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2 - Life 2 《百年佛緣2－生活篇2》
The Affinities of my Public Speaking 我的講演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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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講演緣在我青少年的時期，並不知道我會講話，在棲霞律學院裡，很難得有個講演比賽，院長大本法師評我為第一名，自己心裡很不認同，只覺得是大本法師存有私心。
我又不會講演，哪裡會得第一名呢？一定是因為我的師父和大本法師是法兄弟，基於人情的關係才給我第一名。這個心態讓我後來很自責，因為我感到自己很不厚道，人家對我一片好意的鼓勵，我居然用這樣不好的心眼去批評他，至今仍感到慚愧。
不過，我是真的從來都不知道要如何講演，因為我一直在寺院裡過著關閉式的生活，到二十歲以後，才有機會見到廣大的社會。雖然大開了眼界，但是與人說話還真的有困難。只要我看到五、六個以上的人，講話就會發抖，相當不自然，在佛經裡有所謂「大眾威德畏」，我就是這樣的情形。
甚至後來到宜蘭弘法，雖然當時我的年齡都快三十歲了，但是一看到幾百人來聽我講話，我依然渾身發抖，就算手抓住桌子，也是不停的發抖。不過，習慣性的抖了兩、三分鐘，後面也就不抖了。我自己心裡總是警告自己，講講話不必怕啊！我講話，他們聽我的話，大家也不會對我有什麼不好，怕他們做什麼呢？但是，這樣自我訓練還是不行，到了要對大眾講話的時候，還是會很自然的發抖。一直到三十多歲以後，講話發抖的習慣才慢慢去除。
所以我想，這實在需要靠人的毅力來突破，假如我沒有毅力，就不要講話，也不要去講演了。但是我深知，如果我不這樣做，就不能弘法；就算有這樣的畏懼，也要不惜一切地向自己奮鬥。因此從以前畏懼講話，到現今能侃侃而談，我已經進步很多了。現在來了幾千人、幾萬人聽講，也是多多益善，我已經沒有畏懼的感覺了。
在我一生弘法講演的歲月中，有很多的趣事與趣談，倒可以在《百年佛緣》裡向大家做個告白。
初到台灣，我第一個講話的工作是在台灣新竹青草湖。那年是一九五一年，我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講師兼教務主任，學生只有五十人左右，每次上台對學生講話，最初的一、兩分鐘都不自然。
這讓我想到，父母在孩子幼年的時候，如果能經常讓他在大人面前多一些表達，應該是很重要的教育。因為，小孩能可以頑皮一點，從小養成不畏懼和人相處或侃侃談話的習慣，性格必定落落大方，不怕講話。如果像我一樣，從小就沒有融入眾中，沒有培養跟大眾講話的習慣，「大眾威德畏」就會變成難以矯正的毛病。但慶幸的是自己並不因為有這樣的毛病就不精進、不向上發展，反而一有講話的機會，總是努力以赴。
當時每個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廟前都會舉行布教大會，新竹縣佛教會邀我前去弘法。因為我是佛教學院的老師，在當地屬於知識分子，我如果不去弘法，那要找誰去呢？我就當仁不讓的前往了。每次從青草湖外出弘法，都要先向派出所的警察請假，獲得他們點頭准許了，我才能到新竹。還記得路程遙遠，走路將近要兩個小時才會到，不過有這個讓我上台的機會，一定要把握。在為期一年多的布教弘法中，讓我有自我訓練的好機會。
在廟口講演，群眾來去就像潮水一樣，大家一步走來，一步又走去，每逢我講到故事，群眾就會慢慢向我集中，故事講完之後要講道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場講演約兩個小時，人慢慢聚合而來，或者人慢慢解散而去，常常都要幾個回合。我從那個地方學到一個經驗，有時要「以事顯理」，有時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圓融，要契理契機，思考如何將故事與佛學結合，才是一場最好的弘法講演。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很用心佛經裡的故事，或人間社會生活小故事的原因。
