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3 Worldwide - Chapter 4: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第三篇 世界篇 第四章 歐美佛教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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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世界篇 第四章 歐美佛教簡史◆概說
西方對佛教最早的瞭解，可溯於西元前三世紀，那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大批佈教師到印度境外弘傳佛法，根據阿育王石柱敕文第十三的記載，佛教已遠播小亞細亞以西，遙及巴爾幹半島、埃及等地。同一時期，希臘使臣李迦斯特尼斯曾至摩竭陀華氏城，他的遊記中也提到佛教沙門。
希臘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長期建有國家，依各種碑文記載，希臘人信仰佛教，供養佛陀舍利，捐獻佛教窟院者頗為眾多。西元前二世紀後半期，希臘的彌蘭陀王掌理大夏國政，與那先比丘一場論戰之後，心悅誠服，皈依佛教，依南傳佛教資料顯示，他在晚年將王位讓給兒子後，出家學道，後來證得阿羅漢果，建立彌蘭陀精舍。
西元一世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耶穌創立耶穌教，後來在歐洲各國廣為流傳。根據《密教律》等許多古書記載，耶穌曾至亞洲研習佛理，為時數年之久。在那個時期，佛法和耶穌的教義之間並無衝突，甚至根據一些學者考據，在西元第二世紀裡，耶穌教教堂中所奉祀的耶和華是由梵語的菩薩(Bodhi-sattva)轉變而來。直至今日，教堂裡一些規矩也與佛教相似，例如使用念珠、神父牧師的僧袍及許多儀式等。此外，根據《梁書》記載，宋大明二年(四五九)，中國(又說罽賓國)有五位比丘航海到美洲(另有說為扶桑)流通佛法、經像，傳授比丘戒。五名比丘中有一位名慧深，是經阿富汗至墨西哥及中美洲，近代在一篇〈無名的哥倫布〉文章中，顯示中美洲仍可以看見類似佛教的遺跡，如佛教寶塔、白象標幟、獅子座、穿著大袍的比丘像等等。
曾經有學者說：佛法與耶穌的教義混合在早期教堂之中，是佛教未能單獨傳播西方的主要原因。在西元第五至第九世紀之際，耶穌教為了集中教會權力，不僅佛教教義，即便是耶穌教許多道理、規矩都在教堂會議中否決摒除並予以改變，從此佛教教義漸漸失傳於歐洲。
西元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為擴張版圖，獲得商機，紛紛以其船堅炮利的威勢，脅迫東南亞諸國臣服，納入其殖民地範圍。為了便於統治異國人民，在當地宣揚耶教，西方各國開始研究東方人的文化思想、生活習慣、語文、宗教、歷史、地理，在剛開始時，耶教徒在解釋佛教時，總是刻意扭曲，多所貶抑，不意卻引起西方人士對佛教更加好奇。緬甸、錫蘭、印度及其他佛教國家的人民在無形中對發揚佛教精神也多有貢獻，因為他們協助救治侵略國的傷兵，表現出視敵如友的榜樣；佛教長老則以巴利文經典教導西人官吏及學人，不但不收取酬金，甚至以珍貴貝葉經典相贈，凡此都讓西方人士對佛教逐漸產生好感。此外，阿育王石柱訓誡、佛教美術、建築物、巴利文經文等的陸續發現，更讓西方學人心生敬愛。一八六七年，馬克斯穆勒在大學開設比較宗教課程，繼而編纂五十冊的《東方聖書》，在他逝世前，歐美等國學者才將非耶穌教的宗教一視同仁，以宗教看待，佛教也開始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視。一八七九年，阿諾德的《亞洲之光》以優美的詩篇歌頌佛陀的偉大，掀起英語系國家對佛教的興趣。一八八一年，奧登堡在柏林出版《佛陀生涯、教義、教團》，以史實為資料，敘述佛陀一生弘法的經過，掃除過去多種神話傳奇的假託，對於佛教的發展大有助益，後來該書因文意優美，先後被譯成十多國文字。同年，以佛教徒自居的戴維茲在他的鼓勵之下，成立「巴利聖典協會」，以畢生的精力刊行羅馬字體巴利文三藏和註釋，並翻譯經論，編纂英巴辭典，著作等身，方便了學者對於佛教的研究。
然而即使如此，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也只有少部份學者在學術上從事佛學的研究，大部份的民眾對於佛教依然十分陌生，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東方國家才主動加強佛教在西方的傳播。首先是錫蘭僧侶開始自覺，紛紛起而反抗耶教教士，甚至在公開辯論中取得勝利，而達摩波羅則以雄猛邁進的姿態，於一八九一年發起摩訶菩提協會之後，陸續在歐美及非洲等地設置分會，出版多種語文的佛典和刊物；中國的楊文會則與達摩波羅、南條文雄等相約協力弘揚正法，並於一八九四年時，與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譯《起信論》為英文，此後又培養梵語、英語及中西兼通的弘法人才，為佛教西漸作準備。
二十世紀伊始，佛教在西方國家開始生根發芽，一九○六年，傑克遜站在海德公園的自製肥皂箱上公開演說妙諦，並且經營書店，出售佛教書籍；一九○二年，英人貝尼特出家，法名彌勒，為歐洲第一位佛教僧侶，他在緬甸成立「國際佛教會」，並於一九○八年返回英國傳教；一九○三年，顧也斯在緬甸剃髮為僧，法名三界智，是德國第一位佛教出家人，不但熱衷於著書立說，以文字般若弘揚佛法，而且一直留心在歐洲建寺的機緣。
其後，兩次世界大戰的烽火雖然讓佛教活動暫時中止，但對於佛教弘傳卻有推波助瀾之功，因為佛教徒們從斷垣殘壁中更能體悟貪、瞋、愚癡是人類爭執的根本原因，從而對於佛教真理更加渴仰，所以每次戰爭之後，不但佛教刊物激增，佛教團體也如同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中國以一佛教國家，於久久積弱之餘，竟奮起抗戰，出乎西人意料之外，緬錫等佛化國民也在軍事上給予盟軍協助。東方佛教國家在英吉利等列強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竟與之並肩作戰；緬、錫諸民族獨立運動的成功，中、印等佛教國家人民力爭自由的精神，凡此都讓西方人士發現佛教具有微妙的潛力，值得大家尊重、研究、傳播、學習。遺憾的是，佛教界一直缺乏全盤規劃的人才，以致無法將聖教弘傳十方。
一九二八年，太虛大師周遊歐美各國宣揚佛法，倡導設立「世界佛學院」，雖功敗垂成，卻為漢地佛教西傳開拓基礎；一九五○年起，鈴木大拙在美國各地努力講學，將禪法介紹到西方世界；一九五九年，中共進入西藏，喇嘛紛紛出走，由於他們積極的活動，藏傳密教因而在歐美各地蓬勃發展；一九七五年，越南、高棉相繼為共黨統治，越南僧侶逃亡世界各地，同時也將大乘佛教帶往世界各地。一九八八年，我和慈莊暨全佛光山大眾本著「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願心，在美國創建西來寺以為大法西來的基地，此後，在全球陸續發展出百餘家別分院，分布在各地的佛光山千餘名出家弟子在二六時中辛勤弘法，接引眾生；一九九二年，星雲為凝聚在家居士的力量，提昇他們在佛教的地位，又成立國際佛光會，並設置檀講師制度，迄今為止，佛光會已在世界五大洲成立一百五十餘所協會。如今可說有太陽照射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在弘法利生，服務社會。佛光山與佛光會有如鳥之兩翼，人之雙臂，相輔相成，為佛教開啟嶄新的紀元。
一、英國佛教史話
人文歷史的背景
十九世紀，叱吒風雲的大英帝國，夾著船堅炮利的威勢，脅迫東南亞諸國臣服，納入其殖民地的範圍。為了便於統治異國人民，從中獲取商業利益，同時更為了在當地宣揚耶教，英國開始研究東方人的文化思想、生活習慣、語文、宗教、歷史、地理，並成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一八八五－一九○四)，輔助梵、巴語文的研究。
南傳教理的研究
