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6 - Culture and Education 2 《百年佛緣6－文教篇2》
My Affinity with a Crownless King 我與無冕之王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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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無冕之王的因緣記者，負有傳播資訊的使命，也享有採訪自由的權利，因此被尊為「無冕之王」。
記者，看起來好像是很逍遙自在的工作，其實不然，哪裡有災難發生，他就要先到達那裡；哪裡有不公不正的事情，他就要率先去追查。有的記者，深入危險區域採訪而遭扣留，甚至槍決；有的記者，遇山山難、遇水水淹，所以，「記者」這個工作似乎是一個玩命的職業。
回顧我的人生，認真說起來，我應該也算是一個非正式職業記者的記者。「雜誌事業協會」曾經發給我「記者證」，雖然我不曾用它去採訪過什麼人、什麼事，但我為許多的報刊撰寫專欄，甚至早期我為《覺生》、《覺群》、《菩提樹》、《人生》、《今日佛教》、《覺世》旬刊等刊物提供新聞，這應該也算是一個義務的記者吧！此外，我和立法委員沈智慧在台中創辦全國廣播電台，乃至於後來我又在台北成立「人間衛視」、創辦《人間福報》、設立「人間通訊社」；總說起來，我和記者應該是有沾上邊的。
《人間福報》在二○○○年四月一日「愚人節」創刊，從那一天起，我就在《人間福報》第一版的專欄上發表文章。時光迅速，算一算已經邁入第十二年了，到今天，從沒有開過天窗，或停止過一天。有人說我可以申請金氏紀錄了，但對我而言，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只是聊盡我一點責任，並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做的。
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寫文章，對別人的貢獻有限，但是別人寫文章，對我的幫助，倒是讓我非常感動。年輕的時候，自以為維護公平正義，競相發言，當然就引起別人的論長道短。及至年歲漸長，慢慢才感覺到，記者對一個從事社會活動的人來說，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沒有名氣，要記者來採訪你，他也沒有興趣；等到你事業有成，稍有名位，有事情可以報導了，你不要他採訪，他也會緊追不捨。
在我四十歲的那一年（一九六七年），佛光山才開山不久，就承蒙一位中央社記者翁慕良先生，特別在《中央日報》上刊登一大篇新聞報導。從此，山上絡繹不絕的信眾，就成為佛光山的基本擁護者了。
翁慕良
翁慕良先生，江蘇江都人，一九一四年出生。我知道他是高雄縣大樹國中的一位教師，並且為中央社擔任地方上的駐地小記者。他自己也料想不到，替我寫的佛光山開山特寫新聞，竟能讓報社那麼隆重地刊登。記得當時的《中央日報》社長曹聖芬先生，還特地跑來佛光山訪問我，甚至特別交代翁慕良先生，以後每天都要報導佛光山。我聽了，覺得這也太過分了一點，佛光山還沒有這麼多的內容可以報導啊！不過，現在佛光山對於淨化社會的活動，以及傳播佛法的推動，倒是真的天天有新聞了。只是，這一位有遠見的社長，不知道是否還在人間？我至今仍然懷念他。
翁記者是一個善良和氣的人，我每每看到他在撰寫新聞的時候，都是帶著誠敬的態度在寫。後來他也真的就經常為開山初期的佛光山，做種種報導。
可以說，佛光山從一開始與我們往來的許多人士，都是知識分子。尤其一九六九年，由於有翁慕良先生報導青年救國團在佛光山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所以後來就有許多年輕人不斷地湧入佛光山參觀。為此，我只有趕快建設朝山會館，提供給來山大眾使用。從此之後，各級學校的教育會議、各個救國團的活動等等，都來借用佛光山的場地，也就讓我深深地感覺到，記者的報導真是大有威力。
我經常說，佛光山初期的功德主，第一是媒體傳播界的記者，第二是青年救國團的知識分子，第三就是佛教廣大的信徒們，由於他們的助成，才有今日的佛光山。
吉田實
