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3 - Social Affinities 1 《百年佛緣3－社緣篇1》
The Character of Famous Journalist Lu Keng 名記者陸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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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記者陸鏗的性格我從青少年時期，就非常關心佛教的動向與前途。記得五十多年前，有一次伏案筆耕時，一時有感而發，就在一篇〈佛教需要什麼〉的文章裡寫下：佛教需要建一所大學，需要成立一個電視台，需要辦一份報紙。
轉眼幾十年過去了，當時所立下的這些目標，所幸都能一一實現。如今佛光山在海內外建立了四所大學，也成立了「人間衛視」，並且創辦了《人間福報》。尤其這些年來，我也一直在各報章雜誌上撰文發表，與很多新聞從業人員多所接觸，我對從事新聞工作的所謂「報人」，他們不但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甚至用輿論的力量維護社會公理，一直都為我所敬佩，所以我也很歡喜與他們相交、往來。
提起我與「報人」的關係，當中最為深交的，可以說就是陸鏗先生了。
陸鏗先生，雲南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十歲便投身新聞界，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二次大戰時遠赴歐洲採訪，成為中國駐歐的戰地記者；抗日戰爭勝利後，時年二十六歲的他，升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
一生以追求「新聞自由」為志向的陸鏗先生，前後五十八年的記者生涯中，他採訪過艾森豪，也訪問過胡耀邦，事後整理出兩萬多字的《胡耀邦訪問記》，竟成為後來胡耀邦下台的罪證之一。尤其他為了揭發孔宋弊案，幾乎招來殺身之禍，如他告訴我的：幸得于右任先生力保，才留下一條小命。
但是個性耿直、敢言敢說的個性，仍為他招來多年的牢獄之災，先後遭到國共兩黨逮捕，下獄長達二十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獲得釋放。當時中共為了補償他，准他出國到海外，於是他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學和樹仁學院新聞系任教，一九八一年與胡菊人合辦《百姓》半月刊，之後又到美國紐約創辦《華語快報》。
我因為非常敬重他的耿直，覺得他是個很有風骨的新聞記者，因此曾在「旅美華人獎學金」中，以三千美元資助他。但他並不因此表示感謝，我也知道，凡是有節操和志向的人，並非你獎助他，他就會跟你交往，不過我也只是想表達一點心意而已，並不是想交往這許多人士。
後來在一九八七年，他應一家報社邀請，到洛杉磯講演，我約他到西來寺吃素齋。他談起在美東的生活並不十分得意，我就建議他找個地方安住下來，好好專心寫回憶錄。
他欣然同意，也深感歡喜，於是我把距離西來寺不遠的一間十分寬敞的房子，提供給他一個人獨居。由於他一生交遊廣闊，朋友很多，在他住到西來寺期間，各界人士也常到西來寺訪問。
西來寺本身也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地方，並不計較來者的身分、信仰，所有來客，隨他便飯，他們也沒有怪我們怠慢，大家相處甚歡。當中，名記者戈揚女士、名經濟學家千家駒先生，都因他的關係而住到西來寺；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也因為他的介紹，後來與我友好；《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先生，也因他而訪問佛光山。
陸鏗先生是一個基督教徒，他沒有排斥佛教，我也沒有嫌他是基督徒。在西來寺遇有法會，他也參加，甚至跟著禮拜。他雖然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但對信仰也頗為寬宏，並不很計較、執著。他對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很有信心，認為共產黨今後對中國必定有所作為，只是對少數一些人物稍有批評。