一八六四年，曾於錫蘭服務公職的蔡特斯(Robert Childers)返回英國，並於一八七五年獨力完成巴利語辭典──最早的一部巴英辭典，開啟英人對巴利語佛典的研究。
一八七六年，曾在錫蘭法院服務的戴維茲(T.W.Rhys Davids)回到祖國英倫執教，並於一八八二年成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有計劃地將巴利三藏及注釋翻譯成英文出版問世，晚年有鑑於蔡特斯的巴利字典不敷使用，更與助手施鐵達(William Stede)合編英巴字典，不但使巴利語研究在西方成為組織，而且為英國佛教的發展舖路，將佛陀的智慧展現在世人面前。一九二二年戴維茲去世後，他的夫人芙麗(Augusta Caroline Foley Davids)女士繼承夫志，接掌巴利聖典協會，佛學譯著豐富。
一八七九年，阿諾德(Edwin Arnold)的詩篇《亞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因詞藻優美，極受時人歡迎，被譯成十多國語文，使得許多讀者因此而信仰佛教。
大乘經典的傳入
南傳佛教固然在十九世紀受到英人的青睞，大乘佛教也隨著公職人員、學者專家、天主教徒的研究而傳入大英帝國。首先是荷吉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於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八年間出任尼泊爾公使時，與僧侶交遊，盡搜梵文貝葉經典，凡三百八十一部及紙本梵夾多件，不但自己致力於翻譯刊行，而且慨贈英國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法國著名佛教學者布諾夫(Burnouf Eugene)(後藏巴黎圖書館中)及印度學人密多羅先生(後藏加爾各答圖書館中)，開啟了歐洲學者研究大乘佛教思想的濫殤。
穆勒(Friedrich Max Muller)，祖籍德國，一八四六年，在布諾夫的指導下，認識佛教的真諦，為他的生命「開創新的天地」，一八四八年穆勒定居英國，在牛津大學任教，一八五七年後，為「巴利聖典協會」主編《東方聖典叢書》(Sacred Book of the East Series)，使佛教的學術價值與哲學意義備受重視。
匈牙利青年狄斯羅斯(Alexander Csomade Koros)至西藏隨喇嘛學習藏文及佛教文學達四年之久，於一八三四年著《西藏語文法》(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次年，又出版《藏英大辭典》(Dictionary,Tibetan and English)，這兩本書便利歐洲學者從事藏傳佛教的研究。
英國學者比爾(Samual Beal)在一八五二年以佈教師身分至中國，一八七七年歸國後，擔任倫敦大學教授，發表甚多有關漢譯佛典、中國佛教之論著，對於西人瞭解中國佛教有頗大的貢獻。
一八九○年，英國政府派鮑爾(Hamilton Bower)在新疆庫車發現梵文的《孔雀王經》樺皮寫本，引起史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探險西域的強烈欲望，遂於一八九九年來，率領英國探險隊至伊朗、印度西北部、中亞、中國大陸西部等地探險，造成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其中在敦煌發現千佛洞的古經典文物，震撼西方學界，引起敦煌熱潮，法、日、俄、德、美等國先後組織探險隊至西域發掘探究，對於西域佛教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精通巴利、梵文、中文、藏文、蒙古文、日文的孔茲是近代研究大乘佛教的佼佼者，一九五一年他出版《佛學本質及發展》(Buddhism:Its Essenceand Develop-ment)，因深入淺出，條理分明，頗受讀者喜愛。一九五四年與華利(Arthur Waley)、荷娜小姐(I.B.Honer)及西藏佛教專家史尼古夫(D.L.Snellgrove)合著《各時代佛教經典》(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此後，他將全付身心奉獻於大乘佛教經典的翻譯與研究，以其學養豐富，譯筆精確，被譽為當代佛學大師。
弘法活動的開展
自一九○六年英人傑克森(R.F.Jackson)在海德公園(Hyde Park)宣揚佛教教義，並自營書店，流通佛教書籍之後，佛教漸為一般民眾所知曉。一九○七年，他與多人在倫敦發起成立「不列顛愛爾蘭佛教會」(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以研究佛學為宗旨，並推舉戴維茲教授為首任會長，阿難陀‧彌勒長老(Anada Metteyya)為副會長，成員大多為學者及高知識分子。彌勒長老俗名貝尼特(Charles Henry Allan Bennett)，生於倫敦，於十八歲時展讀阿諾德的《亞洲之光》之後，大為感動，於一八九八年至錫蘭學佛，一九○二年在緬甸披剃出家，法名彌勒，一九○三年在仰光召集佛教徒成立「國際佛教會」，在哈拉翁夫人(Mrs.Hla Oung)的資助下，組織弘法團到英國展開弘法工作，使佛教在當時受到矚目。一九二三年，彌勒長老逝世。「不列顛愛爾蘭協會」成立二十年間，重要幹部老成凋謝，幸有培因(Francis J.Payne)，繼續把會員聚合起來，在艾薩克斯會堂(Essex Hall)主持一系列的佛教講座。一九二四年，他發起創辦「佛教徒聯合會」(Buddhist League)，自任第一任會長，雖然不久也解散了，但他仍以無比的熱忱繼續演說佛法，度人學佛。
一九二四年，韓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合併靈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倫敦分會與「不列顛愛爾蘭佛教會」，成立「佛教協會」(The Buddhist Society)，自任會長，出版《中道季刊》，撰文著書，宣說佛法妙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赴各國訪問，得到緬人支持，在倫敦印刷各種刊物，宣揚佛教，並將日本鈴木大拙的著作介紹給英國民眾。可惜自韓福瑞於一九八三年逝世後，「佛教協會」也隨之沒落。
摩訶菩提協會的創辦人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志在復興印度佛教，有鑑於弘法工作的重要，在一九二八年組織「佛教佈教團」(Buddhist Mission)，派遣法師輪流駐英弘法。一九五四年，在該會協助下，錫蘭佛教徒在倫敦創建「倫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這是南傳佛教在歐洲的第一座佛寺。一九二八年秋天，太虛大師環遊世界弘法，從法國來到英國，受到摩訶菩提倫敦分會及倫敦佛教會的熱烈歡迎。大師希望在歐洲設置「世界佛學院」，倫敦的佛教徒被大師為法忘軀的精神所感召，立即組成「佛教委員會」以為響應，可惜在大師赴往他國弘法之後，委員會的工作就告停止。
一九六四年，泰僧智成上座(Nansiddhi)與隨侍翻譯－帝須達多(Tissadatta)比丘，應加拿大籍比丘阿難陀菩提(Anandabodhi)的邀請，在泰英兩地信徒的出資供養下，遠赴倫敦弘法，受到西方高知識分子的歡迎，泰國皇室認為在英國組織僧團有其必要，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成立「佛光寺」(Buddhapadipa Manastery)。
一九六七年，僧護法師(Ven.Sangharakshita)深感英國佛教若要在西方落實發展，必需在經濟上獨立自足，並且在戒律上予以改革，因而組織「西方佛教僧團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展開他的革新佛教運動，以實踐八正道中的「正業」為弘法的經濟後盾，在世界各地成立禪坐中心及餐館、印刷、建築等各種合作事業。
