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10 - Humanistic Buddhism 《佛教叢書10－人間佛教》
My Disposition towards Humanistic Buddhism - 4 我的人間佛教性格 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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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間佛教性格 之四■黑虎
十餘年前，佛光山大慈育幼院養了一隻狗兒，名叫「黑虎」。「黑虎」正如其名，全身黑壯，面貌似虎，咆哮起來尤其大聲，然而就因為太盡忠職守，凡是外面有什麼動靜，都逃不過牠的耳目，因此飽受附近佛光精舍老人們的抱怨，他們抗議「黑虎」亂吠，並且揚言若不牽走，將投書報紙，說我們虐待老人。
所謂「善門難開，好事難做」，我們以善美之心從事慈善工作，卻遭到這種後果，一些徒眾為此迭有怨言。但我做事一向為所當為，不計榮辱得失，所以只有一面安慰徒眾，一面想辦法解決問題。後來，我央請美濃朝元寺慧定法師收養，並且另外找了一條溫馴的狗兒給育幼院，以免小朋友失伴哭鬧，才圓滿地解決此事，讓老幼雙方皆大歡喜。
一直聽人說：黑虎還記得我們，凡是見到佛光山去的人，牠都搖尾歡迎。我心裡一面覺得難過，一面也感到不可思議，但由於法務忙碌，無暇前往看望。直到八年以後，我有機緣再去朝元寺，「黑虎」居然還認得我，不但沒有絲毫怨尤之色，反而似乎很能體會我當初的苦衷，不斷地圍著我打轉，以示歡迎，而且跟前跟後，一副舐犢情深的樣子。目睹此情此景，不禁感懷萬千：我們將牠送至百里以外，但牠心中始終沒有捨棄我們。
■黑人白心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就整個非洲而言，是劃時代的一刻，就佛教來說，是為佛教歷史寫下新頁，因為此時南非的南華寺有十位來自剛果的黑人正發心剃度出家，在場觀禮者有三百餘人。誠如剛果佛光協會會長熱內先生所言：「佛教歷經二千多年後，終於在非洲露出曙光……非洲第一批青年披剃出家，不但讓佛教的法脈在非洲有了傳承，也使得非洲佛教的本土化邁向新的里程碑。」
我在晚間七時與這十位出家弟子會面時，告訴他們：「我走遍世界各國，深深體會到佛陀所說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但是在膚色上，我由衷感到『黑』是最美的顏色……。世間上種族之間的不平等，徒然造成痛苦的悲劇。大家今天發心出家，應該倡導自由、平等，群策群力，造福人間。佛陀最初的教團只有五比丘，現在非洲有十個人出家，比當初多了一倍，未來非洲佛教的發展，需要靠你們十個人努力散播菩提種子，可謂『任重道遠』，希望你們不要妄自菲薄。」
其中有一個人發問：「膚色已經無法改變，但是我們最擔心的是黑人的心比較不柔軟，不容易接受善法，我們應該如何改變這樣的心？」
我回答：「改變顏色比較困難，改變內心比較容易，再說顏色也沒有必要改變，只要改心就好。其實不只是黑人要改心，人人都應該改心，黑人的心其實是很善良，很單純的，有時連白種人、黃種人都不如。在非洲，必須要倡導種族平等，才能使大家從戰爭的痛苦中解救出來，所以大家今天出家，要發願弘揚佛法中慈悲、平等的真理，這就是『改心』，也叫做『發心』。」
他們聽了，情不自禁地雙手合十。
■實至名歸
一九六七年，聽說基督教辦的蘭陽救濟院因經費不足，即將關門，當時佛光山剛要開山，亟需經費，雖說自顧不暇，但基於一份惻隱之心，我還是伸出援手，應允接管，並且改名為「宜蘭仁愛之家」，這一來，不知解決多少無依老人的食宿問題。然而日後，我們卻面臨了更大的挑戰，因為老人們來自不同的環境背景，有各自互異的習慣及性情，經常有人發心前往照料，但是去不到兩三天，就被「轟」了出去。
大家正在發愁無人肯去的時候，我在佛學院的課堂上提及此事，依融、紹覺兩人立刻舉手，表示願意去為老人服務。這一舉手，就奉獻了三十年，直到現在，他們仍然耐心地為老人煮飯燒菜、送醫就診、照顧起居，甚至為他們念經送終，做盡孝子賢孫的工作，也因為如此，他們曾多次榮獲政府頒發「好人好事」獎章，可說是實至名歸。試想半生的青春歲月都花費在照顧老人的身上，如果沒有深切的慈心悲願，那裡能夠做得到呢？
■異國信徒
十多年前在韓國漢城機場，遠遠走來一個小女孩，在母親的陪同下，向我合掌問訊，由於語言不通，再加上離登機時間無多，所以只好留下佛光山的地址、電話給她，便匆匆道別。
