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5 - Culture and Education 1 《百年佛緣5－文教篇1》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my Writing 我的文字編寫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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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字編寫因緣我做為一個出家人，除了知道一些佛理以外，梵唄唱誦應該是不合格的，可是佛教裡最需要的就是梵唄唱誦。一個出家人會得梵唄唱誦，到處都會受歡迎，有一句話說：「會得香雲蓋，到處吃素菜」，就是這個意思。偏偏我五音不全，連「香雲蓋」都唱不下來。以這麼樣的條件，在佛教裡，可以說應該是走不出去的。
好在我生性勤奮，歡喜舞文弄墨。在焦山念書的時候，我的作文甚至老師都還替我謄清，送到江蘇省會鎮江的報刊上發表。我原本也沒有學過詩詞歌賦，由於焦山位在長江中心，在那樣的環境，偶爾晚餐後，在沙灘上散步，真有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感，每每引發我寫一些小詩。每一篇寄到各報刊，篇篇發表，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可見得，人生的道路很多，此路不通還有彼路，不要墨守成規，也不必自以為愚癡不會，所謂「愚者也有一得」，所以我自己培養文學的興趣，興趣也成長了我。
我想，既然喜歡寫東西，就應該進一步學習編輯；因此，每個月規定自己編一本專屬自己的刊物，叫做《我的園地》。跟一般刊物一樣，有發刊詞，有社論，有講座，有專論，有隨筆，有新詩，還有編後記，甚至小說，每個月再怎麼樣功課忙碌，必定把《我的園地》書寫完成，如期出刊。其實這本刊物的讀者，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離開焦山以後，第一個獲得的工作就是宜興白塔國民小學校長，在那個時候，有一位同學智勇學長也長於文字，兩個人志同道合，編發一份《怒濤》月刊，這份刊物取名叫「怒濤」，意思就是要用怒吼的波濤，沖毀腐舊的惡習，還給佛教一個清淨的本來面目。
當時在那個鄉村地方，也找不到印刷廠印刷，就由智勇書寫鋼版，我做發行。這一本油印的雜誌，每次發行五百份。原來以為這份油印的雜誌，應該不會引起人的注意，再者，裡面的文章立論激烈，可能會引起佛教界的反感，結果，第一期出刊之後，就得到素有佛教雜誌權威的《海潮音》替我們刊登一個義務廣告說：「我們又多了一支生力軍！」這個鼓勵，給我們很大的力量。
原本以為家師志開上人也會怪我興風作浪，沒想到，他不但沒有怪我，還寄了五百令的紙贊助我們，這又給我們無比的鼓勵。
這份《怒濤》前後編了二十多期，後來因為白塔國小這個地區是國共交火的地方，實在生存困難，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
一九四七年冬，承蒙江蘇徐州《徐報》的王老董，要我替他主編副刊，定名為〈霞光〉；可惜，我只編了一期，就爆發了「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當然，這個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
因為徐蚌會戰震動了南京，當時局勢風聲鶴唳，我在前途茫茫之下，就隨著僧侶救護隊，在只想逃命，也不問前途的情況下，就這樣到了台灣。
我到了台灣後，知道在台中的學長有一份《覺群》旬刊。這是一份抗戰勝利後，由太虛大師創辦，在上海發行的雜誌。它的發行量很廣，可以說，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雜誌，因為戰爭的緣故沒有辦法繼續出刊，就由我在焦山讀書時的學長、時任上海市佛教會秘書的大同法師負責，將這份雜誌從上海帶來台灣。
