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2 China - Chapter 11: Graceful Tang and Song Buddhist Men of Letters 第二篇 中國篇 第十一章 唐宋佛教文人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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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篇 第十一章 唐宋佛教文人的風采隨著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僧眾與文人名士交往更加頻繁，再加上寺院講經的普及，佛教對中國文學也產生無比的影響力，魏晉以來，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戲曲，都呈現出與先秦、兩漢文學不同的風貌，佛教經典的文體或佛教的精神思想，都灌注到文學的內涵中。因此，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體裁等，使其形式和內容均產生重大的變化。在形式上，佛教對於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講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產生直接的作用；在內容上，一是佛教苦空無常的人生觀、廣闊變動的宇宙觀，為文人開拓了新境界。所以唐代以來的一些文學作品，偏重宣揚隱惡揚善、因果報應的佛教思想。二是佛教無量無邊的時空觀，如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三十三天，或無邊無際等新天地，推動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
中國文學家有的皈依佛教，有的對佛教抱著深刻的關懷，例如晉代孫綽，梁代劉勰，北齊顏之推，唐代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蘇軾、黃庭堅，明代宋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以說是個中的代表人物。
唐宋時期文學創作的貢獻，堪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所以本章特別列舉幾位唐宋的知名文人，描述他們畢生最精彩的生命風華，和佛教結下的殊勝因緣，為中國文學開闢了一處別有洞天的廣大領域，他們猶如深山大海中的寶礦奇珍，為中國佛教留下許多不朽詩篇，為佛教文學開出一朵爍古耀今的奇葩。
◆詩佛王維
以禪入詩，為唐詩注入特有禪趣的王維(七○一－七六一，一作六九八－七五九)，出生時，他的母親夢見維摩詰進入室中，故取字號「摩詰」。開元九年(七二一)，舉中進士。張九齡為宰相時，擢升他為右拾遺，不久轉任監察御史；一直到他辭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書右丞，當時的人尊稱他為「王右丞」。歸隱後，時常與高僧共遊，又和處士裴迪等日談經典，興趣濃厚，不覺疲乏。曾經皈依荷澤神會禪師，從之參禪。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畫家、書法家，兼通音樂。當時有被推崇的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而王維則被稱為「詩佛」，三人在盛唐詩壇上多有建樹，可說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維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於道光法師。他一生習禪，與南、北二系的禪師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禪學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澤一系禪學思想的影響。他的母親崔氏曾「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大照禪師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維並寫有〈為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謁璇上人并序〉、〈過福禪師蘭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號，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於神秀門下，福禪師就是受神秀親傳，與普寂同門的義福或惠福，可見王維與北宗禪師有密切的接觸交往。
