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1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1 《百年佛緣11－行佛篇1》
A Roaming Monk Wanders the World 雲水行腳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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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水行腳走天下少年的時候，常聽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於這種逍遙自在的人生，也就非常嚮往。出家以後，知道「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更覺得雲水生活，實在詩情畫意。後來，念到〈順治皇帝讚僧詩〉：「天下叢林飯似山，鉢盂到處任君餐」時，更是感覺到出家的生活真是無比美好。但是，可憐的是，在我出家的最初十年，只有到過兩個地方，一個是南京，一個是鎮江。一直到了要來台灣，才經由上海抵達台北，那時候我已經是二十三歲了。
在台灣，社會上一般的人，無論老年、青年或學生，都嚮往出國，中老年人想要出國旅行，青年人則想要出國留學。台灣光復初期，我們眼看著天主教、基督教的教會，以道德重整、文化訪問等各種名義，把青年人一批一批地送到國外留學。可憐地，佛教界的長老們卻都壓制佛教人事，不准許人出國。加上政府對於佛教人事的管制也很苛嚴，所以一直到了一九六三年，拜國民黨社工會之賜，要我參加「中國佛教會訪問團」，我才有這麼一個機會，訪問亞洲的佛教國家。
在我青年的時代，對於出國訪問、參學，興致很高，但是到了中老年後，卻視出國訪問為畏途。雖然如此，我還是走遍了地球五大洲。今藉民國百年的因緣，也把一些參學旅行的心得，在此一敘。
一、亞洲
泰國
承如前言所說，我第一次出國，是一九六三年隨著中國佛教會「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到東南亞各個佛教國家做訪問。
第一站到泰國，我們見識了屬南傳佛教的泰國，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力量。據說光是曼谷，就有十五所具有規模的華人佛學社團。此外，還有華僧教團的組織。
我們到泰國訪問的行程是受泰國政府邀請的，所以初到泰國廊曼機場的時候，府方就安排了兩千多位比丘列隊歡迎。在盛夏的七月裡，南傳佛教比丘披搭金黃色的袈裟，偏袒右肩，整齊的隊伍，讓我深深感嘆中國佛教不容易有此盛況。
泰國政府為我們安排了十天接待的行程，和四天自由訪問的時間，除了拜見泰國僧皇，接受蒲美蓬國王（Bhumibol Adulyadej）的宴請，也參觀了只有國家慶典、佛教節日才開放的玉佛寺，以及湄南河畔的朱拉隆功大學、古色古香的雲石寺，尤其目睹了南傳佛教至今仍然保持的佛教傳統──早晨「托鉢乞食」的盛大隊伍。
甚至，我還應泰國方面邀請，參加「中泰佛教辯論會」。會中，我提出以團結、統一、動員做為討論的重點，並引起了在場的大德、法師們一致贊成。直至今日，我仍然以此勉勵僧信二眾要集體創作，才能發揮弘法利生的力量。
印度
在台灣時，我們光是辦理到印度訪問的簽證，兩個月就花去幾千美金的電報費，也還一無消息。後來到了泰國，真要感謝中華民國駐泰大使杭立武先生（一九○三年生，安徽人），他只利用一個下午的時間，就替我們辦好了簽證。這是我最高興的時刻了，因為我終於能到佛陀的祖國去訪問了。