不過，一則短短的故事也不容易講，有一些朋友也愛講故事，但是講了以後，往往其他的人不笑，只有自己在那裡哈哈大笑。要把故事講得讓人哈哈大笑，自己卻不笑，這才是講故事的本領。
一九五三年初我到了宜蘭，宜蘭是一個鄉城，平常沒有什麼活動，當地居民忽然聽說一個外省的年輕和尚要來說法，一下子湧進兩、三百人。每次的集會中，我也體會到一個技巧，光只是講說還不夠精彩，如果有圖片會更好。於是我向日本購買許多幻燈片，再用幻燈機播放出影像，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看圖說話」，這更容易吸引信徒的喜愛，他們都認為這是在放電影。
最初十年，先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然後講《彌陀經》，再講《金剛經》、《心經》，也講《大乘起信論》、《八識規矩頌》、《維摩經》，幾乎沒有外出到其他縣市講說。可以說，我在宜蘭講了十年，台北都沒有人知道。
宜蘭人很保守，沒有人評論過我會講不會講、喜歡聽或不喜歡聽，也都沒有人對我表示過好或不好。其實，講演也是需要聽眾的回響的。講者講過了以後，有人一起討論講說的內容，這對講者來說是一種鼓勵，也是很有幫助。不過，我在宜蘭，也很習慣接受信徒們這種平平淡淡的應對，我講我的，你聽你的，講聽之後，完全沒事。
十年後，我轉移到台北講演。那時候，新公園有個台北藝術館，我也做過講演，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撤除了。後來，我再到中山堂光復廳講說，那是過去國民大會開會的地方。我在中山堂講過之後，一下子在台北很受大家的重視及讚許。可是，在台北以外，依然沒有人知道我星雲會講經說法。再後來，又到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每年講三天，連續講了三十年沒有間斷。當時每次講演都像過年一樣，人不但多而且很熱鬧，大家聽聞佛法聽得很歡喜。
後來，我到南部高雄講經說法，高雄人比較熱情，講過了之後，又一直要我再到別處去講，我講過的場所不斷地擴展，不過也和我在台北一樣，我在台北講，只有台北人知道，在高雄講，只有高雄人知道。
後來到香港講演，情況就有不同了。我在香港弘講的地方很多，來的人也多，尤其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大概每次都有兩、三萬人來聽講，不但聽眾多，今天講完，明天全世界都知道了！
原來很多香港人的親朋好友，都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我講演的時間從晚上七點講到九點，解散後，聽眾們回到家大約是十、十一點，那正是他們的親朋好友在歐美的早晨，他們就互通電話，討論講演的內容。所以，我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
一般人說「一夜成名」，我是真有這種感覺。我在紅磡香港體育館，也是一年講三天，連續二十年沒有間斷過。
回憶起來，我在香港講演的擴散力確實很強大。例如一九九二年，澳洲南天寺要動土，我去主持奠基典禮。當時我們在澳洲沒有信徒，也沒有朋友，只是有這個熱心，因為政府提供土地給我們建寺，有這樣的好因好緣，就欣然前往了。
南天寺位於澳洲東南岸的臥龍崗市（Wollongong），大家已經準備好幾百個便當，供應前來參加奠基典禮的信徒。原本估計人數最多是三百人而已，但是後來我想了想，萬一人來多了怎麼辦呢？我就說服大家，至少應該準備一千份，但是大家總認為我的估計是錯誤的，一定會失算。
回到我們住的地方之後，我前思後想，萬一來參加的人真的有一千人以上怎麼辦？我們寧可多做一點，吃不了不要緊，如果不夠吃，在那個荒山郊外，信徒們去哪裡吃飯呢？也有人提議，可以臨時去買麵包，但是給人麵包不如給便當吃。所以我和徒眾們一夜沒睡覺，又多包了五百個便當。
