目高鼻、袒肩托鉢的胡僧來到中土,眾人異樣的眼光可想而知,但他們為了將菩提種子遍撒中土,仍不憚辛勞,前仆後繼,跋涉千里而來。即使後來漢地人士紛紛加入弘法行列,但僧人剃除鬚髮、捨家求道的形貌不啻引人側目,且與中國傳統觀念相悖,在在形成議論的焦點。可貴的是,這許多有為的僧侶為了弘法利生,不但無懼困難,迎向社會,甚至不惜身命,在權貴之間周旋應對。
像康僧淵初至江南時,以清約自處,人多不識,故經常餐風露宿,在市場邊行乞維生,直至拜訪殷浩,與滿座名流縉紳對談如流,才令人刮目相看,從此聲名大噪,後來在豫章山建寺,從學者眾;竺法汰奉師命南下建康(南京)弘法,最初也是衣食無著,幸賴東晉丞相王導的第三子王洽的接濟,強顏歡笑於名流士子之間,始得順利進行教化工作。餘如支遁、法友、于法開、竺法崇、智顗、道宣等高僧大德雖然在遠離市區的「山林寺院」裡潛修課徒,仍不時應邀赴京師講學。古時候的交通並不發達,更何況是在山野林間,一路顛簸難行,可謂辛苦備至。像智顗即在應詔進京的路上病故。他們為法忘軀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若非具有高度淑世熱忱的「人間比丘」,何能致此!
對於「人間比丘」而言,形體上的饑羸凍餓、疲累奔波,精神上的稱譏毀譽、利衰榮辱或許還不算什麼,最可怖的應該是經常遊走在生死邊緣,朝不夕保。像帛法遠、帛法祚兄弟因不願還俗從政,而相繼被秦州刺史張輔、梁州刺史張光所害。沮渠蒙遜因不願曇無讖為北魏太武帝所重用,而派人將之暗殺。玄高雖貴為太子的老師,卻因名盛遭忌,被崇道毀佛的北魏太武帝所拘捕縊亡。後秦王姚興則一再脅迫道恒、道標罷道未果,又命身兼僧主的僧予以規勸,不意僧無懼生死,抗旨修書,義正辭嚴地說道:「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七十四頁下)姚興遂不再提起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佛圖澄更是了不起,他因不忍生靈塗炭,策杖軍中,先以咒術神通斂服殺人如麻的石勒、石虎兄弟,再繼之以善誘勸化:
帝王之事佛當在心,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
(《高僧傳》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五頁中)
佛圖澄不僅在宮中說法,也經常開壇講經,受業弟子幾達一萬,常隨左右者數百。他常告誡在家信眾:
事佛在於清靖(淨)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悕耶?(《高僧傳》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五頁中)
可見他雖以咒術神通為初方便,實則係以正法化世的「人間比丘」。
在古印度,佛教的僧團與王室之間保持密切關係,佛陀尚且不時出入王宮,為公卿貴冑說法,何況古代的中國向來以王權至上。為弘傳大法,中土的「人間比丘」不但得隨緣教化王室公卿,以收上行下傚之功,更必須在王法與僧情之間衡量輕重,取得協調。例如在「沙門應否禮敬王者」的論議中,東晉時深居廬山的慧遠,以一紙〈沙門不敬王者論〉,回覆桓玄「沙門應向王者禮敬」的主張,及時扼止了當政者的宣令;劉宋時期的僧遠以一句「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七八頁上),回應脅迫他禮敬天子的官員,隨後隱入定林山,終不復出。他們的魄力,不知贏得多少人的擊節讚賞!而在北魏初年應詔為「沙門統」的法果,身處北朝殺戮成性的胡族轄地,在盱衡時局之後宣稱:「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敬禮。」(《魏書‧釋老志》)乃至文成帝時,曇曜在雲崗以五帝之形貌作如來雕像,無異以具體的行動來表徵王權與佛法的一致。南宋的若訥則以「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佛祖統紀》卷四十七,《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四二七頁下)來回答高宗的啟問,致使九五之尊聞言欣然躬伏,並授以官職,賜錢百萬。論者有謂如慧遠、僧遠等山林比丘具有高亮之僧節,實則法果與曇曜的作法和道安「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出三藏記集》卷十五,《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一○八頁上)的主張若相符合。試想在那樣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裡,在那樣一個強硬凶猛的政權下,若不藉助像帝王如此有力的外護長城,佛教即無由發展,黎民的苦楚可能更要加劇了。至於若訥,以珠璣數語化解彼此的對立,贏得皇帝的悅服,讓法雨得以普施更廣,不亦美事一樁!所以無論是在「山林寺院」裡領眾薰修的慧遠、僧遠,或在「都市寺院」中弘法利生的道安、法果、曇曜、若訥,儘管在做法上不同,只要運用得宜,均應屬於憂國憂時、為教為民的「人間比丘」!
在東晉南北朝的亂世裡,與道安同屬佛圖澄門下的僧朗,則避居泰山金輿谷,以戒德指導百餘弟子,為時人所崇仰。稍晚劉宋的僧周,原本在嵩山頭陀坐禪,因北魏太武帝滅佛而率徒眾數十人逃至寒山,亦以學德兼具著稱興。僧朗與僧周等可說是當時「蘭若比丘」的代表,他們在「山林寺院」裡布衣粗食,領眾禪修,為世人樹立另一種實修的典範,在五光十色的紅塵世間,毋寧是一股難得的清流,好比佛世時的迦葉頭陀,也很值得大家稱道。
佛教從印度傳來之初,不僅有王法與佛法之間的衝突,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