在泰國訪問兩個星期之後，七月八日下午，我們搭乘五時三十分的法國航空公司班機，前往印度加爾各答。飛機起飛時，正當太陽西下，我們的飛機一路追著太陽跑，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航程之後，才終於抵達加爾各答，原以為已經天黑了，沒想到，由於時差關係，此時，太陽也才剛剛沉入地平線。
我們在泰國、印度訪問期間，都有許多華人接待，很感謝他們的盛情，但是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觀光旅遊，只是帶著虔誠恭敬的心想到佛地朝聖。
那時候，中印斷交，加之大陸和印度為了邊界問題，正在糾紛中。因此，我們在印度朝聖的途中，也就顯得格外緊張和肅穆。當我終於如願踏上了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金剛座邊的土地時，不禁也要激動地熱淚盈眶。
那是一個清晨，天剛亮不久，滿地都是露水浸溼的泥土。但是，我不覺得骯髒，只感覺到聖地的泥土都是芬芳的，都是清淨的。當我緩緩地禮拜下去時，心中不覺油然生起了「佛在世時我沉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的慨嘆。
之後，我們來到佛陀修道的苦行林中，我一直尋尋覓覓佛陀的身影；來到尼連禪河邊，也懷想著當年佛陀過河的情況。我還到了鹿野苑佛陀初轉法輪的古塔，以及他為五比丘說法的說法台；見識了靈鷲山的風光，也看到了頻婆娑羅王建立的摩竭陀國竹林精舍。我在恆河邊上沉思，也在佛陀涅槃塔的邊上靜坐，當然，也到了佛陀誕生的藍毘尼園聖地。
關於朝聖的心情，在這裡就不再多說了。不過，此行在印度最大的成就，應該就是和尼赫魯總理的見面了。尼赫魯總理是印度聖雄甘地的女婿，是世界有名的領袖，一八八九年出生。關於我和他見面的情況，可以參見〈國際領袖們的交往片斷〉。
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由於一九六三年在印度朝聖的旅程，經由我在《海天遊蹤》發表後，掀起了印度朝聖熱。因此，入境最困難的尼泊爾，我還特地拜託他們的皇叔洛克達桑（Lok Darshan Bajracharya），放寬尼泊爾簽證，結果不但獲得他的慨然允諾，竟還送給我一顆雨花舍利。可以說，我對於之後前往印度的朝聖者，也給予了一些方便。
我第二次到印度，是在一九七九年。那一次，由於第一次朝聖行造成的影響，很多人都想到印度朝聖，所以，我們就組了兩百人的大團，委託信達旅行社代辦，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就前往印度了。團員中有《讀者文摘》的總經理陳嘉男先生，有康華大飯店的康萬和總經理，有佛教學者楊白衣教授等。
信達旅行社為了我們這一個大團要去印度，還特地買了一部汽車要送我。我當然拒絕他們，總覺得，出門參訪本來就應該給旅行社賺錢的。總之一句，我不要貪心就是了。
到歐洲，要有兩千人去，不是問題；到印度，不要說兩百人，恐怕連二十人都很困難。因為印度交通的不確定性，往往早上開車出門，到了深夜才能到達目的地。更嚴重的，沿途連一間廁所都沒有。不過，台灣的佛教徒還是了不起的，雖然朝聖困難，大家基於朝聖的虔誠心理，也都不去計較。後來，有人索性地就發明了一個方法，在大樹下，用一塊布或一支陽傘遮擋，作為臨時廁所。
印度朝聖的困難，還不只如此。天氣的酷熱，讓過去不少到印度朝聖的人，由於水土不服，喪生異域。如近代的續明法師，朝禮完畢，因為肝病發作，四十多歲就往生了。而古代求法的高僧們，能可以平安到印度又平安回到中國的，更是不到十分之一、二。例如：《高僧傳》裡記載法顯大師和玄奘大師，一個由陸路去，海路回；一個由陸路去，陸路回，他們能夠成功地回到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異數。想想，我還真是大膽，竟帶領了兩百人，乘坐著六部大型巴士在印度境內到處遊覽。