六○年代，西藏喇嘛紛紛出走西方，藏傳密教因此傳入西方，例如：一九六七年，阿貢仁波切(Shetrop Akong Tarap)和創巴仁波切(Chogyamtrungpa)在英國創立的「三耶林西藏佛教坐禪中心」(KagyuSamye Ling Tibetan Center)及奇美仁波切(LamaChimeRinpoche)創立的「康藏之家」(Kham Tibetan House)等都是噶舉派的寺院；一九七七年，提列因仁波切(Karma Thinley Rinpoche)及其英籍法嗣塔耶(JampaThaye)所創的「薩迦派佛法中心」(Thinley Rinchen Ling)是薩迦派的寺院；一九七六年開辦的文殊師利佛學院(Manjushri Institute)主要在宣傳格魯派教義；索甲仁波切(Lama Soygal Rinpoche)主持的「蓮華生佛法中心」(Dzogchen Orgyen ChoLing)則是寧瑪派的寺院。七○年代，日本佛教傳入英國。像「斯盧所洞修道中心」(Throssel Hole Priory)、「英國淨土真宗協會」(Shin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reatBritain)、「英國真言宗佛教協會」(The Britain Shingon Buddhist Association)等分別屬於曹洞禪宗、淨土真宗及真言宗系統。
人間佛教的建立
一九九○年十一月，星雲赴歐洲弘法暨成立佛光會，途經英國考察時，賦予當時正在當地深造的依益法師及永有法師兩項任務：一、在倫敦成立道場；二、在當地成立佛光會。他們不負眾望，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倫敦最熱鬧的牛津街及里仁街側，覓得一座基督書院(TheInstitute of Christian Studies, opened by Arthur Michael Ramsay in 1973)作為寺址，旋即籌組倫敦佛光協會，並於翌年四月邀請星雲前往主持成立大會暨佛學講座，承蒙當時臺北駐英代表蒞臨參加。道場於六月二十日與屋主簽約，經裝潢後，在九月二十八日落成，名為倫敦佛光山，一九九三年七月，又應曼徹斯特信眾的要求，於該地成立曼城佛光山。一九九四年，雅適士市許瓊華女士捨宅為寺，供法師領眾薰修。星雲於一九九四年八月應邀至英主持佛學講座，並為曼徹斯特佛光協會、雅適士佛光分會主持成立大會，英國佛光山的道場及佛光會合作無間，經常協力舉辦各種多元化的弘法活動，例如供僧法會、冬令營、才藝班、中小學教師研習營、各國寺院巡禮、中文班、慰問老人院、捐血救人、家庭普照、信徒聯誼會、素食品嚐會等，其中一九九四年元月，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及臺北駐英代表處主辦，倫敦佛光山協辦的第一屆倫敦海華文藝季，內容包括書畫展、音樂演唱會、國劇、舞蹈等，受到當地社會的重視；同年由倫敦佛光協會暨倫敦佛光山主辦的梵之旅－佛教藝術季與中華文化系列慈善義演，有來自十國，三千多人共同參與，臺北駐英代表暨倫敦數位國會議員及當地僑領等貴賓均蒞臨觀賞，全部門票收入都捐給英國醫療機構，迴響熱烈；一九九五年，曼城佛光山暨曼城佛光協會在皮卡迪公園(Piccadily Garden)及唐人街舉辦的慶祝佛誕園遊會，當地市議員及政府官員均前來遊觀，並獲曼城首報《曼徹斯特晚報》全版報導；同年的僧寶節，倫敦佛光山於漢摩斯密千人大會堂(Hammersmith TownHall)舉行第一次全英供僧法會，旅居英國八大宗派的僧伽及遠自日、韓、斯里蘭卡來此應供的比丘濟濟一堂，盛況空前；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西方聖誕節的前夕，倫敦佛光山特舉辦佛光青年回家日，讓來自奧地利、愛丁堡、英留學的青年學子及博士班研究員等，在寺院裡共度溫馨的夜晚；一九九六年八月九日，星雲應邀赴英，與世界宗教代表大會主席布雷布魯克牧師及倫敦佛教協會祕書長梅多士先生，主持全英各宗教代表的「和平對話──宗教與社會的融和」，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天主教、耶穌教、回教教會均派代表參加討論，氣氛十分熱絡。倫敦佛光山及佛光會每年在唐人街例行合辦的浴佛法會得到社會的肯定，西敏市市長特將這一天訂為唐人街的公定節日之一，每年市政府均有高級官員如市長、副市長等蒞臨參加；此外，每年都有各級學校學生在校方安排下，到倫敦佛光山參訪，作為課外研究的對象，乃至英國許多學校負責人或醫院教育部及監獄輔導者紛紛來函或電話聯絡佛光寺，詢問如何將佛法應用在生活上，也有學校希望寺方能協助將佛教編入教學課程之中……，凡此均可看出佛光人不但融入當地社會，而且弘法成績斐然。
二、德國佛教史話
佛教思想的萌芽
德國人稟性好學深思，是西方國家之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並且禮讚佛教教義的國家。十七世紀時，萊布尼茲(Gottfried Wihelm Leibniz,一四六四－一七一六)著《辨神論》，曾引用一些佛學典故。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四)經常在他的著作與演講中提及錫蘭、緬甸、西藏和中國的佛教，讚嘆佛教僧侶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精神，並且對因緣業報的教義感到興趣。他在臨終時，曾向友人赫斯(Hesse)說：他堅信佛教輪迴的道理。
十九世紀初期，印度哲學在西方漸受歡迎，德國的哲學家如謝林(Schelling)、黑格爾(Hegel)等從翻譯的書籍中認識佛教義理的博大精深，其中尤以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一七八八－一八六○)對後人最具影響。他不但廣搜佛典，研讀經義，並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佛教義理，讚美佛教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卓越者」，更在住家裡供養佛像，以佛教徒自居。崇拜叔本華思想的德國大音樂家華格納(Wihelm Richard Wagner,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則頌揚「佛陀人生觀之偉大，使其他學說在相較之下，顯得微不足道」，同時在其作品中融入佛教體裁。大哲學家尼采雖然是耶穌教牧師的兒子，卻大膽地稱揚「佛教的真實性高於耶穌教一百倍」，並讚美佛教徒的祥和無諍。
由於這些哲學家、藝術家的啟蒙，佛學研究於十九世紀在德國向下紮根。第一個在德國開設梵文和印度學研究所的教授是薛立格(Aughust Wilhelm Von Schlegel，一七六七－一八四五)，時為一八一八年，此後許多大學，例如Tuebingen Uni-versity(一八五六)，Goettingen University(一八六二)，Munich University(一八六七)相繼成立，迄今德國有十多所大學設立與佛學研究相關的研究所。第一本有關佛教的著作是科也本(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佛教》(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一八五三－一八五九)，這本書代表德國佛教學術研究的開始。
佛教義理的傳揚
一八八一年，奧登堡(Oldenberg, Hermann;一八五四－一九二○)的《佛陀生平、教義與教團》(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一八八一)，在柏林出版，該書確立佛陀與佛教僧團的歷史，打破部分學者視佛陀為神話傳奇的謬誤，意義非凡。續後，他又編纂巴利《律藏》，將其中「戒本」譯成英文，並鼓勵英國的戴維茲教授創立「巴利聖典協會」。
一九○三年，德國第一個佛教團體在來比錫誕生，它的名字是「德國佛教傳道會」(Society for Buddhist)，是由塞頓杜克(Karl Seidenstuecker,一八七六－一九三六)所創立，目的在弘揚佛法。一九○五年，出版《佛教徒》(The Buddhist)，是西方第一本佛教刊物。同年，他在柏林建立分社，將該會改名為「德國佛教會」(Society for Buddhist Missionin Germany)，後來由於經費不足而不了了之。一九○七年，塞氏另創「大覺中心」(Mahabodhi Center)，但三年後又因缺乏財源而停辦。
