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7 - A Monastic's Faith 1 《百年佛緣7－僧信篇1》
My Contact with Taiwanese Grassroots Buddhism Figures 我與台灣基層佛教人士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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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台灣基層佛教人士的往來一九四九年春天，也就是民國三十八年元月，正當農曆過年將屆，我隨僧侶救護隊從上海到了台灣，與台灣佛教界就此有了接觸。我感覺極為難得的是，早期擔任台灣省佛教會各地支會的理事長，我和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因緣往來，讓我感覺在台灣，雖然初來乍到，人生地疏，難免遇到一些困難，但後來有了這些朋友，到處都很方便。尤其當時台灣人與外省人相處，彼此友愛，相互融和，真正感受到台灣實在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福地。
林錦東
記得在我最初踏上台灣這塊土地時，第一個見到的是一位很有全台佛教會領導人架式的宗心法師，他出生於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學畢業，是台中寶覺寺住持，實際上是個有家庭妻室的日本式出家人，俗名叫林錦東。台灣光復後，他自知過去日本式的僧侶，勢難在中國佛教的規矩裡存在，所以恢復原名，以林錦東之名對外往來。
那個時候正值青壯年的林錦東，外表堪稱是一位帥哥，他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平時日本話與國語交相互用，是佛教難得的優秀人才。尤其他對中國大陸一心嚮往，對於大陸來台的出家人，一直很熱心接應、幫助。例如：我到寶覺寺時，現任南山寺住持蓮航法師，以及高雄觀音山住持慈靄法師，那時都駐錫在他那裡，他的寶覺寺儼然就是個大陸僧侶接待站。
後來他請大同法師擔任當家，大同法師是我的學長，因此我也想前去投靠。但此時大同法師被密告有匪諜嫌疑，為免遭到逮捕，他遠走香港。我因為訪友未遇，在此情況下，雖然大同法師曾經邀請過我，但我自知已無法在寶覺寺掛單了。
記得那是二月的一個早晨，林錦東居士很友善的對我訴說他的困難。事後當我向他提出準備告辭離去時，他指引我說，慈航法師在台北縣成子寮觀音山，正準備興辦佛學院，像你這樣的人才，應該前往擔任教師，對台灣佛教會有貢獻。
一旁的慈靄法師也一直這樣鼓勵，我當時心想，我們落難在台灣，既不求聞達於諸侯，也不想要榮華富貴，只希望能有一碗飯吃就可以了，對於教不教書，當然也不敢有所奢望了。
不過即使如此，因為那時在台灣人生地不熟，對於觀音山在哪裡？甚至台北在哪裡？交通路線怎麼走？我都不知道，所以他派了一位寺眾，從台中陪我和另外二個人共同北上。那個法師的名字現在我已不記得了，但當時林錦東給我的友誼，尤其他的熱誠和善良，讓我至今難忘。
後來我在中壢、新竹和宜蘭等地落腳之後，一直和他時相往來，那時台灣佛教界有意推選他出任台灣省佛教會理事長，但中國佛教會領導人白聖法師不以為然，認為他是日本式的出家人，不僧不俗，因此提出異議。
當時我十分同情他，覺得他的能力、聲望，在那時台灣佛教正處過渡時期，正需要有這種人才出來為佛教服務，所以他也一直以我為友，把我當成知交。
