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2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2 《百年佛緣12－行佛篇2》
Playing Hide-and-Seek with a Police Officer - My Small Beginnings with Propagat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和警察捉迷藏--我初期弘法的點滴
Click on any word to see more details.
和警察捉迷藏--我初期弘法的點滴身為出家人，所謂「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這也是我一生的職志。我覺得，我所以出家，「弘法利生」本就是應有的使命感。
弘法，是將佛陀的真理普利大眾，這對道德的提升，對人心的淨化，對社會風氣的改善，對人我次序的建立，都有正面的影響。只是，弘法的過程，經常也會遭遇困難。
例如，當初佛陀在世的時候，雖有萬千信眾的歡迎，但也有少部分的人給予刁難。乃至於佛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尊者，給外道用亂石打死；說法第一的富樓那到輸盧那國布教，遭受抵制；在印度佛教史上，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尊者，他們在傳播佛陀真理的生涯中，也都遭遇到許多的困難。
甚至佛教傳到中國之後，也歷經了許多教難，從「三武一宗」法難，一直到近代太平天國的破壞寺廟、馮玉祥的拆寺逐僧、邰爽秋的廟產興學，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毀佛等等。但是當中也有很多的古德先賢，他們抱著「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發心，和「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的立願， 犧牲奉獻、奉獻犧牲。每每在我讀到這許多高僧大德的事蹟時，不禁也要熱血沸騰，興起效法的願心。
在我一生弘法的歷程中，也曾遭遇諸多困難。早在我要來台灣的前一年，人在南京華藏寺，就曾經為了佛教的革新運動，和教內、教外的惡勢力幾次過招。隔年，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弘法利生的困難之路，更是於焉開始。
先說我在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的時候。那時承蒙新竹縣佛教會要我每個星期六，到新竹市城隍廟前的廣場講說佛法；但是，青草湖的派出所不知奉誰的命令，卻毫無理由地不准我前往。我想，我並不是張學良，也不是孫立人，還不夠資格被限地居住，因此就向派出所提出抗議。當時蒙受一位警察好意，對我說：「你可以去講，但是每次去的時候都要先到我這裡備案。」橫豎我們光明磊落，就是報備了也不會壞事，所以每一次出門，我都會去向他請假。
在這之前，我於中壢圓光寺居住，警察先生大概是礙於妙果老和尚的面子，都是白天前來查對戶口，探看我們是否安住寺中；但是到了新竹青草湖，警察則經常是半夜三更來敲門，說是要查戶口。甚至到了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蘭的時候，也經常在半夜被叫起來對戶口。本來很平靜的生活，就給這樣的干擾，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我從新竹來到宜蘭，目的當然也是為了宣揚佛法。不過那時候，我知道光是口頭講說，並不能引人入勝，所以就買了一台擴音機，大小幾乎如大鼓一般。透過擴音機擴散出去的音聲，也就更為好聽了。同時，為了引起信眾的注意，我從日本買了一些佛教故事的幻燈片，如「貧女的一燈」、「鬼殼的面具」等等。只是，那些幻燈片的畫面，難免有日本文字出現，一位派出所的警員看了，當場就叫我停止放映。這也很難怪，因為那個時候台灣才光復不久，正要去除日本文化，我怎麼可以放映日本的幻燈片呢？