返臺後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透過當時就讀成功大學的李仁玉小姐發心翻譯，我知道她的名字叫金貞希，在初中就讀，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她是個天資聰穎，頗具慧根的女孩子。此後我們魚雁往返不斷。每年，她的母親前來臺灣，她一定央求母親帶禮物給我。偶而碰上學校放假，她一定與母親相偕來看我，雖然大家以比手劃腳來代替談話，卻無礙彼此的溝通。一眨眼，十年過去了，她現在已經是亭亭玉立的大學生了，因為仰慕中國文化，利用寒假期間隻身來臺，在師範大學學中文。我特地安排她住在臺北普門寺，並且請目前在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擔任副秘書長的李仁玉小姐就近照料生活事宜。
每當有人問起她來臺學習中文的動機，她總是答道：「這樣才能和星雲大師無礙的溝通啊！」她的用心很令人感動。
許多人說我「老少咸宜」，其實我只是對任何一個眾生都平等看待，即使是言語不通的小孩子，我都願意和他成為朋友。
■老師的愛心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我那時才十歲。次年，家父在經商途中，與家人突然失去連繫，我曾經隨母四處尋父未果，失怙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我幼小的心田裡，揮之不去。
十六歲那年，我將思父之情宣洩在作文簿上，題目為「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當時任教國文的聖樸法師閱畢，在評語欄中寫著：「鐵石心腸，讀之也要落淚。」他還花了兩個鐘點，在課堂上念給同學們聽。對於這種厚愛，我已是感激不盡，沒想到過了半個月以後，他高興地拿了一疊報紙給我看。原來，他在課餘時，將這篇文章謄寫在稿紙上，並且親自投郵到鎮江《新江蘇報》，竟獲連載數日。
雖然老師當時什麼也沒有說，但是我心裡明白他之所以在報紙刊登後才讓我知道，是為了怕萬一不被錄用，會傷害我的自尊。老師這種慈悲後學的風範令我感動不已，後來我一生都以他這種為人著想的精神待人處事。及至來臺以後，每次想到聖樸法師，心中總是懷念不已。
一九八九年，我回大陸弘法探親，很想當面感謝，卻因來去匆忙，未能親自拜望，只得託人請安贈禮，略盡心意，至今仍以為憾。
■異國的溫情
想想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們一行五人在日本的藤田機場出關以後，一直到東京市區，都沒有看到一家賣素食的店舖，偶而看到一家自稱有素食餐點供應的，在旁仔細觀看他的作料，也都是以魚、蝦熬湯，用蔥、蒜調味，原來他們的「素食」觀念與我們不同，只好作罷。
一路行來，已是傍晚時分，大家饑腸轆轆，我提議買麵回去自己煮，全部的人都附議說好，依戒這時說：「我記得再過兩條街，有一家是賣麵的。」
這句話真有如大旱望雲霓，讓大家倍生希望。好不容易走到那裡，只見一個中年婦人在櫃臺裡面，前面排了一大票顧客。我們看看招牌，望望老闆娘賣的東西，怎麼樣也不像是賣麵的。等待片刻，老闆娘看到我們是出家人，立刻合掌彎腰問好，問明原委後，她揮舞著雙手，告訴我們：「此地沒有麵店，如果要買麵，必須要走到對街的後面，然後……。」
她花了好幾分鐘為我們講解，我們看看一長隊的人龍，覺得很不好意思，問完了就趕快轉身尋路。
沒想到這回也沒找著，只得又繞回原來那家店面，只見生意依舊鼎盛。老闆娘看到我們空著手再度光臨，一切盡在不言中……。我們剛想開口再問個明白，沒想到這時她先大聲地向顧客們宣佈：「對不起！我今天要打烊了，賣到這裡為止，害大家久等，請各位明天早來。」
顧客們一哄而散，她將店門關好，親自帶著我們走了十五分鐘的路，來到一家麵店前面……。
在這個異鄉的國度裡，窗外寒風習習，我們每個人端著一碗熱麵呼呼地吃著，心裡覺得格外溫馨。
■養猴記
一九五六年，我在宜蘭開設第一所佛教幼稚園－－慈愛幼稚園，因為口碑很好，學生日益增加，最多時曾有二百人的盛況。為了培養兒童的愛心，我們養了猴子、鳥兒。
猴子很頑皮，連專門餵牠食物的呂大福都拿牠沒有辦法，但，牠唯獨怕我，只要牠一搗蛋，我往籠子前面一站，牠就俯首默然。有一天，我們在隔壁的雷音寺舉行法會，正要繞佛時，幼稚園的老師跑來，緊張地說：「猴子脫籠而出，溜到對面的大樓上玩耍，任誰都沒有辦法，也叫牠不來，萬一傷了人怎麼辦？」
我即刻趕到現場，一聲喝斥，只見牠連跳帶爬，跑回籠裡，這種「認主」的特性，一時之間成為美談。