王維與南宗的關係更為深厚，他除了皈依慧能大師的弟子神會外，還受神會之託，撰著〈能禪師碑〉，這是最早撰述南宗創始人思想的文獻資料。他經常向神會請教佛法，他的許多詩作更常常「遙契南宗」，說明王維深受慧能、神會禪學思想的影響。另外，王維在〈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中寫到「滇陽有曹溪學者，為我謝之」，曹溪是慧能的傳法處，曹溪學者是指南宗禪師，由此可知，他與南宗禪師交往的頻繁密切。
王維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維摩詰居士，尤其《維摩詰經》的「淨名杜口，文殊絕名」的「不二法門」，對禪宗影響很大。所以王維推崇禪宗與推崇維摩詰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維對於淨土宗的信仰，也傾心歸向，他在〈西方淨土變盡贊并序〉中說：「願以西方為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王維常去聽法的香積寺，就是淨土宗寺院。他還與傳揚密宗的溫古和尚交往頗深。這一切都說明了王維對於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獵很廣。
在安史之亂時，王維被安祿山拘留在洛陽，並被迫擔任官職，待動亂平息，朝廷以附賊之罪要將他下獄，後來肅宗憐惜他的詩才，只貶了他的官職，讓他任「太子中允」，再經多年的升遷，才任職尚書右丞。但是經過這一次的動亂，王維自覺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綱紀紊亂，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盡繁華，回歸田園。當時他一再表示要奉佛報恩，苦行齋戒，避開紛擾人世。於是他在京師每天供養十數名僧侶，以玄談為樂。三十歲喪妻後，就不再續絃，獨自生活三十年。平日茹素，不著彩衣，居室當中，只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此外一無所有，完全過著禪僧一般的生活。每當退朝後，在淨室焚香坐禪誦經，別無餘念。又營建輞川別墅，與友人裴迪談禪賦詩，悠遊度日，以至終老。
王維不僅對佛學有深厚素養，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修行者，他把自己的生活體驗與禪宗思想相互印證後，而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他主張「自性內照」，強調以內心的自我解脫來克服現世的苦難，因為自性本自清淨，一切苦難的感受不過是自尋煩惱罷了，要做到明心見性，就要能忍。這是他對禪宗哲學的一種深刻領會。
王維是一位優秀詩人，他不僅寫過一些闡揚佛理的詩文，還把宗教思想與宗教感情化為詩思，在唐代詩壇上獨樹一格。他所作的詩文，風格淡遠，意境幽絕，王維的詩篇主要是山水詩，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居生活和佛教禪理。如《輞川集‧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他善於在詩中表現一種「空」、「寂」、「閑」的境界，正是得力於他的禪學修養的完美呈現。如〈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禪宗影響王維的詩歌創作藝術，可分為三個層次：以禪語入詩、以禪趣入詩、以禪法入詩。如〈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這是一首好詩，參入禪語，影響整體的禪趣。另有一首〈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臥歸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這是表現隨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徵，也是「禪心」的流露。
王維的詩歌受佛教影響很深，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當代詩匠，又精禪理」的讚譽，後來更有「詩佛」的美稱。他不僅能把佛教義理化為詩的語言來表現，而且能以其對佛教的認識來豐富詩的內涵。
◆為大顛禪師折服的韓愈
唐代大顛寶通禪師(七三二－八二四)，廣東潮陽人，法號寶通，自號大顛和尚。據《潮州府志》記載，大曆年中，大顛禪師與藥山惟儼禪師一同在西山師事惠照禪師，受戒後，往南嶽參謁石頭希遷禪師，大悟宗旨，並得曹溪之法。唐貞元初年，入羅浮，至潮陽開闢牛巖道場，並於潮州西幽嶺下創建靈山禪院，出入有猛虎相隨，門人傳法者多達千餘人。大師駐錫潮州時，折服了一代大文豪韓退之，後來韓愈對大顛禪師問道留衣致敬，成為千古佳話，大顛禪師也因此聞名於當代與後世。
