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3 - Social Affinities 1 《百年佛緣3－社緣篇1》
Fragmentary Contact with International Leaders 國際領袖們的交往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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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們的交往片段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有領導人，在我見過的許多領導人中，心儀的，當首推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Jawaharlal Nehru）了。
尼赫魯總理
尼赫魯總理是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一八八九年出生，是繼「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之後，成為印度的領袖，甚至後來以他的聲望之高，成為世界級的領袖。
我和他，照理說本來是沒有因緣見面的，因為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中印宣布斷交。對一個不是邦交國的領導人，我們哪裡有什麼理由能要求拜訪見面？但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時候，有一個機會來臨，當時政府要中國佛教會組織一個世界訪問團，我因此有了機會到訪許多國家，並且有機會見到當地的領袖。
我們訪問團的成員有：白聖法師、賢頓法師、淨心法師以及朱斐、劉梅生兩位居士，我則擔任團內的發言人。那個時候我在台灣，一心就想到印度去朝聖，現在有這麼一個機會能到印度，在我，見不見到什麼人不重要，但一定要到佛陀的聖地去禮拜。
可是從在台灣辦理印度簽證開始，就已經遇到了困難。因為當時兩國沒有邦交，我們到哪裡去簽證呢？後來有人告訴我們，可以到台北英國的領事館辦理。到了英國領事館，辦事人員說，印度簽證必須要打電報辦理，而且不知道要多少次的來往，費用要五百塊美金。
我們如數繳交了五百塊美金，但是一、二個月過去了，卻如同石沉大海，一點消息都沒有，幾次去英國領事館催問，他們都回答說：「沒有獲得回音，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這時，我們已經預感此路不通，要在台灣辦印度的簽證是沒有希望了。迫於訪問團出發的日期就在眼前，只得第一站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轉到泰國再說了。
抵達泰國曼谷時，由國家宗教廳出面，給予我們隆重的接待，竟然有二千多名比丘到廊曼飛機場列隊歡迎。那一次，宗教廳希望我們住在泰國的寺院裡，但當地的華僑佛教徒則堅持我們一定要住在中華佛學研究社，因為它是華僑歷史最久的一個佛社。在我們下榻佛社的期間，外面都有衛兵守衛。
除了相關的訪問行程外，我們心目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曼谷能辦理印度的簽證。說來因緣真巧，當時的駐泰大使杭立武先生，他和印度駐泰大使非常友好，私人的交情深厚，我們就轉請杭大使協助，希望透過他的聯繫，為我們取得印度的簽證。運氣不錯，終於讓我們能夠在訪問過曼谷之後，如期的訪問印度。
七月八日下午，我們終於踏上佛陀的國度──印度。
印象深刻的是，在泰國乘坐飛機的那一天，是下午三、四點鐘，到印度的飛行航程要兩個半小時，在我們想，到了當地應該是已經黃昏黑夜了。但加爾各答的時間比我們慢了兩個小時，抵達時太陽還沒有下山。記得當時我還想：真是奇妙啊！我們搭乘的噴射機還能追著太陽跑，和日月競賽呢！
加爾各答是印度華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大多是來自廣東梅縣人士。僑領葉幹中先生和很多的僑團，都給予我們非常熱烈的接待。在加爾各答，除了看到人多，交通、環境稍嫌髒亂、沒有秩序之外，我感覺印度人是很和善，華僑是非常熱心的。