除了翁慕良先生，佛光山最早接觸到的國際記者應該算是吉田實先生了。吉田實先生是日本人，一九三一年出生於東京。他生逢大時代，跟我一樣，一生經歷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等等事件。他擔任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時，曾代表《朝日新聞》做過駐台灣的特派員，後來又調到北京做特派員。在他即將從北京的工作上退休時，才和我結識。
吉田實先生認識我以後，便想寫一篇關於我的特稿，所以經常來訪問我，和我交談。他認為我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雖是一個出家人，和黨政、社會各界的關係卻是那麼豐富，和兩岸之間也有來往，但是每到世界各地去，都只有傳揚佛法，不涉及其他，因此，就想要挖掘我的生活內容。
我因為感念這許多名記者，他們為了寫一篇文章，經過那麼多的辛苦，那麼多的驗證，才開始下筆，很不簡單，也就樂於與他相談了。幾年後，他送了我一本他寫的書《三十五年的新聞追蹤：一個日本記者眼中的中國》（二○○三年，天地圖書出版），當中就收錄了這篇訪問記。
在他和我來往期間，我到美國西來寺，他也追到美國西來寺去。他不是我的徒弟，也不是為了什麼目的，他或者只是想結交我這個人做朋友，或者只是想了解我，或者只是想寫這篇文章，就專程跑到美國訪問我。甚至他還數度到台灣，特地上佛光山找我。就是我偶爾到了台北，他也會來和我做一次談話。
吉田實先生並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所訪談的內容，據我觀察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定的目的。基本上，我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人物，也談不上有什麼條件可以給他採訪。但是我在想，他只是想追尋人性、生命、精神層面上的什麼東西吧！
他的採訪態度確實、嚴謹，不斷地蒐索、印證。我聽說他曾經在撰寫一篇報導時，為了講究真實性，還遠赴新加坡找尋線索，做種種的追查，受盡了種種的苦難。事實也是如此，我讀他的訪問生涯，沒有藉故、沒有虛偽，更沒有特意宣傳或是避重就輕，他只是為了還原人間的一個真實面。
後來，他請我到日本國會做一場講演，那一年（一九九一年），正是我跌斷左腿的時候，當我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時，他一聽非常驚訝。只是，他早已把日期、場地、邀約聽眾等作業都安排好了，而我向來也重視承諾，因此就告訴他，不要緊，我還是會如期前往，只是我不能走路，必須坐輪椅。他聽了以後，我想應該是半憂半喜，喜的是我能去，憂的是我的腿跌斷了。總之，經過不斷地來往聯繫，我終於到了日本。
這一次的講演，是以「國會」名義邀請我去的，並且要我以「二十一世紀的未來」為題做講說。只是，當我到達國會演講廳時卻發現，他們竟然沒有無障礙空間設施，人都已經到會場了，輪椅卻沒有辦法上舞台，最後，好幾位議員只有一起幫忙把我的輪椅抬上講台了。
我平常很少有榮耀的感覺，經常都告誡自己：在人世間，我只是一介衲僧，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在那許多議員抬我的時候，我卻忽然興起一個念頭，多少年來，中國人都是給日本欺負，踩在腳下的，現在你們卻肯得以議員之尊，抬一個和尚上台？這也真叫我感覺到「難遭難遇」了。
至於當時「二十一世紀的未來」講了哪些內容，我已不復記憶。我曾想把這些內容整理後，請滿果法師替我投稿給逢甲大學，因為當時他們正要出版一本關於未來時代的書籍。可惜那本書出版以後，沒有收錄我的文章，只有文章的目錄綱要。於是我就問滿果法師：「我的文章不是請你交給逢甲大學嗎？」他說：「有啊！就是那篇綱要。」我說：「那我的文章內容呢？」他說：「隔得太久，不記得擱到哪裡去了。」
所以，那一次的講演雖是有一番用心，但記憶有限，只約略記得講到未來是一個生權的時代。所謂人類歷史的發展，從神權時代演變到君權時代，再到現在的民權時代，未來則應該是生權的時代，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等等。
再說講演之後，當天晚上下榻在一個飯店裡，吉田實先生告訴我，那是美國總統雷根先生訪問日本時住過的地方。一時之間，我想起了雷根先生訪問日本時發生的一段趣聞。雷根總統平時過的是西方式的生活，所以當他來到大飯店時，穿著大皮鞋就走上了榻榻米；站在一旁的許多人看了，都露出很驚訝的表情，意思是說：總統先生，你要脫鞋子啊！但是雷根總統卻是一臉茫然地說：「為什麼要脫鞋子？」在西方，脫鞋是不禮貌的行為，但是在日本，不脫鞋卻是不禮貌的。可見得，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實在需要以中道的立場來做溝通。