由於這一次到印度的因緣，我們隨行的團員、信徒們在藍毘尼園也捐了不少錢給尼泊爾政府，做為重建藍毘尼園，復興佛陀誕生聖地之用。後來，我們也有心要在印度辦教育，經過僧信二眾的努力，歷經了十數年，直到現在，才完成印度佛學院和孤兒院的興建。
繼這一次訪問之後，我又多次前往印度訪問。由於大家朝聖的熱忱，也啟發了我在印度辦理三壇大戒戒會的想法。那一次，在菩提迦耶舉行的三壇大戒戒會，台上十師都是南北傳佛教的長老，有斯里蘭卡的達摩羅卡法師、印度的悟謙法師、馬來西亞的達摩難陀法師、柬埔寨的僧王德旺法師、香港僧伽會的會長永惺法師等。戒子則有來自世界二十餘個國家的一百三十餘位沙彌尼。
能在佛陀的聖地，恢復兩千六百年前的戒會盛況，真是要感謝佛光山護法信徒們的支持，才能完成這一件歷史的任務了。
其實，早在佛光山於一九九八年在印度舉行三壇大戒之前，透過依華法師的居中介紹，當地華人就把早期新加坡僑領李俊承居士在鹿野苑興建的一座中華佛寺，交由佛光山管理了。那時，佛光山派遣慧性法師前往經管。
慧性法師，馬來西亞籍，為人耿直，我想必定是他講話得罪了人，所以後來當地的華人就排擠他，把他趕走，中華佛寺也因而被信徒強占了，殊為可惜。
不過，佛光山僧團人多，大家也都有為教奉獻的熱誠。因此，前仆後繼地，又有佛光弟子滿淨、覺明、妙如、慧思、慧顯、妙軒等前往印度。尤其後來覺明在德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妙如在菩提迦耶興建孤兒院、佛學院，也接引了很多的印度青年學佛。乃至於他們在印度新德里、大吉嶺，以及鄰國的尼泊爾、不丹、拉達克等地也都成立了佛光協會。
二○○六年，為了紀念印度佛教復興之父安貝卡博士帶領五十萬民眾皈依佛教五十週年，阿難佛寺的住持僧護法師，在南印度發起二十萬人皈依，我還應邀前往主持。但是，話又說回來，印度人對於數據似乎不太重視，二十萬、兩萬、兩千在他們看來，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不過，我在南印度還是捐助一間寺院五萬美金，總覺得，發展佛教，也不一定都要由我們親自去那裡主持。
行程中，我們也參觀了幾個佛教聖地。尤其來到龍樹菩薩的故鄉，看到過去龍樹菩薩在那裡發揚大乘佛教教義，奉獻佛教的精神，即使現在只餘留下一點遺跡，剩下博物館裡的石頭雕刻、碑牆，但是他的思想和智慧，依然為後人所敬佩。
現在，全印度都撒下了復興佛教的種子，佛教成為救世的光明，未來佛光普照的一天必然會來到。我想，這也都是旅行、朝聖得來的成果吧！
馬來西亞、新加坡
結束印度的行程，接著是訪問馬來西亞、新加坡。當時，正逢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想要合組聯邦政府，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雖然我對於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政治情況並不是很了解，卻也能感受到大戰後，希望團結、希望合作的人心思潮，真是為世界帶來了一片和平、美好的氣象。
我們的訪問行程，一路從素有「東方花園」之稱的檳城，往南到小鎮太平、山城怡保、首都吉隆坡、大馬最早的古城麻六甲；再從南馬的河口城市麻坡，乘坐三小時左右的汽車轉往新加坡。
沿途，我們不僅參訪了馬來西亞佛教會，拜見了德高望重、在文藝方面深具修養的竺摩法師，也與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副會長、菩提學校校長畢俊輝女士見了面，還瞻仰了菩提學院、洪福寺、香林覺苑等慈航法師當年弘法的道場，不禁感佩於慈老當年在星馬打下的弘法事業基礎，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大德高僧繼續給予發揚光大。