後來大約十年之中，他雖然有心為佛教服務，但愈想發心，受到的打壓愈多。據林居士告訴我，他多次申請前往日本訪問，都未曾獲得政府批准，無法出國。
我認為像他這樣的人才，能在日本活動，從事一些國民外交，也是好事，所以曾在一些國民黨人士前面幫他說話，也曾在國民黨會議中提出建議。我說台灣現在需要和日本來往，像林錦東這樣生在中國，而長於了解日本的人，應該重視他，好好的用他。
那時應該是一九六三年左右，事後過了不到一年，聽說林錦東到日本訪問了，我一方面為林錦東感到慶幸，同時也為國民黨的寬宏度量覺得可喜。
遺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林錦東先生以五十四歲之齡，因心臟病猝逝，當時政府正解除日式僧侶出國禁令，忽然傳來林居士驟然逝世的消息，令人為佛教痛失英才而不勝感慨！
時間再倒回一九四九、五○年左右，當時台灣佛教界能和林錦東同等聲望的，有台中佛教會館主持人林德林、台北寶藏寺住持宋修振、台北東和寺住持孫心源等。此時到底誰可以出來領導台灣的佛教？這中間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運作的，不過後來是由宋修振獲選為台灣省佛教會理事長。這時他想為佛教做一些事情，就商之於大醒法師。大醒法師正好應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聘請，要在靈隱寺開辦「台灣佛教講習會」（實際上是佛教學院），便以台灣省佛教會的名義主辦。
這時是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師寫信給我，要我擔任講習會的主任秘書，他任導師。當時我才二十五歲，自覺年輕，沒有行政、文書經驗，就跟大醒法師推辭。
其實這也不是客氣，而是真的覺得無力承擔。豈知數月後，大醒法師忽然中風，一時講習會失去領導人，大家又推舉我出來領導。說來慚愧，當時講習會大約有六、七十人，多數是本省青年，少數是外省的僧青年，我和他們年齡相當，雖然僧臘、戒臘高過他們一點，但平時大家稱兄道弟，都是道友，一下子成為老師，實在覺得不妥。後來基於我對教育確實有一股熱忱，所以仍然前往台灣佛教講習會執教。
當時除了教書之外，東初法師要我主編《人生》雜誌，後來又擔任《覺世》旬刊的總編輯。為了《覺世》旬刊的新聞報導，我和全台灣省的佛教分會，尤其各縣市佛教支會的理事長，因此結了很多深厚的法緣。
在那個時候，台灣省佛教支會中，擔任理事長的多數是在家居士，有少部分出家眾，如新竹縣妙果老和尚、高雄市隆道法師等，也有日本式的僧侶，如台北市的孫心源等，在此就不多作敘述了。只針對在家居士，如花蓮曾普信、基隆沈萬教、宜蘭郭進居、雲林郭慶文、彰化林大賡、南投曾永坤、台中張月珠、嘉義的陳登元和吳大海、台南呂竹木、高雄縣姚登榜、台東吳修然等，雖然事隔六十多年，很多人事已非，現僅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二，以記台灣光復後佛教界的人事動態。
曾普信
首先說曾普信居士和我的因緣。曾居士生於一九○二年，為人隨和，日本駒澤大學畢業，在那時可算是佛教界學歷最高的學者了。我想「普信」二字應該就是他的法名，因為他屬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派下，「普」字就是他們的字號，所以他的身分可以說是介於僧俗之間。
在他擔任花蓮縣佛教會理事長期間，對佛教貢獻最大的，就是促成善導寺讓李子寬、孫張清揚接管。另外，由於他通曉漢文，譯作的佛教論文很多，後來不少都交由我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