這一天晚上，吉田實先生約了各方人馬，住在這家飯店裡。我覺得這個開銷實在太大了，尤其他們的住家應該就在附近，為什麼要來住飯店呢？我一直為他感到捨不得，為了邀請我到日本一行，花費一定不少。
後來，佛光山在日本建立了東京別院，我每到日本，第一個來訪問我的，必定是吉田實先生。那個時候，他已經不以記者的身分和我來往，純粹是老朋友相見。甚至我們兩個人坐在那裡，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他會中國話，但我們不一定講話，讓時間就這麼在沉默中過去；在無聲的時刻裡，有時似乎也有一種無言的美感。偶爾遇到中午或晚餐，我也不特地為他準備什麼日本人喜歡的料理，就只是煮幾道我們中國人平常吃的簡單飯菜，他也一再地說比北京的好吃。
吉田實先生在二○一○年往生。老友雖已逝世，但是到現在，我還是一直懷念著他，總覺得做記者，當如吉田實。
吉田實先生和我另外一位記者好友陸鏗先生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陸鏗是基督教徒，和吉田實也是好朋友，我們三人也有過多次的聚會。但是，若要我做一個評論，他們二者雖各有特色，但論陸鏗先生的修養，尚不及吉田實先生。陸鏗先生性情衝動、負有正義感，吉田實先生則是細膩、平和。不過，他們對我究竟有什麼看法，我就不知道了。
丁中江
在許多媒體記者中，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時代，經常擔任政治評論員的丁中江先生與我也是有緣人。
丁中江先生，雲南人，生於一九一九年，他口才雄辯滔滔，思想理路分明，最早在廣州「天地新聞日報社」擔任社長，也做過曼谷《民主日報》董事長，參與創辦香港《新聞天地》週刊。來台後，經常在台視分析、評論政治新聞，我聽了以後，感覺到他講說的資料很齊全。當我知道他的弟弟丁懋時是外交部長時，我想，必然是從他的兄弟那邊，得到了一些第一手資料。但是不然，丁中江先生並不是憑靠丁懋時先生給他的新聞，而是來自他自己一生身為新聞老將的專業。
大約是一九八一年左右，他第一次帶了家人來到台北普門寺訪問我，經過這次訪談之後，我們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並且常相來往。尤其，他曾經為了政府不讓我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感到心有不平。在他認為，政府應該要讓我成立一個民間的社團，才能盡情地揮灑所願。當時，他的見解引起我極大的注意，因為成立佛教青年會的想法，只不過是我順從時勢發展需要而萌生的念頭，想不到丁先生卻進一步呼應，確實有成立社團發揮所願的必要。這句話，真是說中我的心情。
因此，後來董樹藩先生入閣，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間，擔任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要我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我也就欣然答應了。
董樹藩先生是內蒙古人，一九三二年生。由於他在院會裡替我說項，因而獲准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不過，我想，董委員長只是想透過我成立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為他與一些西藏人士做公關吧！
只是，那時候的達賴喇嘛，對台灣沒有好感。記得一九七九年，我率領「印度朝聖團」二百人赴印度巡禮聖蹟，成為當地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朝聖團。我們包了泰國二架飛機，其中一架裝載毛毯、食物，準備到印度去幫助在那裡流浪的藏胞。但是，我們才到達新德里，就聽說達賴喇嘛下了命令，不准接受來自台灣的援助。
我感到很疑惑，人和人之間為什麼不能接受彼此的好意呢？原來，當時達賴喇嘛對於國民黨情報機構，分化、離間他們的西藏人民，極為氣憤。不過，政黨的恩怨，也不是我有辦法了解的。
總之，後來那一架飛機裝載的毛毯、物品，只有一部分的藏民同胞接受，其他大部分都送給印度的貧苦人士了。
丁中江先生對於我遭遇的這許多過程，都非常了解。甚至後來，他為了我在美國接待許家屯的事情，還特地在江澤民先生面前幫我說話。
