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ndred Sayings 5 - Never Make Any Returns 《往事百語5－永不退票》
Never Make Any Returns 永不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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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退票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辦「百萬傳燈徵文比賽」，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江閱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獲得社會組首獎，文中敘述他閱讀《傳燈》後，對於我一生忠於承諾，永不退票的性格有著深切的感想。當《天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頒獎典禮中宣布此事時，昔日點滴一幕幕襲上心頭。的確，我這一生為了實踐承諾，很少有退票的記錄。
一九三八年，年僅十二歲的我陪著母親沿著江浙一帶，尋找在戰火中失去連絡的父親。經過棲霞山時，一位知客師問我是否想出家，我隨便答了一句：「好啊！」志開上人那時擔任棲霞山寺監院，聽聞此事，便立刻囑人找我前去，說道：「小朋友，聽說你想出家，就拜我作師父吧！」母親起初不肯，但是為了信守承諾，「不可退票」，我告訴母親：「我已經答應他們了。」經不起我再三的請求，母親只好噙淚默許，獨自離去。從此出家近六十年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忠於自己的諾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撤退的傷兵充斥京滬一帶，鐵路兩旁屍骸遍野，當時聚集在南京華藏寺的同學們倡導組織「僧侶救護隊」，計劃跟隨國民政府前來臺灣，其他地方的僧青年也紛紛響應。一時之間，風起雲湧，起初我只是靜觀樂成，尚未十分積極投入，但是後來當大家都打算退出時，我挺身發言：「我們絕不可以中途毀信於參與的青年朋友……。」遂自告奮勇擔任領隊。本來浩浩蕩蕩一行人達百人以上，路經上海時，退心離隊者四十多人，船到基隆時，又走失三十餘人，最後只剩下四十人左右，已無法成隊，大家商量之後，決定各奔西東。如今想來，若非當時秉持「不可退票」這一念領隊來臺，怎麼會發展出以後的一片天地呢？
來到臺灣以後，我曾經掛單中壢、新竹、臺北等地寺院，因事務不定，所以無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間，李決和、林松年、馬騰等宜蘭人氏邀請我至宜蘭雷音寺駐錫弘法，我欣然允諾。記得那時寺裡住了三家軍眷，丹墀上掛滿了晾曬的衣物，兒童們穿梭其中嬉戲遊玩，院落裡也堆滿了雜物，每次上廁所時，還得移開門口的煤球爐才能進去。總之，周遭的環境根本就不像個道場，但自忖：既已承諾別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來。四十餘年來，雷音寺已經三次翻修，不復當年窘態，而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雖然雲遊行腳，走遍世界，但我對宜蘭的一句承諾，至今尚未退票。
宜蘭地處一隅，民風保守，初來此地弘法，難免遭遇一些阻難，但我從不灰心，相繼成立國文補習班、青年會、學生會、歌詠隊，將學佛風氣帶動起來，所幸大部份鄉民都十分純樸可度，當地青年的熱情誠懇，尤其讓人感動，我更加覺得自己當初信守承諾，「永不退票」是正確的抉擇。所以，雖然那時嘉義天龍寺、高雄佛教堂、雲林虎尾寺、苗栗法雲寺、三重一信堂等地紛紛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於對宜蘭鄉親「不能輕易退票」的原則，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經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無可旁貸的責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條件，則效果必定不彰。有識於此，青少年時期我就立志將來要興辦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協助高雄信徒完成壽山寺的建設之後，發現此處雖地方不大，但因為是高樓建築，可用空間甚多，乃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當我正興致勃勃地擬定招生計劃時，一位重要的信徒前來阻止，他告訴我：「辦佛學院將來會沒有飯吃。我坦白告訴你，如果你辦佛學院，我們是不會支持你的。」
辦佛學院誠然所費不貲，又無立竿見影之效，很難獲得大眾的支持，但既然有機會能實現當初的心願，豈能半途對自己的承諾「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您可以不護持這件事，但是不能阻礙這項功德。」一轉眼，佛學院至今已歷時三十餘載，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歷史最為悠久、畢業學生最為眾多，著稱於臺灣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週再專程到臺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週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託，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臺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歷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臺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臺北發展，只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臺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薰修；後來遷至松江路，易名為「臺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松山火車站旁增闢「臺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