一九○三年，音樂家古斯(Anton Walter Florus Gueeth)，在緬甸剃度為僧，法名三界智(Nyanatiloka,一八七八－一九六○)，是德國第一位比丘，此後有許多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荷蘭人跟著他學佛，甚至請求出家。一九○六年，他出版《佛陀聖言》(THE WORD OF THE BUDDHA)，多年來，被譯為多種文字流通。他曾創立出版社，並發行《佛教世界－德國佛教月刊》(The Buddhist World－A German Monthly for Buddhism)。一九○九年，「德國巴利文學會」(German Pali Society)成立，其目的是為了要在西方建寺安僧。一九一一年，他意識到歐洲建寺機緣尚未成熟，於是來到斯都瓦小島(Polgasduwa)隱居苦修，受到當地居民的敬重，爭相供養。在兩次大戰中，他數度被視為德國間諜，鎯鐺入獄，卻無減其弘法熱忱，一九四六年獲准釋放後，他再度回到波加斯都瓦小島習禪修定，翻譯經典，終老於此。三界智長老富含精深哲理的著作，對德國早期學佛者而言，是莫大的啟示，他難忍能忍的精神更感召了當時許多德國人學佛修行，對於德國佛教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一九一一年，「摩訶菩提協會」在來比錫設立德國分會，齊麥曼(Friedrich Zimmermann,一八五一－一九一七)為第一任主席，塞頓杜克為秘書，並迅速將The Buddhist Look-out復刊，一九一二年又將此月刊更名為Mahabodhi Leaves，此刊物到一九一六年刊行得很順利。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錫蘭修行的德籍比丘紛紛被押解至澳洲拘禁，如三界智長老，直至一九一八年才得以回到祖國。一九一三年，佛教生活聯盟從德國巴利學會中脫胎而出，他不像過去德國巴利學會那樣強調巴利文的研究，而注重佛教的適用性，同時發行《佛教月刊》(Journal for Buddhism)。在高等法院任職法官的格林(George Grimm,一八六八－一九四五)，因為受到叔本華思想的啟發而研究佛教，修持止觀，並自學梵、巴語文，以期深入佛典。一九二一年，他合併「摩訶菩提協會德國分會」與「佛教生活聯盟」，捨宅成立「德國佛教團」(Buddhist Community for Germany)，與塞頓杜克共同負責會務。一九二四年，改名為「三寶佛學社」(The Bud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同樣是因為深受叔本華作品感動而轉信佛教的達爾克醫師(Paul Dhalke,一八六五－一九二八)，向以弘法度眾為己志，一九一八年開始撰寫佛書，翻譯經典，並創立《新佛教學報》(New Buddhist Journal)，一九二四年後更名為《零碎集─應用佛學雜誌》(The Scrap Collection-APeriodical for Applied Buddhism)，以科學方法分析佛法。一九二四年，他在柏林建立「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House)，環境優美，藏書豐富，在當時是歐洲的佛教重鎮。一九二八年，達爾克醫生逝世後，由其胞妹接管，二次大戰期間，柏林在戰火的蹂躝下損失慘重，精舍無法維持，遂由「錫蘭德國弘法使團」(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買下，轉為寺院。
一九二一年，斯坦基(Martin Steinke,一八八二－一九六六)在柏林創立「佛陀團體」(Community around the Buddha)，一九三三年來到中國，皈依倓虛法師，法號照空。一九三四年返國，被選為第一屆國際佛學會議主席，在倫敦召開會議。後來「佛陀團體」改名為「佛教團體」(Buddhist Community)。
納粹時代的禁佛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取得政權，禁止宗教活動，焚毀佛教著作，許多佛教團體領袖被祕密逮補，但仍有人不畏強權，暗中進行佛教活動，像格林「三寶佛學社」的會員另創「老佛教團體」(Old Buddhist Community)，格林在烏亭(Utting)的房舍就是他們聚會活動的地點；斯坦基則住在德國南部，著書講經，藉此續佛慧命；費雪(Kurt Fisher)在「佛教精舍」繼續發行《佛教生活與思想》(Buddhist Life and thinking)刊物，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捨報往生為止。在錫蘭弘法的德國比丘也受到戰爭波及，一九四一年被監禁在印度德拉屯(Dehra Dun)，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被允許返回錫蘭。
戰後佛教的恢復
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投降，飽受戰爭摧殘的百姓急於擁抱宗教，佛法尤其能撫慰心靈的創傷，各地佛教團體因此紛紛成立。先是「韋勒出版社」(Kurt Weller Publishing House)推出「阿育王文庫」(Asoka Edition)，以文字般若弘揚佛法。一九四九年，自從慕尼黑佛教團體加入「摩訶菩提協會」以後，許多大城市如柏林、法蘭克福、漢堡、基爾、科隆等地也都相繼加入。一九五一年，柏林佛教徒成立柏林佛教會。一九五四年，漢堡佛教徒成立漢堡佛教會，一九六二年由佛友捐贈羅斯堡一處風景優美的房舍作為禪修中心，名為靜廬(House of Quiet)。一九五二年，葛文德喇嘛同時在印度及西柏林成立「聖彌勒壇城西方教團」(Western Order Arya Maitreya Mandala)，是德國第一座密教寺院。其後日本佛教各宗派也來德國建立道場。一時之間，林林總總，佛教在戰後的德國呈現百花齊放的繁茂景象。
為了使德國法律承認佛教團體是德國的宗教團體，佛教徒自一九五二年便著手開會，進行立法程序，於一九五五年成立德國佛教會(The German Buddhist Society)，將各個組織團體納入，一九五八年正名為德國佛教聯盟(The German Buddhist Union)。一九八四年，德國佛教聯盟為與耶穌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成立德國佛教總會，制訂組織章程及共同目標。一九八六年，兩個佛教會共同設立全國辦事處，並協辦全國性活動。
人間佛教的發揚
近幾年來，中國佛教也在德國生根，其中以建設人間淨土為主旨的佛光山與佛光會在此發展最為迅速。自一九八八年開始，就有德籍人士專程前往美國西來寺及在臺灣的總本山－－佛光山求受三壇大戒。一九九二年，佛光山派滿徹法師到沒有任何信眾基礎的西柏林弘法利生，短短數年中，不但接引無數德國人士學佛修行，並且在千辛萬苦的情況下籌建柏林佛光山、萊茵禪淨中心、法蘭克福禪淨中心及漢堡佈教所等四所道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柏林、萊茵等地分別成立佛光協會，除例行的共修會、讀書會、佛學班、禪坐班、抄經班、才藝班、語文班等之外，每月出版中、德文《佛光世紀》，還有不定期的佛學講座、信徒講習會、青少年學佛營、青少年心理座談會、婦女法座會、各種佛像、念珠、禪畫、油畫、佛像、花藝、中國結、國劇臉譜展覽、園遊義賣會、素食品嚐會、樂團表演等等，不但經常接受當地媒體採訪報導，而且也受到當地政府及社會人士一致肯定，比方自一九九五年起，柏林勞工局有感於佛光人弘法利生的善行義舉，特准今後凡佛光山派來德國的法師名額不限，並可獲得居留權，這在沒有移民政策的德國而言，是稀有難得之事；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柏林佛光協會十位代表應總統賀隆(Roman Herzog)先生的邀請，到總統官邸參加文化活動，此乃中國團體首度獲得的殊榮，所以當地德國人咸表歡喜，讚揚佛光山及佛光會讓他們認識佛教，也使他們深深體會到人間佛教思想可以開拓他們的心靈領域，是當今德人所迫切需要的。