丁先生告訴我，他對江澤民先生說：「星雲大師不是政治人物，所以他才要接待許家屯先生；假如他真要涉及政治，也就不會接待了。」丁中江先生並且舉例說：「就好像是一個人家的孩子離家出走，有人把他收留下來，這應該是好事；況且星雲大師至少代表了海外五百萬人的心聲，所以中國大陸不該對他太過計較，尤其從對中國的貢獻上來看，應該算他一份吧。」
當丁中江先生告訴我這許多事的時候，我非常感謝他為我說項。後來，一九九一年，「敦煌文物展」在佛光山舉行，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在台灣舉辦展覽，我花了數十萬美元的運費、保險費等行政費用，終於辦成了那一次的敦煌展。
不過，因為那許多展品都是一些複製的文物，包括古代社會一般的用品、農具，以及敦煌的畫作等，大陸方面也無意再帶回去，加上丁中江先生想要在台北辦展，我就把這許多東西送給丁先生，讓他能夠如願。後來，他在台北辦了一場展覽，至於成果如何，我就不太知道了。不過，在我心中，這也算是對他的一種感謝！
和我往來的平面媒體記者中，在美國，《世界日報》、《國際日報》的尹祧和王艾倫小姐等，後來都成了佛光山的弟子。在台灣，像《中央日報》的李堂安，《聯合報》的胡宗鳳、王紀青，中央社的陳守國等等，也都成為佛光山的好友。不過，此中有兩位《中國時報》的記者，一位是卜大中，一位是蘇正國，因緣就更深厚一些了。
卜大中、蘇正國
卜大中先生，出生於一九四八年，河北定縣人。他原本是《中國時報》駐美國洛杉磯的特派員，也做過《中國時報》大陸中心主任。他曾寫過一篇數千字採訪我的長篇訪問記，並在一九八九年跟隨我到大陸訪問，甚至在我創辦《人間福報》的初期，也協助撰稿。
至於蘇正國先生，他就住在大樹區的一個村莊裡。一九七○年代，從一個地方小記者做起，經過多年的努力，數十年來，擔任《中國時報》駐南區的特派員。由於地緣關係，他經常在佛光山出入，後來也成為佛光山的信徒弟子。我在一九八五年從佛光山的行政系統退位後，不再過問許多行政事務，有時候有什麼事情要對外發表，就會拜託他協助。
此外，佛光山沒有公關人士，也沒有專責與記者連絡的人，所以有時候，本山宗委會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必須對外表示意見，也都是臨時找蘇正國辦理，他都很熱心地給予協助。雖然他不是佛光山的發言人，但也可以說是佛光山記者招待會的策畫人。直到「人間社」設立，才將這份工作轉回本山，分別由弟子覺念、妙開法師擔任社長，並且承擔相關事宜。
蘇正國，一九五四年出生，在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他報導的立場始終保持中立，但是過去幾次縣長選舉，他則都為余陳月瑛和楊秋興拉票，幾乎成為余陳月瑛和楊秋興的地下縣長。
另外，他也很為佛光山沒有新聞寫作的專業人員著急，但又不想轉任到我們的《人間福報》工作。不過，對於「人間衛視」，起初他倒是興趣滿高的，一度想參與其中的工作，只是後來由於「人間衛視」沒有政論性的新聞節目，也就興致缺缺了。
我創辦的《人間福報》和「人間衛視」，都不太重視政論新聞，甚至於《人間福報》的第一版，我還以「奇人妙事」代替一般的政治新聞，成為報導的主體。此外，我們也特別重視家庭、教育、文化、倫理，尤其講究正面的報導，負面的新聞則是一概不取。我一再希望能夠藉此改善社會風氣，在我覺得，新聞不是專給讀者刺激的，更重要的是提倡善良風俗，與人為善。但是，名報人陸鏗先生以及卜大中、蘇正國記者，都認為我創辦的《人間福報》沒有前途。
不過，十幾年來，《人間福報》每日的發行量都在數十萬份以上，也躋身在台灣的大報之林。可見得，我當初的創報理念，還是獲得不少民眾認同的。
話又說來，這十多年來，蘇正國先生雖然從未替《人間福報》寫過一篇文章，但是山上的其他事務，卻都承蒙他熱切地關心，可以說，他也算是佛光山一位忠誠的三寶弟子了。
除了這幾位與我因緣較深的記者先生以外，各大平面媒體的新聞領導者，我也都和他們有所往來。