一九四九年初，大同法師因為匪諜嫌疑遠走香港，遺留這份《覺群》還沒有出刊，其他人也不知如何辦理。因為我在大陸有編寫的經驗，他臨走前交代他們，要我去負責主編。因為這是太虛大師要革新佛教的一份雜誌，我當然很有興趣為它服務，也願意做出貢獻；但是我只編了一集，出版後，就受到警察的調查。當然，我不能為了編輯雜誌，就跟警察、安全人員挑戰，同時也怕連累到中壢圓光寺居住的問題，我不敢再到台中。因此建議台中寶覺寺的住持林錦東法師（又叫宗心法師）另請高明。他就請到台中圖書館的總務主任朱斐前來主編，終於在夏秋之際，雜誌復刊出版了。
沒想到，在第一版上聲明，今後《覺群》要更改為紀念印光大師，弘揚念佛法門，提倡淨土學說。我在中壢圓光寺看到這樣的啟事，大為不滿。我認為太虛大師、印光大師，都是大德，但是，這好比張家的祠堂，你不能隨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我就寫了一封信去質問他，你怎麼把太虛大師創辦的雜誌，拿去紀念印光大師呢？這張冠李戴，怎麼也說不過去。
原來，朱斐居士是跟隨李炳南居士學佛，二人同是印光大師的弟子；他把我的原信刊出，並且說我不贊成淨土法門。其實我一生，打的佛七約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週六共修，那就更多了。我是倡導「禪淨共修」的人，主張「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共修」。為了這一段文字編輯的因緣，招來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聽的名聲，說我反對念佛，增加了我在台灣弘法的困難。
後來，《覺群》改名叫《覺生》，發行了一年之後，又再改名《菩提樹》。這就是在台灣發行多年的《菩提樹》雜誌的來由。後來《菩提樹》出刊，我經常投稿，我和朱斐居士也時相往來，成為很好的道友。
這個時候，因為我的文章不斷在《覺群》、《覺生》、《菩提樹》發表，居住在新北投的東初法師辦了一份《人生》月刊，要我去為他主編。我原本就已經斷不了的文字編輯因緣，又再繼續下去了。
我斷斷續續編了六年的《人生》雜誌，這六年中，我沒有用過《人生》雜誌的一張稿紙，也沒有用過他一張郵票，也沒有支過他一分錢的車馬費，說起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為佛教的文化做義工了。
後來東初法師跟我講，因為我的這一份雜誌，讓你們揚名立萬了。又說，現在你也應該幫忙，我們把雜誌從二十四頁增加到二十八頁，新增的四頁，就由你出資好了。
我為了編輯的興趣，很辛苦的籌募這四頁增加的費用，甚至光在宜蘭這一個地方，我就介紹了三百多個長期訂戶。這都是靠著信徒助印、捐獻訂閱支持才有的。
在編《人生》雜誌期間，我學到很多，比方花蓮大地震，東初法師要我去救災，那是我第一次學習如何救災。還有，他寫的文章經常在發表後，引發外界的一些爭論，他都說那些文章是我寫的，我也必須學習代他抵擋這些議論。
《人生》雜誌在當時的佛教界，算是一份很有權威的雜誌，因為有東初法師好評論佛教，有南亭法師專寫佛教長篇文章，煮雲法師、心悟法師都加進了我寫作的陣容，我真是廢寢忘食的要把這份雜誌編好。
每個月，我必須從宜蘭到台北兩次，一次是送稿給印刷廠排版校對，過幾天後，再上來做最後校對印行。記得那時候也沒有經費坐汽油車，都是坐普通的運煤車，必須經過二十三個山洞，每一次宜蘭台北一趟下來，鼻孔都塞滿了煤灰，期間的辛苦，現在的人已經難以想像了。
後來我不能為《人生》雜誌繼續編下去的最大原因，主要是《覺世》旬刊後來在一九五七年，由台北健康書局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出刊。因為他們想要辦一份弘揚佛教的刊物，以報紙型發行，預計每十天一期，要我擔任總編輯。
他們本來要叫做「旬報」，但我知道，依政府的規定，每週出刊的，可以叫「週報」，但十天一期的還是名為刊物，所以我就建議他們叫「旬刊」，《覺世》旬刊就這樣定名下來，並且在同年的四月一日創刊。