尤其在一九五一年花蓮發生大地震，我曾到花蓮救災，那是我到台灣之後，第一次參與救災工作，讓我對苦難的災民生起深深的同情與憐憫之心。
現在我們往返花蓮，交通十分方便，可以搭飛機，也可以坐火車，但在一九五○年代的時候，一定要從台北西站搭乘往花蓮的公路汽車，每天都有幾十部同時往返，每次開車，都是一號、二號、三號……，幾十部同時出發，真是蔚為奇觀。因為走蘇花公路來去花蓮極為不便，我記得東初法師跟我去過一次花蓮，後來他說：「以後要寫好遺囑才能來搭車。」可見路況之驚心險峻。
從台北到花蓮，要經過宜蘭的九彎十八拐，然後經南方澳，以及清水斷崖，沿途風景雖美，但右邊是峭壁高山，左邊是百丈深海，一路上汽車好像都在往海裡行駛。早期的台灣，開發此公路實在不易，現在已成為國際人士到台灣觀光的重要景點之一。
曾居士是花蓮東淨寺住持，與我多年交往，友誼深厚，後來他叫繼任的住持紹慧比丘尼拜我為師父，也多次想把東淨寺交由我管理。我一方面因為人手不足，而且東淨寺地處東部，鞭長莫及，再說我在西部南北已有佛教的寺院與事業，實在難以兼顧，只有感謝他們的好意了。
修慧法師
我是一九四九年到台灣，一九五三年元月應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當初到台灣是乘船從基隆上岸，記得當天在碼頭等候接待人員時，閒著無事，就順路走到港邊的一所公園裡，看到一間矮小的平房式寺廟，那就是後來交由佛光山接管的極樂寺。
當時因為語言不通，我看到裡面有一位老尼師，她看看我，不敢講話，我在外面望望她，也不敢進入，就這樣錯過了因緣。這位老尼師就是極樂寺的住持修慧法師，多年後她擔任基隆佛教支會理事長，幾次再三要求，最後甚至近乎強制的把極樂寺交由佛光山接管。
這位修慧老尼師性情剛直，為人正派，但不容易和人相處。後來她和我熟悉以後，多次請我到基隆弘法，尤其在基隆中正堂講經，聽眾千人以上，這在一九五○、六○年，台灣佛教正在發展的初期，應該算是空前盛況了。
在修慧老尼師之前，我和基隆佛教會理事長沈萬教居士也多所往來，她對我極表友善。尤其她與普觀法師有一間佛教講堂，曾經邀請我去弘法，我看她們的道場法務興隆，已有法師領導，就敬謝不敏。
那個時候，基隆佛教在台灣應該算是模範縣市，道場很多。例如距離極樂寺不遠處，有善慧長老創建的月眉山靈泉寺，另有靈源法師的十方大覺寺。大覺寺因有寧波信徒在港口出入，護持甚力，所以經濟充裕，寺院建得十分富麗堂皇。此外，道源法師在八堵興建的海會寺，也成為基隆很有實力的道場。
現在由佛光山接管的極樂寺，經過購買國有土地，加以重建，也在當地發揮弘法度眾的功能，尤其寺中的納骨塔，有很多名人，如卜少夫、張佛千、續伯雄等，他們的靈骨都奉安在此。
由於極樂寺交由佛光山接管，因此也積極推動人間佛教。現有信徒數千人，在基隆也算是相當受到信徒護持，所結的法緣也很廣。想到當初修慧理事長看中佛光山，我們也得為她做出一番成績，才不會辜負所託。
郭進居、林長青
除了基隆以外，就要說到我結緣深厚的宜蘭佛教支會了。一九五二年五月，馬騰居士寫信給我，後來又有李決和、林松年等居士聯合邀請，我因此到了宜蘭雷音寺，也成為我到台灣駐錫弘法的第一間寺廟。
那時宜蘭佛教會理事長是頭城募善堂的郭進居居士，當時已是個七旬左右的老人。他所住持的募善堂是屬齋教龍華派，甚至我剛到宜蘭時，雷音寺也是屬於齋教龍華派。
在我初到宜蘭時，只覺得宜蘭的居士們虔誠、善良，對出家人尊重、禮敬。不過我知道，想在宜蘭落腳、居住，就要把宜蘭的因緣關係建立好，所以多次拜會理事長郭進居居士。
