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2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2 《百年佛緣12－行佛篇2》
A Society with Unceasing Crises - My Reconcilation of Differences 風波不斷的社會--我的排難解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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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不斷的社會--我的排難解紛我的個性從小就不喜歡紛爭，在幼年的時候，像少年的打群架、鬥爭，我一直都沒有過這許多事情的發生。對於家族中父系和母系的長輩，他們彼此有意見，互相批評的情況，我都暗自不以為然。我覺得世間上「和平」是非常重要的；紛爭的人生，一點意義都沒有。
常有人讚歎中華文化的優良，固然說中華文化美好，但我覺得，歷史上的戰爭殘殺，導致民不聊生，無法計算，真是教人不忍卒睹。一個朝代的更換，就要死傷幾百萬人；平時的冤案牽連，更是難以估算。像是明朝的大學士方孝孺，他因為不肯為燕王朱棣寫詔書，不只是遭到誅滅九族，更被燕王下令誅滅十族，連過去的老師都不能倖免。光是這件歷史案件就死了八百餘人，其他的殘殺事件，可說多得不勝枚舉了。另外，像族群的械鬥、地方利益的紛爭，甚至盜匪猖獗、軍閥橫行，在在都說明了人間的慘事。
所幸，我幼年就出家，在叢林寺院裡成長，雖有嚴格的要求、虐待的情事，但我將它視作是一種教育、一種法制規矩，也不以為意。慢慢的，經過歲月的成長，看到社會上許多紛爭、諸多不平，但也無可奈何。就是到台灣來以後，遇到佛教界裡的明爭暗鬥，我總是避而遠之。甚至於我離開台北，最初選擇落腳在宜蘭，後來到了高雄，都是因為不喜歡在人文薈萃的台北，所發生的諸多紛爭。
我初到高雄，當時高雄是一個台灣發展中的大都會，也有許多紛爭。例如：同一所佛堂裡，裡面的信徒就分了鹽埕區、苓雅區、新興區等派別，彼此相互的抵制、相互的批評。我曾經集合大家說：「你們這樣子一個大高雄都不能團結，分成這裡、那裡；如果這樣的話，你們禮拜的釋迦牟尼佛，最好也請他回印度，何必要待在我們高雄呢？」
所幸的是，無論在哪裡，信徒沒有排斥過我，社會也沒有排斥過我；但是佛門裡面有一些人，所謂「同行是冤家」，也還是免不了。不過，遇到的這一些批評糾葛，有的是為了利益，多數都是因為嫉妒，所以慢慢的我也學會了「老二哲學」，學會了「低調」，在人生處世上，感覺到受用不少。
後來，在台灣數十年的弘法歲月裡，體會到在佛門中，尤其面對佛教會的一些欺壓與排擠，我覺得「忍耐」是解決紛爭最好的方法。但在社會上，一些政治的團體，人我利益的爭執，經常不斷地發生。我經常給人推派去排難解紛，檢討自己的性格，也自覺很適合扮演這種角色。要做一個排難解紛的人，主要的，不能讓雙方中有某一方吃虧，如果有某一方覺得吃虧，那就不能解決問題了。所謂排難解紛、種種談判等，都需要有公平正義，才能皆大歡喜。
記得第一次的排難解紛，就是宜蘭縣第七屆的議員選舉。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信徒余簡玉嬋女士是一個地方上知名的助產士，生得美麗大方，個性也溫柔和善。她的先生是宜蘭縣警察局消防大隊的隊長，當時，她已經擔任過縣議員，這一次再度參選，尋求連任。
宜蘭這個地方，由於當時黨外運動人士郭雨新的聲望很高，所以國民黨在這裡的選舉，都不是很容易過關。余簡玉嬋女士在選舉開票過後，多了四十二票，把一個國民黨預備規畫為議長人選的張學亞先生，擠到落選的名單中。國民黨宜蘭縣主任委員非常的著急，連夜找我，要我幫忙勸退余簡玉嬋，好讓張學亞可以遞補上來。