《覺世》旬刊是一份四開的報紙型刊物，我雖然沒有編過這樣的期刊，但覺得很有挑戰性，特別是我一向有「做中學」的性格，於是就邊做邊學。總聽人說「皇天不負苦心人」，確實，我只編了二、三期，得到好友李春陽的指導後，自己就能上路了。
我本著公平原則，報導佛教各界的新聞、活動，我也秉持公正精神，撰寫〈雲水樓拾語〉，評論佛教的是非得失。當然，這份《覺世》蒙佛教各界的重視，而發行得非常廣泛。
編輯《覺世》旬刊的同時，聽說《今日佛教》忽然宣布要停刊。我乍聽之下，覺得非常可惜。實在說，《今日佛教》是一本很好看的美術畫刊，由廣慈、煮雲等法師，以及李春陽發起。它的照片精彩，圖文並茂，編輯得相當精彩，當然，畫報畫刊要比文字更容易得到讀者的歡迎。尤其，它也刊登了大陸的錦繡河山、介紹大德高僧等內容，大家看得很歡喜。
經辦不到一年，就宣布要停刊，必然是因為經濟不夠週轉。這一停刊，就有人不甘願，由台北善導寺住持演培，監院悟一、妙然等，組織了一個八人的社務委員會，由我擔任執行編輯。於是我又披掛上陣，開始了文字的編寫工作。
改編後的《今日佛教》，我就寫了一篇〈我們的宣言〉，還獲得李炳南居士來信給我讚美；接著我又寫了〈我們要有殉道的精神〉，時值戒嚴時期，哪裡能隨意講話，但是為了要弘揚佛法，我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豁出去了。
在我編輯《今日佛教》不到二年的時間，原發行人廣慈法師又把它討回去自己辦，我就專心去辦《覺世》旬刊了。
佛光山接手《覺世》旬刊之後，有朱橋（朱家駿）、陳劍慧、慈惠、慈怡、依晟等人都來幫忙編務，前後發行四十年，從來沒有休刊過。尤其我創了一個紀錄，旬刊在每個月的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出刊，我必定在這之前，將旬刊送到讀者家中，沒有延誤過一期。我自感安慰，這也顯示了我準時的性格。
《覺世》旬刊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
一、幫忙智光商工創建籌款。假如今天大家翻閱一九六五年前後的《覺世》，就能注意到所刊登的功德芳名。
二、幫忙建設佛光山開山初期工程。
三、引發社會公論，維持正義。
例如，一九六四年，西班牙的鬥牛要移到台北表演，表演最後要把牛殺死。我們覺得這太殘忍了，基於慈悲的立場，提出反對鬥牛的意見。那時候，立法院就憑著《覺世》的一篇評論，最後阻止了這一場血腥的表演。
又例如，政府曾反對台灣民間的信仰，要取締三日一大拜、五日一小拜的情況。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問題，這是民間社會問題。因為人民一年的辛苦，他藉由大拜拜可以宴請親朋好友，這也是他們相互聯誼、娛樂的生活之一。如果剝奪他們拜拜的權利，只准許高官厚祿的人天天吃大餐、跳舞享樂，這也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喊出口號：不可以「取締」拜拜，可以「改良」拜拜。所謂「改良」拜拜，就是用香花素果代替大魚大肉，以素食的東西來祭拜，既不殺生又不造業，又能維護信仰。後來，這滿天的風雲，就因為這樣的建議，社會就安定了。
這份助印的刊物，每期發行四十萬份，遍及四十二個國家地區，扮演著海內外幾百萬佛教徒溝通的橋梁。直到二○○○年，併入新創刊的《人間福報》，也就是現在《人間福報》的「副刊」與「覺世∕宗教」了。
文字編輯工作是會讓人上癮的，而我更樂在其中。在宜蘭弘法時，我除了幫忙當地的《國光》雜誌、《宜蘭青年》寫稿之外，自己又編印了一份《蓮友通訊》，每半個月一期。當時，委託一位家裡開設中華印刷廠的青年吳天賜幫我印刷，後來因為這份通訊的關係，度了他跟隨我出家，他就是後來佛光山的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和尚。
說來，我對帶動台灣出版界的進步，應該有些許的貢獻。例如，朱橋先生幫我編輯《覺世》和《今日佛教》的才華，為《幼獅》雜誌所欣賞，就把他請去擔任主編。當時我建議他標題做大一點，字不要排得密密麻麻，結果，一出版就引起震撼，當時很多雜誌也隨之跟著改頭換面，為台灣雜誌的編輯掀起大大的改革運動。