第二天，典禮正式開始，來的人數居然在五千人以上，只好臨時炒麵，連泡麵都拿出來炒。怎麼忽然有這麼多的人來參加呢？我聽到許多信徒在路上聊天，雖然他們都講廣東話，但是我多少能聽懂一點，意思大概是打電話給他的媳婦、兒子、親朋好友，說星雲大師在這裡建寺院，叫他們要來參加。這次在臥龍崗的奠基典禮，讓我深刻領教了香港人的擴散力。
說到聽眾的反應，台灣的聽眾，在我接引的信眾裡算是最沒有反應的。我在台灣，從鄉村講到都市，從寺院講到學校，從監獄講到工廠，從民間講到官府，講的好與不好，幾乎都沒有得到過反應。一場講演等於水泡，講完，水泡就消失了，一切歸於平靜。
我曾在台灣的三個電視台遊走，從中華電視台到台灣電視公司；從中國電視台再到其他的電台，錄製過數千集的節目。所有的藝人，恐怕都沒有像我這樣的經歷，三十多年來，在電視台講說不停。我一樣也沒有得到過反應，講得好或不好？我還是不知道。
不過，宜蘭弘法隊的隊員倒是曾經給過我一些鼓勵。記得我在農村廟口廣場講演過後，大概都已經晚上了。要回寺時，農村的民眾總是鼓掌歡送。我們踏著月光，幾十個弘法隊的隊員騎著單車，一路就在朦朦的月光下唱著歌回程，回到道場都已經十一、二點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想解散，興奮地在那裡講說今天弘法的成果。
我在〈弘法者之歌〉裡寫著「銀河掛高空，明月照心靈，四野蟲唧唧，眾生心矇矓」，描述的就是當時的情景。農村的聽眾有沒有受到影響？我不知道，但是弘法隊的隊員一個個地受到感動，甚至發願參與終生弘法的工作，為佛教努力。外出度眾有沒有得到效果先不談，「自度」，倒是真有效果了。
其實在五十年前，我們在台灣的弘法也不全是那麼順利，有好多場次，幾乎都和警察捉迷藏。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龍潭的一個鄉村神廟前舉辦弘法大會，當時有一、兩千位聽眾，我才開始講說不久，就有警察人員走到講演台旁，用低沉的聲音喝斥我，強勢的要我下台，命令我解散。不過我一下來，也很不客氣地對警察說，我們講的都是淨化社會人心的道理，不是違法集眾，那場講演到最後當然是自然解散，沒有出任何問題。
還有一次到花蓮講演，沒有事前宣傳，也沒有廣告，我到的那天下午才開始敲鑼示眾。記得有一個人打著鑼，「鐺！鐺！鐺！……」好幾聲，然後就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今天下午七點，在某寺廟的廣場，星雲法師要講說佛法，歡迎大家參加。」接著又「鐺！鐺！鐺！……」就這樣重複的說。不久，警察找到我們的團體，喝斥我們，說要找主事的人。
一些年輕的弘法隊員都嚇得手足無措，只有我向前走去，我說：「我們是從台北來弘法的，為什麼台北可以，花蓮卻不行呢？」警察拿我沒有辦法，也只好勉強答應我們在這裡弘法，只要負責好安全及交通。這當然沒有問題，我們一定負責到底。於是我謝謝警察後，就回去講演了。
當時在外面演講，經常要經過這樣的波折，實在說，在那個威權時代，確實要有一點勇氣，才能在台灣散播佛法的種子。
我到底是如何從一個講話會發抖的人，變成可以向大眾演講的人呢？其實有幾個例子可以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這個人胸無城府，常常想到要講的主題，都會事先告訴同伴、同寮的法師。可是到了當天，那個主題往往被人搶在前面講，就把我的題材講完了。所以我很著急，心想：「糟糕！今天要講的話都給人講完了，怎麼辦？」我只好急中生智，再重新思考另外一個講題。
所以到了後來，信徒經常提出一些問題來問我，我大部分都可以立刻給他回答，絕不會拖泥帶水，為什麼？因為我已經訓練自己的頭腦，能可以馬上應變，在時間緊急的時候，也能將所學的、所經過的事情，以最急迫的時間浮現在自己的腦海中。
