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2 China - Chapter 6: Buddhist Monastic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第二篇 中國篇 第六章 佛教的僧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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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篇 第六章 佛教的僧官制度佛世時代，佛陀針對弟子所犯的過失，因時因地，隨機制定生活的規矩，這就是制戒的動機。當時，有關僧團的事務、大眾生活的秩序，包括對於觸犯戒律者的處置，完全由僧團自行裁決處分，就是所謂「僧事僧決」的最高原則。在僧團中設有上座及維那、寺主、值日及值月、值歲等職務。他們各有專司，比如：上座，是比丘大眾中的長老，備受比丘眾尊重，在各種懸而不決的事務，或重大紛爭上，有舉足輕重的發言份量；寺主，負責堂宇的建造、管理；維那，按照規矩指揮日常生活種種事務。他們分別負起維持僧團秩序的責任，是僧團的重要職事，只是在當時並不屬於「官職」的性質。
佛教傳入中國後，在發展過程中，為適應社會環境，佛教寺院及僧團必然與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此背景因素下，就有「僧官」的設置。僧官，是由國家任命僧眾中有德望的高僧，給予官職乃至俸給，從事糾察違戒失職僧尼的統理工作，也就是負責統領全國寺院僧尼以維持教法的官職。僧官不但是僧團的統理者，更是國家的職官，因此佛教與國家政治、社會的關係，產生了互為影響的互動關係，形成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僧官制度的建立
僧官制度，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後秦，當時的職稱為「僧正」，又稱「僧主」。僧正，意思是須先自正，然後才可以正人。最初，僧正是僧團中職位最高的僧官，以佛法戒律規範僧尼；南北朝以後，歷代承襲其制，只是職稱隨朝代而有變更。
據《梁高僧傳‧僧傳》記載，鳩摩羅什入關後，弟子多達三千人，僧團的龐大，一時震撼了朝野上下。由於關內僧尼日漸增多，後秦姚興惟恐僧團的組織與力量影響到政治的統領，於是在弘始七年(四○五)頒布詔書，從僧尼當中禮派學優德芳的僧擔任僧主，統領僧團。同時，在僧主之下，選派僧遷擔任「悅眾」，法欽與慧斌擔任「僧錄」之職，這可說是中國僧官制度的開端。
僧官制度的創置，是教團大規模發展下所產生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顯示出佛教所帶給社會的，已不僅是一種精神內涵而已，同時也象徵著佛教教團展現出一股強大社會組織與力量。
僧官由朝廷賜給豐厚的俸祿，例如車馬、人事費用等等，依照不同的職稱，分任不同的事務，其中，悅眾一職協助僧正管理僧團，負責僧團中的庶務；僧錄則掌管僧團的人事，處理僧尼名籍與僧官補任事宜。僧官制度發展至此，可說已漸具雛型。
◆歷代僧官的演變
一、北魏立道人統、昭玄三藏
(一)法果受命道人統
其實，在後秦設置僧官制度之前，早在東晉及北魏之時，就已經建立了僧官制度。根據《續高僧傳》卷六記載，在晉代就有「僧司」的設置，它的時間，根據現代人的研究，至少應該是在西元四○一年之前。在此同時或稍後的北魏時代，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曾敕命沙門法果擔任「道人統」，來統攝僧眾。
太祖最初在漢地草創國業之際，雖處於兵荒馬亂的狀況，但仍不忘尋訪高僧，探求佛理，可見他對佛教信仰的虔誠。他肯定佛教是救世濟人的宗教，因此，在他遷都平城後，就敕命營造五重塔、佛殿，為僧眾建設講堂、禪堂、僧房、沙門座等完備的設施。這種種護持佛教的作為，都是沙門法果建議所致，法果當時是以策劃建國的立場參與其事的。