三、法國佛教史話
歐美佛學研究之先驅
在西方世界中，法國是首先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研究佛學的國家。在一八二六年以前，巴利文鮮有人知，直到法國的布諾夫(Eugene Burnouf,一八○一－一八五二)與德國的拉森合寫了一本《論巴利語文》(Essaisurle Pali)，西方人士才開始興起研究巴利文的浪潮。其次，布諾夫著手研讀荷吉森贈給他的一百七十六卷梵文經典，於一八八四年出版《印度佛教史導論》(L'Introductional' Historiedu Buddhism Indien,一八八四)，此書對佛傳及佛教義理有獨到見解，且對《般若經》、《楞嚴經》、《華嚴經》、《金光明經》、《法華經》等大乘經典的內容作提要分析，是一部劃時代的大書。這種主要依據梵文佛典，並參考漢文與藏文的版本，採取分析抉擇的方式，為西人研究佛學開創一條新路。後來他在巴黎組織法亞協會，並將《妙法蓮華經》由梵文譯成法文。由於他開研究佛學風氣之先，故又有「歐洲佛學研究之父」的美名。
布諾夫逝世後，研究梵文原典的翻譯工作仍繼續進行，在這個領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列維(Sylvain Levi,一八六三－一九三五)，曾遊歷印度、日本、俄國、巴勒斯坦、美國、中南半島、中國、朝鮮等國家，曾任法蘭西學院、俄國聖彼德堡、印度三提尼肯坦大學教授，回到法國後，出任法亞協會副總裁，日法會館館長等職。一八九八年，在尼泊爾搜集一批梵、藏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安慧的《唯識三十頌釋》、無著的《莊嚴經論》等，列維將其校勘翻譯成法文後出版。他的許多著作打開了佛教哲學與歷史研究的新天地，也引起人們對藏文佛典的注重。
列維的歐洲學生中，以比利時人蒲仙(Louisdela Vall'ee Poussin)的成就最為卓著，他將世親的《俱舍論》譯成法文，並依據漢、梵、巴等資料，詳加注釋，是一本獨步當代的大作，內容不僅包括說一切有部，也包括一般的佛教哲學，幾乎可以視為佛教百科全書。其根據漢譯本《成唯識論》的法譯本，也以梵、藏有關資料作為注釋。蒲仙在譯介北傳佛教方面貢獻至鉅。
繼蒲仙之後，以拉莫特(Etienne Lamotte)最為優秀。他將《大智度論》及《攝大乘論》翻譯為法文，包含豐富的註腳，受到時人之好評。
戴密維(PaulDemi'eville)曾任中國廈門大學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長，並主編荷蘭出版的漢學雜誌《通報》。他注重漢藏佛學的研究，對當代學界影響很大。
太虛大師弘法之影響
佛教在法國成為一種宗教信仰始於太虛大師的巡迴說法。他於一九二八年啟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弘化，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到法國馬賽、巴黎，主持多場佛學講座，備受法國學者及知名人士熱烈歡迎，並共同發起籌建「世界佛學院」，法國政府還決定捐地作為院址以示支持，當時也曾有法國佛教徒馬格爾李維與太虛大師商議成立「巴黎佛教會」，可惜這些組織都在大師離去之後，沒有繼續發展。一九二九年，在太虛大師的促成下，羅絲貝莉(Constant Lounsbery)女士成立「法國佛教友誼會」，後改名為「巴黎佛教協會」，於一九三九年出版《佛教思想雙月刊》，並定期舉辦佛教活動、佛教藝術展覽等。這個組織與當時英國的佛教團體成員多出身於中產階級不同，其領導人都來自上層顯貴，如索爾波那等，可惜該會於一九六九年時停止活動。
越南佛教徒移居法國
由於法國曾將越南、高棉、寮國納為殖民地，所以一九四五年越南戰爭爆發後，越南人民開始移居法國，在巴黎建立「法國佛教聯盟」，遺憾的是他們主要仍在本國人民的圈子中發展，因此對法國佛教影響不大，但現在也有一些越南佛教團體開始發展，如設在巴黎近郊的國際佛教文化中心－－「靈山寺」，一九八八年時，該寺又在離里莫四十公里的項貢市購地二十八公頃，建立佛法市，計劃培養越南、柬埔寨、斯里蘭卡等籍法師，以便將來在法國，甚至在西方各國弘法。
日本禪宗、日蓮宗傳入
一九七○年之後，日本禪師將禪的修行引入法國，促使許多禪寺紛紛建立。首要者為位於巴黎的國際禪學會。此外位於羅爾河和謝河的大溪禪寺與在亞德斯市的禪修中心，兩者都是日僧Deshimaru Taisen法師建立，現已捐給法國人。日蓮宗在法國有兩個中心，一是在巴黎近郊的梭區，一是它們的歐洲中心，位於崔慈市。信徒有五百組以上，每組約十二至十五人，他們定期聚在一起打坐修行，討論佛法。
藏傳佛教重集體修行
藏傳佛教約在本世紀七○年代傳入，藏傳修行中心的生活是一種集體修行的寺院生活，有的辦佛學課程，分三年、三個月及三天多種，由喇嘛來帶領大眾打坐修行，其中有三間較大的團體：一、Dhagpo Kagyu Ling，成立於一九七七年，位於威賽河的聖里昂省；二、Kagyu Ling，成立於一九七四年，位於布諾市的巴勒虛古堡，另為男、女眾各設一修持中心，並設立翻譯中心。三、Karma Ling，位於阿威亞省，創立於一九八○年，由法國喇嘛丹尼斯鄧突負責，以融和傳統佛教與西方宗教為其特色，定期舉辦以宗教、佛教、現代主義為主題的辯論會，吸收許多知識份子參加。
法國佛教協會之成立
法國佛教協會成立於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設六個委員會：一、宗教對話委員會，積極參與大型的公眾辯論會；二、佛教性與現代性委員會，其下所屬之倫理小組委員會曾發表關於墮胎、人工授孕、安樂死與遺傳學等社會問題的意見，引起社會大眾，乃至天主教會的興趣；三、資訊傳播委員會，提供佛教訊息給各傳播媒體；四、社會活動委員會，其下設有監獄佈教小組委員會、宗教教育小組委員會、聯繫人道組織之小組委員會，數年前監獄佈教委員會已經得到司法部同意在監獄或感化院佈教；五、法律訴訟事項委員會，保障佛教的權益；六、國際關係委員會，負責與不同的國際機構，如聯合國考察團、歐洲議會等保持良好關係。
佛光人西來弘法度眾
一九八九年，越南靜心禪寺落成，翌年，住持明禮法師邀請佛光山慈容法師前往主持開光。當地僑民求法若渴，一再邀請星雲在巴黎建寺弘法。一九九一年四月，慈莊法師與依晟法師在巴黎郊區梵得樂鎮(Verdelot)尋得一座建於十四世紀的法國古蹟－－盧瓦雷諾古堡(Chateau Launoy Renault)作為道場，是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寺院，由慈莊法師擔任第一任住持。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星雲到巴黎古堡為巴黎佛光協會主持成立大會，隨即在古堡舉行孝親報恩盂蘭盆法會及觀音法會，許多人因深受感動而自願申請加入佛光會，並要求皈依成為信徒。後為便利大眾禮佛，在巴黎第十三區設立臨時辦事處，弘法活動以家庭普照、幹部訓練及佛學講座為主。隨著信徒日益增加，空間不敷使用，第二任住持依照法師在佛光會前後任會長江基民、詹行琨等多位居士協助下，於一九九三年遷址於九十四區史達林大道旁的一座倉庫，正式展開弘法工作，大家同心協力，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竟然舉辦了不下三十場法會，而佛光會也舉辦了多項文化、教育、慈善、聯誼等活動。一九九五年八月，獲市政府核准修建，目前除例行法會之外，還辦有佛學研讀班、兒童班、醫學講座、文化藝術展覽等活動。此外，慈莊法師、依照法師等人更遠赴瑞士、比利時、荷蘭等國家輔導成立佛光協會。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巴黎佛光協會暨巴黎佛光山在樊尚森林舉辦的浴佛法會，人潮不斷，盛況空前，法國菲加報紙、第二國家電視臺及第三電視臺特作現場採訪。同年八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五屆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美國柯林頓總統、台北李登輝總統、美國高爾副總統均致電祝賀，法國國會議員高樂加雅馬庫士先生、美國加州參議員馬丁尼茲女士、中華民國僑務委員祝基瀅先生、立法委員潘維剛女士、法國佛教協會會長傑克馬丁居士等貴賓，皆蒞臨觀禮。凡此都說明了佛光人在法國短短數年內弘法度眾的成績已受到社會人士的肯定。
