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1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1 《百年佛緣11－行佛篇1》
How I Managed Fo Guang Shan 我怎樣管理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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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管理佛光山常有人讚歎佛光山的管理有序，是一個無諍的團體，就問我：「你是怎麼樣管理的」一時之間，叫我還真難以回答。因為「法無定法」，管理哪裡有一定的成規呢？假如要說有根據的話，那就是佛教的戒律了。但是佛教的戒律，又由於地理、時代、氣候、習俗等等不同，也不能一以概之。若說要用清規，也由於人員的不同、事業的不同，各種性格，為了適應種種差異，需要有所變化。
因此，「管理」沒有辦法用一個法就可以來總括說明，全在於一種「存好念」、「與人為善」、「從善如流」，一切為人去設想。
就好像政治，它是為民服務的，不是用權力來壓制的；如果是服務的政治，一定是皆大歡喜；反之，壓制的政治，必定也招致反抗。所以我常說，我的管理學完全是順乎自然吧！因為我總想，天有天的性格，地有地的性格，人有人的性格，物有物的性格，你能順應天時、地利、人和，並且活用，那就會皆大歡喜了。
台灣大學曾有人發起要我去講授「管理學」，很慚愧，你要我講說，我還真不知道從何講起，因為我平常待人處世，大概只有一個「誠」、一個「理」，講究信用、講究尊重，若要講學術理論，我就不知道如何講了。
一般講管理，大概不離管財、管事、管人；其實，人在世間上不是一定為金錢來服務的，錢再多也不能滿足人的欲望，我想，給人尊重、給人方便、給人歡喜，那是最容易讓人滿足的了。所以我跟人相處不容易起紛爭，主要是因為我總是因人、因事、因種種的不同，而給他適當合理的交代就好了。
說到「管理」，我的管理就是「不管理」。這句話聽起來好像不太合理，不管理的社會團體，不是更混亂嗎？其實不然也。道家講「無為而治」，佛教講「自我覺悟」，每一個人能夠自我覺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每一個人都是管理師，何必要什麼「管理學」呢？
現在的時代，管理學非常普遍，有學校管理、醫院管理、工廠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到處都是管理學。管理學的類別很多，其實真正的管理，就是「不管理」。因為有的人越管理越亂，不管而管，才是高招；再者，管理的人固然要高竿，被管理的人也不能太自我，被管理的人要靈巧、要有自覺，這樣就好管理了。如果一個再好的領袖，遇到愚鈍者，他也會束手無策，或者優秀幹部，遇到不好的主管，他也難以發揮才能，這對雙方而言都很麻煩。所以，管理不是個人的事情，是需要團隊一起成就的。
好比有一次我在美國西來寺，有一個徒眾反應不過來，我問他：「你學什麼的？」他說：「我是學管理的。」我就想到，管理財務容易，因為金錢不講話；管理事務也容易，因為事也不講話；管理人這就很麻煩了，因為人有意見，有看法。但事實上，管人也還容易，真正難管的是管「心」。所以我常說，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心」的管理。
說到管理，無論是金錢的管理、人事的管理、物品的管理，要想到管理，一定要了解到「因果」，所謂「因地不正，果招迂曲」，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把方法、制度訂好，當然問題就會不斷的發生；假如事先訂定的法制，都能夠適合大家的需要，後面的情況就自然簡單無事了。