我初到台灣來的時候，有一份《今日青年》雜誌，是仿當時《今日美國》雜誌而創辦的。當時，中興大學教授秦江潮先生（後來擔任台北市政府人事室的主任），因為我經常投稿，特地到中壢來看我，要我去做該雜誌的編輯。
我跟他說：「我要做和尚。」他就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到了這個時候，和尚也要愛國。」我回答他：「我連和尚都做不好了，其他的事還能做得好嗎？」我仍然堅持做一個和尚。就好比古德有一首偈云：「昨日相約今日期，臨行再三又思惟，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雖然拒絕了他，但我後來還是經常幫他撰文寫稿。
那時候為什麼那樣喜歡寫文章、歡喜編輯呢？又沒有稿費可以拿。我完全是基於護教。例如：名伶顧正秋在永樂大戲院演京劇，內容有對佛教不利的地方，我就寫了一封〈致顧正秋小姐的公開信〉，跟她抗議，也不管她的背景是任顯群還是蔣經國。
曾有記者問過我，為什麼熱愛文字編輯，終身不輟？因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環，是弘法的資糧，人不在，文字還在。一個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這輩子，乃至下輩子，都會對佛教有好感。透過文字媒介，不只是這個時代，不只這個區域的人，都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幾千、幾萬年以後，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
好比，我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提倡「每月印經」，將艱澀難懂的經文，採新式標點符號，加以分行分段編輯，如普通小說體裁一般，使得佛法能普遍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後來，我繼續創辦《普門》雜誌，以普遍化、生活化、藝文化、趣味化為宗旨；在發行二十餘年後，二○○○年時，就轉型到馬來西亞發行了。
曾經獲得優良圖書金鼎獎的《佛光大辭典》，於一九七八年起開始編撰，耗費了十年的時間才終於問世。在此之前，一九七七年我發起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以編撰現代佛教聖典為目標。春去秋來，佛光山編藏的工作已接近四十年，總共完成了《阿含藏》、《禪藏》、《般若藏》、《淨土藏》、《法華藏》等，共一百九十八冊。我想，等到十六部藏全部完成時，應該也有千冊左右了。
如今，隨著科技進步，《佛光大辭典》及《佛光大藏經》也都發展出電子版，以方便攜帶保存，並且易於查詢檢索、比對。
二○○○年，佛光山啟動了《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編務工作，歷時十餘年，終於在二○一三年出版。當年，我叫如常法師編輯這部圖典時，問她需要多少錢，她說大概需要一千萬。我就將《浩瀚星雲》這本書所得的版稅一千萬元，悉數給她做為編務行政費用。可見我們並不是光口頭叫人家做，自己也要先有所行動才行。
這一部二十鉅冊的美術圖典出刊後，對建築界、藝術界、教育界、工藝界，應該都會有相當的貢獻；尤其在佛教的歷史上，透過這許多藝術的呈現，讓世
人知道，佛教對全世界文化的影響，是抹煞不了的。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華文版出刊後，英文版也正在努力編寫中，預計二○一四年問世。感謝來自世界各地許多友人如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冰島、丹麥等，尤其中國大陸給予我們的支持最多，都先在此說聲謝謝了。