這件事情應該是很為難的，因為名利當前，人所好之，尤其是一場選舉，勞師動眾，花費的金錢、精神不知多少，已經獲得的利益，忽然說要放手給人，這談何容易？但是國民黨對我千萬的拜託，這個艱難的任務，我也苦思無策。因為平時我們宗教所倡導的是我要把利益給人，這時我怎麼能叫別人放棄利益？我實在是說不出口。
我在萬分困難之下，只有找余簡玉嬋女士，我好言安慰，要她放棄這一次的當選。我跟她說：「妳也是黨員，黨外的力量很多，議會中總要有一個強力的議長，為了黨的利益，張學亞是應該能擔任的。」張學亞是東北人，身材魁梧，曾經擔任過縣議會主任秘書，也在軍友分社做理事長。他的做事果斷，看起來，適合做議會的領導。
我勸余簡玉嬋顧念國民黨的大局，就作一次犧牲。不過，我也跟她說：「我剛剛從基督教手中接辦『蘭陽救濟院』（即後來的『仁愛之家』），我請妳來擔任院長，雖然院長不及議員那麼的風光，但是在宜蘭縣也是一個政府立案的慈善團體，正正當當的。尤其妳是助產士，再接任『蘭陽救濟院』，慈善再加上醫療，對妳也是非常適合。」
她似乎顯得為難，但是她還是開口說：「師父您這樣子說，我就不敢拒絕了。」我鬆了一口氣，心裡的石頭總算放了下來。終於替國民黨完成了一件艱難的排難解紛。後來，余簡玉嬋和宜蘭念佛會關係非常密切，也帶領救濟院不斷的成長，還替蘭陽救濟院建了長壽館，幫助許多的老人安養晚年。
說到人我之間的糾紛，它其實就是一個「結」，也是一個「解」，就看你如何能解開這個結。有的人愈解愈是紛亂，真是難解難分。但是只要你懂得人性、懂得人心，這也不為難也。
此事了結以後，說來政治是很無情的。因為記憶中，後來張學亞對余簡玉嬋從來沒有表示過感謝，國民黨也沒有對余簡玉嬋再給予提攜。做為代表黨國的這許多人物，實在應該要有公平正義，也應該要有道德良知。
前面說到我避開台北的紛擾南下高雄，在我這一生雲遊世界的歲月裡，過去曾有人替我統計，說我每年的弘法行程，算起來總要繞地球兩圈半。但實際上我已經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經常都居住在高雄。舉凡高雄的一切，我不但熟悉而且關心。
例如，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高雄市長的選舉，從謝掙強，到陳武璋、陳啟川這三大派系分別出來競選，謝掙強代表澎湖派，陳武璋代表台南派，陳啟川則代表高雄派。不過，那時候大家雖有地方派系之分，競爭並不激烈。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楊金虎代表民社黨參加高雄市長的競選以後，高雄市的社會競爭就愈來愈激烈了。從楊金虎手中奪回高雄市長政權寶座的，就是被稱為「南霸天」的強人――王玉雲了。
王玉雲，原本是台南人，一九二五年在高雄出生。聽說他出身高雄市的刑警，一路奮鬥，登上高雄市議會議長的地位。一九七二年，他以議長之尊參選高雄市長。這時候，遇到一位天不怕、地不怕，二十三歲就步入政壇競選省議員的趙綉娃小姐。
趙綉娃，一九四九年生，父親趙善標在當時也是高雄市議員。女兒趙綉娃就以黨外人士代表出來競選台灣省議員，而且是高票當選。那時候，省議員的地位和市長相較，幾乎不分上下，各有他們權力的行使內容。
說到選舉，就有紛爭，王玉雲和趙綉娃，就為了各自的選票轄區而短兵相接，演變成互相毀謗、互相批評，甚至於互相謾罵，最後兩個人雖然各自當選，但是也各自都告到法院，準備對簿公堂。
這兩個人，都是高雄的高級政治人物，擁有各自的群眾，一再的紛爭，實在非高雄之福。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這兩位政壇的一男一女，甚至到神廟前斬雞頭、發毒誓，信誓旦旦的說要讓高雄市民來評鑑誰是誰非。這樣子的鬥爭持續約有半年之久。當時，高雄市的國民黨市黨部主委許引經先生便找到我，希望我能幫忙協調。