關於這樣的事情，煮雲法師是我很好的兄弟朋友，對我最為佩服。不論在哪裡講演，人家出個什麼題目，他總是說我星雲某人「不成問題」；但是，這個「不成問題」，可是經過多少艱難的考驗下，慢慢才真的「不成問題」了。
更有些時候，常有團體找我講話，只給我五分鐘、三分鐘，那是最難回答的。因為時間那麼短暫，能講出什麼呢？我也不斷的磨鍊自己，雖然只是三分鐘，我總要給人一些金玉良言，所以不管時間長短，我都會欣然應許。
尤其經常也有人問我：「請你給我一句話吧！」突然要說一句話，該從何說起呢？這一句話實在比一場演講還要困難。因為一句話就要讓人可以一生受用，所以我常常在緊急之下，馬上要了解對方是什麼身分、什麼程度，再送他一句話結緣。
後來我自己也得知，原來每一句話都可以做為「一句話」的座右銘，但要觀機逗教，否則不能盡如人意。例如：「做己貴人」、「享有就好」、「肯定自己」、「不忘初心」、「忍耐最好」、「我是佛」等等，我也會引用像「相信因果」、「明因識果」、「惜緣惜福」等，來做為開示的結緣。
還有一些突發狀況，也訓練我在短時間內就能打好腹稿。五十多年前，初到宜蘭，訪客特別多，寫文章、編輯等的事務也很多，有時候一天忙下來，不知不覺就到了晚上。忽然要我上台講演，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一般的老師在上課前，都要做一些準備功課，但是我都沒有辦法準備，到台上去能講些什麼呢？也經常會有腦海裡一片空白的時候。這就訓練我，也逼迫我必須要有急智，要能應付突發事件。
後來不管是忙到晚上，忽然要講演了，只要自己在椅子上靜坐五分鐘，或者去拜佛十二拜，跟後再到台上，就會自覺很有力量、很有內容。所以佛法裡常說「佛菩薩加持」，大概就是這種力量吧！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開山以後，當時我擔任東方佛教學院的院長，朝山會館經常來一通電話：「師父！有一些信徒要請您開示。」朝山會館有許多信徒，各種職業都不一定的，他們集中而來，有的是建築工會，有的是水利會，有的是藝術團體的老師，有的是企業家，婦女、青年或兒童，各種職業的人士都有。面對這許多不同的對象，我要如何講說呢？
幸好，我每次從學院到朝山會館，都要經過一座橋梁，每每我走過這座橋的時間，就讓我可以思考該如何講說佛法。這座橋，就是佛光山的「寶橋」，佛經有一個故事叫「寶橋度佛」，我真的就是靠這一座橋，給我一點思考的時間，所以我很感謝這座橋梁對我的貢獻。
因為來的人各有不同的職業，我必須要像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所以我見到農夫，就跟他講農業；見到商人，我就講經濟；見到青年，就跟他講佛教對青年的關係；遇到婦女，就講家庭治理之道，往往都能收到效果。經常也有些性質類似的團體來，比方婦女的團體，我就把昨天對婦女講的話，對今天第二批的婦女再說一次。
但是那個時候，朝山會館有一位叫宏恩的服務員（依菴法師），只要我一開講，她就站到旁邊做聽眾；我怕她取笑我老是每天都講同樣的東西，所以都儘量講不同的內容，要想出很多不同的題目，當時的確是很困難、很辛苦的。到了今天，我很感謝依菴法師，她自己也不知道幫助我這許多的進步，逼迫我去思考，逼迫我去用心。
所以，一個人在學習的階段，只要能接受壓力，接受推擠，能夠樂觀，就會有所進步。
在這些情況之下，我也研究了很多方法來學會講演，例如，用「四分法」最為妥當。什麼是「四分法」呢？如果只是漫談，聽眾會記不清楚你講過了些什麼，所以最好把大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列點下來，讓聽者至少都能記住綱目，了解我說的大意。
我也學會了逆向思考。因為講演不能老是像老生常談，就像「勸世文」一樣，老是要人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三皈五戒、四聖諦、十二因緣，這樣終究不能交代得過去。我覺得可以改為逆向思考，在講說的內容裡加進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
