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3 - Social Affinities 1 《百年佛緣3－社緣篇1》
Public Opinion representatives and I 我與民意代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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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民意代表們一九四九年，蔣中正先生在國共戰爭後退守台灣，他一心想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即所謂「美麗的寶島」，所以實施民主憲政。這在歷史上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是，要落實民主憲政，也要全國的人民具有民主的知識和素養，展現「民主的風範」；如果人民的素質不提升、涵養不夠，過度強調民主而沒有自律、法治，也是會有缺陷的。
講到民主憲政，就得講到「選舉」了。選舉，是由人民當家做主，所有的候選人，誰能上台，都要通過人民的選票來決定。站在佛教的立場，還真得感謝民主時代的選舉機制。因為佛教在台灣的弘傳，除了過去承受西方「信教自由」的口號影響，獲得賴以生存的助益；尤其台灣每到選舉的時候，所有候選人要想得到選票，也都會到各個寺院燒香、拜佛、求神，尋求信眾的信賴，希望獲得多一些選票。這也給了佛教的發展一大助緣。
猶記得在我初到台灣的那幾年，即使只是一個鄉民代表或是一個村長，也可以站在台上比手畫腳，好不威武赫赫，神氣昂揚。但是到後來，情況改變了，這許多想要透過民意當選的政治人物，反而都是坐在台下，聆聽那許多宗教人士在台上表態支持他們。甚至於到了現在，就是想要選總統的人，也得走遍台灣的大小寺院，才能獲得選民的支持。可以說，佛教和民間宗教，在台灣的民主憲政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民意代表要想得到宗教界的選票，往往都會在神佛面前，或者是信徒面前，信誓旦旦地許諾他將來要為這一間道場做出什麼貢獻。但是在台灣數十年的選舉中，我從來不曾要民選的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承諾我們什麼條件，也沒有接受過他們的什麼賄賂。好比最早的選舉，味素、香菸、肥皂粉等贈品，我從來都沒有收過，也沒有一個選舉人對我有這樣的舉措。
只記得有一次，大約是在一九六○年的時候，高雄市市長陳武璋先生尋求連任落選，事後他的競選總幹事洪地利先生表示，要捐獻給正在籌建中的壽山寺十萬元台幣。當時我斷然拒絕，洪地利先生說：「這是選舉過後結餘下來的錢，如果你不要，也是白不要，不如拿來做建寺的基金吧！」儘管他出於一番好意，可我還是說：「洪先生，十萬元是很大的數字，我拿了以後，在我一生的歷史裡，就會是一個很嚴重的污點，請你成全我；對於台灣選舉的金錢利益，我們是不沾光的！」他聽了以後，也就立刻接受我的意見了。
台灣的民意代表選舉，從鄉鎮代表、鄉鎮長，縣議員、縣市長，到省議員、省長，乃至再往上到中央的立法委員、總統選舉，我們都沒有缺席過，每一次也都很熱誠地參與。但是卻有人因此批評佛教：「出家人也要參與政治嗎？」
這句話非常地荒謬。選舉，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只要沒有被褫奪公權，他就有資格參與選舉。既然每一個人都有神聖的一票，都可以選賢與能，那麼你說出了家的人不能選舉，難道他是被褫奪公權了嗎？或者是他犯了什麼法律，不夠資格投選一票？
其實，出家人不但有資格投選一票，甚至依照過去太虛大師主張的「問政不干治」原則，他也可以競選民意代表，只是不要去做警察或官員，不直接去管理百姓就好。因此，換句話說，出家人不僅可以投票，甚至於還要爭取大家選他一票了。
話說回來，每次的選舉，民意代表也都會來拜訪我，希望獲得我的支持。最初，台灣是國民黨執政的年代，不用說的，我們自是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只要黨提名，我們就信任黨，也不去管候選人是誰，就只管投他一票。但是後來，台灣到了政黨相互競爭的年代，我們總覺得應該讓好人出頭，所以也就主張「選人不選黨」了。