承蒙郭居士的好意，後來他認為自己年老即將退休，便想請我擔任宜蘭佛教會理事長。其時我只想傳教，並不想搞行政工作，就介紹在華嚴蓮社的好友成一法師，到募善堂當住持，並且擔任宜蘭佛教會理事長。
說到宜蘭佛教會，應該不能忘記林長青居士，他那時服務於基隆郵局，平時省吃儉用，把省下的錢用來訂閱《人生》雜誌、《菩提樹》月刊，以及購買佛教書籍等，分送給親朋好友。
林居士因為是在一九五一年元旦當天皈依慈航法師，所以皈依的法名就叫「慈旦」。林居士真是一位「以教為命」的居士，那時剛巧宜蘭有一間「天理堂」香鋪，他把佛書放在天理堂流通，跟人結緣。
天理堂是由一位叫方鐵錚的居士所經營，他的岳父李決和居士，後來在宜蘭念佛會為我擔任二十多年的總務，並且隨我出家，法名叫「慧和」。他的女公子和二位外孫，也先後跟隨我出家，他們就是現在佛光山的慈莊、慧龍、慧傳法師。
甚至當時在宜蘭還有很多優秀青年，他們後來幫我在海內外建寺弘法，為佛光跑天下，如慈惠、慈容、慈嘉法師等人，所以若說宜蘭是佛光山早期培養弘法人才的基地，也不為過。
再說起林長青居士這個人，平時除了忙於郵局公務以外，他的人生就只有「佛教第一」。那時他往返於宜蘭、基隆，每天坐火車上下班；在火車上，他有一個流動佛堂，只要把一個小箱子打開就是佛堂，所以每天都在火車上做早晚課，由此可見其對佛教信仰的虔誠。
成一法師後來離開宜蘭佛教會，理事長無人擔任，就由我接任。我大概做了二、三十年，總共當了幾屆，我已記不清楚了。在我之後，就由在宜蘭跟隨我出家的心平法師擔任理事長。
在宜蘭佛教支會理事長任內，我也多次在中國佛教會擔任理事，也代表中國佛教會到苗栗成立苗栗支會，但是時隔近一甲子的時間，因為往來不多，現在回憶起那時的理事長，印象已經很模糊了。
不過，那時候台灣佛教發展得非常快速，除了各地道場以外，如台中蓮社成立念佛會，也發展得相當蓬勃。那時我在台北縣三重也成立三重念佛會，以及羅東、頭城、龍巖、高雄佛教堂等，都相繼成立念佛會，為了到各地主持念佛，經常奔波往來於南北的縱貫鐵路上，那時也是忙得不亦樂乎。
張月珠
在一九五一年左右的台灣佛教支會理事長中，現在記憶比較深刻的，就是台中市的張月珠居士了。張居士是童貞入道的富家貴族，具有大家風度，是個氣質高貴的女強人。因為從小入道修行，大家就稱她為「月珠姑娘」，後來出家，法名叫德熙，應該也是屬於基隆月眉山派下的弟子，當時任慎齋堂堂主，兼台中市佛教會理事長。
張居士雖是一名女性，但是講話「一言九鼎」，在台中是非常有慈德威嚴的佛教會領導人，只要她一出面，真像是太后臨朝。全台中佛教會聽到月珠姑娘的名號，無不豎起大拇指，推舉她是一位才德兼備的女中丈夫。
在她主持的慎齋堂裡，有一、二十位住眾，大都是老人。她知道我在宜蘭有很多青年，便經常跟我說：你介紹幾個青年給我當徒弟吧！
雖然師徒是靠緣分，不是靠介紹的，不過後來我還是試著幫她，就從宜蘭的青年之中選出一位林月嬌小姐拜她為師，她就是現在的普暉法師。後來慎齋堂在普暉法師領導下，已成為正信的佛教道場。
因為有上述這些因緣關係，張月珠後來對我們外省青年也愛護有加，並經常幫助我，例如台中市辦有幼教師資訓練班，那時我也想辦幼稚園，就派了三位女青年前往受訓。本來她們早已開學，為了我特別破例接受這三位女青年參與受訓。後來這些青年學成之後，幫我創辦幼稚園，從幼稚園老師繼而發心出家，並到日本留學，那就是現在佛光山的慈惠與慈容法師等人。
張月珠之後，台中市的佛教支會理事長由翁茄冬居士擔任，後來她又和我同時在中國佛教會擔任常務理事，這都是後話，在此就不再多所贅述了。
林大賡
說過了台中佛教支會之後，接下來和我因緣比較深厚的理事長，應該就是彰化市的林大賡了。林居士是曇花佛堂的住持，我和他認識往來時，他才三十多歲，很年輕，我們年齡相近，對佛教有很多的共識，因此相交甚篤。