許引經主委是江蘇泰興人，一九二六年出生。他對我說，高雄市這樣一雄一雌的訴訟，對社會風氣會有不良的影響，雖然也經過很多的人調解，但目前看起來，雙方的執著勢難罷休，希望我能出面，看看是否可以融和化解。
我想到，王玉雲先生從他做議員、議長到市長，和我們就常有來往；而趙綉娃，應該在她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就在佛光山的懷恩堂皈依了。在那時候，佛光山所有的佛殿都沒有完成，只是暫借懷恩堂舉辦皈依典禮，皈依的信徒中就有趙綉娃其人，而我們在高雄壽山寺舉辦的法會活動，趙綉娃也都經常前來參加。
這樣一個美麗活潑的小姐，她對政治的熱衷，不下於她的父親趙善標先生，而且竟然在高雄一選成功，可見當時的社會大眾，對於年老的政客也有諸多的不滿，所以趙綉娃能以清新的年輕人面貌，獲得廣大的群眾支持。這就透露出大家希望現實的政治，能有煥然一新的局面。
我也了解到，其實王玉雲和趙綉娃兩人的訴訟，只是意氣之爭，可以說都是因為一些誤會產生，或者是相互的批評，甚至是給選民的輿論鼓譟、新聞媒體的過多炒作，引起的仇恨，就越結越深了。
基本上，要勸說這兩位政治人物，我也沒有把握，我只能給予他們一點曉諭：所謂二虎之爭，最後必有一傷，甚至雙方皆有損傷。其實，彼此也不是有什麼恩怨情仇，政治是一時的，人生平和的生活才是永久的。鬥爭，只會造成相互損失，假如能可以放下計較、執著，是何等的輕鬆自在。
由於國民黨黨部主委許引經已經告訴王玉雲，高雄市的政局要安定不要鬥爭，等到我再跟他說明的時候，王玉雲已有意放棄執著。而趙綉娃小姐，在我跟她說了以後，她滿口的說：「既然師父您出來開示，我完全聽您的吩咐。」我想，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有了這樣的因緣關係，我就邀約他們兩人準備做正式的調停和解。因為法院的訴訟案第二天要開庭了，我必須要在他們出庭的前一天解決問題。
那一天，正逢我們在壽山寺舉行浴佛法會，因為這是佛教的大事，我不能脫身；而王玉雲先生大概也忙於拜會各個佛寺、宮廟的佛誕節法會和各處的婦女會，電話都不容易接通，一直等到下午四、五點，才相約在佛光山朝山會館光明十二號的客廳見面。
在這之前，事先我都已經替他們寫好了和解書，並且給他們雙方看過，得到彼此的相互承認。我想最重要的是，和解書中，不去觸動他們的問題，判定誰是誰非，只要讓大家都能有尊嚴的台階可下，所謂的爭訟，就容易平息。在這同時，他們也在撤銷訴訟書上簽字了。
當天，我就這樣犧牲了一頓晚餐，解決了這一件重大的紛爭。那時候台灣的三大報系：《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都紛相刊載這條重要新聞。所以，後來在高雄地方上的排難解紛，就知道有我的一份了。
除了在南台灣之外，在一九九四年，台北也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觀音不要走」事件。
這尊引發佛教徒挺身護教的七號公園（今大安森林公園）觀音聖像，大概兩尺多高，連基座總高近三百公分，是國際知名藝術家楊英風先生的雕塑作品。在一九八五年由大雄精舍創辦人邱慧君居士發起恭立，當時土地所有權人板橋林家的後代林宗賢先生，允諾無條件提供土地供奉。於是，觀音就在公園裡的一個角落，從此安座下來，與對面的大雄精舍相互輝映。周圍並有柳樹、綠地，成為台北市民一個可以圍繞、跑香散步休閒的好去處。
早在一九九二年，台北市政府徵收土地計畫闢建公園時，大雄精舍住持明光法師便代表民眾向市府陳情，希望能保留此一觀音聖像。經市長黃大洲的裁示，在八十二年九月發文給明光法師，明確指出︰「有關本案大安七號公園用地內的觀世音像乙尊，經查係名雕塑家楊英風教授作品，經本府深入研析結果，為維護藝術、文化氣息，在捐給本府維護管理原則下，准予保留……。」