金錢的問題，在佛教裡，連沙彌都要受持「不捉持金銀寶物」，這在過去社會的僧團，沒有銀行存款儲蓄的問題，當然可以做得到。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需要有合理的經濟，才能有合理的生活。我自己出身貧苦，養成不要錢的習慣，但也有人窮苦多了，需求多了，就養成了貪婪的習性。所幸，我因為「空無」已經成為生活的重心，所以在金錢上，我也以「空無」來對付。
但是，個人可以空無，建寺安僧就不是空無能解決，必須要有一個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而我的財務制度就是：「有權力的人不可以管理金錢；管理金錢的人不可以擁有權力。」也就是說，有權的人用錢，要用得有理；管錢的人沒有權，管理也要管得有分寸。
佛光山早期的一級主管，他們參與建寺開山，有人負責建築，有人負責教育，有人負責文化，有人負責生活，他們都握有很大的權力，但是他們不能涉及到金錢的存取。金錢都由小職事擔任管理，而這個負責管理金錢的人，受有權力者的節制，使用的時候，有權的人不能隨便動用金錢，一樣要經過層層的溝通，才能動用大筆的金錢。
初期，我對教團的錢財是怎麼管理的呢？曾經我把錢放在屏風後面，集合徒眾，對他們說：「你們要多少錢，就到屏風後面拿。你拿一塊錢，我不會說你拿得少；你拿一萬塊，我也不會說你多拿了。錢，是給你們用的，你覺得自己需要用多少錢，可以到屏風後面去自由拿。」所謂「各取所需」，就是用錢之道。
其實，徒眾們都知道常住的財務是很艱難的，所有的物資都是來自十方，也用之於十方，特別是開山四十多年來，一直到現在，常住一再的建設、工程，可以說，天天都在張羅款項，常住大眾誰敢浪費金錢呢？
我主要的意思，不是要讓大家不買、不用，但是在常住裡，已供應我們有吃、有穿、有日常用品，也有醫療制度，金錢對我們來說還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記得，從五十年前一百多位徒眾，到三十年前一千多個徒眾，循序走到最後，放在那裡的十萬塊錢，都沒有減少多少。
所以在佛光山，不當的使用金錢、或貪污……，一概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這都是因為小職事把關，有權的長老使用金錢的時候，他們也會向常住依法申請處理，財務清清楚楚，才能讓有權力的人不隨便使用金錢，大家才能相安無事。因此山上的職事，從當初的心平、慈莊、慈惠、慈容等，他們沒有跑過銀行，也沒有記過帳目，大家都只是想到常住沒有錢，必須克勤克儉，佛光山才能有未來。
關於財務的運用，我是覺得國家應該要富有，我們團體應該要貧窮，特別是寺院道場。所以我的信念是要「讓佛光山窮苦」，窮苦才能生存長久。
因為金錢可以成事，也可以壞事，如果錢多了，會生事端，就會產生不肖的子孫，好比很多的有錢人家子弟，就是因為錢財太多，沒有好的結局，這就是我主張佛光山要窮的原因。沒有錢、貧窮，佛光山之所以無諍，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所以數十年來，都沒有人敢在佛光山說要當家管錢。但假如有存款了，也要周告大家，讓大家知道應該要如何運用，必須集合眾議，才能動用大額的公款。
不過，「不要錢」不是很圓滿的觀念，要知道即使有錢也是大眾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有時錢來了，你也不能隨便就把它花費了。
因此，我想到一些花錢的事業，那就是辦大學、辦電視台、辦報紙等文教事業。這些都是無底深坑的事業，無論貼下去多少錢都不夠用，所以佛光山永遠都要為了要辦這些文教事業，同時又要辦救濟、辦施診醫療、辦養老育幼等等而努力，因此，佛光山幾十年來一直鬧窮。
但是，沒有關係，窮才會奮發、窮才有力量、窮才肯上進。如果你貧窮，又不奮力上進，大學就沒有了，電視台就沒有了，報紙就沒有了，一切都沒有了，你還能生存嗎？所以佛光子弟都知道自己的任務，任重道遠，大家都得努力撙節開支、開源節流、大公無私，一切以社會服務為主。
貧窮還有一個好處，有的人一有了錢，修道就會出問題。例如：你稍微管理他嚴格一點，他就生氣，一生氣就走了，或者賭氣說：「我有錢，我自己到別處去建寺廟。」或者說：「我可以買飛機票到國外去旅行，我不要受你管理。」這樣就不能安住守道，這個人就會因為有錢而失敗。相反的，假如他貧窮、沒有錢，無處可去，可能他忍耐一下，過了明天，事情又有不一樣的情況了。