可惜的是，台灣的選舉風氣不是很好，選舉一到，不是公開的謾罵，就是私下散發黑函，甚至揭發對方的隱私，以種種不正當的手段攻擊競爭的對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這實在是台灣民主憲政史上應該檢討的一頁了。
我在全台灣每一個縣市都設有道場，每當道場舉辦活動時，一些民選的政治人物都想和我們有些來往。其實，我是最沒有政治意識的人。佛教說：「依法不依人」，而我的性格也是只依於好人，不管其他。因此，對於民選政治人物所做的種種許諾，我也從來不要求他們兌現。我覺得一個出家人只要無求，自然會讓人家看重。所以在我這一生當中，我不跑政府，不走衙門，也不做請託。我不希望政府官員圖利於私人，只希望他們為國盡忠、為民造福就好了。
說到不請託民意代表。在台灣，縣議會裡都有三、五十位的議員，可是我在高雄縣住了五十年，竟然連一個議員都不認識，名字也叫不出來。不過，早期台灣的省議員，我倒是都還記得不忘，甚至於最早全台灣每屆的縣市長，他們的名字我都耳熟能詳，大概是因為那時候我年輕，記憶力好。可是在廢省後，我也幾乎要把省議員都忘記了，就連現在台灣各個縣市的首長，我也不復過去一樣，一一去記得他們的名字了。
再者，當初國際佛光會剛成立時，立法院的一百多位立法委員當中，與佛光會有所因緣往來的就有三十多位。但是，我們也從來沒有要這許多民意代表幫忙我們爭取什麼利益，或者給予什麼特殊方便。雖然如此，還是有一些有緣人，很自然地來給予佛教照顧和關懷。現在我就記憶所及，略作敘述。
董正之
我最難忘的民意代表，當推立法院最早期的立法委員董正之居士了。董委員，遼寧人，一九一○年生。早期從大陸來台的立法委員們，並不需要選票；因為大陸解放後，不復選舉，他們在台灣也就成為終身的委員了。
董委員人高馬大，口才又好，實在是一位優秀的民意代表。他是一九四七年中華民國實施憲政以來，當選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在台灣，除了護國以外，真正護持佛教的民意代表，就首推董正之居士一人。他對佛教的護持及在佛學上的研究，真的是非常用心。那時候，佛教界遭受諸多來自政治的壓力與法令的干擾，大大小小的阻礙接踵而來，教界人士紛紛請董委員為他們救苦救難，董委員也從來不曾推辭。
因為受李炳南居士的賞識，董委員於一九八六年左右，擔任台中佛教蓮社董事長。在此之前，一九六四年，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的時候，他也受聘為教授。甚至，他對於屈映光和趙恆惕居士發起的「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出力更多，曾經率領訪問團到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勸請華僑訂購修訂的《中華大藏經》。
他和我的因緣，是由於一九四九年時，政府聽說大陸方面派遣了五百位僧侶到台灣當間諜，因此大肆逮捕。當時，我受妙果老和尚的好意，掛單在圓光寺裡。有一天，董委員正在寺中和律航法師等人聚談，警察忽然上門，把十餘名外省籍出家人，連同董委員一起帶走，並且即刻遭到拘留。當然，由於他是立法委員，第二天，相關單位知道了以後，就趕快把他釋放了。
釋放後，董委員趕緊聯絡監察院監察委員丁俊生、省主席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老先生，以及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設法營救我們。所以，那一次佛教的大災難，可以說多虧董正之居士發起，首先出面與政府周旋，才得以讓佛教平安過關。
那時候，我們被政府拘禁在桃園的一間倉庫，住了二十三天。由於董委員也跟著我們受了一日一夜的牢獄之災，後來他被釋放以後，為我們奔走營救，我也就對董委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住在中壢圓光寺時，寺中有妙果老和尚、律航法師等僧侶，甚至於繆澂流將軍等人也都經常到寺裡來走動。然而在這許多人中，董正之居士由於口才流暢，談說的都是佛學的道理，我聽了也覺得津津有味。因此，他對我的影響也就更為特別了。
在我和他相處的歲月中，有一次，他跑到我住的台北普門精舍來。那時候，有人要請我到歐洲瑞士弘法，由他轉達這個訊息。他一來到，就向我頂禮，央求我用心學習英文，以便到海外弘法。我自覺五音不全，學習外語能力不高，但是這一次仍然受到董委員的感動。心想，過去我除了在大陸焦山佛學院讀過《開明英文讀本》以外，早就把英文置諸腦後，現在聽了他的話，只得再努力學習一些應用的英文。只不過，我想到眼前海外弘法的因緣並沒有成熟，恐怕辜負他的這番好意，只有暫時婉拒，以待將來的因緣。