這本來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大安公園附近的基督教靈糧堂，裡面的牧師看不習慣，便上書市政府，要求清除大安公園的觀音像。最初，市政府並沒有採取行動，但最後經不起靈糧堂的催促、抗爭，市政府便有意要把觀音像遷移到淡水關渡去。這時候，明光法師才真正著急起來，與昭慧法師，以及有「小霸王」之稱的立法委員林正杰，發起「觀音不要走」運動。
實際上，觀音像要遷移這件事，在市政府裡面已經有了腹案，這時候再發動「觀音不要走」，情勢並不是那麼有利。尤其佛教的護法並不多，因此明光法師、昭慧法師他們非常著急，三番兩次到台北道場求助於我，希望我能出面協助，尋求解決的辦法。
當時，我也感到為難，因為我和政界從未攀親敘舊，像這樣的事情，都要有人力才能處理，所謂「朝中無人莫做官」，你在當朝沒有力量，講話就不算數了。
經過多次的協調，甚至昭慧法師他們在觀音像周圍掛起布條，訴求「觀音不要走」，並且發動信徒到那裡日夜靜坐稱念觀音聖號，祈求觀音自己能發揮威力，從「觀音不要走」到「觀音不肯走」。到最後，看到政府無動於衷，靈糧堂也不肯讓步，演變成昭慧法師他們就地絕食抗議。
我為了此事，特地到靈糧堂找一位林牧師談判，希望取得雙方的和解。我表示，這尊觀音像已經供在那裡很久了，既不妨礙景觀，也不妨礙交通，又是享譽國際的藝術家楊英風的作品，讓他在公園裡，倍增公園美麗和平的氣氛。但是那時候，林牧師志在必勝，不肯讓步。他說，他們的信徒認為，公園是一個公共的地方，不可以讓某一個宗教有一己的宗教色彩。雙方僵持不下，但仍然沒有人出面處理。
不得已，我請台北市議員江碩平協助，由他邀約基督教周聯華牧師，一同和台北市黃大洲市長在市政府裡會議。那一天，黃市長因公務非常忙碌，一直到晚上七、八點鐘，協調會議才開始。
我開宗明義告訴市長，這件事情已經引起佛教信徒的氣憤，他們認為，市政府已應允在先，現在又要觀音離開大安公園，實在欺人太甚。明天他們將發動全省各地三百部遊覽車的人員，從南部北上，到台北來靜坐抗議，訴求「觀音不要走」。
黃市長一聽，嚇了一跳，他說：「這還得了，假如這三百部遊覽車上來台北，台北交通要癱瘓了。」確實，因為那時候，台北正在進行捷運地下化工程，又有市民大道的建設，可謂交通黑暗期。那時候的台北市，連一、二十部的遊覽車都沒地方停放，哪裡能再容納從外縣市來的這三百部遊覽車呢？
黃市長深知事關重要，反過來要求在座的佛光會秘書長慈容法師說：「你們的遊覽車萬萬不能上來，關於觀音像，我們再從長計議。」
就這樣，一場談判直到十二點多才結束，三方達成共識：觀音可以留下來。我們即刻趕到大安公園，把這個喜訊告訴在場靜坐的許多法師和居士們約百餘人。大家聽了歡喜雀躍，許多人流下感動的眼淚。而此時，已經是午夜兩點多鐘了。
後來，台北市政府正式發文，承認這尊觀音為藝術品，將永遠保留在大安公園裡。此事至此，終於獲得一個圓滿的解決。
其實，這件事情所以能獲得急轉直下的解決，主要的，要感謝昭慧法師以及佛光會的會員。那時候，在一九九一年成立的佛光會，到一九九四年，在全台灣已經成長為擁有四百多個分會，以及百萬名以上的會員團體。如果讓佛光會的這許多會員們都來參與「觀音不要走」，一定會造成社會群眾運動。所以，市政府後來再也沒有談起要讓這尊觀音離開，自然的，也就符合了大家的希望：從「觀音不要走」到「觀音不肯走」了。
這個事件，幾乎要引起宗教的對立。其實我這一生，對於人我之間，就是訴求不要相互對立。例如，我們在宜蘭接辦基督教創設的蘭陽救濟院（即仁愛之家），一進大門，就可以看到一塊「感謝天主」的石碑。這表示這裡原由基督教設立，只是現在換成佛教來管理，但一樣是為大眾服務的。一九六七年，大師從董鴻烈先生手中接辦宜蘭「仁愛救濟院」（今「蘭陽仁愛之家」）。大門牌匾刻著：「感謝我們的 天父上帝並耶穌基督的恩典，能在此地為祂作救人的見証。」牌匾已移置「如意堂」外，與堂內的地藏菩薩神像，相映成輝。
當時，許多佛教徒要把這塊石碑去之而後快，但我持反對意見。因為歷史不可毀滅，現在我們能把基督教的單位改成道場，這不是很榮耀嗎？所以，不只他們「感謝天主」，我們也要感謝。後來，儘管仁愛之家經過多次重建，這塊牌子至今還仍然存在。