但是，話再說來，教育並不是政治，實在不應一概地泛政治化。不過無奈於時局，我也只有服從指示了。沒過幾天，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這一位姓鄭的警察跑來找我，說是長官指示要舉行警察考試，想要借用我念佛會的講堂作為考場。我想起他不准我播放幻燈片，以及半夜藉故查戶口的事情，也就不客氣地說：「不借！」
當然，他只有把我的拒絕，回報給他的長官分局長。分局長知道了，也不避諱地就跑來找我。我一見到是分局長來，趕緊藉機就說：「分局長，你要借用場地舉行考試啊！沒有問題，歡迎、歡迎！我只是因為剛才那位警察經常來找我們麻煩，才不肯借給他。現在分局長你出面，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沒過幾天，那位姓鄭的警察就跑來跟我說：「你害得我好苦哦！我現在被調到太平山去了。」那時候，太平山和宜蘭之間，來回都要一天、半天的，交通不是那麼方便。聽了他的話，心裡想了一下，我說：「鄭先生，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你給我不方便，當然你也就得不到方便了啊！」
總之，我在台灣的弘法活動，經常要和警察應對，甚至偶爾來個捉迷藏，到後來也變得很有經驗了。
記得是一九五四、五五年左右，我們在宜蘭縣一個叫作「龍潭」的村莊，利用臨時找來的汽油桶，上面鋪蓋二塊木板做成舞台，再以十二塊錢，裝了一盞電燈泡照明，就開始說法了。
說法途中，有一個警察忽然出現在汽油桶旁邊，也就是我的腳邊，對著我說：「下來！下來！」我低頭一看，是一位服裝穿戴整齊的警察，心裡立刻料想到，他叫我下去，必定是不准我在這裡說法，如果我不下去，恐怕會惹上「妨礙公務」的罪名；可是如果這時候下去，又怎麼對台下的聽眾作交代呢？不得已，我就叫了在一旁的吳素真小姐，也就是現在的慈容法師。我說：「你先來唱個歌，安撫一下信徒，我下去一會兒。」
到了台下，我劈頭就問：「你叫我下來做什麼？」
警察說：「不可以集眾！現在是戒嚴期中，你違反戒嚴法！」
我說：「這是一種社會教育，也是民間的娛樂，對社會是有幫助的。」
他卻說：「不行，你趕快上去，叫大家解散！」
我看他那激動的樣子，知道沒有辦法再和他多說些什麼道理，只有說：「若要解散，你上去宣布！」
他一聽，責怪地說：「我怎麼可以上去解散？應該由你上去宣布！」
我說：「不行！是我叫他們來聽我說法的，我怎麼能叫他們解散？如果你不上去宣布，那就只有請你讓我繼續講，講完了以後，自然解散。」
他聽了以後，也覺得沒有別的辦法，就狠狠地丟下一句話：「你可不要出了問題！」
我說：「不會有問題的！」
看他口氣鬆下來，我就又回頭上了台，把這一場弘法大會做一個圓滿結束，最後大家當然是自然解散了。
最初我在台灣的弘法布教，到處遇到困難。其實，警察為了阻撓我們弘法，常說的「戒嚴」，也只是一句藉口罷了。實際上，那時候耶穌教可以隨意打鼓吹號，牧師傳教可以到處拉路人聽講，他們都沒有遭受為難；只有佛教，因為風氣未開，所以經常遇到困難，不但不准我們在露天廣場集會，有時候連要去監獄布教也遭受阻礙。
監獄向來允許各宗教為受刑人施予感化教育。像我初來台時，在新竹、台北都有過監獄說法的經驗；到了宜蘭，也是照常熱心地為社會服務，到監獄裡，給予受刑人一點佛法教育，幫助他們改心向善。但是後來，宜蘭監獄有一位姓屠的教化科長，竟然叫我不可以講佛教，只可以講儒家。我說：「牧師都可以講耶穌教了，我為什麼不能講佛教呢？」他卻說：「你如果老是『阿彌陀佛』東、『阿彌陀佛』西，不斷地提『阿彌陀佛』，我只有不准你來。」
當時，我很喜歡宜蘭監獄裡的教誨堂，裡面供奉的一尊一米高阿彌陀佛聖像，非常莊嚴，是我過去所未曾見。我經常藉著講演的因緣，來看這尊佛像。現在既然他感到為難而不准許我進出，我也只有作罷了。
但是，後來他卻託人來詢問我：「這尊阿彌陀佛像賣給你，要不要？」我一聽非常歡喜，籌措了兩萬元就請回了這尊佛像。後來，我還把這尊阿彌陀佛聖像翻版複製。假如說現在佛教界裡，哪個地方立有一米多高的阿彌陀佛像，大概就是當初宜蘭監獄阿彌陀佛聖像的千百億化身了。像現在宜蘭佛光大學光雲館裡供奉的阿彌陀佛聖像，就是這尊佛像的複製品。至於原版，我則已不記得到哪裡去了。
過去，我年紀輕，體力充沛，活動力強，所以在宜蘭、頭城、羅東等地都成立了念佛會，後來甚至遠到台北、虎尾、龍巖，也都分別設有念佛會。尤其宜蘭到花蓮雖然路途不是很遙遠，只是蘇花公路驚險萬狀，也就讓一般旅客視為畏途。但是在我的想法，既然說要「佛光普照」，那麼我就應該到花蓮去弘法。