法果戒行嚴謹，廣弘佛法，受太祖迎請到平城，敕命為道人統，統領四眾。法果常讚歎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見深受太祖重視，形同參謀資政一般。
太宗時，擔任道人統的法果，依然備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亞於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廣建寺院和佛像，更請僧侶教導人民生活。永興年間(四○九－四一三)，太宗授與法果「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號，但都被一一辭謝。太宗經常駕臨法果的住處，但是因為寺門太狹小，皇帝的車輿通過不易，遂下令將寺門拆除擴建。法果八十歲示寂，在入殮之前，太宗三度前往弔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諡號。由這些事蹟可知，太宗對法果的尊崇與信任的程度。
(二)曇曜繼任道人統
太武帝初時承繼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禮敬沙門，每逢四月初八佛誕，即敕令舉行行像儀式，並親臨門樓，觀覽盛況；後來受到宰相崔浩、道士寇謙之的煽惑，崇信道教，在全國建造道觀。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聽信讒言，下詔普滅佛法，終於引發大規模的毀佛行動，造成佛教史上一大浩劫。
至文成帝即位，致力於佛教的復興，設立一元化的僧官制度：中央以「監福曹」為官衙，「道人統」為首長，「都維那」為副首長；地方的機構則稱為「僧曹」，僧官稱為「州沙門統」。文成帝在曇曜繼任道人統之後，基於僧團日益擴大，僧務繁忙，於是將監福曹改為「昭玄寺」。
曇曜擔任道人統期間，對佛教、國家與社會有許多建樹和貢獻。他奏請設立「僧祇戶」和「佛圖戶」，作為佛教興辦事業的基礎，同時致力於《大吉義神咒經》、《淨度三昧經》、《付法藏因緣傳》等書的譯出和編纂。
北魏獻文帝曾經攻打劉宋，將所得青齊地方的居民遷徙到平城，而把地位較高的民戶設為「平齊戶」，其餘民戶皆作為奴婢，分賜給百官。當時，獻文帝依照曇曜的奏議，規定平齊戶及人民每年必須捐給州郡的僧曹六十斛粟，稱為「僧祇粟」，這些民戶就是「僧祇戶」。僧曹把收納的僧祇粟，加以統籌管理與運用，當遭逢凶年時，就賑放給饑民，等到豐年，再加付若干利息償還。在制度上，僧祇粟既非寺有物，也不是僧侶的私產，而是屬於官有物，只是由出家人擔任監督或營運的工作。除了賑災之外，舉凡教內的造寺、度僧、法事、講經等事業，都可以運用這些基金。至於「佛圖戶」，是寺院所收容的重罪犯人或官奴、寺奴等，專門從事寺院的灑掃或耕作勞役。寺院對佛圖戶而言，可視為國家提供感化教育的場所，也是安定社會的一股力量。
(三)昭玄三藏
在「監福曹」改為「昭玄寺」的同時，這個中央機構的組織越加嚴密，權責也擴大。在組織編制上，昭玄寺置有「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並置有「功曹」與「主簿員」，專門管理地方(州、郡、縣)的「沙門曹」；在職權方面，可謂巨大而廣泛。若僧眾觸犯殺人罪以下的過失，都直接交由昭玄寺，採取內律、僧制來處置。大致來說，昭玄寺具有司法權，可以懲治僧眾；有立法權，可以制定僧制；有人事權，除了沙門統、都維那、寺主、上座等的重要僧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其他各層級的僧官，不論是銓選、任免、罷黜等人事權，都由昭玄寺掌管。
到了東魏、北齊，僧官制度不但是全盤承襲北魏，並且增加僧官的人數，乃至演變到後來，用錢也可以買到官職，所以產生「斷事沙門」的新僧官，由皇帝敕授，賦予管理的權力，與昭玄寺共治僧團。
西魏末年，專權二十幾年的漢化胡人宇文泰，曾創設一種名為「三藏」的僧官，由皇帝敕授善於教導學徒、功績卓著的高僧，封號三藏，擔負教導與管理僧眾的職責。後來這一職稱取代道人統，而產生「國三藏」、「州三藏」、「昭玄三藏」等新的僧官。
二、南朝沿用僧正