這些政治上的紛爭，都有關「權」、「利」，比較難解決，尤其有「名」在裡面，有關到「面子問題」，就更不容易擺平。至於民間也有一些糾紛，不過，大部分只是為一個「利」字，或一個「理」字。為了利益不均，為了理不平，有時候，有很多事情，只要大家肯花一點錢就能消災了，我也曾經協助解決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比方，一九九四年，高雄大樹鄉和海軍軍區為了水權問題，雙方起了抗爭。原來，海軍軍區、軍艦的用水，都是由大樹鄉的八口井的井水供給軍用。後來，大樹鄉換了黨外人士執政，他們要封鎖這八口井，要求海軍給付使用回饋金，否則不准海軍前來大樹鄉取水。軍區裡有數萬人，忽然沒有水用了，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記得那時候，海軍負責人高法鵬少將前來跟我說明情況，我覺得這件事情容易解決。我就跟他們說：「你們付一點費用給大樹鄉不就了事了嗎？」高將軍也接受我的意見。因為大樹鄉是一個窮鄉，能得到海軍的這一點費用，也算是對大樹鄉的建設有所幫助，而海軍也能可以取得用水，彼此不是皆大歡喜嗎？
同在一九九四年，也發生一件著名的紛爭。名電視製作人凌峰和演藝界的名經紀人夏玉順先生，兩人不知什麼原因，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大打出手。夏玉順提出驗傷單要求凌峰道歉，否則就提出告訴。那個時候，凌峰因為主持《八千里路雲和月》節目，氣勢正紅，哪肯先聲道歉？兩人僵持不下，夏玉順一狀真的告到法院去。
後來這件糾紛是什麼因緣來到台北道場要我幫忙和解，我也記不清楚了。不過，凌峰倒是我很欣賞的人物，尤其在一九九○年代，台灣正是掀起一股大陸探親熱的時候，一般人對於大陸的風光聖地，雖不能到，心嚮往之。透過凌峰的《八千里路雲和月》節目，他那種帶著感性的文采，對於家國山河的介紹，令人聽了心生嚮往。因此，每次電視上放映《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節目，總不願意錯過。當然，對製作人凌峰先生我不禁欽佩萬分。
說到這裡，我也想起，我也曾經建議電視製作人周志敏小姐，邀她拍攝關於大陸風土民情的介紹，後來，她製作了《大陸尋奇》，引起熱烈的回響，至今播出不輟，成為電視史上最長壽的社教節目。後來，《大陸尋奇》獲得了金鐘獎的最佳社教節目獎，周志敏小姐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參加頒獎典禮時，她甚至把獎項歸功是我的建議。對於《八千里路雲和月》以及《大陸尋奇》這兩個節目，可以說，我都是非常歡喜收看的。
話說回來，凌峰和夏玉順先生，他們從語言的衝突到肢體的衝突，甚至從口角之爭到法院的訴訟，這中間的過程，造成當時社會的轟動。夏玉順先生眼看著已經爭出了勝負，但像他們這種社會的知名人物，如果按照法院的判決，有了輸贏的結果，那在名譽上實在也不好看。
這時候，我商之於凌峰，凌峰態度已經轉為柔和，只要夏玉順同意，願意息事寧人，雙方和解。夏玉順他也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律師費十餘萬元，要讓凌峰付出；二是凌峰一定要說聲抱歉。
我把他們兩個人約到台北道場聚餐，握手言和，當然要凌峰說一句「對不起」，這也是容易做到的事情，這一場糾紛，也就這麼平安落幕了。只是關於律師的訴訟費用，我就自己掏腰包默默地解決了。