四、俄國佛教史話
蒙古佛教初傳俄國
儘管十多年前，蘇聯的考古隊宣稱在俄境內的西土耳其斯坦發現了多處屬於一至二世紀的佛教遺跡，但俄國佛教真正有歷史可考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由卡爾米克人及布利亞人從蒙古高原傳到俄國本土。
卡爾米克人原本居住在外蒙地區，在一六二○年左右，經過吉爾吉斯遠達裡海西北方的窩瓦河，也就是俄國的南部定居下來，同時也將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後來蘇俄在此設立「卡爾米克自治州」。
布利亞人是貝加爾湖一帶的遊牧民族，十七世紀時成為白俄帝國的殖民地，後來蘇聯在此成立「布利亞自治共和國」及「赤塔州亞金民族管區」。由於佛教具有哲學、醫學及工藝等多種文化內涵，喇嘛僧成為當地的知識階級，自從蒙古人須與俄國官僚接觸之後，喇嘛僧就充當協調的任務。例如：一七一二年時，就有一百五十名西藏喇嘛來此，同時也有布利亞人到西藏去研習佛學。
帝俄女皇敕封可汗
一七四一年是布利亞佛教的轉捩點，在這一年，俄國伊莉莎白女皇下詔封立可汗喇嘛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首長，此後當地佛寺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建立。如禪理學會、慈國寺的曼巴醫學會、阿津廟的佛教信條學會等的成立，使寺院在當地不但是宗教中心，也肩負文化、教育、醫學研究的使命，而若干佛寺從事印製佛典、收藏圖書、精美的繪畫雕刻等工作，更增進佛教在當地的重要性。
佛教僧侶地位重要
十八世紀時，布利亞喇嘛沙亞額夫受凱撒林大帝之命到西藏觀光，這是第一次歐洲國家的人民到達西藏。阿津廟的住持丹日赫諾夫及龍多額夫喇嘛有許多蒙古及俄文的佛典著作，還有一些喇嘛由於曾在蘇俄各大學擔任教授、講師，使得佛教僧侶在蘇俄歷史中頗佔地位，像哥姆波額喇嘛曾在卡根大學執教，潘迪喇嘛有豐富的西藏文學譯著，依諾圖額夫喇嘛不但是佛教著名學者而且曾周遊亞洲各國。多爾耶夫(Dorjiev)喇嘛尤其著名，他於一八八六年在哲蚌寺學佛六年後，得到「格西」(相當於佛學博士)的最高頭銜，並且被指派為西藏第十三世喇嘛的宗教顧問為期十年之久。此外，他在西藏、蘇俄的外交關係上穿針引線，也使得他倍受朝野重視。一九一二年，他得到達賴喇嘛的五萬銀幣的支持，授命他在聖彼得堡建寺。儘管希臘正教教會強烈反對，Kalacahakra寺還是在一九一五年落成。這座外觀融和西藏、蒙古及歐洲建築樣式的道場，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禮懺法會，每年有一次的結夏安居活動，是第一座在歐洲國家首都實踐佛教儀禮的佛寺。這裡的佛教活動，除了提供住在首都裡為數不少的布利亞人及卡爾米克人宗教上的需要之外，也引起東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中佛教學者的興趣。
政府鼓勵研究佛學
在沙皇政府的鼓勵下，佛教研究大為興盛，十九世紀開始，俄國出現不少佛教學者，例如米那耶夫(一八四○－一八九○)，是聖彼得堡大學印歐系語言和比較語言學教授，先後三次赴印度、錫蘭等國考察佛教，著重探討佛教的起源和本質問題，也翻譯了一些佛教文獻。瓦西里也夫(一八一八－一九○○)是喀山和聖彼得堡大學教授，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通曉梵、漢、蒙、藏、韓、日和突厥方言，特別強調漢文和藏文文獻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東方宗教》、《佛教札記》等，此外還翻譯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及世友的《異部宗輪論》等。徹爾巴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二)是前蘇聯最有成就的學者，他曾兩次參加奧登堡指揮的中亞探險隊，發現許多梵文和藏語文獻，從此致力於佛學研究，對於陳那和法稱的學說尤其感到興趣，整理出法稱的《正理一滴論》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陳那的《集量論》，並且將《俱舍論》、《辨中邊論》、《明句論》等翻譯成英文出版。一八九七年起，他參加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奧登堡的「佛教文庫」編纂工作，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二十卷。此外他與法國的列維、英國的羅斯、比利時的蒲山、日本的荻原雲來等合作研究世親的《俱舍論》，自一九二八年起，主持科學院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其佛學論著豐富，其中尤以《佛教邏輯》最為著稱。他曾到印度參訪，得到許多寶貴的佛教資料。雖然他兩度接到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邀請，但聖彼得堡的外交部均以政治理由沒有批准他的護照申請，後來經由多爾耶夫喇嘛的關係，建立與布利亞之間的管道，因此他們師生終於得以直接和「格西」們研習佛法。
赤色政權摧毀佛教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際，布魯雪維克主義者對卡爾米克人發動征服戰爭，這是蘇俄佛教首度遭受摧殘。
蘇聯紅軍取得政權之後，首先鎮壓耶穌教會，駁倒一神論的教理，至於佛教，由於多爾耶夫具辯才，機智地聲稱佛教非但不是一神論，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觀，因而使佛教暫免一劫。在多爾耶夫的領導下，布利亞和卡爾米克境內的寺院到處林立。一九二七年，「蘇聯佛教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會中發言人強調佛教和共黨的相同點，甚至致函達賴喇嘛，讚歎蘇聯的政策。當時就有人倡言：真正共產黨的創始人是佛陀，而非馬克斯，惟有佛陀的精神才能賦予列寧生命力。
然而曾幾何時，史達林於一九二九年鞏固政權之後，便開始大事鎮壓及肅清行動，佛教自然也無法免於禍難，卡爾米克及布利亞的寺院或被破壞，或被改作倉庫、牛圈，所有佛教典籍、佛像、法器等一概焚毀。一九三四年，溫和派的政治領袖基羅夫(Kirov)被暗算之後，史達林更將積壓多年的憤怒發洩到極點，不到三年內，將喇嘛全部逮捕，或送去勞改，或被處決。多爾耶夫於一九三七年被捕，次年死於烏蘭烏克的監獄中。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蘇聯共黨為爭取巴爾幹半島各正教教會的同情，並表示蘇俄國內信仰自由，以與同盟國建立友好關係，因此與希臘正教妥協，暫時廢除反宗教政策，同時又為了爭取近東回教國家的同情，回教傳教士也安然無事，然而對於佛教，蘇聯並未採取同樣措施。列寧格勒(聖彼得堡)佛寺的卍字全被拿掉，佛教建築物被改為無線電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卡爾米克人中約有一千人左右，經由西德移民美洲大陸，定居紐澤西等地，他們在漂泊流浪的旅程中，未曾忘記自己的根源，所到之處均手捧佛像、佛具及經卷。
不久，蘇聯政府准許佛教建寺，靠近烏德蘭德的依瓦金斯基寺及吉達的阿津斯基寺得以建立。少數在勞改中倖存的喇嘛也被派駐在這些寺裡主持佛教儀式。一九七○年代中期，當第一批好奇的俄羅斯人前來參觀時，年老的喇嘛們傾囊相授，此後，歐洲的俄國人即由此管道得到傳統佛教的精髓。