畜園的老闆每次看到我，都勸我不能給猴子喝水，否則會長很快，就不好玩了，但是我想到口渴的難過，於心不忍，還是每天囑人餵牠喝水。不多久，猴子長得竟然比半個人還要高大，等到養得再大一點兒的時候，我見牠終日關在空間侷促的籠子裡，心生悲憫，於是放牠回歸山林。當我望著牠在樹上攀爬跳躍，高興無比的樣子時，一股生命的喜悅油然生起，沖淡了原本的依依不捨。
■電話皈依記
為了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我們舉辦了一連串「佛光緣書畫義賣會」的活動，受到社會大眾的矚目，承蒙各界人士共襄盛舉，使得每場義賣都辦得相當圓滿。有一天，負責義賣文宣的陳筱君小姐帶著朋友來見我，表示願為活動效力，當他們問到我是如何將這麼多的名畫集中在一起時，我拿出張大千先生的名作「觀世音菩薩」，說明它的來處。
一個清風月白的夜晚，我在窗前讀信，其中一封香港的來信令我深深感動，那是高伯真先生寫的，他以誠懇流暢的文辭敘述他的父親高嶺梅先生正生病住院，一心想皈依三寶，問我是否方便前來。我想到一位孝子為了滿足老父的願望，特地寫信給素昧平生的我，這份心意實在可嘉，然而港臺兩地山川阻隔，況且行程已經排滿，一時之間也抽不出時間前往，於是採取權宜之計，以越洋電話為高老先生作了一次皈依。事後，一家人千言萬謝，一定要送我這幅名畫以為酬答，我這才曉得高老先生原來是香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
「好一個『佛光緣』啊！」在旁的徒眾聽了，莫不欣喜讚嘆。
■姓李的兒女
佛光山剛開山時，一些人經常將一些路上拾來，不知姓名住址的小孩送來，我心生悲愍，蓋了一座育幼院收容他們。
有一天，主管院務職事和我說：「我們昨天幫那些無姓名的小孩子報戶口，但是戶政機關不肯接受，必須要有人認養才可以入籍，但是……，如果我們認養了，日後……繼承財產或其他方面有問題怎麼辦？」
我看他一副左右為難的樣子，於是說道：「都歸在我的戶籍下，跟著姓『李』(我的俗姓)好了。」
「師父！這樣不好吧！如果將來……」他仍然遲疑猶豫。
「不要再說了，天下的兒女都是我的兒女，如果將來怎麼樣，我都心甘情願。」
職事為之語塞，拿著我的資料再去戶政機關。
我的確視這些小孩子如同己出，送他們到學校念書，即使後來他們進普門中學念書，我也都掏腰包為他們繳學雜費，買文具用品；新年到了，還為他們添置新衣新鞋。有一回，外面的遊客見了這些孩子，說道：「好可憐啊！這麼小就沒有父母。」我知道以後，下令不准外界人士擅自來此參觀，以免無心的言語讓院童的自尊受到損傷。誰說他們無父無母呢？如果我們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心汎愛天下的眾生，那一個不是我們的兒女親人？如今這些孩子都長大成人，踏入社會就業，服務更多的同胞。
■曹溪一滴水
一九九二年，我到美國弘法，在主持丹佛佛光協會成立大會時，任職會長的謝典豐居士很高興地告訴我：「過去我是建築工程師，每天都與鋼筋、水泥、機械、馬達為伍，不僅生活枯燥無味，而且日復一日都在為『事』而忙碌，在思想上得不到共鳴，使我經常覺得孤單寂寞。自從去年開始，我為了籌組佛光會，天天在為『人』而忙碌，雖然在過程上有喜怒哀樂，有順逆毀譽，但是在生活上有迴響，有聲音，讓我變得更有慈悲智慧，更穩健成熟，深深感到人生充滿了無限的意義，佛光會真是太好了！」
會後，謝居士為我介紹會員林惠容女士在此次大會籌備過程中給予熱心的協助，我們聽了，都發出會心的微笑。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四十多年前，林居士就是我的皈依弟子了，與慈惠、慈容都是同時學佛的，雖然後來彼此忙碌，很少見面，但都有書信、電話往來，所以林居士說：「我關心佛光會是應該的。」
謝典豐居士即時以羨慕的口吻說：「難怪佛光山的事業能在世界五大洲弘揚開來，原來跟隨大師的徒弟都這麼忠心。」
我說：「自飲曹溪一滴水，能做萬世道種糧。只要能奉行佛法，任何人都能得到大家的護持。」
■生死一如
一九六一年，我在虎尾念佛會主持佛七時，益妙尼師前來，神色憂戚地對我說：「恐怕下一次不能再見到你了……因為我染患大腸癌，醫生說我只有兩個月的生命……。」
我當時還很年輕，雖然心裡很難過，但是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說道：「出家人應該將生死看淡，妳多做些歡喜助人的事，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其他的事不要想得太多。」