訪問了九天要離別加爾各答的時候，幾位僑團領袖表示，希望我們在新德里訪問時能見尼赫魯總理，並且提出兩項訴求：第一、把在加爾各答逮捕的近七百多位華僑釋放出來。因為那個時候，受到大陸和印度之間發生邊境戰爭的影響，很多華僑無辜被捕，希望印度政府基於人道理由給予這許多人士釋放。第二、台灣有兩艘漁船因為越區捕魚，已經給印度政府拘留數月，希望能釋放他們。
我聽了以後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們這麼多的人在印度都沒有辦法了，我們是從台灣來的僧侶，哪裡有什麼通天的本領呢？
但是我們在朝聖之後，抵達新德里，就試著打電話給印度政府，那邊的回應非常乾脆：「明天上午九點，尼赫魯總理在總統府接見你們。」真是天大的喜訊！
第二天我們準時抵達，尼赫魯總理已經在辦公室了。在他的辦公桌前擺了椅凳，我們一團九人圍成一個橢圓形分別坐定之後，因為我是發言人，我就把我們的團員先做一番介紹，表明我們的身分以後，請他給我們指教。
尼赫魯先生看看他辦公桌上的一尊佛像，然後再看看我們說：「我們印度能成為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的國家，所謂悠久的文化」，他用手一指，「不就是佛教的文化嗎？假如沒有佛教，我們印度在世界上要拿什麼稱做悠久的文化呢？」
他很輕鬆的關心我們：「去過藍毘尼園嗎？」跟後就嘆了一口氣說：「現在藍毘尼園已經不是印度的了，在距離印度六英里的尼泊爾……」這個時候他停頓了一下，我就補充說：「不管怎樣，我們的心中，佛陀永遠都是出生在印度，印度才是佛陀的祖國。」他聽了之後非常的高興，並且笑了起來。他接著問，你們從台灣來，蔣中正總統可好？我當然向他報告蔣總統在台灣很好。不過，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兩國沒有邦交，他肯得提出這句話，我在想，應該是蔣總統訪問過印度，他們過去有過會晤的交情。
我又再請白聖法師和僑領葉幹中和他講話，大家表達一些客氣、仰慕的話以外，我知道機會難得，就開口說：「總理先生，今天我們此來難得的緣分，有二件事情拜託你能給我們幫助。第一、這一次路過加爾各答，我們當地旅居在印度的僑胞，不知道什麼原因遭到印度政府逮捕，人數太多，如果沒有太大的原因，希望政府能把他們釋放出來，讓他們和妻兒團圓。第二、我們從台灣來，台灣高雄有兩艘漁船因為越區捕魚遭到扣留，已有數月之久。有時候海洋上難以辨別區域，或有誤闖，希望總理先生助一臂之力給予釋放。這些漁民在台灣的家人，都盼望著他們能早日回家。」
尼赫魯總理聽了以後也不置可否，只是回應：「哦，哦！」大概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就起身告辭了。
後來，我們再回到加爾各答，聽說那些僑胞都已經獲得釋放；甚至，經過八十天的訪問回到高雄時，車站湧上幾百位漁民迎接我。我很訝異，我和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要來迎接我？他們說，我們是在印度漁船上的漁民，感謝你的仗義執言，才能得以回來。我這才又想起訪問尼赫魯總理的經過。
尼赫魯總理跟隨甘地先生參與印度獨立運動，成功後，甘地成為世界上偉大的領袖。我記得大概是在一九四○年，太虛大師應邀訪問印度時，沿途受到民眾的歡迎，他還寫了一首詩：
「甘地尼赫魯太虛，聲聲萬歲兆民呼；
波羅奈到拘尸那，一路歡騰德不孤。」
後來，聖雄甘地遭異議分子暗殺，對此，我們感到非常的不幸；幸好有尼赫魯先生繼承了印度領袖的地位，在抗日抗戰期中，中印軍政合作，甚至對於後來日本無條件的投降都關係重要。
因為抗戰期中，美國的援助必須經過印度，再經艱辛的滇緬公路，才能把物資載運到中國。但在「珍珠港事件」還沒有發生以前，美國也只是默默的幫助，因此，這也要印度政府支持，我們才能取得那許多物資，那個時候，蔣介石和尼赫魯就建立了軍事、政治上的往來。
我對於尼赫魯總理和太虛大師的因緣，甚至對於他幫助我們抗日勝利，都覺得非常感謝。我之所以盛讚尼赫魯總理是世界偉大的領袖，因為這個人有政治思想，具有遠見、毅力，重振了印度的雄風。印度貧窮落後，這不是尼赫魯先生一個人所能挽救，他能領導印度不致貧窮到不能生存，就已經非常難為了。