南朝沿襲晉代的僧官制度，在中央政府設僧司，即衙署，也稱為僧局、僧省或僧署。中央僧署的主官為僧正，或稱僧主，劉宋武帝永初年間(四二○－四二二)開始設置中央僧官，以瓦官寺法和為僧主，明帝於泰始元年(四六五)任命僧瑾為「天下僧主」。僧主的職責，與東晉、北魏、姚秦時代相同，主要在統領僧眾。僧司通常備有定額的經費及人力，根據《梁高僧傳》卷七〈僧瑾傳〉記載，皇帝下詔給僧瑾「法使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三萬，冬夏四時賜車輿、吏力」，作為僧官行政發展之用，僧署逐漸形同政府衙門一般地管制著僧團，也為僧團解決問題。
南朝僧官制度的特色是，地方僧正比中央僧正更有實權。早在東晉安帝(三九六－四一八)時，益州刺史毛璩就設有地方僧官「蜀郡僧正」，由沙門僧恭任之。到了南朝，有的按照世俗的行政區域，分別設立州、郡僧官，例如梁武帝天監年間，以僧若任「吳郡僧正」；有的根據僧團的教化區域，設立跨州郡的區域性僧官。因此，南齊武帝時出現同時敕立二位僧主的情形：定林上寺的法獻與長干寺的玄暢，二人分治江南、江北。另有沙門慧基，任「東土僧正」，統領吳會間十城的僧眾，又稱為「十城僧正」；沙門慧球，在南齊和帝時任「荊土僧正」，他們都屬於跨州郡性質的知名僧正。由這些資料可知當時地方僧官發達的情形。相對而言，中央的僧正只是在形式上被賦予監督全國僧團的名義，實際上並不能左右握有強權實力的地方僧官轄區內的僧眾事務。
梁武帝篤信佛教，曾敕令光宅寺的法雲為「大僧正」。法雲制定僧制，明定僧尼清規，以為後代規範。到陳代，文帝以大彭城寺的寶瓊為「京邑大僧正」，又稱「京邑大僧統」。這些「大」、「京邑」等頭銜，是為了凸顯京邑教區地位的重要而冠上的。另外，例如京邑地區的都維那，則稱為「京邑都維那」。
聘任尼僧為僧官，廣泛出現於南朝，成為南朝佛教的一大特色。尼僧僧官制度，可溯源於東晉，在東晉太元年間(三七六－三九六)，比丘尼支妙音曾被任命為「簡靜寺主」，但在層級上，只屬於基層的僧官，並非管理全國或某一地區的尼僧事務。到劉宋明帝時，首次任命比丘尼為高層僧官，以寶賢為「都邑尼僧正」，以法淨為「京邑尼都維那」，管轄京城一帶的尼僧事務。這些尼僧僧官大多以有見識，有魄力而見重於世，由此也可明白，當時女眾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具有平等地位。
三、隋代設眾主
隋文帝楊堅於北方建立隋朝，統一天下後，便進一步推行佛教治國政策。
隋文帝對於僧團的管理，大致沿用北朝的昭玄系統，也保留了斷事沙門的任用，只是曾經一度把「昭玄寺」改稱為「崇玄署」，另外又置有「隋國大統」、「國僧都」、「平等沙門」等職稱。此外，他也積極發展佛教學術，改善社會風氣，故有「外國僧主」、「二十五眾主」、「五眾主」等新僧官的設置。文帝於京城設立二十五類的佛學科目，集合全國有志學習的僧眾，聽其依據自己的興趣和程度，選擇一種科目學習，每眾各立一位「眾主」，所以稱為「二十五眾主」，負責教化、授講，可說是佛教的普通教育。「五眾」則是一種高級的專門佛學教育，分別是「十地」、「講律」、「涅槃」、「講論」、「大論」等五種科目。同一眾可以有好幾位眾主，以便兼容並蓄各家學說。二十五眾和五眾，是由皇帝敕任，受國家供養保護的，但不設官署，也不參與行政事務，只是一種純學術性質的國立機構。
隨著僧團的成長，隋煬帝即位後，把僧尼集中到官立大寺，慢慢廢除了中央和州郡的僧官。一方面加強寺院本身的基層僧官，側重寺院三綱(上座、寺主、維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設立由俗人擔任「寺監」的監寺制度，直接監督寺院，權力大於寺院三綱。因此可以說，隋代的佛教是配合王權進行教化的時代。
四、唐代的十大德、修功德使
唐高祖李淵開國後，在地方基層上，倚重寺院三綱，中央則設置「十大德」，以綱維法務，三論宗的集大成者吉藏便是十大德中的一人。十大德的遴選，是由眾僧中推舉出，或是由皇帝親自指派。
唐初承襲隋代的監寺制度，設置崇玄署，隸屬於鴻臚寺。鴻臚寺最初設於漢朝，作為接待外國賓客及掌理凶喪儀慶等事的官衙。唐代初期未設僧正、僧統等僧官，只在鴻臚寺下設置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三綱等事。