我曾經想過，像陸鏗這樣，是個自恃很高的人，尤其他信仰耶穌教，一生最大的興趣是政治新聞；而我是個佛教的出家人，我以弘法利生為本務，我認為做人要有尊嚴，但不能傲慢。
可以說，我們是兩個生活背景完全不同，而且個性大異其趣的人，怎麼會相識、相交幾十年，而且無話不談呢？我想最主要的是，他的人生歷練豐富，見聞廣博，平時並不容易找到談話的對象。但他與我往來，不管談到過去的歷史，談到現在的時事，甚至對大陸各界的人士，我都約略知道，都能和他附和，因此他把我當成知音，是他談話的對象，自然樂於和我交往，而我也正好可以從他那裡，知道一些政治新聞。
他時常把很多政治秘辛，毫不保留的告訴我，可惜我對政治不是十分感興趣，所以隨聽隨忘。不過在我們相交多年當中，他也幫我做了一些事情，最值得回憶的是，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大會在西來寺召開，當時我很希望把台灣與大陸的兩岸代表，一起請到會議桌上，共同出席會議。
但是最初大陸方面不准我讓台灣代表參加，我當即說道：那不能，我在台灣居住那麼多年，我不能不給台灣參加，我希望兩岸都能同時出席。後來雙方又為代表團的名稱問題，僵持不下，眼看著會議召開在即，中國派來的五位代表明暘法師、真禪法師、明哲法師等人，也都已經到了西來寺會場，但因為沒有得到國務院的同意，不肯出席。
最後在開幕前一天，我又重申當初發出邀請函時就已言明的意思，我希望出席的單位以所屬團體來識別，不要冠上國家名稱，以避免會議染上政治色彩，所以建議海峽兩岸還是沿用「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佛教會」的名稱。
在協商過程中，陸鏗幫我折衝樽俎，居中斡旋，他的中英文都好，所以對於名稱改來改去，都能應付裕如。最後決定，中國佛教協會的英文譯名用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中國佛教會為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China。
這樣的協議總算獲得兩岸一致同意，問題圓滿解決，隔天開幕時，海峽兩岸代表終於史無前例地共同出席在「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並獲得現場來自三十多個國家、八十幾個佛教團體的五百多位與會代表，報以熱烈掌聲。
陸鏗對此非常得意，他形容這次的突破，為兩岸往來所建立的形式，就叫做「星雲模式」。隔天各大報媒體也引述這段話，讚譽這次會議，是比「奧運模式」更成功、更具意義的「星雲模式」。
由於在此（一九八八年）之前，兩岸隔著一道台灣海峽，彼此互不往來，一邊高叫「反攻大陸」，一邊聲稱要「解放台灣」；而今藉由「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召開，兩岸能夠友好地在一起開會，可見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敵人，還是可以互相促進友好的。
因為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翌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趙樸初居士就邀約我到大陸訪問，那時台灣蔣經國先生也在兩年前解除戒嚴，准許老兵回大陸探親，所以我便在闊別大陸四十年後，因為趙樸老的因緣，首度回到大陸弘法探親。
當時我們以「國際佛教促進會大陸弘法探親團」的名義前往，事前籌備工作就交由陸鏗處理。因為他是新聞記者，雖然旅居海外多年，但曾多次回中國大陸訪問，對大陸當局人員也非常熟悉，所以有關台灣方面的事務，就交由慈惠法師負責，美國方面則由他出面邀約傅偉勳、唐德剛、王亦令等人隨行，這當中本來還有杜維明、余英時，後來因為他們時間不方便，只好作罷。
我們的弘法探親團分為正、副二團，副團有五百人，主團七十二人，團員中有經濟學者，有企業家、政治人物，以及文人、記者等，如台灣的姚家彥、張培耕、卜大中、周志敏等多人隨團。我們分別從台灣和美國出發，在香港會合，然後飛抵北京，承蒙趙樸老與時任外交部長姬鵬飛先生，親到機場迎接。