所以，有錢會作怪，必須要有大道德、大智慧、大慈悲、大包容、大根器的人，才有資格擁有金錢。如果金錢用之於公家，用之於大眾，大都平安無事；假如用於自己，有了錢，會使人自私好吃，有了錢，會使人懶惰玩樂，一個好吃、自私、玩樂、懶惰的人，你說，他還會成器嗎？貧窮、淡泊是美好的生活，尤其一個修道的人不可以有錢，這是不變的原則。因此，佛陀一直警告我們要「少欲知足」，就是這樣的道理。
金錢不要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有道德、你要有學問、你要有能力、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慈悲，因為那許多都可以化為金錢。就等於世間上的人，有的人只喜歡向錢看，其實比金錢重要的更多。例如健康，你有錢不健康，有什麼用呢例？如歡喜，你有錢不歡喜，有什麼用呢？例如平安，你有錢不平安有什麼趣味呢？
所以，健康、歡喜、平安、幸福比金錢重要。你不可能用金錢來換取自己的健康、歡喜、平安、幸福。金錢多了，不見得幸福歡喜，要從平淡的生活裡，找到幸福歡喜。就是有了錢，這也不會妨礙我們人生的觀念，不依金錢作威作福，不依金錢恃財傲物。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日，世界佛教青年會一群比丘在佛光山傳燈樓問我：「你怎麼替佛教擁有這麼許多廣大的事業？」我說：「那許多事業都是大家的，我自己本身只擁有一個﹃空無﹄。」這是他們不容易了解的。
假如我個人有貪圖的心，或者覺得這是我自己的錢財，我就會存到銀行，我就會去買股票，我就會去放高利貸生利息……經營種種與錢財有關的事。
但是我知道，這些財富都不是我的，是十方來的，我應該用之於十方。因此，我是在「空無」的真理中，發展空無的事業，所以才能越來越大。
儘管如此，這些是不容易為外人所知的。幾十年來，我沒有一張辦公桌，我沒有保險櫃，我沒有存款，我沒用過鎖匙，我也沒有開過支票，我沒有看過股票，即使我有權力，我也有執行力，但我不能接觸金錢。
儘管我本身實踐「空無」的理想，但事實上，我的收入還算是相當。例如：我的「一筆字」，相傳在大陸慈善義賣上，有人用幾百萬元人民幣標走；我在大陸出版的書籍，入選中國作家版稅富豪排行榜名單內。但實際上，我都沒有拿過一塊錢。出版書的版稅收入通知單，還沒有寄給我，我就已經把它拿去建大覺寺、建鑒真圖書館了。
此外，我也經常跟其他人結緣。早期我在美國洛杉磯，就經常資助許多在美國留學生，有的信徒知道了，心裡感動，怕我沒有錢，塞一包錢給我，甚至警告我說：「你不可以給佛光山，這是給你自己用的。」我的信徒他們怕我沒有錢，不怕我有錢，其原因就是我不要錢。
但我自己要什麼錢？我又不養家活口，也沒有什麼嗜好，對於這樣熱心的人，我不得辦法拒絕的時候，只有說：「我替你做公益基金。」公益基金的存款就是這樣越來越多了。因此，我創辦「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三好實踐校園獎」、「全球華文文學獎」、「教育獎」，希望讓這些錢財「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
最近，我還想再辦一個「君子獎」，因為現在的社會，好人不容易出頭；過去滿社會都可以說是君子，甚至滿街都是聖人；現在，我們不知道好人在哪裡？我們不能讓社會風氣頹靡下去，必須讓好人出頭，讓對社會有所貢獻，對下一代有典範、善良的、慈悲的、友愛的影響力等具有君子風範的人被看見、被重視。
在我認為，金錢不可以拿去造罪業，要把它用在有功德的地方。這是信徒辛苦賺的錢，他們到佛教裡來做功德，我們做僧侶的人，有了點滴善款，為什麼不可以歸公呢？