記得有一次我到彰化，適逢媽祖千秋誕辰，北港朝天宮舉行盛大的迎媽祖活動。林大賡就跟我說，我們也來包一部三輪車跟著隊伍走，看看民間的慶典活動，我欣然同意。
北港朝天宮媽祖出巡繞境，可以說是北港人的年度大事，早期每於媽祖生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前夕，朝天宮的媽祖就會回福建湄州祖廟謁祖進香，之後在三月十九日回台灣這一天繞境北港。
到了一九五五年，巡香繞境更擴大為兩天，所以每年農曆三月十九、二十日，整個北港幾乎全都動員起來。不但來自各地的信徒組成的進香隊伍聲勢浩大，尤其各種陣頭，如大鼓陣、繡旗隊等，乃至媽祖駕前的「千里眼」、「順風耳」二大將軍，更是威風、神氣。甚至各式各樣的藝閣花車也加入行列，熱鬧無比。
所謂「三月瘋媽祖」，媽祖繞境可以說是台灣歷史悠久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凡媽祖鑾轎所過之處，不管大街小巷，炮聲隆隆，鑼鼓喧天，信眾或沿街持香膜拜，或跟隨繞境，隊伍往往連綿數公里。看到民間這種迎神賽會的熱鬧場景，真是令人歎為觀止，也深感民間宗教對台灣社會人心的影響很大。在社會上，一般士農工商一年到頭每日辛勤工作，能有這麼一個拜拜活動，讓大家藉此舒緩身心，同時增強宗教信仰，灌輸因果觀念，也是一種很好的育樂活動。
當天我們坐在三輪車上，並沒有隨隊魚貫而行，而是時前時後，甚至遇到小吃攤就停下來買東西吃。雖然只是小吃，坦白說，我那時的經濟能力也負擔不起，所幸有林大賡居士打理一切。
後來我應林居士之邀，也到曇花佛堂講過佛法，甚至我們在台灣省佛教會都有參與分會的理監事，經常見面，時相往來。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在彰化創建福山寺，也承他多所關照。
福山寺是佛光山在台灣興建的第一間分別院，早期因為經常南北往來，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從高雄開車到台北要八個小時，從佛光山到宜蘭，更需費時十小時。由於途中餐飲困難，不得不在中部有個吃飯的道場。承林居士贊助，我在彰化大竹圍興建福山寺，後來寺中辦有小型的佛學院，我特別請他擔任副院長。
在此之前，早在一九五五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大藏經活動，記得我們在環島巡迴宣傳時，途經台中，林居士特別在中部發動訂購大藏經運動。那一次因為有台中蓮社李炳南居士，以及台中市佛教支會理事長張月珠等人的支持，訂購數量為全省之冠，這也應該感謝林大賡居士的熱心推動。
曾永坤
我與林大賡居士往來時，每次見面，旁邊都有另一位居士，那就是南投縣佛教支會的曾永坤理事長。曾理事長跟林居士一樣，都是從小受家庭影響而皈信佛教，把佛教視為唯一依靠，所以平時熱心鼓勵別人信仰佛教。
由於我經常到彰化，彰化與南投距離不遠，有一次曾永坤居士特別帶我到南投一遊。說來慚愧，那時我對遊覽、觀光並不是沒興趣，只是車資浩鉅，不堪負擔。不過他們也是莊稼人，克勤克儉，就代為購買公路局的車票，帶我一遊日月潭。
日月潭位於南投縣的魚池鄉，是台灣有名的風景勝地，雖然交通不甚便利，每年仍吸引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前往觀光，尤其現在大陸民眾到台灣旅遊，日月潭、阿里山、佛光山，都是他們指定必到之處。