其實，一九五二年花蓮發生大地震時，我就曾經代表佛教會到花蓮結緣、救濟。只是那時候，我的能力有限，沒有辦法，只能盡一點心意，給予一些舊衣服、一點金錢的救助。
應該是一九五五年左右，我終於到了花蓮弘法。那時候我們弘法布教，既沒有廣告，也沒有據點，更沒有預先的聯絡、通知，到達花蓮以後，弘法隊的青年一起坐上三輪車，車上放了一部放聲機，就出去宣傳了。宣傳的詞句，還是我替他們撰寫的。我記得是：
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
今天下午七點鐘，在某某廣場，有某某法師，跟大家講說佛法。
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
但是，還不到晚上七點，花蓮警察局就派人四處在找我：星雲法師是誰人？在哪裡？最後他們找到了我，還把我送進警察局。警察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怎麼可以到花蓮來傳教？」
我也很不客氣地就回答：「我在台北到處傳教，花蓮是什麼化外之區，不能講說佛法嗎？」
「嗯？」他一聽我的話，原本強硬的態度即刻緩和了一些。
我想，大概是因為聽說我從「台北」來的吧！台北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眼前的這許多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他難以料知，在摸不清底細之下，只有勉強放下身段了。就這樣，我拿出一個「台北」來嚇唬他，也能收到一點效果。最後他說：「那好，你要注意交通安全，可不能出事情哦！」
我說：「這是一定要做到的。」向他道謝後，我離開了警察局。
弘法本是好事，更何況信徒們各個都是善良的聽眾，並不像現在的街頭運動，參與者往往採取激烈抗爭。我們既無口號，也無訴求，只是聽一點做人、齊家、愛國的觀念，這有什麼不好呢？
我到宜蘭的同時，高雄市的法緣也接踵而至。所以，後來我便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波。那個時候，從宜蘭到高雄要坐上十幾個小時的火車，時間相當漫長。但是利用這一段時間，正好也讓我完成了《人生》雜誌和後來《覺世》旬刊的一些文章。
不過，在高雄的弘法，倒也不是都那麼順利的。最初我在苓雅寮高雄佛教堂廣場上講說《普門品》，每晚聽眾都在千人以上。但是叫人氣憤難平的，總有很多耶穌教徒穿著他們「神愛世人」的背心，在佛教堂門口散發傳單；我們溫和善良的佛教徒們看了，卻都不敢提出抗議。當然，我知道原因是什麼，但也由於他們有後台支持，力量很強大，我們只有忍氣吞聲了。
從高雄佛教堂而後建了壽山寺。壽山寺在一九六四年左右才剛剛建好，還沒落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透過市政府傳來了一封公文說要拆除，理由是超高，妨礙軍事目標。我一看，只覺慚愧，真是沒有福氣，一定會給佛教界笑話：你看，星雲某人，不是說要建寺嗎？好不容易建起來，現在又被拆除了！
不過，這時許多信徒都在醞釀，要到市政府去請求收回成命。我心裡盤算，要塞司令部是軍方單位，必然是聽不進市政府的意見，更何況這還是他們命市政府來執行拆除的？真正要拆除壽山寺的是高雄要塞司令部。
所以，我只有安慰信徒，請大家稍安勿躁。隨後，我拿了身分證就前往要塞司令部。從壽山寺到要塞司令部，不需幾分鐘就到了。我在門口做了登記之後，警衛就放行，讓我進到他們的辦公室。這時一位上校早已接獲電話通知，威風十足地從裡面走了出來。我具備軍階的常識，所以看到他肩膀上有三朵梅花，立刻就知道他的階位。
他一見到我，開頭就問：「你有什麼事嗎？」
我說：「上校先生，我是為壽山寺的事來的，但是我來，並不是請求你不要拆除壽山寺，我是一個和尚，你拆了壽山寺之後，我到其他寺廟去掛單也是可以。只是，有兩件嚴重的問題，我不得不告訴你。」
他聽了之後，很大聲地說：「你說！哪二件事？」
我進一步解釋：「前兩天，越南的吳廷琰總統被殺害了，搞得越南這個國家動亂不已，你知道為什麼嗎？就為了掛佛教旗的事。因為吳廷琰總統是天主教徒，不准許民眾掛佛教旗，所以引起廣德大師自焚，社會紛亂，連總統也被殺害了。現在壽山寺是全高雄市的信徒們出資，才剛興建完成的，你下令叫高雄市政府拆除，這就等於拆除他們的家一樣，比起一面佛教旗，事情還要更嚴重，其後果會是什麼樣，我真是不敢想像。」