在為期一個多月的行程裡，感謝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與政協主席李先念分別與我會面，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以國宴款待全體團員。尤其李先念主席要我在人民大會堂對大眾公開演講，我覺得這應該是為佛教爭取發展空間，也是促進兩岸和平交流的一個很好機會，於是我藉機表達對中共宗教政策的看法。
我建議中共應落實宗教政策，園林和文物單位應退出寺院，文化大革命時破壞的佛教道場和古蹟應該修復，要把寺廟交還給出家人主持。我除了懇切的告訴中共領導人：「共產黨人不信宗教沒有關係，但一定要懂宗教。」
我也建議楊尚昆先生，我說大陸應該廢止「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這是好戰的觀念，在當今社會已經不能被接受了。楊尚昆先生說：這不是針對國民黨而設，只是怕未來其他黨派會有不利於兩岸和平的言行，所以不得不預先防範。
我當時一心只想到，兩岸的未來，唯有靠雙方多溝通、多了解，才能和平共處，也唯有和平共處，彼此共尊共榮，才能得到雙贏。所以我希望兩岸能開放高階層人士互相訪問，我甚至面邀李先念先生到台灣訪問，記得當時他對我說︰「我來不及了！」
之後，我又分別應邀在北京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做了數場講演。我想，此行所以能受到大陸如此隆重招待，尤其這是兩岸開放後，台灣佛教界第一次公開前往大陸弘法，能有因緣為兩岸和平交流盡一點心力，這都是受益於陸鏗之助，以及趙樸老的影響力。
此外，這次大陸行，除了回江都老家探望母親，同時也回母院棲霞山，見到雪煩法師、明暘法師等許多過去的師長、同參，也到大陸各名山大寺走訪，見到許多高僧大德，這是我離開大陸四十多年來第一次感受到，兩岸實際上乃是一家人也。
陸鏗先生由於先後幫我籌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以及到大陸弘法探親事宜，跟我的友誼無形中更加促進，所以他經常把自己的往事故事，以及他為爭取新聞自由的理念，向我傾訴。
陸鏗一生最大的志願，就是當記者，他對報導新聞的狂熱，從幾件事可以看出。
其一，在陸鏗先後二十二年的牢獄歲月裡，即使入監當了犯人，他仍不改記者本性，在監獄裡還是想方設法的要採訪新聞，因此監獄當局負責管教工作的一個中共幹部，曾批評他說：「陸鏗犯的記者職業病，是無可救藥的了。」
另外，一九五一年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據聞當時陸鏗被指控，說他代表大軍閥閻錫山接收雲南。這樣的罪名隨時都有可能被中共拉出去槍斃，但是儘管大禍臨頭，陸鏗想到的是：殺他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一定很多，屆時新聞標題要怎麼下呢？他苦想了半天，終於想出一個「萬人爭看殺陸鏗」的標題。他對此滿意極了，自己還暗自得意了兩天，由此也可以看出陸鏗這個人率真、灑脫的一面。
陸鏗一生鍾情於新聞，為了追新聞，他可以說天不怕地不怕，因此得名「陸大膽」。至於他又號「大聲」，這是一九四三年國民黨元老，也是大書法家于右任為他證婚時所賜的號。
陸鏗到了晚年，即使已經年高八十多歲，還是活躍在新聞第一線，可以說是樂在其中，而且樂此不疲。甚至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因為患了老人失智症（阿茲海默症），已經忘記了所有親友，但不能忘情的，還是新聞。據崔蓉芝說，他曾經幾次半夜起來，急著往外走，趕著要去「採訪新聞」，深怕遲到，漏了大新聞。可見在他的腦海深處，潛藏的新聞感，是怎麼樣也打倒不了的。
陸鏗生前曾充滿信心地說，他下輩子還是要當記者。因為對新聞的狂熱，加上直爽坦言的個性，讓他先後被兩岸政府列為黑名單人物，並數度入獄。他的一生不是記者就是囚犯，不是囚犯就是記者，不但概括了他的大半輩子，也是他人生經歷的如實寫照。
後來，他也因為採訪「江南事件」，因而與江南的未亡人崔蓉芝女士建立友誼關係，曾經住在西來寺，之後再到舊金山與崔蓉芝同居。由於「江南事件」關係到政府，也影響蔣家聲譽；而其時崔蓉芝已在西來寺皈依，我就勸他千萬不要傷害政府，甚至我說，蔣家的人與此案無關，他們是無辜的。
後來他也聽我的勸，願意與台北和解，我曾為了此事，特地拜訪郝柏村先生，也承郝先生與我會面談話，不久就有章孝嚴（當時尚未認祖歸宗）訪美，這個問題就慢慢解決了。
崔蓉芝女士是一個很善良的女人，她在江南去世後，自己帶著一個孩子，實在說，也很難找到可以依靠的人，正好熱衷新聞的陸鏗，因為採訪江南案而和她結識，彼此萌生愛意，並決定攜手共度晚年。