沒想到她聽了我的話以後，收斂起悲哀的情緒，在雲林廣播電臺開闢「佛教之聲」節目度眾利生。為了籌措每個月的製作經費，她到處奔波勸募。當我再度與她見面時，她的臉上泛滿紅潤的色彩。
二十年過去了，「佛教之聲」不斷地給予聽眾莫大的信心與力量，她的生命也繼續發揮著光與熱。
■普門大開
曾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佛光山有這麼多的佛教事業，都是以『普門』為名？」這句話往往將我的思緒帶回四十多年以前……。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臺灣時，曾經度過一段三餐不繼，顛沛流離的日子。記得在南昌路某寺，曾被一位長老責問：「你有什麼資格跑來臺灣？」到了中正路某寺掛單，也遭拒絕。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緊緊裹著被雨水淋濕的衣服，在大鐘下躲雨露宿。第二天中午時分，在善導寺齋堂裡，看見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只有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到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鐘。寺裡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達一天之久，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旁邊另外一個同道說話了：「某老法師交待：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得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驗，我當時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臺北成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讓大家滿載歡喜而歸。直到現在，佛光山的各個別分院仍然保持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每一餐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此外，我又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都是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的意義，希望徒眾們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為義工服務
朱家駿原本是軍隊裡的通訊官，為宜蘭救國團編輯刊物時，我發現他優異的編輯才華，便請他為我編輯《今日佛教》與《覺世旬刊》，由於他的版面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因此被《幼獅》雜誌網羅，發揮他的才幹，在當年臺灣的雜誌界，可說無有出其右者，對於編輯藝術的改進有卓著影響。
記得他每次到雷音寺為我編輯雜誌時，我總是預先將漿糊、剪刀、文具、稿紙等準備妥當，井井有條地放在書桌上，甚至晚上睡覺的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乾淨整齊地疊在床舖上面。他經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並且為他下麵，泡牛奶，準備點心。他常和我說：「師父！您先去休息吧！」我還是堅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來襲，我怕他著涼，每次都將自己僅有的一床毛毯拿給他蓋。
記得當年有些人知道我對他如此關愛，驚訝地問我：「您是師父，怎麼倒像侍者一樣對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賣力地為佛教奉獻所長，對於這樣的弟子，我怎麼能不做一個慈悲的師父呢？」
■二二八的平正