這許多的問題，看起來都很簡單，但都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到的道理。因為一般人只知道「我大你小」、「我對你錯」、「我有你無」、「我樂你苦」。但是將這個思考反過來想，你再說出一個道理，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好比我經常引用一個故事：
一個張姓人家經常家庭不和，就問李姓人家：「你們家都一團和氣，為什麼我們家經常吵鬧不休？」李家人就說：「因為你們家都是好人，我們家都是壞人。大家都是好人，就容易吵架；而我們家都承認是自己的錯誤，都是壞人，那就不容易吵架了。」這個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接著舉例說：好比李家的茶杯打壞了，一個人就趕快說：「對不起，是我錯了，是我把茶杯打壞了。」另一人會說：「是我放在那裡的，都怪我不好！」大家都承認錯誤，當然就吵不起來了。
張家的人不是這樣，茶杯打壞了，打壞的人就先大叫：「誰把茶杯放在這裡？」打壞的人沒錯，都是放的人錯。放茶杯的人也不服氣，就說：「是我把茶杯放在那裡，誰叫你把它打壞呢？」所以張家就經常吵鬧不休。
這樣的故事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目的是教導大家，認錯是美德，認錯是勇氣，只要學會「你對我錯」，反而能解決問題，不傷和氣。類似這種人間生活的譬喻，讓我深深感覺到佛教對生活的重要，很適用於佛教的人間化，於是心中慢慢思考、盪漾、成形，後來索性對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打起了招牌，徹底地宣揚了。
除了在時間緊迫下養成快速打腹稿的方法之外，在諸多講演經驗之下，我也找出一些講演的技巧。
例如講演時，我一向不喜歡講說陳腔濫調，我認為應該做到「語不驚人誓不休」，所以常用故事來表達佛法深奧的道理。可以講的故事很多，如：哭婆與笑婆、二鬼爭屍、師徒大小、石頭的價錢值多少？甚至「三八二十三」，這許多話題，往往都能贏得廣大群眾的歡喜。
還有，演講不但要說故事，還要有些新意。假設一場講演，台下坐了幾百人、幾千人，如果台上的人只是個人耍嘴皮子，內容也會顯得單調乏味，這樣說、那樣說，也不一定都能合乎大家的胃口，所以可以將音樂和舞蹈串聯起來，和講演合在一起，提高大家的注意力。好比我在國父紀念館講演之前，都有十五或二十分鐘的表演，如敦煌舞、古典舞、佛教音樂、梵唄讚頌等，這些表演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這也是弘法者應該注意的問題。
說法要注意的重點很多，不過最重要的是要契理契機，所謂「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這才是佛法。
我在一九五二年，對《普門品》，即所謂的《觀音經》曾有過一些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告訴我們觀音菩薩三十三應化身、十九種說法，真的是妙趣無窮。因此我每次講說的時候，總會想到對方是什麼人，應該跟他們講說些什麼道理。
不久前（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一群大陸的麻醉師來訪，要我為他們說法，我就跟他們講麻醉醫師的貢獻。假如今天來的是師範學校老師的聚會，我就改講佛教的教育，這就是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很多地方為什麼會請我去演講？其實也是因緣所成。像我的徒眾們，知道我常常在各處講說，所以哪裡有需要演講，都會告訴我說：「師父您去！那裡有工廠，工人需要佛法；師父您去，那是一個官府，官員難得請出家人說法；師父您去……」到處都是這裡很重要，那裡也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就體會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我都可以因應大家的重要。