說到排難解紛，我想，我對於宋楚瑜和吳伯雄兩個人共同競選省長的這件事情，可以說是最用心良苦了。這要從一九九四年，先是擔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宣布要競選台灣省長開始說起。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第一次要落實民選第一任省長，各方群雄都眼睜睜看著，希望能躋身其中。吳伯雄宣布了以後，時任省主席的宋楚瑜，也跟後宣布要參加競選，並得到總統李登輝的支持，當時李登輝還兼任國民黨主席。
當時，吳伯雄已經發出豪語：「我一定要競選省長！」那時候，政府已經有意分出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作為特別市，特別市的級別就和省一樣，因此，台灣省的範圍就縮小了。他甚至說：「就算台灣省只剩阿里山，我也要競選到底。」這話中的意思就是表示他競選的決心。我們局外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只覺得無論是上台、下台，都不是那麼嚴重，但是這許多當事人都非常認真。
當時，我們與宋楚瑜先生還不常來往，但他的聲望極高，而吳伯雄先生和我們常相接觸，尤其他還是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的副總會長，一時瑜亮！這讓我們陷於兩難，是要支持宋楚瑜呢？還是支持吳伯雄呢？
其實，這二位都是國民黨的政治明星，國民黨讓他們兩人出來競爭，實非國家之福。尤其對手是宜蘭的陳定南，陳定南代表民進黨出來競選；如果國民黨讓兩雄相爭，必定漁翁得利；而國民黨的勝選，必然會遭遇困難。
我記得，在國民黨黨團會議要提名宋楚瑜做省長候選人的時候，吳伯雄都不被允許進會場。此舉更加激勵吳伯雄要競選到底的雄心壯志。我們看在眼裡，知道在台灣的選舉中，黨團還是有很大的力量，一個人失去黨的支持，必定對自己不利。可是，個人有個人的盤算，我們身為旁觀者，明知二雄相爭，必有一傷，但也無可奈何。
剛好，我去國父紀念館參加反毒總動員大會師的授旗儀式。會中，吳伯雄起身來到我的座位前，他希望在大會結束之後能和我談話，我立即應允。那天，正逢提姆颱風過境，於是，我們就在風雨中一起回到台北道場。
談話一開始，吳部長向我訴說為競選省長之事苦惱，因為參選會傷害黨國，不選，又會得罪多年來為他造勢的朋友。這時，我趁勢告訴他，選舉有勝有負，敗了固然不好，但是勝了又如何？我認為人生中，前面的世界只是一半，在退讓當中，往後一看，後面的一半，還是美好的世界！一個偉大的人，要能做一個皮箱，當提起時提起，當放下時放下，當前進時前進，當後退時後退。
我告訴吳伯雄，他和宋楚瑜兩人都是高手，爭取參選省長，這場競選的後果，對黨國與個人來說，都會很難堪。其實，佛法中的慈悲，就是當沒有人願意做的時候，我們就要奉獻；而當已經有人在做了，我們就讓賢。兩個高手，一進一退，大家都有利。總之，我的意思就是要表達，「退一步想，海闊天空，讓他三分，何等自在」！
三小時的長談中，吳伯雄時而凝神細聽，時而哈哈大笑，相信他對於未來的方向已有自己的琢磨。
隔日，台中省黨部動員月會要我去做一場講演，我在陰雨的天氣裡，從台北到了台中。當時，省黨部的主任委員是鍾榮吉先生，和我一向交情深厚。因為他從聯合報的採訪主任要出來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就是從佛光山誓師出發，所以他一直把佛光山當作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點。
鍾榮吉先生見了我，自然就談起了省長選舉的事情。不知怎麼地，觸動我一個靈感，於是在講演中，我談起了「老二哲學」。我說，做老二也不比做老大更差，我在家上有一兄，下有一弟，我是老二，我根本就不要父母煩心，老大長大了，穿過的衣服，當然讓給老二繼續穿；出家以後，上有一個師兄，我也是老二，凡是師兄不要的東西，都是我來接受，所以我也不要師父煩心。我覺得做老二的人，看起來輸老大一分，但在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