唐太宗即位後，改變宗教政策，取消十大德及寺監，把統理僧尼的職務漸漸移轉至官府中，並由唐代諸帝依循之。十大德的職稱，在唐中宗到代宗期間又恢復了，但已失去「統領天下僧尼」的職權，只負責講授律學、臨壇度僧的事務，而有所謂「臨壇十大德」的稱呼。真正掌管天下僧尼大權的機構，主要是崇玄署，其職權範圍包括寺額、僧籍的管理、僧官的選任、僧尼的制度、僧尼在寺院外的活動等。但是到了後來，教團的自治權受到逐步的削減，度僧要受御使的監察，僧籍管理和僧官選任則要接受尚書部的監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僧務更由祠部取代崇玄署原有的職權，所管轄的範圍廣及寺院僧尼授田的種種事宜。
在唐玄宗末年，另創設有「修功德使」的俗官，負責寺塔的修建、佛像的鑄造、經典的譯官以及盛大佛教法會的舉辦等。安史之亂後，唐室重建僧官系統，由左街功德使、右街功德使統理首都之內的佛寺及僧尼，並增設左街僧錄、右街僧錄，以輔佐功德使執掌僧務。此時地方十道有僧統，各州有僧正，僧侶在國家中的地位再度受到重視，經常有受賜大師、國師和紫袍等殊榮。到五代十國，僧官改由地方政府授任。
五、宋代的中央僧署與地方僧署
為了加強管理全國幾萬所寺院和幾十萬僧眾，宋朝沿用「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的原則，因襲唐代，設置專門管理宗教事務的官署和僧司。中央僧署是隸屬於鴻臚寺的左右街僧錄司，掌管寺院僧尼帳籍及試經、梵修等；州郡仍設僧正，統理地方僧尼。
宋初，僧尼事務仍由功德使管轄，後來隸屬於鴻臚寺，同時又令尚書祠部審理僧尼的籍冊，發給剃度及受戒文牒。另外，還以中書省或門下省司掌賜給紫衣、師號及建寺名額，並掌管國立大寺住持的選任，又以開封府尹兼領功德使，監督度牒發行和僧官的選補。可以說，以中書、門下、鴻臚寺、尚書祠部、開封府等，來對教團事務進行多重的管理，是宋代統制佛教政策的一大特色。
地方僧官，稱謂雜多，名號各異，有僧正、副僧正、都僧正、僧判、十寺僧正、僧統、僧錄、山門僧守等職稱。一般而言，州縣設僧正司，以僧正為首。在州縣之外，佛剎廣集的天下名山也設有僧正一職，管理一山的教團，其權責更勝於住持。例如五台山當時便設有僧正，深受宋代皇室的重視。
唐末禪宗興起後，便以住持主管寺院。過去以三綱管理寺院時，凡遇重大寺務，必由三綱共同協議。宋代以來，各寺漸廢三綱而置住持，寺務往往由住持選任的幕僚分擔，因此寺院僧職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唐朝創行「試經剃度」的制度，宋代進而以試經的方式來選補僧官，考試程序比照科舉制度進行。據《舊五代史》卷四十七載，報考僧官的資格，必須法臘四十，夏安居二十度以上。設置七科考試，分別是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和聲讚科。考試的時候，就和現在的聯考制度一樣，試場是要隔離起來的，試卷上的姓名也要用漿糊彌封起來。除了用試經辦法外，南宋時也經常採用「期集」的方式來選拔僧官，這是透過諸山名僧經由眾議評定的舊譯制度，但要送交中書或尚書等中央機構審核批准，才算生效。
六、元代的帝師
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八思巴為「帝師」，令他掌管全國佛教，地位至高無上。世祖之後，諸帝也都尊崇佛教，常常在登基前，先就帝師受戒，而後即帝位，並且廣建寺院，厚賜僧侶，刻印佛經，設置僧司、僧署，佛教遂成為一國之教。
由於政府的支持，元代僧官的權位極為崇高。「僧俗並用，政教通管」，是這個時代僧官選任的特色；僧官可以主政管軍，俗官也可以管理佛教事務。
忽必烈首先創設「釋教總統所」為中央僧務機構，以八思巴任中原「僧總統」，在地方則設「諸路釋教總統所」。後來改立「總制院」為僧務機構，由帝師兼任「總制院使」，後來再改名為「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宣政院的權責包括：供給各大官寺佛像、幢幡、寶蓋、車鼓、旗號，並配合長期大型法會的活動需要，培訓一批專職人員。至於地方僧官的設置，在宣政院下設「行宣政院」，以廣行院令。
此外，西藏區的軍、政、教，都由宣政院主事，諸如官員的銓選、驛站的設置、駐軍征討、戶口調查、賜封喇嘛等，宣政院都可以參決其事。宣政院的組織日漸擴大，其下後設「功德使司」主管法會、印刷佛經等事務。除了中央的都功德使司外，地方也設立諸路功德使司，直到文宗時，才廢除功德使司。自唐代以來，功德使司經過一番興衰後，終於在元末廢止。及至明朝，曾經出家為僧的明太祖大興整飭，明代佛教又進入了新的局面。