日月潭是台灣第一大湖泊，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故名「日月潭」。其所以有名，主要在於日月潭的美，是由山水共同交融而成，可以說湖光山色，自然天成，是一個風光明媚，景色幽美的度假好去處。蔣介石生前最喜歡到日月潭的涵碧樓行館避暑，現在涵碧樓已改為大飯店，一直都是日月潭深具號召力的景觀與設施之一。
來到日月潭還有一個必到的景點，那就是供奉玄奘大師靈骨的玄奘寺。中日戰爭期間，玄奘大師的靈骨被日本人帶回日本琦玉縣慈恩寺供奉，直到一九五五年才迎回國內。由於蔣中正平時對佛教十分友好，因此在玄奘大師頭蓋骨迎到台灣時，特別指定在日月潭涵碧樓對面建玄奘寺，並且還建有慈恩塔一座，以報答其母王太夫人的恩惠。
說到玄奘寺，讓我想起過去大陸許多寺院都是皇帝下旨敕建，如敕建棲霞山寺、敕建金山寺等；日月潭玄奘寺的創建，完全是蔣中正下令，由各縣市政府分擔，每個縣市五萬至十萬不等，以現在的幣值來看，等同五百至一千萬元，所以玄奘寺不是民間的力量，也不是佛教會所建，應該是政府敕建的。因此我說，台灣除了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後來由國家擴建以外，玄奘寺是蔣中正敕建，應該也算是由國家興建的佛教道場。
在日月潭尋幽攬勝，還可以見到深山中有一間建得金碧輝煌的文武廟，由此也可見出台灣信仰潛在的實力。
記得我在日月潭暢遊時，還認識了當地一位原住民酋長毛王爺，我不知道他是屬於那一個部族，但我們一見投緣，他很親切、友善的請我們吃飯，並把他就讀國小的小女兒叫來拜我為師父。這位三公主當時才十二、三歲，是個非常美麗的小姑娘，他跟我合照了一張照片，只可惜我平時到處遊方，也沒有用心去珍藏這些寶貴的資料，這張照片如今已不知流落何方了。不過這是我跟高山族同胞最初的結緣，後來佛光山的徒眾當中，也有很多都是原住民。
當天曾理事長見三公主皈依拜師父，他也特地要他正在念高中的女兒曾水錦，以及另外一名青年，很正式的行禮拜我為師父。那個時候師徒之間因緣難得，不像現在的人皈依過後就沒事了。
後來南投的中興新村，成為台灣的行政中心，我和慈惠法師都曾被省訓團聘為教師，前往授課。另外，佛光山後來也在南投興建一所草屯禪淨中心，這都是因為早期就與南投建立了一些善緣的關係。
郭慶文
按照台灣的地理，從北到南，南投、彰化之後，應該就是雲林縣了。在雲林縣佛教支會的歷任理事長中，和我最有深厚因緣往來的，就是郭慶文了。
郭慶文居士本身也是北港朝天宮的董事長，北港朝天宮的媽祖廟，聞名全台。朝天宮的建設因緣，據說是起於清康熙三十三年，一位佛教的僧侶樹璧禪師，他從湄洲漂洋過海，帶來一尊木刻的媽祖像，就在當時稱為「笨港」的地方建廟奉祀，所以直到現在，北港朝天宮的媽祖廟，都是請僧侶擔任住持。
當初我在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有一位學生，他是竹溪寺的徒眾，叫能學法師，曾奉竹溪寺常住之命，在朝天宮任住持。有一次我到北港，他還供養我二百元新台幣；我這一生接受學生的紅包，恐怕就是這麼一次了。
媽祖廟旁邊有一間彌陀寺，很多修淨土念佛法門的居士，他們知道我在宜蘭念佛會弘法，經常要我前往開示。另外還有一間慈德堂，辦了一所相當有規模的幼稚園，負責人知道我也辦幼兒教育，亦多次邀請我去參觀。
甚至北港媽祖廟的宗聖台，是他們最大、最為現代化的設備，也曾邀請我前去講演，記得慈惠法師還幫我翻譯台語。我在北港媽祖廟出入的因緣很盛，因此與雲林縣佛教支會理事長郭慶文居士往來就更為頻繁了。
其實早在我剛到北港時，郭理事長就經常帶著我到處參觀，完全沒有省籍不同、語言隔閡的問題，甚至他也要我對閩南語系的居民講話，他自己權充翻譯。後來他拜託我幫忙，希望讓朝天宮加入中國佛教會當團體會員，我覺得這是一樁好事情。