除了董委員是我第一位民意代表的朋友，當時老一輩的民意代表，如立委莫淡雲（湖南省人，一九一六年生）、國大代表黃一鳴（湖北省人，一九○七年生）、林競（浙江省人，一八九四年生）、劉中一等，都是要好的佛友。而助我最深，對我關係最密切的，應該就是台灣省議員陳洦汾先生了。
陳洦汾
陳洦汾先生，宜蘭人，一九三五年出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民意代表。他於一九七三年當選省議員，之後做了兩屆議員。他曾經在省議會裡擔任黨團書記，地位可比議長，是很相當的人才。
我剛到大樹鄉麻竹園建設佛光山的時候，舉行一場安基典禮，當時邀請縣長來參加。但可想而知地，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人，在麻竹遍野的荒山僻地安基建寺，縣長大人自是不克前來了。兩年後，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舉行落成典禮，我還是再次地邀請縣長，這回他也沒肯駕到。
後來又過兩年，一九七一年，大悲殿落成，我就不再請縣長大人了。但是我透過立法委員黃玉明先生，邀請到內政部部長徐慶鐘先生，以及多位立委等人前來剪綵，這在當時，可說是一件大事，這時候才驚動我們的縣長大人。
徐慶鐘部長早一日先到佛光山安單。當縣長得知消息時，即刻表示，將於晚上九點多鐘上山拜訪部長，我也好意地請徐慶鐘部長和他相會。但是，那時候由於政治倫理的關係，部長與縣長的等級差距很多，徐部長就說：「怎麼這麼晚要來拜訪，明天再見吧！」
對於這件事情，縣長一直耿耿於懷，認為是我們沒有給他面子。所以，從此之後，佛光山經過十年漫長的寺廟登記手續，都不被准許通過。
儘管不能辦理寺廟登記，我也沒有在意，為什麼？我相信，縣長一任是四年，就算連任了，八年一到，也總要下台。現在你不肯給我登記，等到換別人上了台，我還是可以登記；你只能做八年縣長，而我可以做永遠的和尚！
後來，我計畫在一九七七年傳授三壇大戒，但是當時內政部有一項規定，凡辦理過寺廟登記的人，才有資格傳授三壇大戒。這是很正當的法令，我理當依循，所以我也就急於要在傳戒之前，辦好寺廟登記。
當時，在台中省議會的陳洦汾先生知道以後，請民政廳協助，指示高雄縣政府頒給我們寺廟登記證明。記得那時候，陳洦汾先生在中興新村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內打電話給我，一再問道：「你拿到寺廟登記證了嗎？」我回答他說：「拿到了！拿到了！」他才放心。
為什麼他要如此追問呢？因為當時高雄縣政府一直不肯把這一張證書頒發給我，即便我去領取這張證書時，縣政府裡的一位人員也還恐嚇我說：「這張證書你拿回去之後，說不定過一、兩天，我們還是要再把它拿回來的！」但是這句話，我就沒有告訴陳洦汾先生了。
也因為寺廟登記困難，佛光山開山已經十年了，才領到寺廟登記證，假如是商業登記要花十年的時間，早就關門大吉了！不過，前十年忙於建築的時期，能被准許在沒有拿到寺廟登記的情況下開山、建寺，也算是很難得的好因好緣了。
陳洦汾先生後來又幫忙我辦理萬壽園的合法登記。今天佛教寺廟興建的很多靈骨塔中，辦過合法登記的，恐怕只有少數，而佛光山萬壽園就是少數之一。我真想代表佛光山及信眾，頒發給陳洦汾先生一個大大的獎牌，感謝他的支助，讓我們毫無政治力量的民間團體，也能有人出面解決這種重大的問題。
高育仁
說到台灣省省議員，高育仁先生跟我們的關係也是較密切的一位。高育仁先生，台南人，一九三四年生，曾擔任省議員、台南縣縣長，後來又做了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我和高育仁先生建立往來，就是在他擔任民政廳廳長的時候。在他之前，民政廳對佛教一直很不友善，有少部分的官員一直要打佛教的主意，訂出許多單行法規，比方吃素齋要繳稅；大雄寶殿之外，僧人住的房間要繳稅；寺廟不可以開功德箱，要讓鄉公所來開；每個月要在門口公告寺院帳目；五萬元以上的寺廟修理必須得到政府准許，寺廟重建則是一概不准等等。
據說這許多的辦法，都是出自於一位楊姓民政廳官員的主張。當時佛教界風風雨雨，真如大難臨頭一般。為此，那個時期我正在辦《覺世》旬刊，也就經常和省政府筆戰對立。甚至於省政府主管民政的省議員們，乃至許多的立法委員，也幾次組團到佛光山來訪問，我都曾為了佛教，不惜和他們抗爭。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後來擔任立法委員的廖福本先生，他在民政廳做科長時，才稍微對佛教的問題有了一些改善。而到了高育仁先生做民政廳廳長的時候，對佛教就更是友好了。