多年後，崔蓉芝女士也以佛教儀式，把江南遷葬在安徽黃山，當時捲入這個是非的蔣孝武先生也已往生，汪希苓、陳啟禮等人也都獲得了釋放，而崔蓉芝女士也已原諒了他們。她當時還把江南安徽墓園的照片寄給我，並且說從此要重新過自己的生活。我覺得發生「江南案」這樣的歷史事件，是個遺憾，但最後能如此圓滿落幕，也是值得欣慰的事。
陸鏗先生和我往來，對我響影最大的，應該就是透過他，把許家屯先生介紹到美國西來寺暫住的這件事了。
此事發生於一九九○年五月初，當時我正在澳洲南天寺籌備建寺事宜，忽然接到陸鏗的電話，他說，你的同鄉許家屯先生現在到了美國，可否請你幫他一個忙，給他找一個暫時居住的地方。
我一聽許家屯先生，立刻回想起一九八九年訪問大陸時，回程路經香港返台之際，承他特地在香港灣仔華潤大廈，邀約李嘉誠等三十多位工商界人士作陪，為我們接風。在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統戰工作，我也不以為意。不過，現在許家屯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突然遠走美國，這些政治上的是非得失，我可能不懂，但站在佛教立場，一個曾經跟我有因緣、而今落難的人，不管什麼關係，基於人道，不給予一點方便，就不近人情。
因此，我當即告訴陸鏗，我說在西來寺不遠處，有一間房子，可以提供給許先生和他的隨從人員暫時居住；為了此一突如其來的事故，我也提早從澳洲返洛杉磯與許家屯見面。
許先生其實也很豪爽、樂觀的說：他不會背叛國家，也不會出賣共產黨，他只是想暫時旅行、休息一下，在適當時間還是會返回中國大陸。我也覺得他是受到某些人的排擠，所以不得不外出暫避風頭，順便旅行、休息。
許家屯在西來寺期間，他不想招待記者，也不與民運人士來往，我覺得他的立場很對，所以也給他一些安慰、鼓勵，從沒有叫他到台灣。就如過去鄧小平先生說：「不要搞一些小動作！」我覺得確實不要搞小動作。所以大家的想法可以說都是一樣，我們都不願意造成國家的對立，或受到傷害。
但其時許家屯名義上雖是香港新華社社長，實際上是中共派到香港的「王」，他曾做過江蘇省的省委書記，也曾當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很高。現在忽然一下子失蹤了，沒有人知道許家屯究竟到哪裡去了？這可真是「茲事體大」，於是舉世的記者都在到處瘋狂地追蹤。
當然，紙是包不住火的，後來就有傳言說他在西來寺。我想，這應該不是西來寺放出去的口風，而是許家屯在他的住所，與當時正在飛機上，準備到墨西哥訪問的楊尚昆領導人通電話，大概有告訴他人在那裡，所以一時中外記者，幾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在西來寺進進出出，都是希望能找到，許家屯先生的蹤跡。
時間大約過了二十天，因為記者每天日夜詢問，我想許家屯在西來寺也是飽受壓力，就對他提起，我說：你是否乾脆對外發個聲明，讓大家知道你在這裡，就不至於讓記者每天追蹤。另外我也建議他，給北京駐華大使朱啟禎一個報告，告訴他，你現在是個什麼樣的情況。
許家屯先生欣然接受我的意見，第二天朱大使從華府飛來與他見面，我特地闢室讓他們長談，在座的還有洛杉磯總領事馬毓真先生陪同。後來許家屯就託我對外發表，代他作了四點聲明：
1.不洩露黨和國家機密。
2.不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
3.不接觸民運人士。
4.不招待記者公開發表談話。
當天記者會非常圓滿，我心裡想，洛杉磯總領事館應該給我一張感謝狀，感謝我處理得當，沒有讓許家屯與美國接觸，也沒有讓他去台灣，應該算是對中國做了一件很有貢獻的事。
哪裡知道，在記者會結束後，大部分的人都已散去，這時有一位電視記者正在收線，他隨口問我：星雲大師，您對中共李鵬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說：我不認識他，我不知道！
這時在我身旁的陸鏗先生主動接腔說：這個問題我來回答。說完，即刻就對李鵬作了一些批評。
我知道陸鏗這個人的個性，對人往往過分批評，我當時就覺得他對李鵬的批評不應該，但隨念一想，記者會已經結束，他的話也不是正式發言，所以也就沒有再多做解釋。但當我與陸鏗走出記者會時，在長廊上我就說：大聲，你說話過分坦率了！我說，我們記者會從頭到尾都很和諧，我也希望可以給許家屯留個回去的後路，為什麼要講得這麼難聽呢？我接待他，臨時安頓，還是希望他回去，我沒有政治意圖，我只有人道思想。