七、明清的僧錄司與僧綱司
明太祖朱元璋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政策，建立一套嚴密而綱目齊備的僧官網絡，明確釐定各級僧官的品階俸祿，將僧官完全劃入政府官員的體系之中，這是明代僧官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歷代以來僧官機構最大的特色。
早年出身於皇覺寺的明太祖，為強化對寺院僧尼的管制，最先於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在金陵天界寺設置「善世院」，統管全國僧尼寺院，但在洪武四年廢止，而把統理天下僧尼的職權併歸祠部管轄。洪武十五年，太祖又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僧官制度，在京都設置僧錄司，統理天下僧尼。其成員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闡教，從六品；左右講經，正八品；左右覺義，從八品。地方僧官部分，府設「僧綱司」，有都綱、副都綱各一員；州設「僧正司」，內置僧正一員；縣設「僧會司」，內置僧會一員。這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四個層級，體系嚴密的制度。但是，僧錄司並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構，而是隸屬於禮部統轄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禮部所轄的祠部改為「祠祭清吏司」(簡稱為「祠祭司」)，總攬宗教的政令大綱，設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別掌管僧尼試經給牒、僧籍名冊、僧官的選補、寺額的賜給等的政令大權，原先的僧錄司只處理具體的宗教事務，例如實際調查全國僧侶總數，製作資料詳備的名冊，包括姓名、年籍、出家受戒的時、地、受業師、歷年行止等；編製天下寺院總冊，詳載啟建年代、住持、住眾人數、僧舍數目等資料，向祠部申報；推薦住持人選，以供任用之參考；主持經試，於祠祭司核可之下，填發度牒；約束天下僧眾，嚴守戒律，闡揚教法；對違反戒律者，經調查後，申報祠祭司加以處置。
除了上面所說以外，明朝還有一套統理僧官的獨特辦法，就是對於僧官的衣飾嚴加規定，依照講、教、禪三類，區別僧服顏色：講僧是玉色常服、綠條淺紅色袈裟；教僧是黑色常服、黑條淺紅色袈裟；禪僧是茶褐色常服、青條玉色袈裟。唯有廁身於僧錄司的高品階僧官，才可以在袈裟紋邊飾金，表示殊榮。這種種的規定，處處都顯示出明代對於僧官制度制定嚴密的程度，同時也可看作是明代對於佛教發展的一種抑制政策。
明朝的各級僧官不置署，僧司直接設在寺院之內。僧官如同政府官員一般，要參加朝會，接受考銓。成祖以後，政令漸弛，甚至由官方逕行度牒買賣，以濟荒饉，朱元璋所立的僧官制度漸行廢弛。
清朝帝室崇拜喇嘛，卻仍舊抑制佛教發展，僧官制度沿襲明朝，職別名稱無異，只是在員額、職掌略有增減而已，但仍無實權可言。一九一二年以後，孫中山先生宣布「政教分立」，取消僧官制度，在八指頭陀寄禪大師的奔走下，核可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制度終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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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表說明各朝僧官名稱、職權的異同。
二、明代僧官制度對佛教有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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