訪問之行來到了新加坡後，我們又接受安排，前往訪問當地佛教界最有名望之一的光明山普覺寺宏船長老，並且到了新加坡最大的叢林雙林寺拜訪。
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有我很多的雜誌讀者，承蒙他們對我的厚待，以及和許多師友見面的歡喜，都令人感覺到旅行的意義非凡。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星馬一帶，佛教年輕後繼者寥寥無幾的情況，也就更加深了我注重教育，培養人才，以延續佛陀慧命的目標與責任。
菲律賓
新加坡的訪問行程圓滿之後，我們乘坐泛美航空飛往菲律賓。抵達菲律賓之後，更加感覺到華人強大的經濟力量，也難怪這許多國家會有排華的舉動了。因此，當我見到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Diosdado Macapagal）時，就向他提出希望透過訪問來增進彼此了解的想法，並且還表達了希望菲律賓政府能夠支持華人，共同建設菲律賓的心願。
馬嘉柏皋總統真不愧是一位民主的總統，雖貴為天主教國家的總統，也表示非常歡迎我們到菲國傳教。
日本
這一次訪問，除了目睹泰國南傳佛教盛大的陣容，感受到星馬、菲律賓佛教徒的信仰熱忱，也見識到日本佛教的教團力量。
日本雖然戰敗了，但是在美國的扶持之下，經濟很快地就復甦，已可看出國家再起的希望。尤其日本新興的教團，如：立正佼成會、靈友會、生長之家、創價學會等，都為二十世紀的日本佛教帶來新生的力量。
乃至於日本傳統的佛教，如：淨土真宗、臨濟宗、曹洞宗、高野山的真言宗，以及奈良的佛寺等，也都讓人感覺潛力無窮。只是，他們已經廢棄了比丘的制度，僧侶的身分只有「和尚」、「親教師」的意義，比丘尼的教團也已日漸式微。不過，一些佛教的學者，如：塚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等，還是很受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尊重。
香港
此行的最後一站是香港。香港佛教起源得很早，相傳東晉時期，杯渡禪師就已經在那裡建寺弘法。今日香港最古老的佛寺青山寺，傳說就是由他所建立的。
在香港，我認識的師友最多，不少人與我已分別了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法宗、超塵、達道等法師，和我同是棲霞的法系。藉由在香港訪問期間，大家能在異地重逢，真是人生最歡喜的事了。
這一次的訪問，讓我開始沉思中國佛教未來的前途、走向，是要與泰國一樣，走上原始佛教的路線，還是要如日本一般，乾脆就讓在家化的佛教來引導呢？但總覺得，中國佛教還是要保有它的特色，只是假如中國佛教的叢林制度，要想在未來的社會生存，在國際上和各宗教一較長短，勢必要培養人才，重新整頓制度。
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一切的事業都需要人才。清末民初，佛教雖然衰微，但是僧眾的僧團、信眾的教團都仍然有一些重量級的人才；現在我們號稱「台灣佛教的盛世」，可是，我們的人才又怎麼樣才培養得出特色來呢？
不過，話說回來，現在佛光山在亞洲的泰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等地都建有道場，不能不說是那次訪問播下的因緣種子，現在都開花結果了。
二、美加
接著再把我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以年代順序繼續往下談！