一九六三年，我曾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赴馬來西亞弘法，數年後，我開建佛光山，這時新加坡福海禪院住持宏宗法師回臺灣湖口探親，在與我見面閒聊時提及：當時臺灣有很多寺院都向星馬一帶化緣，而他自己就已經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緣簿。我聽了以後，當下告訴自己：我開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星、馬一帶的信徒化緣，而且將來如果自己沒有力量布施，絕對不踏上星、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時，佛光山首次組織弘法團至馬來西亞時，檳城信眾分四路排班列隊，跪拜供養，歷經數小時，計收到十七萬馬幣，我立刻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以示兌現心中諾言，「不為自己退票」。十餘年來，我在星馬弘法所得一切紅包嚫錢，也都悉數資助當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為與佛光山有特別的因緣之外，開山三十年來，我未曾向星、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禮法師邀我前往法國弘法，當時一位黃老太太皈依之後，要求我到巴黎建寺，當時我隨口說：「好。」回到臺灣後，黃老太太與其女婿鐘勝利前來再度懇請。為了對承諾「不退票」，佛光山在經濟萬分拮据之際，由其介紹，在巴黎買下一座古堡，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道場。一九九六年十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古堡道場成為大家流連忘返的據點。看到會員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憶起首度前往探勘時，氣溫僅有零下兩度，我們師徒數人在雪花飄飄中，巡視四周田園風光，隨即促膝於古堡一角的火爐旁，暢談未來，直到天明。至今想來，仍然感到溫馨無比，意猶未盡。
自建道場，固然需費甚鉅，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時費力，困難重重，我向來不喜與人紛爭，所以不願接辦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對別人的承諾「不退票」，而與一些寺院結下不解之緣，例如：嘉義圓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賣的寺院，為不忍佛門聖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紹之下，於即將拍賣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義稅捐處情商拍賣延期。幸好當時稅捐處處長魏建言先生是慈惠過去未出家前在宜蘭的同事，因此願意寬限半個月，讓我們得以籌得四百萬元贖回廟產。但是接手之後，才發現寺內還有住家、工廠，為了對林居士的好意實踐「不退票」的承諾，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萬元搬遷費，才保住這個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進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將臺南福國寺獻給佛光山管理。本來我未曾動心，但五、六年來見其誠意殷殷，便允諾接納，並請心定前往接洽，才發現寺方負債數百萬元。我聽到心定的報告，真是左右為難，因為在經濟上，佛光山那裡有這些能力，但是因為自己已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答應接受，為維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萬分無奈地張羅還債事宜。
類似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但是我都咬緊牙關，一一承擔下來。堅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點虧，但在無形中也長養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愛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損失就不足為道了。
十餘年前，「臺南加工出口區」請我作一場講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無法排出行程。」對方表示講座可排在次年，我一來感其誠懇，二來覺得日期還早，便隨口承諾。時間如白駒過隙，一年一眨眼就過去了，約期迫在眉睫，而當時我在洛杉磯舉行西來寺籌建會議，正討論到緊要的地方，儘管許多徒眾勸我打電話請主辦單位將演講改期或推辭，但我力排眾議，堅決「不可退票」。因此為了這一場兩個小時的講演，我從洛杉磯飛往臺灣講演後，第二天即刻趕回美國，連同候機、逗留、坐車，為了兩小時的演講，總計我花了六十小時。雖然如此，至今仍為自己在萬難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紀錄，未曾耽己誤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斷腿骨，於榮民總醫院開刀出院後的第三天，因為想起兩個月前曾答應彰化西方佛光分會的邀請，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學講座暨皈依典禮，遂穿戴整齊，囑人準備車子。雖然主辦單位表示可以延期，勸我休養，一旁照料的弟子們也爭著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終於說服大家。猶記得當時臺灣各種公共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我坐著輪椅，沿著漆黑顛簸的小徑，前往文開國小活動中心的講臺。當看到千名信眾已井然就座，那種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還好親自來此，雖然諸多不便，但總算沒有辜負信眾的期望。