當然，講到金錢，也不是空談理想，一味的「不要」，或主張「空無」，但事實上，徒眾們他們要穿衣、要零用、要看病，偶爾也要回家探親等等，他們還是需要一些金錢才能生活。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規定常住每個月要發給徒眾單銀，發給大家衣單，各種日用品，讓他不至於掛念生活上的缺乏、困難，而能可以安心修道。甚至於我們也鼓勵徒眾一年回家探親一次，禮品都替他準備好，他就不必去掛念。古人有謂：「倉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我也是讓徒眾先解決生活上的顧慮，爾後，他就能全心全力為大眾服務了。
另外，我也替佛光山人眾和佛光會的人事關係，訂定一些共同遵循的規矩。例如：我規定彼此不可以共金錢來往。因為好朋友常常都是為了金錢而有紛爭，為了金錢而有意見。又例如：在佛光山可以接受信徒的捐獻油香，但佛光會只可以收取會員固定的會費，不可以自由捐獻募款化緣。
在佛門，我們講究因果觀念，每一個僧侶，他都懂得金錢與因果的關係，所以佛光山真正的帳簿，就掛在牆壁上，捐款芳名都可以讓人看得到，讓人了解。
這以上所說，就是我對財務管理的觀念。
再來談談我對人事安排的一些想法意見。
說到人事的管理，在佛教裡，為人所詬病的就是，有人出家已經六十年了，他稱作「法師」，如果你今天出家，明天也是有人叫你「法師」，這六十年和一日，怎麼能叫做平等呢？
它必定是平等中有差別，差別中有公道，這才是真平等。所以，凡在佛光山出家者，我們就以他們的學業、道業、事業，來分別制訂序級，而不是以年資為唯一的標準。
序級有：清淨士、學士、修士、開士、大師等五級。如果你是初入道的，就是清淨士一級；如果已完成大學學業，可以是學士一級，如果是碩士、博士畢業，具有專才，視其能量、發心，也可以升至學士二級。原則上清淨士有六級，清淨士之後，受了戒，就可以進入學士了。
學士是每兩年升一級，共有六級；接下來是修士，每四年一審，共三級；修士之後到開士，開士則五年一審，有五級。如果二十歲出家入道，經過四十五年，到六十五歲左右，五堂功課正常，對於學業、事業、道業精進，對常住、對佛教有貢獻，那麼就可以升到「大師」了。
我在佛光山被推為大師，也是經過這些歲月才慢慢成長的。我出家已經七十四年，今年八十六歲，在我五十八歲於佛光山傳法退位的時候，佛光山的徒眾就議論應該給我一個封號，以區別稱謂。因為我的學業、道業、事業，都合乎他們評論的標準，大家就稱我為「大師」。所以，人事的立足點是平等的，可是發展了以後，如「三鳥飛空」，又如「三獸渡河」，大家就各有不一樣的情況了。
佛光山的事業，需要什麼樣級等的人去擔任，都有一個標準，所以設立「宗務委員會」，有各種人事的評鑑；至於人事的升遷，通道也很多，如宗委會、長老、各住持主管、傳燈會等，都可以幫助你。因為人事公平、公正、公開，還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呢？大家都是在人生的馬拉松旅途上長跑，看誰有耐力、看誰有恆心、看誰有毅力，人人都有佛性，但是真正到「三覺圓，萬德具」也不是人人都能到達的！
過去有人說「寧帶一團兵，不領一堂僧」，其實不盡然也。因為佛陀當初制定「六和僧團」有六個方法，即：一、身和同住：是團隊的和諧；二、口和無諍：是語言的讚歎；三、意和同悅：是心意的歡喜；四、戒和同修：是法制的平等；五、見和同解：指思想的統一；六、利和同均：是財務的平均。
為了讓「六和」更生活化，所以我又再倡導人世間的「三好」。三好是指：身要做好事，口要說好話，心要存好念。此外，我也提倡「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尤其我倡導「五和」，即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因為我對於人事最重視的，就是大家不要對立。集體創作，集體成事，有分工，也要有合作，有合作，也要分工；人事是不可以對立，有上下的程序，大家要互助、互諒、互信、互解，才能集體創作。
在過去叢林的清規裡，凡是舉拳相打、破口相罵，就要開除；或者犯了殺、盜、淫、妄等根本大戒，就要開除遷單。但是現在的佛光山，我還沒有看到犯根本大戒，也沒有聽過誰有舉拳相打，破口相罵的情況。所以幾十年來，佛光山的人事管理，基本上是建立榮譽制度。大概約每半個月，或是一段時期，就會集合一次，大家話說自己，有過自己舉發，不要別人來說，一般人也都懂得自己懺悔改過。