我認為，基本上我們要接受媽祖是佛教的弟子，因為他也信奉觀世音菩薩；再說，關雲長都能成為佛教的護法伽藍，為何媽祖不可以呢？現在台灣所有媽祖廟的主殿後面，都供奉觀世音菩薩，以示媽祖是觀世音菩薩的弟子；我們應該接受媽祖進入佛教的園地，成為佛教的弟子，所以我想讓朝天宮媽祖廟加入中國佛教會當團體會員，是最正當不過的事了。
但是當郭理事長提出申請後，中國佛教會竟然說，媽祖廟不屬於佛教，應該加入道教會。其時我也以常務理事的身分，在佛教會為他們力爭，建議應該把媽祖列入到佛教會。我甚至對中國佛教會的執事人員講：我們接受媽祖做會員，就等於接受了台灣四、五百萬的媽祖信徒為佛教徒；不接受祂，失去了五百萬信徒，實在可惜！
但是我那時在中國佛教會並非主流派，我為他們爭取以後，只有更增加媽祖廟入會的困難。不過後來我安慰郭居士說：沒有關係，我將來替你做一首「媽祖紀念歌」。
這一句諾言應該是一九五一年初講的，可是一直到四、五十年後的二○○七年，我才終於完成了這首媽祖紀念歌。我還設立獎金，舉辦徵曲活動，一時有海內外一百多人作曲參賽，最後錄取九名進入決賽，分別由陳雙雄獲得第一名、黃玉梅第二名、周志宏第三名。
甚至特地在北港媽祖廟前，舉辦一場演唱會，有數千人聆賞，南華大學的雅樂團也前往共襄盛舉，以美妙的樂音助陣。此外，我也寫了一篇〈媽祖，台灣的觀世音〉，此文刊在二○○七年十一月號第二四八期的《講義》雜誌，後來收錄在香海文化出版的《合掌人生》一書裡。
遺憾的是，當〈媽祖紀念歌〉發表時，郭慶文理事長已經往生了，如果他在其他世界，知道當初我的一句諾言，如今已經向他兌現了，我想應該也可告慰故人了。
陳登元、吳大海
雲林下來是嘉義，嘉義佛教會理事長陳登元居士，與我也有很多的因緣往來。陳居士是「三教堂」堂主，所謂「三教」，是指先天、龍華、金幢三派的聯合。
三教堂和台中慎齋堂一樣，都是龍華派的齋教組織，在陳登元擔任三教堂堂主期間，他成立「龍華佛教講習會」及「在家佛教奉公團」，積極主動與佛教人士往來。除了擔任嘉義佛教會理事長，並於一九四六年被推為台灣省佛教會主席。
一九五二年，三教堂改稱為「天龍寺」，這時陳居士託慈航法師轉請，希望我能前去擔任住持。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大家真是視如一家，彼此毫無隔閡，可惜後來因為黨派而慢慢分裂，造成對立，這實在是台灣人的不幸。
繼陳登元之後，由吳大海居士繼任嘉義佛教會理事長。吳居士，一九二○年出生，是晉安藥廠的董事長，稱得上是當時嘉義的大企業家，雖有一腿殘疾，但他拄著枴杖，一樣活躍於社會。
一九六七年我開創佛光山，他捐助佛光山抽取地下水的馬達等設施所需的經費，所以數十年來佛光山不虞缺水。我特地建了一座水塔，取名「大海之水」，就是為了感謝吳大海居士。
吳居士對佛教非常熱心護持，尤其嘉義佛教會是唯一擁有會址的台灣省佛教支會，有一間占地寬廣的佛教會館充當辦公場所，且有可容數百人集會的講堂，宛如一座寺廟。他經常請我前去講演，但我因為忙於法務，就介紹慈莊法師前去幫忙推動佛教。為此，後來佛光山遇有法會，嘉義的信徒也經常上山參加，可以說，早期嘉義的信徒與佛光山很有因緣。
後來有一位陳斗棩老里長，透過吳大海前來商議，因為嘉義圓福寺不知因何緣故，積欠稅捐處二百萬元的地稅，而面臨被拍賣的命運。他不忍百年的古剎就這樣失去，著急的商之於我，一時之間，我也籌不出二百萬元。
後來，聽說嘉義稅捐處的處長也曾做過宜蘭稅捐處的處長，慈惠法師曾在宜蘭稅捐處服務過，於是就請慈惠法師拜託他延期數天，等到佛光山籌足款項代為解決財務問題，圓福寺才終於免遭法拍。之後，又由陳老先生促成把圓福寺交由佛光山管理，作為弘法利生的道場，我也欣然同意了。
姚登榜