一九五七年，布魯雪夫繼位，風氣稍微開放，被放逐國外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卓越佛教學者羅雷之(George Nikolaievich Roerich)回到蘇聯，被選派為莫斯科東方研究院佛學系首屆主任。他的回國激起佛教學術研究的浪潮，一九五八年，曾在西伯利亞長達二十二年勞改的丹德龍喇嘛與他邂逅之後，相約攜手合作。其後，佛教典籍接二連三的被譯成俄文，學術刊物上也頻頻出現討論佛理的文章。
一九七二年，勤於弘法度眾的丹德龍喇嘛再度被捕，兩年後在貝加爾湖的勞改營捨報往生。雖然老成凋謝，一股新的佛教運動默默興起，地下刊物以複印方式，由匿名者將現代佛教人士，如鈴木大拙、艾倫‧華茲、伊凡斯溫茲、大衛尼爾、葛文達喇嘛的禪學及西藏佛學著作，翻譯成英文，悄悄分發。
一九八五年，歐俄人士到布利亞學佛的人驟增，其後來自美、韓、印度等國的佛學教師也開始到蘇聯授課。一九八七年，達賴喇嘛經由列寧格勒到了蒙古。多爾耶夫在列寧格勒的寺院也回復為佛教團體，一九八九年，布利亞籍青年三摩耶夫喇嘛被派任為該寺住持。儘管佛教有復甦的跡象，但是振興佛法尚待努力。
佛光協會努力弘法
有鑑於此，一九九三年，國際佛光會在聖彼得堡與莫斯科成立協會，國立東方博物館米達沙莎館長在成立大會上致辭時，慷慨激昂地說道：「目前蘇俄正是人心空虛的時候，佛光正好普照而來，這真是全俄羅斯人的福氣。」
三年多來，聖彼得堡及莫斯科佛光協會除成立佛學班研習佛法、舉行佛學講座之外，幾乎每年都舉辦一次佛學學術會議，針對佛教歷史、哲學、心理學及佛光學進行探討，並將拙作《星雲大師講演集》第一集、天臺哲學、法藏的《華嚴金獅子章》、《圓覺經》第一品等譯成俄文。此外，也參加當地佛教社團的聯誼活動。雖然是剛起步，大家都對俄國的佛光會寄予厚望。
五、美國佛教史話
淘金熱潮與佛教的傳入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歷經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民生艱難，因此當沿海華人聽說美國加州發現金礦時，就不顧生命的危險，一窩蜂地懷著挖金之夢遠渡重洋，來美國打天下，也將他們所信仰的佛教帶入，但當時華人備受排擠，只是在小小的佛堂廟宇中拜拜而已，並沒有將佛法弘揚開來。儘管如此，佛寺扮演了撫慰心靈的角色，是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十九世紀末葉，夏威夷需要大量勞工種植甘蔗與鳳梨，這又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人抱著衣錦還鄉的美夢，千里迢迢來此謀生。
中國的滿清政府腐敗無能，不但不管移民生死，而且責備移民觸犯國法，遑論弘揚佛教，宣慰僑胞；相對於此，日本佛教則因為：一、得到本山(總部)的支持，派遣傳教師來此建寺弘法；二、夏威夷卡拉烏阿國王訪日期間得到日本盛情，而且當時民族學知識不完備，許多夏威夷人以為與日本人是同族關係，而得到先天上的優勢。一八八九年，日僧曜日蒼龍(Soryu Kagai)到達夏威夷，以法水來撫慰日本移民的思鄉之情，兩年後，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宮本惠順(Eijun Miyamoto)來此建寺。但這些僧眾的佈教活動都局限在日本僑民的圈子裡。
宗教會議與佛教的生根
一八七五年，奧葛特上校在紐約創立「靈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經由這個組織所出版的刊物和主辦的演講，使一些美國人對轉世、因果及涅槃等觀念漸有認識。一八八○年，奧葛特上校赴錫蘭受持五戒，是為第一位美籍優婆塞。同年，英國阿諾德爵士的《亞洲之光》詩集在波士頓出版，激起美國人對佛教的興趣。一八九一年，達摩波羅在可倫坡成立「摩訶菩提協會」，其所出版的《摩訶菩提月刊》(Mahabodhi Journal)受到重視，因而被邀請出席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宗教會議」(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發表論文。在這次會議中，出席者大部份是耶教徒，但達摩波羅及宗演禪師的演說卻傾倒全場，使更多人認識到佛法的偉大。此後，越來越多的美國知識份子從事佛學的研究，佛書的出版也驟然增加。其中，尤以華倫(Henry Clarke Warren,一八五四－一八九九)創辦的「哈佛東方叢書」(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成績最為斐然，其他如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e)、印加斯(Daniel H.Ingalls)、依文思(W.Y.Evans-Wantz)、史特勞斯(C.T.S.Strauss)、哥達德(Dwight Goddard)、陳觀勝(Kenneth Chen)等美國一流的教授學者，都為佛學在美國的傳播作出貢獻。暢銷書《佛陀的福音》(The Gospel of Buddha)作者卡洛斯(Paul Carus,一八五二－一九一九)，在「世界宗教會議」中對於宗演禪師的論文大為感動，遂於一八九七年聘請他的弟子鈴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到伊利諾州的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擔任編輯，寫下為數頗多的佛教論文、翻譯及書評。一九○九年，他返回日本從事教學、研究，編輯英文版的《東方佛教》(Eastern Buddhist)雜誌，同時又用英文寫了很多有關佛學，尤其是禪宗的著作。
「世界宗教會議」之後，日本佛教徒發現美國是宣揚佛教的一塊沃土，一八九四年，日本淨土宗本部派岡部學應(Rev.Gakuo Okabe)到夏威夷，他背著阿彌陀佛的聖像四處傳教，一八九六年在夏威夷島上的甘蔗農場設立第一座淨土宗寺院；一八九九年，淨土真宗西本願寺僧侶園田宗惠(Rev.Shuei Sonoda)及西島覺了(Rev.Kakuryo Nishijima)銜命抵達舊金山弘法，創立北美佛教會(Buddhist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是為美國第一個佛教組織，一九四二年，改名為「美國佛教會」(Buddhist Church of America)。此後日本佛教各宗派均紛紛派人在美國建寺弘法。一九○五年，舊金山的羅素夫婦前往日本隨宗演禪師習禪，翌年，宗演禪師應邀訪美之後，認為在美國宣揚禪宗的時機已經成熟。他的弟子宗活(Sokatsu Shaku,一八六九－一九五四)於一九○六年率領六名弟子來美，在舊金山建立禪中心，返美時，留下一名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Shigetsu Sasaki,一八八二－一九四六)，他在一九三○年於紐約成立「美國佛教協會」(Buddhist Society of America)，一九四五年改名為「美國第一禪堂」(First ZenInstitute of America)。佛教道場的建立不但安定人心，也增進移民對故鄉的強烈認同，其所舉辦的各種佛教活動，更使得佛寺成為多元化的文教中心。
中國佛教方面，太虛大師曾於一九二九年來美國及檀香山各個大學及宗教組織巡迴講演，受到熱烈歡迎，各大報紙也視為重要消息予以登載，但可惜沒有僧團繼踵而來，所以中國佛教八宗圓融的大乘妙諦雖然適合歐美人士的心性，但終歸只有播種而無耕耘，無法在此開花結果。