我回想起來，過去在大陸叢林裡，有一些沙彌犯了過，就罰他拜佛、罰跪香，但我覺得奇怪的是，拜佛、跪香是一種榮譽，是一件好事，怎麼可以拿來作為處罰的工具呢？
所以後來佛光山的沙彌們，有了過失的時候，我就「罰睡覺」，不准他們拜佛、不准誦經。因為他是有罪之人，讓他睡在床上聽著別人誦經唱誦，他的內心會波動，會感到慚愧不已，他就會自覺應該要改過。
我是提倡自覺教育的人，凡事不要人家來指責、來教訓，我們自己就先要有自覺，有了「自覺」，才能「覺他」，將來才能「覺滿」，才能與佛道相應。
佛光山也訂有自己的清規，如：
「不違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財往來、不染污僧倫、不私收徒眾、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緣、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等等。」
我們也自訂有佛光人的性格：
「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大眾第一，自己第二；事業第一，自己第二。」
佛光山與其他教界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建立比丘與比丘尼平等的地位，我們建立僧眾與信眾有平等的待遇，我們成立七眾共有的道場和教團。
在佛光山裡，你不知道某人的身分，你問他住在哪裡，就可以了解他的情況。他說他住在東山，就知道這是屬於男眾僧部；她說她住在西山，就知道這是女眾僧部；她說她住在大慈庵，就知道這是出家三十年以上；她說她住在慧慈樓，就知道這是出家二十年以內的；她說她住在妙慧樓，這是小姐、職員住的地方；住在師姑樓，就知道是師姑；住在三好樓，就知道是義工；住在朝山會館、麻竹園，就知道是香客信眾；住在佛光精舍，就知道是養老退休的；在育幼院，就是我們的小朋友。所以在佛光山每個人各有所用，各有所需，各安其所。
我與佛光山的人眾交流，如果是屬於行政方面的職事，我大部分都是開會講話，給予原則指導；對於行單的大眾，我常常親自到現場，看看他們，跟他們講幾句話、見個面。假如信徒送給我吃的東西，聚集到一個程度，我就分給大眾。真正實行佛陀的「利和同均」制度。
在我們佛光山，凡是做住持大和尚的人，一定要領眾熏修，清晨上殿、過堂，五堂功課跟大眾一樣不可缺少。都監院是掌管寺務，供應大眾生活所需，不能有所差錯。在僧團裡，我們和世間的人一樣，到了過年也有圍爐團聚；過年以後，感謝大家的辛苦，我也會舉行普茶（茶敘），讓大家來交流聯誼。
我在佛光山也開辦好幾處滴水坊，如傳燈樓滴水坊、香光亭滴水坊、美術館滴水坊、樟樹林滴水坊。有時候徒眾誤餐，也要讓他有個去處；有時候家人、客人來了，也讓他有接待的地方。人總有朋友、親人，你替他安排好，師兄弟之間，也可以相互交流，讓他覺得身為佛光山的子弟，有很大的空間，他就會安心辦道。
此外，有著作的人，我有出版社替他出版；寫文章的人，我有報紙、學報替他刊載。傳燈會和美術館還為徒眾的特殊才藝，舉辦「海會雲來集──佛光山僧眾才藝聯合展」，優異者，我發給他們獎金給予鼓勵。
有一項是我尤其重視的，假如你早課沒有來得及參加，我可以不跟你計較，但是不吃早餐，我是非常不能原諒的。因為吃了早餐，今天一天的工作、修道才有了開始。這一切都是人性的管理，人性的生活。
山上有寺務監院，除了寺務行政管理外，還有管食品、管用物等等。管理倉庫的人，經常要向大眾報告倉庫裡的東西，或者在每半個月出刊《佛光通訊》通告。這當中，有一個專欄叫「倉庫在說話」，舉凡常住有什麼東西，都可以在這個專欄內告知大眾，讓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寺務監院申請。
寺務監院裡，大家的衣單襪鞋等儲備充分，臨時有一百人或兩百人要出家，都能隨時供應，因為寺務監院都有各種生活必需品儲備，有專責的人員管理，無有匱乏。