其實我很平凡，我是一個沒有進過學校讀過書的平凡僧侶，哪裡有什麼東西可以向人登壇講說？只是我自信我肯廣結善緣。我有很多的朋友、信徒，都是承蒙他們跟我來往了以後，知道我的信用，知道我永不退票，知道我的誠懇，所以都很喜歡邀請我，鼓勵我，要我到處講演。
尤其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說三十年從未間斷，在紅磡香港體育館也是講說了二十年從未間斷，甚至我經常舉辦巡迴講演，在歐洲、亞洲、美國都有過巡迴講演。我也應馬來西亞馬華公會的決議，由六位部長聯合邀請我，要我前去提高華人的地位，提升華人的團結，因此我在馬來西亞也有過多次巡迴講演，每場都有一、兩萬人，我也感覺到這對於馬來西亞華人的團結，確實是有些許的貢獻。
例如一九九六年，我在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館，曾經創下八萬人集會聽講演的紀錄；時隔十六年後，二○一二年十一月，我們又再次舉辨一場同是八萬人集會的講演。這可以說是我在馬來西亞結緣講說五十年來，再一次掀起聽法的旋風，承蒙當地信徒護法們及媒體界對我的厚愛。
我一生在世界各地演講，不只講了百千個場次以上，不過，我都沒有收過任何的講演費或鐘點費。講演了以後，我還要感謝請我講演的人。有一次，台北有一個工廠找我講演，後來他們要供養我兩萬塊錢，我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他們有賺錢，就承蒙好意收下吧！我接受了以後，還可以布施給需要的人。
另外，數年前，有幾次在美國西來大學以遠距教學的方式講《六祖壇經》、《心經》等，五天課程，每人酌收美金三百元，不過，講完也就捐給主辦單位了。
我在台灣省政府訓練團做過多年的講師，也沒有收過鐘點費，不過有汽油費，但汽油費都沒有直接跟我算過，我都是請司機簽個字，再捐回給他們做為買書的費用或補貼其他。
多年來，我到各處講經說法，有許多的供養我也沒有收過。每次在台北普門寺講演過後，總有信徒要給我紅包，曾經有一位信徒要給我紅包，給了幾年，都沒有辦法交到我手裡。因為我在台上講完，下台後，就直接從後電梯走了。從今天到明天、從明年到後年，信徒的紅包在皮包裡都磨爛了，還交不到我的手中。尤其近年來，我對信徒的紅包更是感到於心不忍，我應「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如果貪圖信徒的紅包，還能算一個慈悲的法師嗎？所以我對此儘量不用、不買、不據有，這也自是有一番體會了。
回顧這一生數十年的歲月，可以說，我講過多少的鄉村、講過多少的寺院，甚至全台灣的監獄，幾乎每一所都去講說過佛法，也到各個大學、中學去講，再講到國際上的大學，如哈佛、耶魯、康乃爾大學；大陸的北京、復旦、交通、南京等大學，我也去做過講演。
看起好像我很神氣，甚至應該感到驕傲，各處的大學都紛紛請我講演；其實不是的，反而我常常感覺慚愧，我哪裡能有什麼東西能在大學講？這都是佛法的因緣。因為他們沒有聽過佛法，而我在佛教幾十年來的醞釀、溫習，總知道一點人生的佛法，生活的佛法，在煩惱苦悶的時候，知道該如何用佛法來鼓勵自己。因此，能獲得大家的會心一笑，或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或者是我個人的野人獻曝，只希望對大家有利益、有貢獻。
我一生做人，自覺有一些慈悲、忍耐，也講信用、承諾，也講究發心、勤勞，尤其守時、慈悲喜捨等這許多性格。我演講過後，也嚴格地要求自己，既然講說給人聽，自己也必須要能做到。我也覺得個人沒有什麼專長或藝能，但是我從講演中不斷自我學習、自我訓練、自我成長，可以說收穫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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