戰爭洗禮與佛教的開展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是國勢最強的時代，但經過戰爭的洗禮，也是道德觀念與哲學思想開始革命的一個時代，知識份子開始對耶穌教教義產生懷疑，人們開始對意識活動及心理狀態的研究產生興趣，並且嚮往禪宗那種無言的境界，剛好鈴木大拙也在一九五○到一九五八年間又來美國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餘暇口說筆書，敷演禪法，在天時、地利、人和一應俱全的情況下，禪風靡漫整個美國，除了日本禪師來美國指導坐禪之外，美國本地的禪師也急速增加，甚至有所謂披頭禪、嬉皮禪的產生，雖然這兩種禪與正統禪有別，但是也有嬉皮後來成為正統禪的修行者。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士兵派駐日本，其中有許多人娶了當地的女子為妻，據統計，當時大約有五萬個戰爭新娘。這些婦女大多信奉日蓮正宗，她們隨丈夫回到美國之後，當然也就把這個宗派帶到美國，甚至使她們的夫家改變原有信仰，而且自從一九六三年貞永昌靖(Maysyasu Sadanaga，後來改名為George Williams)投入該宗，在他的積極運作下，信徒大增，日蓮宗成為五○年代到六○年代美國佛教的主流之一。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開始參與亞洲各國的軍事行動，接著韓戰、越戰、第七艦隊防守臺灣海峽等等，凡此都使美國人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的主流－－佛教，甚至在美國大學的課程裡也出現相關課程。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許多華人移居香港、臺灣，其中也有少數人移民美國，七○年代以後，由於臺灣及美國當局均放寬限制，許多出家人相繼赴美弘法，中國佛寺也因此在華埠地區相繼成立，例如：一九五三年由知定法師創辦的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虛雲寺，與一九五五年由鄧燮榮居士等人籌建的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檀華寺(Hawaii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都是檀島著名的中國佛寺；一九六二年應金玉堂女士在紐約創辦的「美東佛教會」，是美國東部中國佛寺的嚆矢；一九六○年舊金山的「美洲佛教會」，則是西海岸第一間佛寺。一九六八年，宣化法師在舊金山成立的金山寺(Sino-America Buddhist Association)，收了許多美國籍的弟子；沈家楨居士於一九七○年之後，相繼在紐約創辦的「大覺寺」、「莊嚴寺」及「國際譯經院」，目的在提倡佛學研究；一九七五年，聖嚴法師創立禪中心(Ch'an Center)；一九七八年，淨海法師及永惺法師在休士頓成立德州佛教會。
一九五九年，中共進入西藏，喇嘛紛紛出走印度、歐洲，並展轉來到美國，其中將藏傳佛教傳入美國者，主要有三位：一、川巴(Chogyan Trungpa)：於一九六七年來到美國，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巴內特(Barnet)創立虎尾禪坐中心(Tail of Tiger Meditation Center)，於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寶爾多(Boulder)成立Karma Dzong禪坐中心。二、塔尚(Tarthang Tulka)：於一九六八年來到美國，翌年在加州柏克萊校園旁的山坡上設立西藏寧瑪坐禪中心(Tibetan Nyingmapa Meditation Center)，是第一個專為美國人設立的西藏禪坐中心，後來又陸續設立佛學院、出版社、印經院及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西藏佛教社區－－奧地安西藏寧瑪文化中心(Odiyan Tibetan Nyingma Culture Center)。三、噶瑪巴(Kamapa)：於一九七四年率弟子到美國，後由數位喇嘛在紐約市建立道場，在加拿大創辦佛學院。
大法西來與佛光普照
一九七六年，星雲組團代表中國佛教會訪問美國，慶祝美國立國兩百週年及弘揚大乘佛法，此後美國不少友人及信徒前來佛光山參訪，並邀請星雲前往西方建寺弘法。一九七八年，時機已經成熟，慈莊法師及依航法師先到美國準備籌建道場事宜，並預先將此道場命名為「西來寺」，取其「大法西來」之意，一個月後，星雲隨即赴美勘察建築用地，並接受東方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八月八日，國際佛教界人士如越南天恩博士(東方大學校長)、美國普魯典博士、麥克律師、錫蘭毘雅藍達、德國阿難達比丘、西藏格爾深喇嘛、英國蒲如丁醫師、日本中嵨清先生、中國褚柏思居士、香港了知法師、阿根廷王國正居士、馬來西亞吳美雲居士等二十餘人，以推動國際佛教為宗旨，共同發起組織「國際佛教促進會」(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一致推舉星雲為會長。當星雲發現原先的寺址是住宅用地，不能作為宗教集會場所時，旋即於附近購得七公頃山坡地，以「國際佛教促進會」的名義，向洛杉磯政府申請建寺，同時又於一九七九年，先在洛城市區購買一座耶穌教堂，改建為白塔寺，暫作信徒活動集會的場所。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三十五次協調會，西來寺終於在一九八五年獲准建寺，並於一九八六年正式破土開工，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舉行佛像開光，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落成典禮暨傳授三壇大戒、水陸法會，當期《生活》雜誌(Life)形容西來寺為「美國的紫禁城」，而且譽之為「西半球第一大寺」。在歷任住持慈莊、心定、依空及現任住持慈容法師的領導下，法務蒸蒸日上，不但舉辦各種修道戒會、共修法會、講習會議、佛學班、技藝班、國際學術會議、慈善救濟活動外，並設立相談中心、視聽小組等弘法單位，同時又邁開腳步向外拓展弘法的因緣，如今佛光山在加拿大、北美、中美、南美，共有三十餘座道場。
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在美國成立總會之後，美洲各地的協、分會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成長，在美洲地區有三十七所協會。各地佛光道場與佛光會同心協力合辦點亮希望的燈、浴佛法會、兒童夏令營、青年生活營、佛光成年禮、佛教文化藝術展覽等，都受到大眾的歡迎。有鑑於培養人才的重要性，一九九○年，星雲在洛杉磯創立西來大學，於立案之初，即被教育當局評為「特優」等級，一九九四年政府准予核發I-20，招收國際學生，校務擴大發展，遂於一九九六年遷址於柔似蜜校區，《聖蓋博谷論壇報》在報導中盛讚西來大學將是「佛教中的哈佛」。
一九九三年十月，於美國第一大都會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設立佛光山紐約道場，現任住持依恒法師在此積極弘法，固定舉辦各種法會共修、佛學講座、禪坐講習、佛經開示，並組織婦女法座會、青年會，成立合唱團、各種才藝研習班、讀書會等；也不定期舉辦皈依三寶典禮、社區公益服務、協助佛光會友信徒舉辦婚喪喜慶等社教活動。
道場附設有中文學校、星期兒童班，使兒童從小便能接受中華文化及佛法的薰陶。一九九五年十月正式註冊成立童軍團，為紐約區佛教團體的首創，也是在美華人子弟邁入主流社會的一個起點。
一九九六年，美國副總統高爾拜訪西來寺，各新聞媒體均稱亞裔人士的光榮；不久，總統柯林頓與西來寺住持慈容法師晤談，稱揚西來寺在東西文化交流及淨化人心方面的貢獻。同年慧開、依法法師分別於天普、耶魯大學獲得宗教博士學位，為國際弘法增添雙翼，其中慧開法師回台任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教授，依法法師則於一九九七年榮獲第三十五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為歷年來獲得此一殊榮的第一位比丘尼。八月成立國際翻譯中心，翻譯佛典，使人間佛教廣為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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