唐代有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大文豪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大半生不信佛法，反對佛教。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唐憲宗遣使率領眾僧至法門寺奉迎佛骨，次年將佛骨迎到京城長安。憲宗敕令先在宮中供養三天，再送往京城各寺院讓僧俗禮拜。這件事可說是朝野震動，王公士庶奔相走告，掀起全國上下迎佛骨的熱潮。韓愈因反對佛教，竟上書〈諫迎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官到潮州做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遇見他的姪子韓湘，引發無限的感慨，作了一首詩送給他姪兒。
該詩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
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被貶到潮州做刺史的韓愈，當時因為潮州文化未開，知識份子少，幾乎沒有可以論談的對象，而上表哀謝並祈求東封泰山的表疏也久未見回報，因此鬱鬱寡歡。閒暇無處排遣寂寞，便四處遊山玩水，以遣孤寂不得志的心情。一日，在登靈山時，偶遇大顛禪師。
大顛禪師問韓愈：「聽說使君是因直言犯上，才來此做地方官的嗎？」
韓愈答道：「是的，我本在朝做刑部侍郎，因上表諫迎佛骨，被放逐到這瘴毒疫癘之地。我自幼體弱多病，而今更是髮白齒搖，怎受得了這裡的氣候與苦毒？所以一到此地便上表請皇上東封泰山，希望早日召我回去，然而至今仍杳無音訊。唉！」
大顛禪師聽了，責問他：「我聽說為人臣者，不能擇地而安，不重名位而行其所當行。今竟遭放逐而不樂，趨時求名，實非善臣之表現。何況你敢直言犯上，是忠於君而不顧自身，心安理得，又有何怨言呢？唐室自天寶之亂，奸臣亂國，皇上討伐都來不及了，做為人臣，既不能助上戡平內亂，以安邦國，尚且起動心意，觸聖發怒，如今還要上表討封泰山之地，豈不是不識時務呢？以窮治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動天下人心而無安邦定國之志，是不知仁；強言以干上怒，遇困而悒悒孤憂，是不知義；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又說：「你既然上表諫迎佛骨，不贊成皇上信奉佛教，想必一定對佛教了解甚深，所以才不贊成。」
韓愈聽了大顛禪師一番開示，很不滿的批評：「你們佛教，口不說先王之言，而妄談輪迴生死之法；身不力行禮儀，而詐傳禍福報應之說；無君臣之義，沒有父子之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我怎能默然不語？」
韓愈口無遮攔，一派狂妄的態度，令大顛更下決心要折服他。
禪師便問韓愈：「你批評佛教如此的不合先王之道，不言仁義，無父無君之事，你是在那些佛經上看到的？」
韓愈回答：「我那有閒暇讀那些書？」
於是大顛禪師對韓愈說：「你該知道『跖狗吠堯』的故事吧！盜跖畜養一隻狗，有一天，堯經過跖的家門，那隻狗竟然向堯吠叫，這是狗不認識堯，並非堯是壞人。今天你不看佛經，不諳佛理，而肆意攻訐佛教，與跖的狗相差又有多少？」又說：「今天你貴為唐室大學子，文章自成一家，然而你的文章能比得上姚秦時代的羅什法師嗎？知往預來，能媲美晉朝的佛圖澄嗎？披剝萬象，不動其心，能如蕭梁時代的寶誌禪師嗎？」
韓愈默然良久，說：「不如。」
禪師說：「你既不如先賢，而先賢所從事者你又反對，這豈是智者所當為？今天你將自己侷限在小小形器之內，奔走於聲色利欲之間，稍有不如意，便憤懣鬱悲，如此，與蚊虻爭穢壤於積蒿之間，又有何不同？」
良久，韓愈問大顛禪師說：「禪師還有指示嗎？」
禪師說：「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再來聽聞佛法的至理吧。」
由於這一次的機鋒論辯，使得一向自視甚高的韓愈對大顛禪師的智慧由衷佩服。從此，大顛禪師便成為韓愈被貶潮州時唯一交往的高僧，因而漸漸改變他對佛教的看法。
有一天，韓愈抱著問難的心情去拜訪大顛禪師，此時，正當大顛禪師禪坐入定，不好上前問話，因此苦等了很久。侍者看出韓愈的不耐煩，於是上前拿起引磬在禪師耳邊一敲，輕聲對禪師說：「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韓愈在一旁聽了侍者的話後，立刻行禮告退，他說：「禪師門風高峻，我已由侍者得到佛法的入門。」這一次，韓愈不再請開示了。
關於韓愈與大顛禪師的因緣，在《韓子外傳》有所記載，世傳有：「一見大顛禪師後，文豪畢竟也低頭。」
宋儒也曾詠詩道：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黃山谷說：「韓愈自從見過大顛以後，他的文章出情入理，而排佛之論亦不見了。」
由此可知，大顛和尚對韓愈的影響有多麼深遠。