尤其，在尼赫魯總理每天忙碌的政務行程之中，和我們一個小小的佛教訪問團有什麼關係，他肯得接見以外，並且跟他提到的兩件事情都能夠立刻履行，釋放僑民、漁船漁民，我覺得他站在人道立場，充分重視人權，實在堪稱是當今一位自由民主的領袖。
說到這裡，也順道帶上一筆，大約在二十年前，我有一個因緣前往歐洲訪問。偶然的機會，在義大利某家餐館吃飯，用過餐之後，餐廳的老闆竟然不收錢，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父親曾經被印度政府拘捕，因為您的話而獲得釋放，我要報答這個恩情，今天我請客。」說來，這一頓飯，應該要感謝尼赫魯先生才是了。
泰皇蒲美蓬先生
除了尼赫魯總理以外，世界領袖中，和我們一直多年來往的就是泰皇拉瑪九世蒲美蓬先生（King Bhumibol Adulyadej）了。
泰皇蒲美蓬，一九二七年出生，十九歲就登基，一九六三年六月，曾經應邀到台灣訪問。因為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當時承政府指示，我也成了在松山機場歡迎他的出家人代表之一。
這一次蒲美蓬陛下訪問台灣的因緣，促使後來政府希望由佛教界組織一個訪問團訪問泰國，以示回報。因台灣在機場熱烈歡迎蒲美蓬的關係，後來我們到了泰國，也受到泰國政府隆重的接待，每天進出都有政府人員隨行安排。除了和佛教界的僧皇、大學校長見面之外，只要與佛教有關的部會首長，我們也都見了面，甚至蒲美蓬特地交代在皇宮裡設宴款待我們這一行人。我記得那一天的菜餚並不是很豐盛，但是泰王蒲美蓬的誠心誠意，我們領納到了。
他的皇后詩麗吉女士（Sirikit Kitiyakorn）也到過台灣，美麗大方。一九八七年我為泰王祝福六十歲誕辰再度到泰國訪問時，也曾經見過她。年輕時候的一對金童玉女，到了年老仍然相伴相隨，也是令人感動。他的太子瑪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人高馬大，像個中國東北的好漢，我記得在泰國法身寺（Dhammakaya Temple）鑄造金佛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共同主持了金佛聖像的灌鑄典禮。
泰國是君主立憲的國家，皇室並沒有政治的實權，但是他有最高的聲望，所有國家的政事，經過總理大臣決定以後由皇室蓋印通行。尤其蒲美蓬從十九歲登基就受全民愛戴，算來他應該與我同齡，已經八十五歲的高齡仍然在位，比我們的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還要長久，而乾隆皇帝做了六十年皇帝自稱「十全老人」，看起來「十全老人」應該讓給蒲美蓬了。直到今日，泰國的人民還是很喜歡皇室，他擔任泰國全國的領袖，讓泰國人民歡喜，真是福德俱全！
馬嘉柏皋總統
我見過世界總統級的領袖中，對菲律賓的馬嘉柏皋（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總統印象也很深。
馬嘉柏皋總統是一九一○年出生，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們的訪問團到菲律賓拜訪他時，看起來像是才四十歲出頭。他的精神充沛，說起話來簡潔有力，給人感覺如沐春風。我們送了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經》給他，他欣然接受，並且還說，如果有英文本的佛經，在菲律賓會大受歡迎。記得我還回答他，我們正在編輯一套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總統先生歡喜的話，回國後寄奉一部給您。
菲律賓是個天主教的國家，但是馬嘉柏皋總統一再表示非常歡迎我們到菲律賓傳播佛法，真是讓我們感受到他的尊重與開明。他在位時的菲律賓，在經濟、財政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可惜，馬可仕總統（Ferdinand Marcos）接任後，由於他與夫人的貪腐，使得菲律賓不似過去的繁榮景象了。