除了上述大部頭書籍的編纂工作，為了鼓勵佛學研究，早在一九七六年，我就創辦了《佛光學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創會之後，每年也出版一本論文集；接著自二○○一年起，由滿果法師主編《普門學報》，每兩個月一期，整整編了六年；每期我也參與其中，貢獻自己一篇文章。
除了《普門學報》，我還邀約兩岸的佛教學者共同將經律論中重要的著作，做有系統的整理，翻譯成白話文，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一百三十二冊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這是因為在長久的弘法過程中，經常有人告訴我，他沒有學佛的原因，是因為他看不懂佛經，假如有一本白話文的經典，那他學佛就不難了。為此，我就一直有心想要替佛教編輯一部白話經典。
可是，佛學的翻譯是非常困難的，無論翻譯成英文，或是翻譯成日文、韓文、西文、法文、德文等，不管翻譯哪一國文字，都相當不容易，甚至連文言文的佛經要翻成白話文，也是一樣不簡單。
例如，每一部佛經的開頭都有一句「如是我聞」，光是這一句話，要把它譯成白話文，就讓我煞費周章，思考怎麼樣把它說得讓人懂而又不失原意。後來我發覺到，只有譯成「《金剛經》是我阿難聽佛這樣說的」，或者是「《法華經》是我阿難親自聽佛這樣說的」，才比較符合原來的意思，這確實是花了我許多的時間思索，才敢這麼斷然決定。
因為要讓人懂得經典的內容，只有像鳩摩羅什大師那樣的意譯，才比較容易讓人明白。中國佛教史上四大翻譯師中，尤其以玄奘大師和鳩摩羅什大師最為特出。他們一位是直譯，一位是意譯。羅什大師的意譯經典，如《阿彌陀經》、《法華經》、《金剛經》、《維摩詰經》等，因為文字暢通，讀誦容易，普遍較為大眾所接受，流傳也比較廣泛。而玄奘大師雖然也翻譯過《金剛經》等，但都不流傳了，為什麼意思雖然到口，但誦讀起來困難，也就少為大家所熟知了。
因此，我曾經請依空法師、吉廣輿夫婦把我的意思帶到大陸去，邀請學界幫忙翻譯佛經；我也請慈惠法師到北京和那許多學界多次溝通，而有現在我們看到由海峽兩岸一百二十位作者所翻譯的《白話經典寶藏》。
以白話文來闡述經典，是一個嘗試性的突破，可是這個工作由於人才的不足，成果並未能盡如人意。儘管如此，當初能有這樣白話版本的發行，確實相當困難，也可以說為佛典的翻譯史寫下新頁了。
《白話經典寶藏》編輯之後，我知道大陸許多的碩、博士生都以佛學做為他們的研究方向。我從中選錄了四百多篇的論文，集成《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全套十輯，精裝一百二十冊，分為思想史、歷史、制度、語言、文學、考古、建築、藝術等六大類，總共加起來也有數千萬言。
感謝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程恭讓教授的協助，永明、永進、滿耕等法師的參與，可以說花了很多的力氣才得以編輯完成，印刷出版。
當然有的文章難盡人意，有的文義也不容易明白，甚至我也知道，這些碩、博士論文裡，有的人不一定從信仰入門，甚至有些從批評角度撰寫，曲解佛教的也有，但我都將他們的原文搜羅出版，為什麼因為我要讓後代的人知道，這個時代的文化產物就是如此，我們必須把它留給後人去研究，不能讓這個時代的歷史就這樣消失。這就是我編輯《法藏文庫》出版的緣由了。
由於我自己沒有讀過多少書、受過多少教育，也沒有受過什麼文化的訓練，但是我對佛教的教育、文化，可以說如癡如醉。例如，當初創辦《人間福報》的時候，多少人勸我，現在平面媒體走下坡了，不要辦了。以前我們因為貧窮，沒有辦法自己辦報，只有在各報買版面，由我們編輯內容提供給他們印行。現在我有力量了，我們必須為佛教發聲，為佛教留下一個歷史。就這樣，我親自帶著幾個徒弟，從策畫、邀稿到版樣設計，全心全力投入。《人間福報》終於在二○○○年四月一日創刊，由依空、心定法師先後擔任發行人。
有人問我，為什麼選在愚人節這一天創辦這份報紙？我想，因為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人間福報》首任社長是依空法師，記得我還跟她說，我籌了一億元給妳辦報，妳能辦到三年，倒閉了我也不怪妳。