平時，常住每年發給大眾褂褲一套，每兩年長衫一件，鞋襪一年兩雙。現在物質充裕，所以大家也不感覺到缺乏的痛苦；不像過去的叢林清眾，總是窮困短缺的。現在本山的清眾，雖是初出家的人，穿起衣服來也都整整齊齊、堂堂正正的，出家眾走在人前，行住坐臥，都能威儀具足。
山上的米糧、蔬菜來源，也都與商家訂下一定的契約，每週多少米麵、菜量、油鹽，都按時供應。因為本山一切都有儲存，所以徒眾不必、也不需要用錢，不需要上街購買，真是像西方極樂世界一樣，心想事成、隨意所需、隨行所有。
儘管生活不需要徒眾掛念，但是佛光山所有的徒眾還是養成淡泊節儉的習慣，所以一件衣服，一穿就是幾年，一雙鞋襪，一穿就是多時；我也從來沒跟大家宣導要節省，因為徒眾已經做到了，何必要再加以畫蛇添足的嘮叨呢？
一般人認為我做事，說得好聽，是很有魄力，說得不好聽，就是很膽大。實際上，我無論做什麼事情，主要是要思前顧後，要腳踏實地，要有必成的把握；凡是對人沒有害處，對大眾有利益，要能不得罪人，要能擁護大眾的，我才會決定做這件事情。
但世間不是全面的，任何好事，總難免有一部分是有異議的，有的時候，這一點就不去計較了。因為世界上總有人有不同的意見，所以說民主時代，求其多數就好了。
例如：我辦大學，很多人跟我說，這個時代少子化，不適合辦大學了；但是我覺得，教育沒有什麼時候是不適合的，只要是人，永遠都要受教育，我也就不去計較是不是時候了。
又好比辦報紙，多少的專家警告我，這時候平面媒體紛紛收場了，你怎麼又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但我覺得，佛教需要一份報紙來傳播，社會需要一個健康的言論，家裡需要一份老少都能接受的報紙。這一份報紙能走進家庭，讓家裡的老少都能共同閱讀而不會感到臉紅。因此，我也就不去思考其他的得失，毅然的就去辦報了。
現在《人間福報》、人間衛視雖然是經營困難一點，但是一路到現在，也是十幾年的歷史了，也沒有差其他報社慢一時一分出刊。辦大學，也沒有說減少學生，年年只有增加。可見，做一切事情，只要大眾需要、社會需要，不是只為自己，就能生存的下去。
我個人一直主張，佛教要可以給人家吃得起，像佛陀在世的時候，有所謂「普同供養」的制度。但你也必須要有學有德，才能獲得別人的供養。假如你懶惰自私，是不會有人來跟你打交道的。
特別是我們出家人，要吃萬家的飯，不可以吃一家的飯。現在，有的佛教徒覺得自己個人有了某某人的護法供養、某某人的支持，他就心滿意足，不肯把佛法再去擴大，再去弘揚，實在很可惜。你縱然有你個人的才華，也不能給少數的人供養把你買斷，這就沒意義了。
因此，我們擁有的一切能量，都要把它用到極致，儘管自己本身笨拙，但是佛法給予我們的受用，給予我們的因緣機會，我們應該把它點亮發光，普照世界，毫不吝嗇，讓佛光普照。
我無論做什麼事情，其實都很歡喜和人合作，但也有一些人都很畏懼我，認為我很霸道，或是怕我吃掉他們。其實沒有，到了我這種年齡，審查走過的歷史，我吃過什麼人？我擠退過什麼人？我欠過什麼人？我有愧於什麼人？大家都可以對我做一些嚴厲的批評。
一直以來，我都只是想把自己融入到眾中，讓大家皆大歡喜。如佛陀所說：「我是眾中的一個。」把自己這一粒沙石，融入澆灌的水泥中，它才能鑄造房屋，才能成為有力量的混凝土，才有堅定的力量。
所以，佛教不重視個人，重視大眾。你說一根手指頭，再怎麼樣有力量，也都不敵五根手指頭合起來的拳頭。同樣的，個人再如何有才華，也總不及三個臭皮匠，如古人所說：「愚者千慮，總有一得。」
我很喜歡「集體創作」，所謂「集體創作」，我們並不是要大家去干涉工作的目標，而是大家只講貢獻，目標應由大家共同決定，不要先存有主觀意識。
許多人認為的團結，他只想要人家來跟我們團結，沒有想到我們去和人家團結。我個人喜歡和人團結，但是有時候人家不要我們，是怕我們。這也可能是我們自己的缺失，或者是他自己的膽怯，不夠公義，不敢訴諸於大眾。
我對於山上這麼多的單位，大家做得很有精神，感到很欣慰。佛光山全球各單位，可以說數百個以上，這麼多的單位，每一個單位都有主管，每一個主管我都必須授權，讓他可以放手去發揮，不讓他感到縛手縛腳，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因為我信任他。