此外，我也見過中南美洲一些國家的領袖，例如：尼加拉瓜博拉紐（Enrique Bolanos Geyer）總統，瓜地馬拉總統波狄優（AlfonsoPortillo），他們在二○○三年時相繼蒞臨佛光山訪問。甚至，早在我們國際佛光會成立時，也有多明尼克總統塞紐瑞（Sir Clarence Seignoret）親自前來參加，成為國際佛光會佛光之友會的會長。另外，西藏大寶法王的首座弟子泰錫度法王及夏瑪，也都是參與國際佛光會的支持者，還有達賴喇嘛過去也和我有些來往。他們曾經心有所感的表示，走遍世界各地，幸好都有中國人，如果沒有這些信徒對喇嘛的護持，真的是「羅漢應供薄」。
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
在這些國際的領袖當中，與梵蒂岡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以及後來繼任的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見面，我覺得與有宗教信仰的領袖談起話來，更加融洽和諧。尤其，一九九七年我與若望保祿二世的會面，非常具有歷史意義，也是值得一提。
記得那一天是二月二十七日，我率領了佛光弟子近二十人到達了義大利的首都羅馬。清晨五點，外面的天空現出微微的曙光，前來迎接我們的是駐梵蒂岡大使戴瑞明先生。戴瑞明在做駐英代表的時候，我和他就曾有過多次的交往，在梵蒂岡見到面，他感到格外的親切。在協助我們辦理通關手續後，就帶領我們住進飯店。
才剛安頓下來，就聽說《聯合報》名記者要採訪我。這一位記者小姐分別採訪過很多國家的領袖，我犧牲休息的時間跟她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後來她的訪問記在哪裡發表，我也沒有再過問了。
我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在單國璽和安霖澤樞機主教（Cardinal Francis Arinze）的陪同下，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個人書房見面。我們談和平、談宗教交流，彼此交換許多意見；在對話中，他非常關心大陸對梵蒂岡的看法，一再問我的意見。我看他急於想要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樣子，我也很坦白告訴他，如果梵蒂岡堅持要握有派任主教、升格主教的主權，恐怕就不容易合得來了。
因為天主教有萬國之國的想法，中國不能接受，中國所有的神職人員，必須要由政府派任，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於天主教有所謂「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教會」（或稱「三自教會」）政策，他們必須自己選擇主教、不能聽任梵蒂岡的指派等等。因此，報紙上經常談論到北京和梵蒂岡建交的問題，這都是因為他們對於教權、封聖、派遣主教等問題，各自堅持立場。其實，這和台灣兩岸的問題一樣，總是阻礙很多。
他告訴我，他非常重視宗教的和諧、宗教的相互訪問，也告訴我曾經和哪些宗教人物做過交流往來；甚至他非常親切的指著旁邊的小窗子跟我說：「每次和數十萬的民眾搖手致意，就是在這個窗口。」他還叫我到那個地方去站了一下。
後來他提議說：「我們照相紀念吧！」我以為他和我們這十多個法師合照一張照片就好了，但是他很親切的說：「大家一人照一張。」我覺得他真是做到了「給人歡喜」。我現在對各國人士來訪要求照相，也是這樣一人照一張。梵蒂岡有專業的人士負責照相，別人不可以隨意拍照，這一位專業人士拍攝確實高明，他都能把握最好、最佳的鏡頭，很快速的就為我們每個人照好一張與教宗的合影。
在那一次的會見中，若望保祿二世建議我到兩個地方訪問，一個是「普世博愛運動」（Universal Love and Compassion Movement of World Peace），一個是阿西西市的「聖‧方濟各修會」（St. Francis Basilica in Assisi）。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後來就到了普世博愛運動訪問。