欣慰的是，《人間福報》至今已經十三年了。可以說，種種苦難、挫折都有，但我不計較，因為這些苦難、挫折滋養了我們的慧命。如今回想起來，我要謝謝那些當年好意相勸的人，他們給了我危機意識，也給了我永不退縮的堅持。
歷任的社長從依空之後，陸續有永芸、柴松林教授、妙開等人擔當起社務工作，現在則由符芝瑛小姐擔任社長。
符芝瑛小姐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高材生，曾在《聯合報》做過記者，在天下遠見文化公司擔任編輯時，替我寫過傳記《傳燈》，還登上年度的排行榜，之後又陸續寫了《薪火》、《雲水日月》等。二○一○年底，她從上海回到台北，推動《人間福報》各項編務，充實版面內容。尤其，她廣邀學者、專家為「百年筆陣」專欄撰文，替福報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陸續有全球各地的華報，如：紐西蘭、芝加哥、紐約、聖路易、澳門、新加坡、菲律賓等，都表示福報的內容充實、清新，是一份很好的華文教材，希望我們能提供內容給他們的報紙刊登。這確實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了。
除了《人間福報》，前後我又創辦了佛光出版社、佛光文化、香海文化公司、人間通訊社以及大覺文化公司等，陸續有永均、蔡孟樺、妙蘊、妙開、滿觀、妙有、妙普、黃美華等人負責執行編務、發行等工作。其中，蔡孟樺對我的書籍出版用力甚多，像《迷悟之間》、《人間萬事》、《星雲法語》、《人間佛教叢書》等，還曾經獲得印刷界的「金印獎」。而這幾年，上海大覺文化公司在大陸為我出版簡體字版相關書籍，承蒙大陸讀者的厚愛，竟然也讓我擠進所謂的「版稅富豪排行榜」了。
因為出版與編輯，我也替佛門培養了許多人才。例如六十年前，慈莊、慈惠等人就是喜歡寫文章，歡喜我替他們改文章而進入佛門；後來又在台北三重文化服務處工作，我們寫下了許多佛教文化的輝煌紀錄。例如印行的《中英對照佛學叢書》之〈經典之部〉、〈教理之部〉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出版品。尤其，慈莊法師負責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對早期佛教文物、出版的流通推廣，貢獻很大。
而佛光山派下第一代弟子，像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心定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後，在報紙、雜誌、出版以及編藏等方面，像依空、依晟、永明、永進、永本、永芸、永莊、滿義、滿果、滿光、滿濟、滿紀，以及《人間福報》的妙熙、覺涵等所有的出家弟子等，都有一些傑出的表現。
現在，佛光山年輕一代的弟子，不僅能寫，還能畫、能攝影、能使用電腦編輯。為了鼓勵他們編寫，我無論工作多忙，都會替弟子的書寫序，甚至在書名、標題、編輯等方面提供建議。
由於擔任雜誌編輯又喜歡寫作，我也結交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例如：柏楊、劉枋、司馬中原、高陽等，和武俠小說作家臥龍生、梁羽生，文壇夫妻檔何凡、林海音也曾多有往來。
我從一個二十歲不到、為佛教改革與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到台灣駐錫弘講、建寺安僧，靠著一枝禿筆生存立足，乃至後來創辦佛教的文教事業，將佛陀教法透過文字與出版品流傳到世界各個角落。我這一生也由於文字編輯的因緣，擴大了視野，廣交文化界能人異士，可謂無限歡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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