由於嘉義的因緣，高雄縣的姚登榜跟我的因緣就更加密切了。姚居士是三義成碾米公司的負責人，是一位有德的君子，很有紳士風範，也是煮雲法師的弟子。當他被推選為高雄縣佛教會理事長後，就請煮雲法師到鳳山駐錫弘法。煮雲法師轉而邀我到此講《金剛經》，以及舉辦青年講習會，我也經常到此一住就是十天半個月，甚至一個月。
不過，此時煮雲法師所住的地方也只有一榻之地，最初晚上我都是睡在一張藤椅上。後來姚居士知道了，就說他有一棟房子正空著，要我前去居住，所以後來我和另外幾位法師，經常一住就是一個月。
呂竹木
在這些本省人的理事長中，最有趣的就是台南的呂竹木居士了，他也是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專科畢業。那時他要拜我為師，但實際上他的年齡、聲望都超過我，讓我覺得台灣人對三寶很尊重，真是謙恭有禮，虛懷若谷。
後來他經常到佛光山參加活動，但只是朋友。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皈依了，成為真正的信徒，讓我更加覺得，台灣佛教的這些行政人員，基本上對外省人都不分彼此，大家融和，互相尊重，這也可以看出台灣人純樸、善良的本性。
吳修然、修和法師
那時雖然沒有檀講師的制度，但這些在家居士都能撐持起佛教，尤其他們的品德、為人，在佛教裡都堪稱社會的楷模。記得我曾多次到台東訪問，始終不會忘記海山寺的吳修然居士。
那時應該是一九五一年後，我幾次前往都承蒙他接待，雖然後來他雙眼失明，身體健康不佳，但並沒有減損他對台東佛教的關心，一再希望多邀請法師到台東弘法。
到了一九五四年，修和法師在吳修然之後繼任海山寺住持，他是我一
九五二年在新竹主持台灣佛教講習會的學生，年輕有為，不但重建海山寺的大雄寶殿、大慈講堂、藏經樓等多項工程，尤其創辦海山幼稚園、組織念佛會、定期舉辦講經法會等，振興海山寺成為台東最富文化氣息的大道場。可惜後來因為「吳泰安事件」，與高雄的余登發同時入獄，最後不幸冤死獄中，讓人無限痛惜。
台東的佛教，讓我感念台灣東部人民的純樸、善良，所以一心希望有所貢獻於當地社會。後來佛光山就在花蓮建了月光寺，在台東興建日光寺，期盼能讓正信的佛教，在花東地區真如「旭日東昇」，佛光普照。
二○○三年，承蒙台東市政府與當地娜路彎集團出資興建的一座大橋，本來要叫娜路彎大橋，後來因為日光寺的關係，同時也取意於「太陽從台東升起」，因此改名「日光大橋」，並且邀我主持通車典禮。後來更因為娜路彎董事長林炎煌先生的護持，我在台東也興辦了一所「均一中小學」，讓我對當地的佛教，也算略盡棉薄，聊盡於心了。
早期台灣佛教的信徒都很善良，可以說都是仁人君子，都很有道德心，很有弘法的熱忱，是真正發心在護持佛法，很少有人會想要利用佛教來壯大自己，因為那時也沒有說要選議員，或要爭取民意代表，完全是為了佛教。
由於早期這許多台灣佛教基層的領導人，讓人覺得佛教很可尊重，很可愛，他們展現的宗教情操，說明信仰至高無上。尤其這許多居士，他們沒有敗壞佛教，反而幫忙撐起佛教的半邊天，所以後來我開創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主張「四眾共有、僧信平等」，甚至倡導在家信眾共弘佛法，給予「檀講師」的資格認定，這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了，可以說都是其來有自。這也是早期台灣佛教讓人懷念，值得記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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