記得，那次集會大約有二千多人，我從長方形教堂的門口到達主席台，走路至少三分鐘以上，他們掌聲熱烈不斷，一直到我上台站好為止，我就感覺到天主教對於他們的教徒是有訓練的。光是一個鼓掌，表現出對於來訪客人的尊重，這種精神，恐怕一般的宗教都不及他們。那一天我和他們講了一些什麼，現在已經不復記憶，但我見到了普世博愛運動的創立人盧嘉勒女士（Chiara Lubich），對她推廣普愛施捨運動的熱心表示敬佩，這跟佛教徒對弱勢者的慈悲關愛是有共同之處的。
之後，我們又前往阿西西市「聖‧方濟各修會」訪問，它是天主教非常重要的「和平之城」。據說聖‧方濟各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士，自幼樂善好施，對貧窮者的求助，他從不拒絕，並且以清貧刻苦作為自我的修持功課。他在西元一二二六年逝世，享年只有四十四歲，他創立這個修會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了。
從羅馬前往阿西西市開車大概就要一小時餘，我們到的時候，他們帶領我們一行人一堂、一室的參觀，仔細的講說內容意義，尤其我看他們的藏書非常豐富。當天，他們特地找了數位中國籍的修女做了多道的素菜請我們用餐，他們所有的修士、神父近百人，這一天也跟著我們素食。這麼多人裡，有一位來自台灣高雄教區的邱琮傑神父（Padre Giovanni Chiu），對我們特別的親切，也把聖‧方濟各修會的歷史向我們作了詳細的介紹，好讓我們對教會有多一點的認識。
訪問後的第二年，義大利發生大地震，聖‧方濟各修會受到嚴重災難，我感於對他們的懷念和敬意，特別派了慧開法師在參加他們舉辦的會議時，致贈一萬美金給他們的教會，聊表一些心意與祝福。
此外，那一趟行程，我們也訪問了義大利最大的回教堂清真寺，照理說，要進去回教大教堂訪問應該規矩很多，但是他們給予我們特殊的禮遇，全數開放進入參觀，並且在寺裡看到了世界最大的《可蘭經》。我只感覺到他們的教堂裡面空曠無比，什麼也沒有，並不像中國的宗教建築物，裡面都有很多令人崇敬的聖像，也不像梵蒂岡教堂裡有很多石雕像，特別是他們的宗教繪畫、雕像都別具風格。
話再回到我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梵蒂岡的會見，原以為只是很平常的事情，哪裡知道其實並不平常。原因是，美國西來寺的徒眾把我和教宗合影的那一張照片，掛在西來寺的客廳裡，洛杉磯的天主教徒聞訊，紛紛到西來寺參觀。這張照片，對佛教在美國與天主教的融和相處，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具意義。他們認為我跟他們的教皇照相，也等於是他們的教皇一樣；甚至有一些神父、修女來到西來寺見到教宗的照片，也把西來寺當做他們的天主教堂了。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生於一九二○年，我和他會見時，他已經七十七歲了，過去他曾經遭到暗殺中彈，聽說老年的時候傷勢復發，在長時間的病痛後，於二○○五年辭世。我特別寫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委託單國璽樞機主教翻譯成英文，表達我的敬悼：「驚悉教宗逝世，舉世同悲。回憶一九九七年梵蒂岡親覲教宗，並祈願世界和平之事猶在目前，今國際佛光會全球佛光人為此一世界明燈熄滅，深表哀悼。」同年九月，在佛光山的如來殿也舉行了一場紀念音樂會，單樞機主教、義大利駐台代表安綺麗（Mana Asunta Accile）、高雄縣長楊秋興，都出席了這場盛會。
若望保祿二世逝世後，很快的，由本篤十六世繼任教宗，當時他也希望我們前去訪問，隔年六月，經由時任駐梵蒂岡大使杜筑生先生的聯繫安排，我們和他簡單的見面表示敬意，因為他也上任未久，就未再多建立關係了。
梵蒂岡和佛光山的關係一直很密切，像每年佛誕節，他們都會來函致賀。二○一一年十月，他們舉辦一個「梵蒂岡為世界祈求和平二○一一年阿西西祈禱日」，單國璽樞機主教致電轉達，這個盛會是每四年舉行一次，教廷方面希望邀請我前去參加。我回覆他，實在年紀老邁，長途跋涉也不敢前往，只有委派佛光山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代表致意。單樞機主教也頗能體會我的情況，告訴我說，按照教廷規定，樞機主教每年都有數次集會，他都應該前往，現在教宗也體念他年紀老大，請他可以不必搭機前往梵蒂岡。看起來，他們也是滿有人情味的。