我又說：「第二件事，現在大陸也正因毀壞寺廟、迫害僧人，喧騰國際；假如在你拆除壽山寺時，忽然來了一位新聞記者，拍了一張照片，之後傳送到海外的報紙發表，那麼，當國際得知台灣一樣在毀滅佛教時，恐怕也是難為情的事了。」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很緊張，趕快就問我：「那怎麼辦？」
我說：「要怎麼辦？很簡單，你重下一道命令給高雄市政府，叫他們不要拆除壽山寺就好了。」
他立刻說：「我照辦！我照辦！」滿天的烏雲，就這樣消散了。現在回想起來，我也是很勇敢的。
當年壽山寺遭遇的困難可謂不一而足。壽山寺位於壽山公園的路口，那時候，為了讓佛學院學生可以到處去參學，我們買了一部中型巴士，固定停放在壽山寺門口。但是壽山公園的管理單位卻不肯讓步，一直認為我們的車子是停放在他們的公園裡。不過，由於他們只是一個公園的管理所，並不是武裝部隊，不能強迫我們做什麼，事情也就緩和了下來。
可是過後不久，他們竟然想了一個方法要來對付我。他們請了人在公園的入口處，砌了三個台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分明是要讓我們的中型巴士無法開上壽山寺門前。事發那天下午，我正在為信徒舉行皈依典禮，有人通報我：「公園管理所把我們的坡道拆除，說是要在那裡做台階。」
我一聽，非常生氣，想著：那坡道是我修建的，就算你要拆除，怎麼能不知會我們？何況這是門口！我趕緊叫信徒洪淑貞說：「你趕快去替我阻止，不要讓他們把坡道破壞了。」但是，她哪裡敢？旁邊還站了警察呢。
於是我匆匆地把皈依典禮結束，連海青都來不及脫掉，就立刻趕到了現場，指著警察說：「你真是不懂事，怎麼敢來拆除這個坡道？難道你不知道嗎？前天，蔣夫人才來參觀視察婦女習藝所，假如你把坡道拆除，下次她再來，車子開不上來，她的安全你能負責嗎？」當時婦女習藝所，就位在壽山寺的後面，進出都得經過壽山寺。
他給我這麼一講，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接著說：「你趕快把它修復好！我為了蔣夫人的安全，在這裡花錢做坡道，你卻來這裡搞破壞。」
我自知是蠻理，但他也不敢得罪蔣夫人。你們用蔣夫人做背景，我也用蔣夫人做背景，所以這個坡道至今四十多年仍然保持原狀。
台灣光復後的初期，政府給予佛教的自由空間很少，帶給佛教徒很大的壓力。尤其，每天的報紙都在批評拜拜，說要取締拜拜，可是竟然沒有一個佛教徒敢站出來說話。為此，我挺身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贊成改良拜拜，不應取締拜拜。我說：既然拜拜是浪費，那麼許多達官貴人每天在飯店裡喝酒跳舞，難道就不是浪費嗎？老百姓藉拜拜之名，即使有一些吃喝之事，也是他賺來的錢財，難道娛樂一下就叫做浪費了嗎？
再說，若以社會活動的觀點來看，農工商界花錢拜拜，趁此聯絡親友，不也是一種交流聯誼？就是把錢都拜完了，他努力工作，明天不就又賺錢了？只准達官貴人玩樂，不許民間拜拜，這個社會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因此，我主張改良拜拜，只要不殺生、不比賽、不鋪張浪費，用香花素果來拜拜，可以淨化身心，又有什麼不好呢？
當然，政府是不會認錯的。只是後來再也沒有聽到人說「取締拜拜」這句話，幾十年來，媽祖的迎神賽會，各個神廟的廟會，都能很正常的發展。
說到政府單位，過去民政廳有一位科員，經常用一些單行法規來找佛教的麻煩。例如，寺廟要會同鄉鎮公所才可以開功德箱；每個月要把帳目張貼在門口；修建寺院不可以超過五萬塊錢……，為此，我也不斷地和民政廳抗爭。
好在後來遇到廖福本、高育仁這許多民意代表、長官，事情才慢慢改善。高育仁先生，就是現在新北市市長朱立倫的岳丈，曾經做過台南縣縣長，後來擔任台灣省議會的議長。
對於弘法傳教，不管遇到什麼艱難困苦，我都是不畏懼的。那時候，宜蘭有一位青年叫鄭秀雄，就讀台北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他邀請我去師範學院做一場講演。在我來說，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為像中興大學、成功大學等學校，我都曾經受邀前往講演過。但是，就在我即將於台北師範學院講演時，儘管海報都張貼出去了，我人也從宜蘭到了台北，準備要趕往師範學院，這時在台北車站等我的鄭秀雄，卻是很落寞。待我抵達車站後，他失落地對我說：「師父，學校不准您講演。」