陸鏗這時也承認，他的個性確實衝動了些！我雖然已經預感到可能大錯已鑄成，不過還是希望那位電視記者不要傳出去。只是很不幸的，陸鏗這個不當的發言還是傳了出去，李鵬先生怪我沒有制止他。
事實上，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這是在美國，美國向來就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所以不是我想制止就能制止的。但是後來北京方面一直對此事不諒解，於是後面一連串的誤會就此發生了，也因此我在中共的海外人士黑名單中，數十年一直不能解除，就是因為陸鏗的一席話而已。
後來陸鏗完全沒有事業，大概只是靠撰寫文章，拿點稿費過日子，這當中香港的《信報》應該對他幫助很大，而我也每個月提供一千美元，給他一些生活上的補助。
二○○○年時，我在台灣準備創辦《人間福報》，當時他很感興趣，但我並不希望他來參與，因為他的個性耿直，加之偏重政治性的言論風格，與我主張「和諧」的宗旨有距離，我不希望我所創辦的報紙，報導的新聞都是造成鬥爭，激發對立。
但是他很關心我怎麼辦報，一再問我籌辦得如何，有些什麼構想？我告訴他第一版將以「奇人妙事」為主。他一聽，極端表示反對，並大聲的跟我說：你辦報紙，第一版不刊登政治新聞，怎麼弄個「奇人妙事」，這怎麼能和其他報紙競爭？
但我知道，政治新聞我們比不過其他報紙；既然比不過人家，不如另闢蹊徑，走另外的路線，樹立自己獨特的風格。我想，「奇人妙事」新奇、妙趣橫生，也能引人入勝。
事後事實證明，溫馨有趣的「奇人妙事」，果然在報紙創刊後一炮打響，讀者反應很好，甚至慢慢地也帶動台灣各媒體，紛紛走向這種溫馨、具有人情味的報導風格，成為帶動媒體的一股清流。
後來因為我很少到美國，聞陸鏗罹患老人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我也派舊金山佛光山住持依照法師常去照顧他，但是人生無常，在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終於走完堅持一生的新聞路，與世長辭了！
在陸鏗往生後，新聞界的朋友紛紛為文悼念他，有人讚譽他是「永遠的首席記者」，有人說「只要哪裡有陸鏗，哪裡就有新聞」，甚至新聞界前輩卜少夫更譽稱他是「海峽兩岸第一人」。他的著作有《麥帥治下的日韓》、《胡耀邦訪問記》、《風雲變幻的鄧小平時代》、《人間佛教的星雲》、《陸鏗看兩岸》、《別鬧了，登輝先生》，《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等。
在陸鏗往來的很多朋友當中，與他相處十分友好的卜大中，也是我的好友，一九八七年卜大中奉《中國時報》之命，為美國特派員，後來我與他交往，長談多次，也同去訪問大陸，在台灣《人間福報》早期也承蒙他給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人間福報》在二○○○年四月一日創刊，如今已邁入第十三年，承蒙讀者愛護，給《人間福報》極高的評價，認為內容清新、健康，具有教育意義，是一份適合全家人一起閱讀的報紙，甚至與《聯合報》、《中國時報》，並列為台灣三大報。
其實說到《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創辦人王惕吾與余紀忠先生，他們都有正派辦報的理念，所以都經營得有聲有色。我一向都很敬重他們，與他們也有所往來。
記得二○○○年《中國時報》五十週年慶的時候，我除了應邀寫了一篇文章，並且還到圓山飯店道賀；當天余紀忠先生也親到門口接待。我與王惕吾先生，則時常在台北榮總見到面。後來這二位老報人往生後，他們的追思法會都由佛光山承辦。
尤其王惕吾先生的告別式，我還前去主持，為他拈香祝福。後來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個紅包給我，我告訴他：「人和人來往，金錢可以表示謝意，感情可以表示謝意，道義可以表示謝意，如果能超越金錢、超越感情、超越道義，另外結一點佛緣，不是更好？」
想到我在台灣，能與這兩位受到大家推崇的新聞前輩結一點善緣，應該也是人生很有意義的事。至於其他還有很多新聞的報人，雖然我和他們也有一些因緣，只是都是一些瑣碎的事情，也就不值得在此一一記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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