隔日，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是刊登吳伯雄退選省長的有關消息，《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眾日報》等，都指出吳伯雄的退選，與前天我和他的一番長談有直接的影響。而省黨部主任委員鍾榮吉隨即發表談話，引用我在省黨部的講話內容，讚歎吳伯雄的胸襟與氣度，印證了我所說的「老二哲學」。
大家各說各話，不過我所知道的，吳伯雄真正的退選，我的影響力固然是有，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父親吳鴻麟老先生要他退讓。所以一場風波，就此煙消雲散。在我認為，吳伯雄退選是一種難得的智慧與勇氣，因為心中放下了長期以來的煩惱，足見他有了相當程度的領悟。懂得捨得，放下，才真是了不起。
由於吳伯雄的退讓，後來宋楚瑜才有那樣子的力量打敗陳定南當選首任省長。之後，宋楚瑜與佛光山也有些來往，他參加競選總統時，曾在山上住過；在台北道場，我們也有過幾次的餐會見面；甚至，他也要我幫他力勸吳伯雄做他的副手，也就是副總統的候選人。
尤其，在二○○○年，宋楚瑜要我替他新成立的黨起一個名字。我曾經為店號、信徒的兒女取名的經驗，但為黨起一個名字，這還是頭一次。不過，當他的黨叫「親民黨」的時候，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的字眼，叫「公黨」，取自「天下為公」意思。
因為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是主張「天下為公」，這是人民可以接受的。你既然要參與政治，就要有這種「公天下」的胸懷，為「公天下」的發心。如果只是「家天下」，就會變成是自己的事業，像王永慶有「台塑王國」，張忠謀有「台積電王國」，郭台銘有「鴻海王國」。但是企業王國，都是集團的人所共有，集團的人所參加，而參與政治的王國，一定要有「公天下」之心，國家是每個人都有份的，如果「民不在吾心」，那參與政治有什麼意思？所以，有謂「民在吾心」，是不容易做到的啊！
行文至此，讓我想起了佛陀當初在印度也有調解諍訟的紀錄：
當時，阿闍世王想要征討越祇國，不知道這場戰爭勝負如何？他為了慎重起見，特地派遣雨舍大臣去請教佛陀。
雨舍大臣因為戰爭要去請問愛好和平的佛陀，感到非常為難，但也不敢有違王命。佛陀請雨舍大臣坐下之後，沒有跟他講話，就只是與阿難做了一番對答：「阿難！你見過越祇國的人談論過政治嗎？他們的政治是不是自由平等呢？」
「我聽過他們談論政治，他們的政治非常自由平等！」阿難回答。
佛陀又問道：「阿難！你有聽過嗎？越祇國的人有教育，從來不做不法的事，一切都很合乎禮度。」
「佛陀！我知道越祇國的教育非常普及，無論男女老少，都很守法愛國。」
佛陀說：「如果是這樣，全國老少都有受教育，尊崇禮教，他國的侵略，必定是不會勝利的。」
佛陀陸續向阿難詢問有關越祇國的信仰、民風、言語等等。最後佛陀慈悲嚴肅的對阿難說道：
「阿難！你和我到過越祇國，知道那邊的國情，越祇國並不畏懼他國侵略！」
雨舍大臣聽到這裡的時候，沒有等到佛陀說完，就站起來向佛陀頂禮說：
「佛陀，我領教了。我懂得越祇國的人民，他們有道德、有同一信仰、思想、意志、行為，他們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是不會被征討而亡國的。謝謝佛陀，失禮了，我先告辭了。」
這就是佛陀為國家之間所做的排難解紛。現在，我輩弟子也是滿心祈望世界和平，人民安樂，不要有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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