九月七日，我又依約趕到臺北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為「中國文藝協會」主持講座，與會者見我到來，莫不動容流淚，整個會場籠罩在一片感人的氣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氣。
由於這兩次講演我都經歷輪椅上下講臺的困難，唯恐十月份在東京的講座太麻煩別人，因此去電東瀛，沒想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名記者吉田實先生及國會議員一再誠懇地表示願意作各種服務，所以我只有靦然赴會。十月二十八日，抵達日本國會大廈時，承蒙議員先生們不嫌棄我的不便，同心協力將我抬上講臺，使這次講座得以圓滿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為了紅磡體育館三天的佛學講座，我又飛往香港，其間又蒙中華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別的升降機將我送上飛機。對於他們助成我「不退票」的心願，至今仍銘感五內。
一九九四年初，我對外宣布佛光大學將於一九九六年開學，但沒想到山坡地的開發困難無比，光是中興工程公司為此所訂的紙上計劃就有數公尺之高。後經內政部環保署、營建署及學者、專家等的評估，兩年之後，才核發雜項執照，准予開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開學，正是心急如焚的時候，獲悉嘉義某管理學院雖有建築執照及設校執照，但因內部問題叢生，無法進行下去，儘管必須撥款數億元才能成事，但為了履行開學的承諾，作一個「不退票」的人，我還是不顧一切困難，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總算在千萬人的期盼下，南華管理學院如期開學，承蒙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光臨致辭時，向大家說：這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的大學。而教育部的官員更是以驚訝的口吻告訴我：這種辦學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記得慈惠到教育部索取大學申請表格時，櫃臺的辦事人員還曾經好心地告訴他：「辦大學是一件相當辛苦，而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星雲大師做事向來『不退票』，萬一弄不好，將因此而破例，最好先仔細考慮清楚啊！」回首兩年來的辛勞，實非以筆墨能夠形容，不禁為自己信守承諾，「永不退票」的形象感到欣慰。
我這一生中為了「不退票」，不但總是在萬分驚險中度過分分秒秒，而且經常在時空軌道上疾奔，在身體勞累中硬挺。有一回，由於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須在同一天中午，主持臺北道場的演藝人員的素齋談禪及臺中東海道場的佛光緣書畫義賣記者會。兩地相隔兩百公里，在別人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雙方主辦者都不肯讓步。為了免除爭執，我只得和他們約定，上午十點半到臺中，中午一點半到臺北，撇開講話的時間不談，即以當時周日的路況而言，也是萬分困難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結果如時到達，讓大家皆大歡喜。
類似這樣的情況雖已歷經多次，但因為我向來秉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原則待人處事，所以不但樂於做種種努力挽回局面，還要反過來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眾：「沒有關係，既然訂了，就不要改了。」沒想到他們因而經常如法泡製，而我為了讓他們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過了半生。儘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為自己增添資本，也是在成就別人的好事，所以我還是無怨無悔的付出一切。
記憶中，不但已經訂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經買好的公車票、火車票、飛機票、船票，我也從來「不肯退票」，雖說經常為此面對許多困境，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因片面的理由而失信於人。古德說：「人言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豈不成了非人嗎？西哲曾說：「懊悔的果實最難吃。」的確，許多人做事經常懊悔，經常退票，結果一生都在遺憾中度過，其實懊悔無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實踐諾言，「永不退票」，負責到底，才能擁有一個圓滿的人生。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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