◆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陝西下邽(今渭南縣東北)人。儒家出身，敏悟過人。貞元十六年(八○○)，中進士，元和二年(八○七)，任翰林學士，後來又遷任左拾遺。他熱心世務，志在兼濟，耿直敢言，曾經因為上表諫言，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晚年以太子賓客及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官拜至刑部尚書。在洛陽時，居於龍門香山寺，與如滿禪師等結交，作詩參禪，共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他是一代詩壇宗主，以寫諷喻詩和「新樂府」知名朝野，在「新樂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上，都顯示了最優秀的成果，成為中唐詩歌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出身平民，寒窗苦讀，到了「口舌成瘡」的地步。由於親身體驗到貧窮的艱苦，從政之後，憂國憂時，一心想造福社會人群，但自江州之貶後，深知仕途艱險，於是寄情於山水詩酒之間，借曠達樂天以自遣，轉而煉丹服食，進而皈依佛教，正如他在〈贈杓直〉詩中所說：
早年以身化，直赴逍遙篇；
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
在他早歲進士及第回到洛陽時，就師事洛陽聖善寺的法凝禪師，從禪師那裡聽受了禪的心要。法凝禪師在世時，白居易便積極地求取佛教的真髓，將禪師的八言心要－－「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銘記在心，此時白居易心中已經蘊釀著宗教的情操。
白氏中年親近高僧，從受淨戒，勤習禪法，他奉佛的虔篤及受佛教思想影響的深刻，可從他的遺編中看出。後來他在自撰的〈醉吟先生墓誌銘〉中記述自己生平的志行，有這樣的句子：「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他還作了一首讚佛詩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
我今盡知，無如佛者。
堂堂巍巍，天人之師，
故我禮足，讚歎皈依。
他曾經向牛頭宗的道林禪師問禪，禪師常在松樹上棲止修行，故有「鳥窠禪師」之名。
據說，有一天白居易來到樹下拜訪禪師，看到禪師端坐在搖搖欲墜的鵲窠邊上，就說：「禪師住在樹上，太危險了！」
禪師回答：「我坐在樹上一點也不危險，倒是你的處境才非常危險。」
白居易問：「何以見得？」
禪師說：「薪火相交，縱性不停，怎能說不危險？」意思是官場沈浮，勾心鬥角，危險就在眼前。
白居易似乎略有領悟，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禪師回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對這一回答頗感失望，認為這是三歲小孩也懂的道理。禪師便說：「三歲小孩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才恍然大悟，便作一偈請教禪師：「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意謂人生本身就是夢，就是幻影，無須對夢與人生橫加區別。從此，白居易對佛理完全折服，遂拜禪師為師。
對於佛教各宗，白居易採取通融態度。他曾經研習南宗禪，在洛陽時結交的惟寬禪師，在江州時結交的智常禪師，都出於馬祖道一門下，晚年結交智如、如滿二禪師也都是南宗弟子。在東林寺的經藏中，白居易披閱了慧遠大師的遺文集，並且得到了很大的啟發。所以，晚年的白居易整理自己的詩文集，捐贈給曾經結過緣的寺院，如廬山東林寺、洛陽的聖善寺等。白居易除了捐贈詩文集以外，足不出戶，一來想修心養性，同時發願以自己的文學來貢獻社會國家。
到了晚年，白居易道心更加堅固，既歸心南宗，又信仰淨土，如他重修洛陽香山寺，至心念佛，發願往生西方，不怠不墮，以迄終年。他去世後也葬在寺內，至今香山寺仍有白居易的墓。在他的〈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詩中所云：
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
生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
可見白居易的佛教思想與佛教信仰，對於他詩歌的創作影響很大。除了那些直接宣揚佛教的作品之外，他的整個創作傾向的轉變，佛法給他帶來了積極的啟發作用。
◆以佛濟儒的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是古文運動的主將，傑出的散文家與詩人，在文壇上與韓愈齊名。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東(山西)。他的父親柳鎮，歷任錄事參軍、長安主簿及殿中御史等官職，為人剛正，富有學識，所交多天下善士。母親盧氏，是一位具有文化素養的婦女。有一次，柳鎮在吳地為官，她帶著孩子在長安，家中缺少書籍，於是，她憑著記憶，為剛滿四歲的柳宗元傳授十幾篇深奧的辭賦。家庭的教養、父母的為人，對柳宗元性格的形成以及學習造就，都有深刻的影響。十三歲那年，柳宗元作了一篇向德宗道賀的奏表，這是他在中唐文壇上初露頭角。