訪問過亞洲後，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美國開國兩百週年紀念，我奉政府指示，組團到美加去訪問。當然，重點是要給美國政府知道東方古老的佛教，也有派團前去祝賀。
我們一團二十餘人，在美加訪問的二十多天裡，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飛機上度過的。因為美國、加拿大的領土，和台灣相較，實在是太大了，光是從美國西岸的洛杉磯，坐飛機到美國的東部，就要五個半小時以上；若是開汽車，據說走十號公路，從西部開到東部，也要開上一個星期。
在美國，我們見識到宣化法師度化許多洋人出家的萬佛城。只是，我也看出宣化法師的弘法能量受到局限，他雖有心於美國傳教，卻難以高樹法幢，大轉法輪。我在三藩市訪問期間，他總是跟前跟後地，希望我對他講說在美國發展佛教的步驟和方向。只是，慚愧地，我也初到美加，並不了解當地的情況。不過，我倒是早就知道美西的佛教，已經有好多位中國的法師在那裡開拓耕耘。例如：舊金山般若講堂的智海法師，奧克蘭法王寺的妙境法師，洛杉磯正信會的印海法師，及圓覺寺的文珠比丘尼。
不過，看起來還是日本佛教在美國的發展較具規模。尤其日本的佛教學者鈴木大拙先生，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到美國講說禪學，很早就開啟美國人研究佛學的風氣了。
我在美國西部訪問時，遇到一位揚州的老鄉王良信居士。王居士一家虔誠護持佛教，母親精進修行，宛如是個出家的比丘尼。他一再說要把位於中國城的一塊私有土地，貢獻給我建立弘法道場。但是，人家一句好意的話，我總不能就把它當作是天上掉下來的福氣，還是要按部就班地了解、分析，是否具足了到美國弘法利生的條件。
之後，我們從洛杉磯經過了鳳凰城、丹佛，來到了紐約。在紐約，佛教的盛況，光是中國城裡就有十餘間寺廟，連有名的壽冶老和尚也在這裡建寺度眾。
這段期間，應金玉堂居士一心一意地懇請我住持她建立的大乘寺，並表示要為我辦理二十個人眾的移民簽證。只是，從紐約市區前往大乘寺，大約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我心裡想，若真住到大乘寺了，我們怎麼生活呢？況且我們一群人來到這裡，總不能癡癡地住著，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使命如何落實呢？衡量大乘寺距離市區太遠，接觸群眾困難，也就予以婉謝了。
我們初來乍到，也知道沈家楨先生在數十公頃的農莊裡，成立有菩提精舍，並曾經邀請印順法師駐錫。不過，那也只是如同關房般的靜養之處，並不容易發揮弘法任務。
但是，沈家楨先生到底是有心人，他在世界各地出資，廣播菩提種子，一心想要為佛教培養人才，復興佛教。可惜，他手下的兵將、人才不夠，也就事難發展。雖然他有意仰靠印順法師、演培法師這一個系統，然而因為印順法師的性格，請他著書立說可以；要他弘法利眾，或許就沒有這些想法了。
所以，綜觀美國東部，弘揚佛教的機遇很多，但是真正的大德人才仍然不足。
之後，我們訪問了加拿大多倫多。那裡有倓虛老和尚的佛教教團在發展，由他的兩位弟子，一是性空法師，主持湛山寺；一是誠祥法師，負責加拿大佛教會。
那時，企業家詹勵吾居士也有意要把尼加拉瓜瀑布旁，一塊一百五十畝的土地，交由我建立「世界弘法中心」，他雖然是一片好心、美意，但是在我一無所有的情況之下，又要如何進行呢？所以，思前顧後，想到還是以揚州老鄉王良信先生在洛杉磯的那一塊土地，作為到美國發展佛教的基地，比較妥當。所以，我就繼謝絕應金玉堂女士之後，也婉謝了詹勵吾居士的好意，等候王良信先生進一步的消息。
沒想到，一等就是一年多，他才來電話催促我們到洛杉磯去。在他再度盛情邀請之下，我勉強地湊足了兩萬美元，就請會日文的慈莊法師、會英文的依航法師到洛杉磯去開山，創立道場。