高育仁先生在民政廳長任內時，我曾和他說過：「目前寺廟有了爭議，都是交由地方政府來處理，但是政府並不認識佛教的宗派，也不知道佛教的文化、習慣，應該要讓佛教會來處理比較適當。」我記得，那時候高育仁先生對我悄聲地說：「等到大師你來做中國佛教會會長的時候，就可以了。」這一句話說明了他們對佛教會充滿不能勝任的疑慮，覺得佛教會不能公平公正，也沒有正義，當然政府也就不放心把事情交給佛教會處理了。
那個時候，台灣省省訓團在培訓地方幹部的時候，還請了我、心定法師、慈惠法師等人前去授課。可以說，高育仁先生和佛教一直都是保持友好的關係。
後來，高育仁先生又擔任台灣省議會的議長。一九八一年，佛光山大雄寶殿落成時，省長李登輝不克前來，就是由他代表省長前來主持落成典禮的。
高育仁先生非常優秀，沒能主持省政，非常可惜。從省議會退休後，他也做過立法委員，不過那時候我們就疏於來往了。一直到後來他學佛，受持《金剛經》，也來佛光山參加過幾次佛光會會員大會，才又與我們有了接觸。他的女婿就是現任新北市的市長朱立倫先生，也都是優秀的人才。
關於我和民意代表，有來往的應該不下數十人之多。例如我創辦的佛光大學，董事群裡就有立法委員丁守中；南華大學董事中，就有洪冬桂、趙寧等立委，甚至於趙寧還做過佛光大學的校長，洪冬桂也擔任過美國西來大學副校長。
另外，還有王金平、吳敦義、吳志揚、林建榮、沈智慧、徐少萍、曾永權、黃昭順、費鴻泰、趙麗雲、蔣孝嚴、潘維剛、盧秀燕、鍾榮吉、鍾紹和、饒穎奇（依姓氏筆劃排序）等許多歷任的委員們，也都和我有過往來。
除了國民黨的委員以外，民進黨的人士我也一樣一視同仁。例如余陳月瑛女士（高雄人，一九二八年生），在她擔任高雄縣長的時候，好幾次的過年，都是在佛光山度過的。她雖是女性，但很有肚量，寬容一切，對人民的服務也總是不遺餘力，因此素有台灣的「媽祖婆」之稱，成為民眾所崇敬的父母官。為了不讓民進黨人士傷害佛光山，她還曾經坐鎮在佛光山門口，對民進黨人士說法。所以，她作為民意代表，也受到很多佛光會員的擁護。
甚至於她的兩位公子和女兒，余政憲、余政道、余玲雅也很護持佛光山，都是勤於為民服務的民意代表。尤其多少年來，由於交通路標不明顯，到佛光山的民眾經常反應或有走錯、或是繞道的情況；為了便民、節省社會成本，我們幾次陳情，希望把通往佛光山的標誌路牌，豎立在高速公路交流道口。後來就是經由余政道立委出面才完成的，所以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對民間確實是很熱心幫助的。
又例如宜蘭出身，曾經做過省議員、立法委員、行政院長的游錫堃先生（一九四八年生），在他擔任宜蘭縣長的時候，正是佛光大學興建期中。當時，佛光大學為了土地以公告現值或環境評估後的價錢問題，受到一位財政科長多方為難，就是由游錫堃先生出面協調的。只是當時那位科長仍然不給任何商量餘地，不願意接受指示給予佛光大學支持。但游錫堃先生認為，辦法是人定的，可依實際需要修正。為了成就此事，只有對他說：「假如不如法，就讓我來不如法，你給他批准！」最後，才終於得以順利完成購買土地及申請建校的程序。
對於游錫堃先生的誠意，我由衷地感謝他。甚至於此事之後，我在榮總進行開刀手術，他還前往探視。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人士對於民眾的交誼非常重視，能得民心也是不容易的啊！
總而言之，這許多民意代表們護持佛教，而我也護持他們！
說來台灣是個民主的社會，所有政府重要的職務，舉凡議員、立法委員，甚至於總統，都是由民間投票以定勝負。但是人民的民主素養，也需要教育來養成；所謂「神聖的一票」、「選賢與能」，假如投票人只為了候選人提供的味精、肥皂粉或者幾百塊錢，出賣這一票，讓一些不具有公職道德的人當選，而危害了社會，投票人也應該要負起一點責任。
就好像陳水扁先生雖然當選總統，卻換來多年牢獄之災的判決，我覺得每一個投他一票的人都應該為他分攤一點刑責；假如當初他們沒有投這一票，他也就不至於因為他的職務犯罪，而遭受這個牢獄之災的苦難了。就等於過去中國佛教會的白聖法師做了四十年的理事長，導致佛教進步緩慢，難以發展，難道投他一票的人都不用負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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