我雖很意外，不過也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學校既然不准許，我不去就好，這只不過是一場講經說法，事情並不是那麼嚴重。於是我就安慰他說：「不要介意。」
後來我想，師範學院既然不准，我就到台灣大學試一試。只是台灣大學聽說師範學院不准我去，就更加不願意了。那時候的佛教，沒有什麼發言的力量。不過，當我把日本的出家人，駒澤大學榮譽教授水野弘元先生請來台灣時，我曾打電話到台灣大學詢問：「日本有一位名學者來台灣，貴校願意接受他去做一場講演嗎？」那時候我是抱著一股不服氣的心理去聯絡的，想著：台灣的和尚你不歡迎，那我就找日本的和尚來講！
一直到了近幾年，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邀請我到學校講演「禪門的自覺教育」，乃至後來校方找我在他們的「名人講座」中，講述「我的學思歷程」，由李嗣涔校長親自接待主持，我終於扳回了三、四十年前拒絕我到師大、台大講演的一口氣。
說起弘法布教的辛酸，尤以在中華電視台播演佛教節目的過程，最令人感到不平和傷心。
話說過去我每年雖然都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三天，但也受到館方的種種牽制和刁難。每一次為了發給的門票數目，一定要計較一番，可是他們就是不肯多發一張。甚至於到了講座當天，也一定要在他們規定的，接近講座的時間，才能入場。有時候，看到信徒在寒冬之中大排長龍，而他們卻怎麼也不肯開門，實在叫人不忍心。最後我只有走上向上級單位訴狀一途，只是上級單位也沒有人願意聽信我們的話。
所以，三十年來，我每年三天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的佛學講座，也是一段辛酸史。但也因此，我開始設想在電視台製作節目，好讓更多人可以聽聞佛法，讓佛教更為普及。
說到當年在中華電視台製播節目，那時候，我花了大約十二萬元的製作費，製作一集二十四分鐘的節目，並且和電視台簽下了三個月的播出合約。每集十二萬元的製作費，在四十年前可說是一筆很龐大的數目，但是為了弘法，我毫不吝惜錢財地就請了白厚元先生擔任製作人。
在製作節目的同時，我心裡也在設想節目名稱。想到佛法如同人間的光明，便將節目定名為「無盡燈」。「無盡燈」這個名詞出自於《維摩經．菩薩品》的典故，有「燈燈無盡」、「光光無礙」之意。
其時，我已經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周知大眾當天晚上七點鐘，將有一個節目要在中華電視台播出，請大家準時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有一位姓蕭的負責人，卻在當天上午還不到九點鐘的時候打電話給我，說：「這個節目不准播出！」聽聞這個消息，宛如晴天霹靂，讓人難以接受。因為我都已經昭告觀眾這個節目即將播出，你卻忽然說不准，教我如何向信徒交代呢？對我來說，喪失信譽的傷害也實在太大了。再說，我和你訂了合約，也付了費用，又怎能說不播出呢？
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到法院按鈴控告的，但是想到光是氣憤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有開始設想各種解決辦法。後來，凡是與我有緣的人，我都請他們協助，甚至還找上了郝柏村、蔣緯國先生幫忙，讓他們知道今晚的節目是非播出不可。
其時，在交涉節目播出的過程中，電視台甚至不贊成我用「無盡燈」這個名稱，自行改名叫做「甘露」。雖然我覺得「甘露」這個名詞過於柔性，但是為了讓佛教節目在電視台打開一個播出的先例，不得已，也只有勉強接受。
再說那天早上接獲電視台來電之後，就一直覺得度秒如年，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那位負責人卻始終不肯鬆口。等待中，不禁也叫我心裡不斷地嘀咕：一個電視節目，怎麼說不播就不播？
後來，我還特地前去電視台表達我的不滿。我說：「我們早就約好了，你怎麼可以臨時取消？」
他卻回答我：「和尚不能上電視！」因為這個節目的最後，有我三分鐘的說法。
我說：「咦？電視連續劇裡，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現嗎？為什麼他們可以，我就不可以？」