一九四九年初到臺灣來，我就聽說「二二八事件」，心裡一直很想為同胞們作些什麼，來化解這段歷史的悲劇。所以，十多年以前，我曾建議政府有關單位為「二二八事件」中的死難同胞予以平正，直到一九九一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不久，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才得以一償夙願，首次發起「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難同胞慰靈法會」，邀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受難家屬同來參加，並且受理登記，將受難者遺骨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定期上香祭拜，意在藉此消弭過去的裂痕，喚起社會大眾共識，將歷史的教訓化為和平的力量，從而共創一個互助互重，富麗安樂的社會。
一九九四年舉行「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我在會中致辭安慰受難家屬，並且希望在各界人士的關懷下，大家本著「冤家宜解不宜結」的胸懷，放下過去的怨怒仇恨，前瞻未來的和平幸福。下臺以後，承蒙坐在鄰座的李登輝總統讚譽，說我的致辭十分得體達意，其實我是真心的期盼台灣社會能夠更和諧、更尊重、更融和、更安樂。
■僧侶救護隊
一九四九年，國共相爭，徐蚌會戰後，國軍傷亡慘重，百姓流離失所，在風雨飄搖之際，為圖救國救民，智勇法師發起「僧侶救護隊」。我知道以後，表示樂於共襄盛舉，經與孫立人將軍聯繫後，決定召募六百人，以便集體訓練。就在國勢危如累卵時，智勇法師突然改變原有計劃，屬意我代為領導「僧侶救護隊」，來臺灣服務。我在顧全大局下，臨危授命，當晚連夜趕路，兼程來到常州天寧寺，摸黑叫醒睡夢中的同學，如弘慈、印海、淨海、浩霖、以德等諸位法師，都是在那時與我一起坐車乘船來到臺灣。
曾有徒眾聽我訴說這段往事時，驚訝地問道：「您半夜把同學弄醒，這些人您全都認識嗎？」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為了慈悲救人，任誰我也敢去叫啊！」
■文化老農
張少齊老居士早年在大陸時，與佛教界有深厚的因緣，一九四八年大陸即將失守時，他檢視家中，覺得佛教的前途最為重要，所以帶了多箱佛學書籍來到臺灣，成立健康書局，負責出版工作，後來又設立琉璃印經室，創設新文豐書局，參與影印大藏經的工作。《覺世旬刊》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創辦的刊物，旨在作為佛教與信徒之間的橋樑，後來交由我接辦，至今已有四十餘年歷史。
張老居士真可說是臺灣佛教文化的源頭耆宿。記得早年他的琉璃精舍，經常都有諸山長老海會雲集，商討教事，排難解紛，但是到了晚年，卻門前冷落車馬稀。現在他已屆九十高齡，膝下無兒無女，我一直很感念他熱心為教的種種貢獻，所以在美國為他找了一棟房子，以為安養天年之用，每年除夕，西來寺都會接他過去圍爐慶祝，欣賞花燈。
直至今日，我每次見到他，回憶他過去為佛教的辛勞奔波，還是慚愧自己做得不夠，總想再為他多作一點服務。
■放棄留學
高雄市新興街萬隆醬園的朱殿元居士，天性淳厚善良，尤其對於弘法事業的贊助不落人後。
記得三十年前在鐵路局發行的《暢遊雜誌》上刊登一篇報導，敘述一位女子為救母病而賣身於風塵之中，他讀了以後，非常感動，即刻找我商討如何為其付錢贖身，其古道熱腸可見一斑。
一九五七年，我以拙作《釋迦牟尼佛傳》申請進入日本大正大學深造，竟獲該校審核通過，通知我去就讀博士班，就在我一切就緒，準備負笈東瀛時，朱居士前來，一臉疑惑地和我說：「師父！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師父，地位比博士還要崇高，您是至高無上的師父，為什麼還要到日本去作別人的學生呢？」
我當下汗顏，自忖所言甚是，我已棄俗出家，以弘揚真理，淨化人心為己任，我的地位、我的使命，的確非比尋常。
我又想到：人活著，不僅是要為自己打算，更要多為別人設想，我今天既然已是他人的師父，卻還要遠赴東瀛，以日人為師，讓我的弟子情何以堪？弟子希望師父傳授給他們的是出世的佛法，讓他們能離苦得樂，而不是世間的學問知識……。
第二天，我放棄了留學的打算，至今我不但未曾感到遺憾，反而覺得人生更有意義，因為我將研究學問的心力，放在弘法事業上，施設了更多的佛教事業，利濟了更多有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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