在美加，因為土地多，房舍也多，所以買房子、買土地都很容易，但是要建寺院就不容易了。西來寺前前後後花了十年的時間，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多次協調會，從兩萬美金到最後花了三千萬美元，才給美國的輿論稱作「北美第一大寺」、「西方的紫禁城」。
在美國，自從有了洛杉磯西來寺之後，三藩市、休士頓、奧斯汀、紐約、芝加哥，甚至於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也都相繼有了建寺的因緣。
由於這一次訪問美加的因緣，也讓我深感英語弘法的重要。所以，回國後，我便開始籌備「英語佛學中心」，培育國際弘法人才。
當然，在這一趟旅程中，也應信徒之請，一定要帶我們到當地著名的景區覽勝，因而得以親睹名聞遐邇的大峽谷、尼加拉瓜大瀑布的風采。當中，也有許多現代化科技，給了我日後弘法上的靈感。例如，讓人大開眼界的好萊塢影城，堅定了我「佛教電影化」的理想；迪斯耐樂園的聲光、動態，激發了我在建設佛陀紀念館時，以動態故事呈現「佛陀的一生」、「佛教節慶」的構想；拉斯維加斯的街景燈光，甚至啟發了我在春節布置星光大道的構思等。
二○一一年九月，我再度回到祖庭江蘇宜興大覺寺，同時獲邀前往鹽城參觀「丹頂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美國欣賞的《丹頂鶴》影片，感動於丹頂鶴每年為了看望主人，南飛數千里的忠誠和義氣，我欣然應允，也圓了三十多年來一直想要探望丹頂鶴的宿願。
總之，這些都應該可以說是我第二次旅行訪問的成果了。
三、歐洲
在我幾次旅行世界，出國訪問之後，到歐洲參訪也是受信徒催促、邀請而去的。那時候，大家紛紛向我表示，想要到歐洲見識一下巴黎的凱旋門、英國的西敏寺、德國的萊茵河。剛巧，當時由於歐洲各國的信徒來到台灣，都是住在佛光山位於台北的普門寺，其中，有些人和普門寺住持慈容法師接洽，希望邀請佛光山到巴黎做一次法會。我們也就趁此，組織了八十個人的團體，浩浩蕩蕩地到歐洲做法會去了。
踏上歐洲的土地，第一站，我們來到了荷蘭。在一個中國飯店裡吃飯時，認識了羅輔聞先生，也就是促成十年後佛光山荷華寺興建的主要因緣（另章敘述）。
其實，在我們來到歐洲建寺弘法之前，就有佛光山的弟子在英國、法國讀書，等待因緣建立道場。最初我們在歐洲，並沒有什麼華人朋友，為了融入當地，接觸的也大都是歐美人士。但是和這許多當地人往來，若說做朋友，他們都很歡迎；一聽說我們要長住在那裡，態度也就有所保留了。
一九九○年，受巴黎明禮法師之請，我終於前往法國弘法。當時，有一位黃玉珊老太太希望我能到巴黎建寺，並且還熱心地為我們介紹了一座位於巴黎的古堡。這一座古堡不僅有護城河，裡面還有砲台，有豪宅，有農場，買價只要一百萬美金，就可以做為歐洲的禪修教育中心。因此，在當地信徒合力幫忙湊足了一百萬美元後，我們就非常歡喜地把它承購下來了。
但是，在台灣住慣的人，到了法國，要承受大雪飄飄，天寒地凍的冬天，也實在不容易。尤其古堡地處郊外，往來市區都要幾個小時，加之於古堡難以發揮寺院的功能，所以後來還是經由信徒介紹，在我們足以承購的能力範圍內，以最便宜的價格，買下了一棟空間還算大的房子。雖然這間房屋已經破舊不堪，整修也不容易，不過，在巴黎總算有了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了。
這個地方，距離義大利廣場只要數分鐘的路程；從前街到後街，都是我們活動的範圍，要有一、兩千位信徒在裡面活動，也不成問題。只不過，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由於法國政府不准許我們在此地重建房屋，所以，光有這一塊空地，等了多年，也是難有改善。最後，承蒙法國政府給了我們一塊靠近法國迪斯耐樂園的土地，在花了十幾年的時間，與地方上諸多人士溝通協調後，終於開始興建法華禪寺。這也就是法國開創道場的過程。