這數十年來，我與天主教建立友好的因緣，在〈我與天主教的因緣〉一文中，已有相關的敘述，在此也就不多談了。
說到宗教之間的交流，我從一九七六年第一次訪問美國之後，陸續進出二十多年，感覺到美國真是一個民族大融和的國家，對於多元文化、宗教都給予尊重。像我們在洛杉磯建寺、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乃至在世界各地召開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美國前幾任的總統，如雷根（Ronald Reagan）、老布希（George H.W. Bush）、柯林頓（Bill Clinton）先生等，都曾經給我們許多的鼓勵和護持。其中，前任副總統高爾先生（Al Gore）算是有比較多的往來。
副總統高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高爾先生還在擔任參議員的時候，就專程到佛光山訪問。當時，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正是風雨飄搖之際，他們一行十餘人肯得到佛光山來，應該也是一件國際交流的好事，因此，我們也給予他們熱情的接待。他到的那一天，剛好佛光山正舉辦「冬令救濟」活動和「禪學會議」，坦率熱誠、沒有架子的高爾先生，隨喜的參與其中，親切的與前來的居民問候，也和前來參加學術會議的美國學者講話。記得那一次，我還讚美他說：「高爾先生，你人高馬大，將來可以做總統了。」他聽了也很高興，還問我：「我像嗎？」
聽說他回美國後，跟人提到對佛光山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幾次佛光會的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他都致函表示祝賀，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一九九六年三月左右，我從歐洲到紐約弘法，當時已經擔任美國副總統的高爾先生得知，就邀我順道到白宮作友誼訪問。我感於他的盛情接待，也告訴他，若到洛杉磯時，歡迎你到西來寺來。果真，在隔月底（四月），他就如約到西來寺訪問了。
他到美國西來寺那一天，也有好多的隨從人員一同前來，我們表示熱烈歡迎，並且邀請他們留在西來寺吃一頓素齋。我記得他說，第一次吃到這麼美味的素菜，尤其看到西來寺，深為美國擁有如此莊嚴的寺院感到與有榮焉；他還說他很喜歡佛教的「合掌」，因為「合掌」的意義是世界上最珍貴的，具有象徵美國多元種族、多元信仰融和的特性，並且與美國立憲的精神相符合。
我覺得，那一次的聚會應該是皆大歡喜的，因為高爾副總統的到訪，具有二個重要的意義：一是歷史的意義，他是美國總統級人物中，蒞臨佛教寺院訪問的第一人；二是增進東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意義，並且肯定華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而，原本一場單純歡迎朋友的餐會，後來卻變成我們攀緣的政治獻金事件，實在讓我們大感意外。
那一天，一百多人的聚會中，我們的談話內容並沒有涉及政治、選舉的話題，只是餐會結束後，有人感於彼此往來的情誼，以及過去美國對中華民國的經濟援助，便自掏腰包的捐獻了，並沒有想到什麼獻金的問題，僅是表示一點心意的回饋啊！
不料，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共和黨為了選舉，針對這件事情窮追不捨，認為我們是宗教徒不應該對政治人物有政治獻金，因為宗教徒都是清苦的，不應該有錢等等。真是冤哉枉也，我們出於好心好意，也守法守道，在美國弘法度眾，發自宗教服務奉獻的理念，豈有什麼政治的意圖？或許我們不懂美國的法令文化，在個人受到誤會是小事，但因此傷害種族之間的情誼、傷害對宗教的尊重，這實在得不償失。