像最早的前印尼《中華商報》社長馬樹禮，後來回台擔任中廣公司、中視公司董事長；中央社社長馬星野；《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及他的子女王效蘭、王必成；《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社長黃肇松；《中央日報》社長楚崧秋、石永貴；《世界日報》社長馬克任；《中華日報》社長詹天性、編輯陸震廷；《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新聞天地》的卜少夫、卜幼夫、卜乃夫；香港《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明報》社長金庸，《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資深記者紀碩鳴；馬來西亞《晨報》創辦人丘民揚，《星洲》媒體集團編務總監劉鑑銓，《星洲日報》總編輯蕭依釗女士；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教授，《大公報》記者鍾蘊晴，路透社記者林洸耀，《環球人物》週刊總編輯劉愛成，《南方人物》週刊副主編萬靜波等，幾乎現代亞太地區幾個報紙的負責人，我都與他們結了很好的因緣。但我從來沒有拜託他們為佛光山發表什麼新聞，只是偶爾互相往來，或是交談，或是餐會，大家都算是君子之交的好朋友。
這些人士當中，陸震廷先生是《中央日報》駐高雄的特派員，可以說是一位大牌記者。因為陸軍、海軍、空軍官校，三軍基地都在高雄，這裡經常大事不斷，所以《中央日報》就特地派了一位經驗老道、文字犀利的快寫手，坐鎮在高雄。
陸震廷（郭風）
陸震廷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江蘇松江人。他的文筆，一如筆名「郭風」，就像風吹一樣，非常快速。尤其他長於報導文學，寫了許多以抗戰時代為背景的作品，並且得過許多獎章。
他和我有特殊的緣分，我們才見面的時候，他就以佛光山的內勤總務自居，很快地就熟悉山上的一切，和我們也就如同一家人般。當初《中央日報》上許多的專欄報導，都是出於他的手筆。尤其他對佛光山開山建寺的報導，寫得絲絲入扣，非常精彩，記得有一位報社發行人來到南部巡剎時，還跟他說：「你乾脆一天寫一篇吧！」可見當時的報紙，對佛教的報導並不很排斥，只要是出自名記者的文筆，很容易地就會被錄用。因此，我也邀請他乾脆來做佛光山的文化顧問。
陸震廷先生曾隨我在海內外走動，如：一九八八年，我籌組「泰北弘法義診團」，送愛心到泰北；一九八九年，受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之邀，以「國際佛教促進會中國大陸弘法探親團」名義前往大陸，他都擔任隨團的記者。甚至我也曾邀請他和劉枋女士做領隊，組織記者團到南非訪問。實在說，這也是我為了感謝這許多記者朋友們對佛光山的支持，而鼓勵他們出國旅行，以示謝意。
佛光山初期活動的對外宣傳，大都是由陸震廷先生居中策畫，什麼時候該發布新聞，他分寸拿捏得當。後來，他為了我推行的「人間佛教」，還替我編輯了幾本專書。例如，一九八六年，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郭嗣汾居士，帶領文協作家到佛光山參訪時，看到佛光山宏偉的建設，及豐富的文化事業成果，他就和郭嗣汾居士共同發起，邀請公孫嬿、司馬中原、劉枋、趙寧、簡媜等近三十位作家撰文，交由采風出版社出版《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一九九二年，他又撰寫了《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由《中華日報》出版。現在仔細想來，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也都是依靠社會大眾給予幫助。
由於這許多記者、作家常常在文章裡提到「人間佛教」，所以社會上很早就知道佛光山是走人間佛教的路線。當然，我們也不諱言，人間佛教必然會是未來世界的一道光明。
至於新聞媒體記者的大家長──歷任的新聞局長中，如：龔弘、錢復、丁懋時、宋楚瑜、張京育、邵玉銘、胡志強、李大維、程建人、趙怡等，我也都和他們結了一點緣分。像龔弘先生的兒子龔天傑，在台灣舉行佛化婚禮時，就是我去為他福證；宋楚瑜先生，我也曾支持他競選總統；程建人先生在他的母親往生時，特別來拜訪我，希望我在告別式上為前來祭弔的親朋好友講說佛法，開示人生的真諦，以示悼念。而趙怡和他的兄弟趙寧、趙健，則是一起在美國西來寺皈依，幾年前退下局長一職後，成為我們創辦的「真善美新聞傳播獎」執行長。
其他的人，隨著時光流逝，許多事已不復記憶，也就不再一一敘述了。不過，在此真是要對媒體記者們說一句感謝的話：沒有你們全天候的辛苦，我們就不可能知道今天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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