柳宗元自幼信佛，這與他家庭環境有關。他少年時，隨父親去任職的洪州(今山西南昌)，馬祖道一禪師正在那裡傳法，稱為洪州禪，受到江西觀察使李兼的禮重。李兼正是柳鎮的長官，也是後來他的夫人楊氏的外祖父。當柳宗元在長安做官時，正值德宗崇信佛教，在朝廷上講三教講論，對佛教的發展具有風吹草偃之功。柳宗元本人也與文暢、靈澈等法師有密切往還。他很讚賞東晉、劉宋以來謝安、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等人與高僧支道林、道安、慧遠大師交遊的事蹟，也稱揚社會上尊禮聖教的人。
「永貞革新」失敗，所謂「八司馬」被貶，柳宗元謫居南荒永州，當時他處在壯年時期。剛到永州時，他沒有官舍，寄居在一座古廟龍興寺，那時他已鰥居，老母盧氏年近七旬，同赴永州，僅半年就因為水土不服而病逝。柳宗元在身心上都受到嚴重摧殘，龍興寺重巽和尚是湛然的弟子，對他多所照應，兩人成為方外知交，經常共同探討佛理，因此，柳宗元為他寫了〈巽公院五首〉，其中〈淨土堂〉一首：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
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
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
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導師，超遙謝晨昏。
柳宗元描寫重巽和尚重修淨土院煥然一新的景象，表示自己領悟我空、法空、空空等三空的真理，同時肯定西方淨土。
另一首〈禪堂〉寫道：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
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這是借詩談禪，表現空有雙亡、心境一如的境界。
這段期間，他寫了不少宣揚佛教的詩文，其中包括一些釋教碑。他寫釋教碑是因為他結交的多為僧侶，在佛教界中有很高的聲望。這些碑文中，以寫慧能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鑑禪師碑〉為最重要的佛學著作。
元和四年(八○九)九月，柳宗元至永州法華寺遊覽，飽覽西山勝景的山巒秀色，寫下了〈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四篇遊記。當時住在法華寺構西亭，認識一位僧侶「覺照」，他當下就著法師的名號，寫了〈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發揮佛教義理「覺」與「照」的真義。三年後，柳宗元又遊覽袁家渴一帶，寫下〈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四篇。以上八篇遊記，就是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永州八記」。
柳宗元自認為對佛教有獨特的認識與領會，他注重佛教義理的闡揚。例如他與韓愈之間就佛教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論爭。他兩人是好朋友，對於文學觀，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文創作上互相服膺推崇，共同成為古文運動的領袖；但是，韓愈是儒學古文主義者，認為佛道橫流是綱紀紊亂的根源，要挽救世運就要承襲周孔聖人之道，因而大力辟佛。
柳宗元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士大夫，所以當晚年在永州做官，仍是兢兢業業，盡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時，也努力以佛濟儒，把佛教的觀念納入儒家的理論系統。他強調佛教的倫理觀，主張孝敬父母，並提出佛經中有《大方便佛報恩》等十篇宣揚孝道的經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學說與儒家的性善說相結合，又把儒家的禮義與佛教的戒律等同起來。在〈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柳宗元的這種思想，正是佛教思想進一步與中國儒家融和的表現。
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創作中有相當大的影響，佛教的碑文、記祠廟、贈僧侶的文章等，在他文集中佔有相當的份量，一百四十多首詩中，與僧侶贈答或宣揚禪理的就有二十首。他的釋教碑多涉及僧史、僧傳，也有不少談到佛理。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接到長安的赦令，於二月回到京城長安，但三月又被貶到更遠的柳州去作刺史。六月，抵達柳州任上，開始了解當地的民情風俗，引導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興辦學校，使當地青年獲得教育的機會。由於柳宗元堅持「以民為本」的政治理想，經過三年的努力，使柳州面貌一新，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十四年的邊地謫居生活，嚴重地摧殘了柳宗元的身心，在永州時已是病魔纏身，到柳州後，因為工作辛苦，病情更加惡化。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病逝柳州，終年四十七歲。他在臨死之前，寫了一封信給劉禹錫，請他整理保存自己全部文稿，後來劉禹錫替他編為《柳河東集》，並為他作序。柳州人民在他死後三年，興建了廟宇。現在的柳州市有一座人民公園，裡面還完好保存著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塚，表示對他永遠的懷念。