事後，有一次美國總統柯林頓先生到洛杉磯訪問，也曾想和我見面，基於美國宗教和政治分離的分寸，並且，我也見過高爾了，也就不便專程前去，而由當時西來寺的住持慈容法師跟他見面。其實，在美國，除了領導人以外，參議員、眾議員之中，與西來寺友好的人也有很多，只是我們感到宗教與政治不適合太接近，乃至高爾先生後來競選總統，我們也就不再去過問美國政治的事情了。
首相馬哈地、阿都拉、納吉
話再說回宗教的交流，除了天主教領袖之外，我和馬來西亞回教領袖的幾次會面，倒也值得一談。
我們知道，馬來西亞是一個回教國家，總人口約有二千八百萬人，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十三。馬來西亞主要由三大民族共同組合而成，並且各自代表信奉的三大宗教：第一是馬來人，都是回教徒，占有百分之六十二；第二是華人，大多是佛教徒，有百分之二十二；第三是印度人，信奉印度教為主，占百分之六點八；其他的，就是來自世界的各個民族，也就不去計數了。
我在一九六三年首次到馬來西亞訪問的時候，正當他們在研究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組織聯合政府，希望訂名為「馬來西亞」；後來，終因利害關係不同，沒有組合成功，而各自成為獨立的國家。
以馬來西亞的人口比例來看，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只能算是小黨，組成的政黨雖然叫「馬華公會」，但它是馬來西亞華人最大的組織，僅次於馬來人組成的政黨「巫統」。馬來西亞的僑領們在政府部門裡，主要分得六個部長，並且有多位的副部長。他們也曾經邀約我，希望促進華人的團結，可惜華人不肯團結。這是因為各地的同鄉會太多，互相分裂而不肯來往。尤其，他們的宗親會更多，有張氏、王氏、李氏、陳氏等不同的宗族，也就更加不肯來往了。所以後來歷任的馬華公會的領導人，如：陳群川、林良實等，都希望借重佛教來團結華人；因為百分之二十二的華人，平時雖然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講到佛教，大家的立場就會一致。現在由於民族意識的提升，我想，馬來西亞的華人也知道團結的重要了。
那次的到訪，由於馬來西亞剛獨立不久，政府開始給予「土著」若干經濟特權或優惠，推動「馬來人優先」的政策，馬來政府因排華，要廢除華語教育等，引起華人強烈反彈。當地新聞記者就訪問我，對廢除華語教育的看法，我表示︰「馬來西亞是個多元國家，就像一個花園，只開一種花是不夠漂亮的，我相信首相阿都拉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他會將此事處理得很圓滿。」此訪問內容，隔天都出現在馬來西亞各大報頭版。待我訪問結束回到台灣後，馬上接到馬來西亞華人打電話來向我道謝，因為我這席話保留了華語教育；也因這關係馬來西亞華人到現在對我很好。
這幾十年來，多次出入馬來西亞，最令我感動的是，首相拿督斯里馬哈地（Dato’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
馬哈地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原本是一名醫生，後來出來競選國會議員，一路走向首相府。一九九六年四月，他作為一名回教國家的首相，曾經把亞洲最大、可以容納八萬人的吉隆坡莎亞南體育場（Shah Alam Stadium）借給我，讓我在那裡舉辦佛學講座和國際弘法大會，他並且還樂捐了五萬元表示贊助，可以說相當的不容易。
像這樣的弘法大會，我曾在馬來西亞舉辦多次，至少也都有兩萬人參加，也承蒙交通部長林良實以及多位的部長護持，每到一處，他們都緊緊地跟隨著我，最難得的是，他們有的都不是佛教徒，但是在典禮時，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和大家一起合掌稱念三寶。
記得我在主持點燈儀式，誦念祈願祝禱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感，脫口而出：「希望在座的佛教徒們，將心靈的燈光獻給佛陀；在座的耶穌徒們，將心靈的燈光獻給上帝；在座的回教徒們，將心靈的燈光獻給阿拉……。」