他竟然還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他們是假和尚！」
我真是氣不動：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卻可以，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公道可言呢？不過，無可奈何之下，我也只有妥協，讓他們把我最後三分鐘的開示剪掉了。猶記得那一段開示，主要是在提倡中元節節約拜拜，這對社會來說，何嘗不是一種教育？可是萬萬沒想到，現在節目卻僅剩二十一分鐘就得草草結束。
我猜想，這件事的背後，一定有高層人士指使他不可以播出佛教節目，否則他豈敢如此大膽決定？
由於最初中華電視台諸多不可以，所以之後再製作的節目，我就搬到中視播出；後來，中視也說不可以，我就又搬到台灣電視公司。畢竟他們為了商業利益，要求每次十二萬元的製播費用，我哪有能力長期應付呢？
雖然電視弘法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觀眾的歡喜不可言喻，但是四十年前，上電視弘法背後的辛酸和痛苦，不但鮮為人知，也是現代人所難體會的。
不過，後來情況漸漸有了改變，教界很多人在電視台都擁有節目，而我也遊走在三台之間，如電視製作人周志敏小姐為我製作，在中視播出的《信心門》、《星雲說》；在華視播出的《星雲法語》；在台視播出的《星雲禪話》、《星雲說喻》等節目，幾乎都是每天按時播出。甚至《星雲法語》還曾經在民視播出一段時間。
像這樣每次講五分鐘，電視台就支付我六百塊錢的情況，持續了好幾年的時間。當然，我不是貪圖這六百塊錢，只是對於能改變社會人士對佛教的看法，心有戚戚焉罷了。甚至於這許多節目，還屢次榮獲行政院新聞局「社會建設金鐘獎」的肯定，重新寫下了佛教在電視傳教的歷史。
不過，儘管我得過很多獎，如：教育部的「社會教育有功人員獎」，內政部、外交部的「一等獎章」，也曾得過總統府頒發的「國家公益獎」；但事實上，「獎」在我的心裡，一點影響都沒有，倒是讓我回憶起當初奮鬥的過程，固然有一些酸楚，卻也有一些甜蜜。
還記得一九七一年左右，我被中國佛教會摒除在外。當時，我並沒有感到沮喪，反而越挫越勇，心想既然不能進入中國佛教會的核心，那就改走其他的管道。於是，我與開證、靈根、宏印等法師，以及李中和、王金平等居士，共同發起籌組「中國佛教青年會」。
籌組佛教青年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追求功名富貴，只是想要弘揚佛法。一來，為佛教儲備人才。尤其對於沒有財富地位的青年來說，加入青年會不啻是發揮人生能量的最好選擇。二來，佛教實在需要年輕化。綜觀佛菩薩聖像，既沒有鬍鬚，也沒有皺紋，可見得佛菩薩都很年輕，那麼為何我們要不重視青年呢？
當我把成立佛教青年會的章程、辦法等資料，送進內政部的時候，中國佛教會得知消息，竟好像世界末日來臨一般，呼號反對，奔走阻止，並且派人向內政部請願，不可以讓佛教青年會成立。這也就讓我大感不解：你走鐵路，我走公路；你走航道，我走水道，有什麼不可以呢？事情有那麼嚴重嗎？
有時真是為了想成就一件事情，十分支持的力量都還抵不過一分反對的力量。終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主任蕭天讚先生來到佛光山訪問，要我打消成立佛教青年會的計畫，他說保證我在兩年內，也就是在下一屆中國佛教會改選時，讓我當選理事長。
這段話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好似在做買賣交易。事實上，我成立佛教青年會的發心，並不是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一職就可以替代的。再說，蕭天讚先生也沒有資格為我作保證，如果他明年調職了，或下台轉換職務了，我去找誰來兌現這個承諾呢？
成立佛教青年會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志願，但是對於他費盡脣舌的勸說，期期以為不可，我也只有同情他的處境和困難了。只是這時的我真是心灰意冷了，就對蕭天讚先生說：「佛教，不可為也；國家，也不可為也。」