◆天才詩人蘇東坡
蘇東坡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人間修道者的最佳寫照，他才華洋溢，履進仕途，也因此遭忌遇陷，多災多難；然而他始終保持赤膽忠誠、豁達放曠的胸襟，與禪門高僧多所往來，對佛性的顯發無不助益，坎坷的政治命運更洗鍊出他的內證境界，留下多首膾炙人口的禪詩。
蘇軾(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號東坡，北宋眉山(四川眉山)人。出生文學世家，高祖蘇杲，曾祖蘇祐，祖父蘇序，都是蜀中名士；父親蘇洵在蘇軾誕生後，發憤苦讀，後來在散文和學術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蘇軾的家學淵源與個人教養，和他後來學佛的關係很大。他的故鄉四川地區，自唐代以來佛教就很發達。我國第一部官版大藏經－－開寶藏，就是宋初在益州刊刻的。蘇洵與蜀地雲門宗圓通居訥和寶月惟簡禪師時相往來，母親也篤信佛教，弟弟蘇轍也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在與蘇軾的唱酬詩中寫道：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
目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禪冊漸忘情。
宋仁宗嘉祐六年(一○六一)，蘇軾奉派到陝西鳳翔任簽判，這是他第一次出仕。在蘇轍相送的途中，他寫下了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從這首詩可以看見早熟的蘇軾對去來無常的人生已略有所悟。在鳳翔任上，他隨同事王大年習佛，真正接觸佛教。因此，他在〈王大年哀辭〉中說：「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在〈鳳翔八觀〉中，蘇軾初次以佛教為題材作詩，歌詠鳳翔天柱寺的維摩詰像：「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蘇軾推崇維摩詰是一位不懼生死的「至人」，他一生中也常以維摩詰自比，而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
蘇軾在鳳翔任簽判三年，期滿回到汴京，值宋英宗初即位，英宗打算重用蘇軾，范仲淹以養深積厚為由諫止。英宗在位三年即病逝，神宗繼位，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因極力反對新法求治太急，進人太銳，終被新黨誣陷販賣私鹽。後來此事查無罪證，真相大白，蘇軾無意再留汴京與王安石等人相爭，遂請調出任地方官，神宗奏准，命他任杭州通判。
杭州自吳越以來就是佛教興盛之地，高僧雲集，蘇軾在此結交了許多具有文化素養的大德，如杭州都僧正慧辯、天竺觀音道場辯才、天台知禮的高足梵臻、圓通居訥的弟子懷璉、《輔教篇》作者契嵩、孤山的惠勤、惠思、詩僧清順、可久、宗本等法師，杭州名僧與他有交往者十之八九。他在〈海月辨公真贊〉中提到與慧辨法師交往的心境：
「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
杭州任滿，蘇軾又請調至山東任職，以便與在濟南的蘇轍就近往來。不久，蘇軾奉派到山東密州為太守，一本勤政愛民的作風，頗得民心。但是密州連年蝗災、旱災，蘇軾為官清廉，並無積蓄，在此過了幾年窮苦困頓的生活。從他在密州超然台所作的〈水調歌頭〉，不難看出他超塵出世之志和熱愛人間生活的兩種心情：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神宗熙寧十年(一○七七)，蘇軾改任徐州，在任二年，和徐州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元豐二年又改知江蘇湖州。到達湖州上任之後，他在給神宗的謝表中寫到：
「臣荷先帝之誤恩，擢置史館。……蒙陛下知過聽，付以兩州。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想不到變法派藉此對蘇軾群起攻之，紛紛上書彈劾他愚弄朝廷的妄自尊大，神宗在眾人的連連上章奏請之下，終於下令拘提蘇軾進京審問。變法派有意借此機會根除舊黨勢力，因而牽連甚廣，這就是有名的「烏台詩案」。但宋神宗並無意置蘇軾於死地，不久就將他貶謫到黃州。