許多人非常訝異於我的開明，事後他們告訴我說：「從來沒有一位佛教的法師，敢公開教人去尊奉其他宗教的神明！」
之後，在一九九八年八月，馬哈地在首相府裡跟我約見，還送了一個鷹頭枴杖給我，據說，那是馬來西亞人最崇拜的神鳥。現在，還陳列在佛光山的宗史館裡，見證著回教與佛教間美好的友誼來往。
馬哈地首相非常和善，他曾經和我相約要到台灣來訪問，因為中馬並沒有邦交，我就跟他說，你到台灣來訪問會有障礙嗎？他說，我坐飛機只到高雄。我覺得，他非常有智慧，因為高雄在台灣的南部，不是政治中心，而他也只是在回教和佛教之間，做一個宗教性的聯誼訪問，不會涉及到政治。我想也未嘗不可。不過，終究由於諸多因緣不具，也就不克前來了。
馬哈地首相雖然沒能來到台灣佛光山，但繼任首相的拿督斯里阿都拉．巴達威（Dato’Seri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在二○○六年的新春期間，前往佛光山在馬來西亞的總本山東禪寺欣賞平安燈會，問候當地的華人信徒等，對於馬來西亞佛教的助長，可說關係重大。
二○○八年我也在大馬首都吉隆坡的首相府和他見過面，他還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文明回教》，我也回贈一座「琉璃寶鼎」，祝願他一切吉祥，並在他的領導下，為馬來西亞創造一個「眾緣和諧」的社會。
繼阿都拉之後的首相拿督斯里納吉（Dato’Seri Mohamma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一九五三年生，於二○○九年成為馬來西亞的第六任首相。
他甫上任一個月，就親臨馬來西亞佛光山東禪寺，主持全國佛誕節慶典的開幕典禮；二○一二年的元宵節，他也參與東禪寺的新春團拜活動，與十萬人同慶，當時他說道：「很感謝佛教徒對國家的貢獻，佛教促進了社會的安定，佛教徒是最和諧的教徒。」更進一步表示，為了感謝東禪寺住持覺誠法師的照顧，政府將撥款協助東禪寺前方的道路問題；果不其然，沒有多久，政府單位就以三十萬令吉（約三百萬台幣）鋪設道路，方便大家行走。
從首相納吉先生的積極參與中，展現了他對華人及宗教的包容力。一直以來，納吉先生的政治理念，始終強調著「一個馬來西亞」，他希望在這個國家裡，不同種族人民的地位和權益是平等的，彼此之間能夠不分你我，團結一致。
二○一二年十一月，我至馬來西亞弘法，於首相署和納吉先生見面。他向我表示，只要能對宗教、種族包容的人，都是馬來西亞的公民。此外，他也詢問我，佛教裡是否有可以解釋「一個馬來西亞」（One Malaysia）的用語？我當時回應他，可以用一個「緣」字來表達，因為世界上沒有人可以單獨存在，每個人都是相互依靠、相互幫助的，這也是同體共生的意涵。
他似乎非常滿意我的回答，頻頻讚歎，我們相談甚歡，原本政務繁忙的首相只有十五分鐘可以接見我們，但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竟然談論了半小時之久，周圍的隨從都對這現象感到不可思議。
在會面中，他預祝此次的「大馬好」弘法大會能順利成功。我則將所寫的一筆字「吉星高照」贈予首相為念。納吉先生略懂中文，他高興的指著「吉」字，表示是他的名字；我則指著「星」字表示，這也是我的名字，兩人不免相視而笑。因為這段小插曲，更增進彼此的友誼了。
除了與首相的因緣之外，馬華公會的領導人從林良實、黃家定到翁詩傑，以及首相署部長許子根等人，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佛教的信徒，我也非常感念他們對東禪寺的護持。
今天，對於世界各國的領袖們，只希望能夠給他們一點因緣，祈願他們在施政的時候，對佛教有所好感，如此在他們的國家裡，佛教發展就會得到助力。好比《四十二章經》所說：「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所以，這許多領袖雖然只是一個人，倘若他們將來幫助佛教，相信必定會有無比的力量和無比的希望，對廣大的社會必定有更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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