除了最初的巴黎古堡，我們在倫敦也接受了一所基督教的修道院。這個地方靠近牛津街，與大英博物館距離不遠，到海德公園也很近。
自此之後，我們在瑞典、德國、奧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也在信徒資助之下相繼建立了道場。過程中，總也要花上十多年的歲月，與當地政府、居民，不斷地協調才成，並不是一天就能有成果的。甚至，在歐洲建寺院，也不是說八十個人一次頭去打拚，灑豆成兵就能完成，都是經由佛光弟子，大家齊心合力，一批一批、一個一個，前仆後繼地前往闖蕩，才能完成這許多艱鉅的任務。
在歐洲，因為旅行的關係，就有了那麼多的道場。此中，也承蒙總統馬英九先生的讚歎，我多次聽到他談說過去到荷蘭訪問時，見到我們兩位比丘尼努力的情況，甚至連佛光山在當地弘法的成果，他也都能侃侃而談。
另外，《八千里路雲和月》的製作人凌峰先生，到歐洲拍攝外景時，也曾要我們給予協助。當時，我介紹了瑞士的覺如法師幫助他。後來，他在訪問記裡也敘述道：中華文化弘揚到全世界的情況，我並不了解，但是我看到了佛光山五位比丘尼在歐洲播撒中華文化的種子，受到當地人的熱誠擁護。
確實，最初瑞士佛光山集會，連天主教的修女都來參加我們的共修；這也就不能不說佛教在海外傳播的重要了。
不過，若要說最早我到歐洲，那應該是一九八二年，我率領歐洲考察團訪問歐洲。當我在埃及首都開羅傳教時，還曾經一覽金字塔的風光，更越過紅海，目睹了天地一片紅的景況。乃至於威尼斯的夜景、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凡爾賽宮、梵蒂岡教宗駐錫處、希臘的神殿、義大利的競技場等，也都有我們參訪的足跡。在充滿文化歷史的名勝古蹟之外，這塊佛法尚稱貧瘠的地區，還是希望未來有心者，發心來此開發、傳播了。
四、中國
儘管走遍了亞洲各國，也到過了美加地區和歐洲大陸，但是與我分別四十年之久的中國大陸，卻始終無緣再相見。
一九二七年，我出生在中國江蘇揚州一個貧苦的家庭裡。我的家裡，雖然經常無隔宿之糧，但我仍然覺得那是我可愛的故鄉，甜蜜的家庭，它讓我度過了一個非常值得懷念的童年。
一九四九年，我離開大陸，來到了台灣。雖然台灣和中國大陸只有一海之隔，但是政經大有不同。所以初時，還是讓我有離開故鄉家園的感覺。
中華文化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基地之一，但是，再好的黃金，裡面還是摻雜了其他的礦物；再好的良田，裡面還是會有一些雜草，我也就不認為要一味地照單全收了。所以，經常在世界各地雲遊弘法時，總也想要吸取各地的優點，來改善自己的不足。只是，再怎麼說，大陸都是我的故鄉家園，對它，我還是帶著幾分的情感。所以，自從離開故鄉之後，我在世界各地雲遊弘化，只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遊子，在茫茫的人海裡飄來飄去。飄呀飄地，到了一九八九年，終於有機會飄回到故鄉的山河。
那時，我的心情激動，親情、法情似乎都不及心中對於故土的深情。感謝中國佛教協會的趙樸初會長，以及國務院的一些領導們，讓我有機會拜訪我受戒、讀書的南京棲霞山寺和焦山定慧寺，也讓我回到了宜興的祖庭觀看遺址，雖然只有剩下幾塊石皮、幾塊磚頭在那裡，但是對我而言，卻是有無限的價值。
此行中，我東至上海，西達敦煌，北到北京，南抵成都。除了返回故鄉揚州探親，也遠到敦煌洞窟參拜；在北京頤和園瀏覽了園林風情，在城郊明十三陵見識了無常的道理；我們前去西安，參觀了秦朝兵馬俑的遺址，也穿過了巴蜀，體驗了船行長江三峽的驚奇。湖北黃鶴樓，氣象萬千，杭州西子湖，婉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