蘇軾的繼室王氏閏之也好佛，她在熙寧七年(一○七四)從蘇軾，到元祐八年(一○九三)往生，臨終遺言，令他的兒子繪製阿彌陀佛聖像供養叢林，蘇軾禮請著名畫家李龍眠繪畫佛陀及十大弟子像供奉於京師，並親自作〈阿彌陀佛贊〉。他的妾朝雲也學佛，早年皈依於泗上比丘義沖門下，後與蘇軾一起到惠州，以念佛為自課。於紹聖三年(一○九六)臨終前，仍誦讀《金剛經》中「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的偈頌。蘇軾做了一首〈悼朝雲詩〉：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元豐八年(一○八五)，神宗病逝，十歲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攝政，起用舊黨，蘇軾也被召回汴京，在短時間內他連連被擢升，官拜翰林學士。汴京三年是他一生官運亨通的極盛期，具有朝廷重臣、文壇領袖的地位。後來蘇軾因直言不諱，得罪程頤，為了避免再度陷入官場鬥爭，他向高太后乞請外仕，而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出知杭州。
久別十五年，再蒞杭州，蘇軾已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重視教育、賑濟災荒、減免百姓積欠、興修水利，杭州至今留存「蘇堤」，成為西湖勝景之一。在《宋史‧蘇軾傳》也記載著：
「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
蘇軾的仁政待民，堪稱是人間菩薩。
自元祐六年(一○九一)起四年之間，朝政變化不定，蘇軾兩次被召回汴京任職，三次出任知州，一旦被召回汴京就遭打擊，一再從他的詩詞中去挑剔。哲宗親政後，排斥舊臣，蘇軾雖然做過他的老師，也難免貶謫的罪過，從此再無回朝之日。
蘇軾先被派往宋朝北部的邊防要地定州，他並不氣餒，打算努力作為，建樹邊功。正當蘇軾認真整飭邊防，撫恤軍民時，厄運又接連而來，先是被貶至廣東英州，再又被貶到更遠的嶺南惠州，據說古來就是罪臣流放之處，被稱為「蠻貊之鄉，瘴癘之地」。年近六十的蘇軾，在流放遷徙的路途中，舟車疲頓，疾病纏身，資用不濟，潦倒窘迫，但是他始終關懷人民疾苦，為文載詩，嘆頌各地民情。
到了惠州，蘇軾深深為當地的山清水秀，人情淳厚所吸引，決定在此終老，認作第二故鄉。朝中政敵一聽說蘇軾不僅沒死，而且還怡然自得，又奏請朝廷，將他貶謫至海外的瓊州(海南島)。瓊州之地，極其荒涼，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碳，夏無泉，縱然如此，蘇軾隨緣自適，盡一己之力裨益當地。他講學著述，培養人才，宣導教育，開發民智，環境愈是艱難，他的精神創作愈是更上層樓。
蘇軾曾發願作〈觀世音菩薩頌〉、〈南華寺〉詩，他早年寫的詩，往往流露不堪世事滄桑困頓以求解脫之感，但是後期的詩作，則能以禪理來認識人生，超然物外。從他的詩文所引據的佛經來看，他最熟悉的是《維摩》、《圓覺》、《楞伽》等諸經及禪師語錄。此外，他也曾研習華嚴著作，曾作詩云：
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
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東坡居士的學佛，不執著於齋戒、持律、誦經，也不喜歡虛玄之談，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級各層的現實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靜坐，悟得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穫。他曾作〈阿彌陀佛頌〉：
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
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
生滅無盡處，則我與佛同。
因為有這種萬法唯心的信念，使他能超然於苦、樂、興、衰、稱、譏、毀、譽之外，而有人生如夢的大乘空觀思想，自然面對世事變化無常，也能坦然適應，無所牽掛。
元符三年(一一○○)，徽宗即位後，大赦，蘇軾終於結束他多年的流放生活。
蘇軾回到常州，遠離汴京，不久即病歿，享年六十六歲。一代天才詩人蘇軾，給人的懷念不僅是詩詞歌賦，他的散文、書法、繪畫、音樂、醫學、建築、水利、農業等，各方面的才能，都曾嘉惠世人，而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一顆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菩薩心。
傳說蘇軾的前世是位高僧，從他的詩中發現他自己也頗有感悟：
海風石上金山寺，白髮東坡又到來，
前世德雲今是我，依稀猶記妙高臺。
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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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述佛教對唐宋文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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