關於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的一些資料、章程，分別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九七九年一月的《覺世》旬刊七五四期、七五七期刊登過。可惜中國佛教青年會還沒有誕生，就已經夭折，為佛教的前途寫上了「不可為也」的感慨，令人感到惋惜。
後來，曾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多年，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董樹藩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內蒙古人）有一天忽然來找我，要我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並表示這個組織能與蒙藏委員會同步來往。我很能了解他的用意，因為在當時，蒙藏佛教的問題很複雜。
自從一九五九年，西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私自出走，在印度達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後，西藏人士對於過去國民黨施予的分化手段，以及對他們的種種欺騙、打擊，便極為仇視。因此，董樹藩先生也就希望透過我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作為漢藏之間溝通交流的橋梁。
但是我心想，我對西藏佛教一無所知，既沒有和西藏佛教往來的因緣，也不曉得西藏佛教的現況，只憑著這麼一個單位，就能建立雙方良好的關係了嗎？尤其當時國民黨官員給人的印象不是很好，需要你協助時，千言萬語盡是說明他的希望；不需要你時，千言萬語說的都是「不可以」。明知道自己處在給人利用的情況之下，但是想到現在是國民黨主政，我幫忙國民黨，就是幫忙國家，我不給國家利用，又給誰利用呢？最後還是同意了。
中華漢藏文化協會成立了以後，我順利地當上理事長。期間，一九八六年，我召開「世界顯密佛學會議」，邀請了西藏佛教四大派系：格魯派、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的法王，以及數百名喇嘛，還有學者專家近千人在佛光山集會。
就這樣，我和西藏佛教搭上了橋梁。此後，達賴喇嘛到西來寺訪問，四大教派、流亡政府法王，和佛光山的海外道場也都有來往。甚至大寶法王的大弟子泰錫度也曾到訪，向我表示要在台灣舉辦盛大的漢藏法會，希望我能贊助他二十萬元美金，作為籌備之用。我基於他在密教的地位崇高，同時也想，趁此因緣正可以好好合作，促進漢藏文化交流，也就毫不猶豫地給予資助了。
除此之外，大寶法王的第二位弟子夏瑪巴，要我幫助他們興辦佛教學院，我也慷慨解囊，捐助了兩萬元美金。對於這許多點點滴滴的資助，我並不計較多少，只是後來我發覺到，自己好像是代替中華民國政府來照顧西藏人民，做一些聯絡工作，除了給予一些經費上的幫助，支持西藏佛教以外，絲毫沒有什麼力量可言。
因此，做了兩任六年的理事長之後，想想，還是覺得不適合續任，就央求好友，台中密藏院的田璧雙喇嘛接任理事長。那時候，把這樣一個爛攤子交給他來承擔，我心裡感到很不忍，但也實在是不得已。
田璧雙喇嘛（一九二五年生，安徽郎溪縣人）是一位正直的君子、虔誠的佛教徒，數十年前，他在高雄擔任稅捐處處長時，我就和他有來往。他接任理事長之後，行事周全，很令人敬重。一九九八年，佛光山能將西藏貢噶多傑仁波切捐獻的佛牙舍利，從印度經泰國迎請來台，實際上就是他聯絡十多位法王共同簽字完成的。但是後來卻引發中國佛教協會疑慮，以為是達賴喇嘛贈送，這實在是天大的錯誤了。
以上所說，是我六十多年來的弘法生涯，我沒有比別人多一分享受，吃，沒有比別人多；玩，也沒有比別人多，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訪問、訪問，講話、講話，儘管如此，不管遭遇什麼境界，我一樣過得很自在。
如需引用文章，請註明出處。 本網站由 佛光山資訊中心 協助製作Copyright © 著作權 佛光山 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Dictionary loading status: not loa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