像曾擔任教育部部長的楊朝祥先生，他肯到我的佛光大學來做校長；林聰明先生，教育部政務次長肯到我南華大學來做校長，高雄中山大學的吳欽杉教授，他辭去副校長的職務，到我們美國西來大學擔任校長，我都心存感謝，充分授權。
在緊鄰佛光山的義守大學校長傅勝利教授，他是耶穌教徒，有感於我對教育的行事作風，在他公務之閒，經常來佛光山，問我有什麼事要他幫忙服務的，自願要做我們的義工；最近數度到澳洲南天大學指導，貢獻意見。這許多人士，他們都是有情有義的人，不是為了利益，不是為了金錢的關係而來。
我一向是尊重人才、授權人才、利用人才，讓人才有所發展。一位年輕的比丘尼覺念法師，我把「人間衛視」通通付託給她，她一做十多年，到今日，能用極少的經費，在許多大電視台中拚搏，著實不容易。《人間福報》剛創辦的時候，許多都是我們一群沒有經驗的年輕法師，一參與到現在就是十幾年。目前，雖然已經架構成功，但也要更加發揮影響力，所以我特地邀約《傳燈》的作者符芝瑛女士回來擔任社長，現在的《人間福報》日見進步，發行量也續有增加。
我和信徒是「不共金錢來往」，對佛教，我自認我也是信徒，我有錢，也是捐給常住，我沒有錢，就自己暫時不用，絕不會向信徒借錢，信徒也不會擔心我向他開口。許多信眾，他捐了錢，也不會為了要名、要求感謝，這就是無相功德。真正的說來，佛光山的信徒，像「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建的佛陀紀念館，不就是奉行佛法講的「無相布施」嗎？
關於人世間，我主張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要對立。有一次有一個徒弟問我一生有什麼所長？我就告訴他：「與人為善，從善如流。」我也敢說，我做什麼事情都是考慮別人的利益，不完全為自己的立場著想。我不跟人對立，我也善於化除對立的糾紛，因為我主張人間應該要「皆大歡喜」。所以，像現在兩岸談判，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不要有法執、我執，能夠「皆大歡喜」不是很好嗎？
另外，我也不輕易動用義工，我也不敢輕易的勞動別人為我服務。我認為人與人之間，不是說一定要用金錢物品去交換往來，我想「情義」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光是情義也不足，因為「皇帝不差餓兵」，凡是年輕的人，或者是一些沒有事業的人，他來為常住服務，我們也必須要替他想一想，肚皮應該要吃飽，他才有力量奉獻。
我在佛光山跟徒眾相處，我主張「訂法要嚴，執法要寬」，我覺得不是處處都用權力、都用理由、都用法令，來置人於無退步之地。我總想，多留一點空間給他，很多事情不說破，反而會更有效果。
至於做事情，有的事情，我要求很快要完成，有的事情，我要慢慢做。因為急不得的事情，需要精雕細琢，如：編藏，草率不得，一做三十多年。快的事情，如打掃整理，我一夜之間就要把它完成。
在動物界中，螞蟻的團隊管理很成功，主要是牠有領袖蟻王；蜜蜂也很會管理，因為蜜蜂群裡有蜂王。因此，人類的管理，也是要有領袖，如果領袖不行的話，這一個團體就會很糟糕。
佛光山以人間佛教的信念來凝聚眾人的共識，因此，僧團的成長，是每一個人的發心，慈悲奉獻自己心力，集體創作而成。我們「非佛不作，唯法所依」，所以所有的成就，都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力量能單獨完成。我們以人間佛教的信念，「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就是利益眾生，歡喜無悔，所以不管再怎麼辛苦都心甘情願。在我七十四年的出家生活中，我確實受過十年嚴苛的管理人生。但是從嚴苛的管理當中，我學會了「不管而管」、「自悟自覺」教育的管理。所以我這一生，可以說，我用寬厚、平等、公平、公正、公開面對人事物，我想，那就是最好的管理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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