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6 - Culture and Education 2 《百年佛緣6－文教篇2》
The Changing Situation of the Taiwanese Buddhism Publishing World 台灣佛教出版界的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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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出版界的風雲早期台灣的佛教徒，時興印善書跟人結緣，但因印刷品質不高，獲得的效果有限。倒是另外有一些堪稱文化人的居士大德，他們熱衷寫作，發心編輯雜誌，出版佛書，甚至重印藏經等，確實為佛教的文化事業，做出了一番貢獻。這些居士們和我也有特殊的緣分，在此略做介紹，藉以紀念，同時為台灣佛教出版界的過去留下點滴記錄。
朱斐（朱時英）
朱斐，江蘇吳縣人，一九二一年生。「朱斐」這個名字，最初在台灣非常不受歡迎，大家都以為是共產黨的朱德，後來我就請他另外取個名字。實際上他還有個外號，叫做「朱時英」。
朱斐居士和我年齡相仿，大不了我幾歲。一九四九年，他在台中市立圖書館擔任總務主任。除此之外，他也接任了《覺群》週報的主編工作。
《覺群》週報是一份由太虛大師創辦，倡導新佛教的週刊，一九四八年經由大同法師帶來台灣復刊，社址在台中寶覺寺。後來，大同法師因為匪諜嫌疑遠去香港，有人建議由我來擔任編輯，所以我就從中壢來到了台中。只是編了一期之後，感覺到周圍的氣氛怪異，直覺有人跟蹤，為了謹慎起見，我便婉謝了這一份工作，回到中壢後，也不敢外出，就經常窩居在圓光寺裡。
《覺群》忽然間又沒有人主編，後來就拜託朱斐居士承擔編務。朱斐居士篤信淨土，是印光大師的弟子，在台中時又和專修淨土的李炳南居士結為師友，因此在他接編《覺群》之後，就把《覺群》的宗旨改為推崇印光大師的淨土思想，並請李炳南居士擔任社長。
這麼一來，身為讀者的我，看了就感到非常不以為然，於是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信中我說明《覺群》這一份雜誌是太虛大師所創辦，有一定的宗旨，不該用來提倡淨土念佛。好比張家的祠堂、李家的祠堂，祖先各不相同，不能忽然間就把祠堂裡的祭拜對象給改變了。
當時我很擔心這樣的意見會引起他的誤會，以為我反對淨土念佛法門。所以信裡就一再地告訴他，我們都是念佛人，我也主張「禪淨共修」，但因事關大師們對佛教的發展各有理念，實不容他人予以混淆。哪知道這封信寄出去之後，朱斐居士替我全文刊登，說明他們不辦《覺群》了，要重新登記，另外再辦一份名為《覺生》的雜誌，同樣是紀念印光大師，發行還是在寶覺寺，也由李炳南居士做社長，他繼續做主編。
結果這麼一來，我在台灣就有了一個「反對淨土」的罪名。其實我一點都沒有這個意思，但是後來宜蘭念佛會邀請我去領導的時候，由於李炳南居士先我在宜蘭弘法，就告誡宜蘭人不可以請我前去。事實上，這真是莫須有的誤會了。
後來過了將近一年，我記得是在《覺生》月刊的第十三期，我寫了一篇〈當茶花再開的時候〉投稿，宣揚一位少校軍人信仰的轉變，朱斐居士等人看了非常欣賞，也就化解了過去的誤會。從此我們便時有來往，甚至於他還邀我繼續為《覺生》寫稿。
只是，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覺生》又給寶覺寺的林錦東居士收回，朱斐居士等人只有另起爐灶，於一九五二年創辦了《菩提樹》雜誌。從第二期開始，我就成為《菩提樹》的長期作者，和朱斐居士本著同是佛教文化人的想法，相互地尊重、提攜，一點隔閡都沒有。
儘管我為《菩提樹》寫稿多年，不曾獲得一點報酬，乃至於「菩提樹雜誌社」出版的書籍也不曾贈送我一本，但是我並不介意。甚至，那時候我人在宜蘭弘法，還一直幫助《菩提樹》在當地推銷，陸續增加了三百多位讀者。
當年我和朱斐居士都很年輕，雖有出家、在家的分別，但實際上我們對佛教的弘法熱忱都是一樣的，只是此中也引起了一些誤會。
那時候，我們經常在台灣各地聯合弘法、傳教，許多年輕人也都很熱情地參與。記得有一回，我帶了宜蘭念佛會的青年，他帶了台中佛教蓮社的青年，大家一起遠征澎湖，與當地的青年會合。但是在一次的閒談中，朱斐居士卻告訴我，他對於懺雲法師、淨念法師、道宣法師非常崇拜，因為他們平時都不對外走動，只是安居一地修行。此話也就是說，他認為出家人應該安於一處修行，對外弘法的責任交由在家居士擔當即可。
當時，我很不能接受他的這個想法，雖然我們沒有為此爭執，但是在我心裡，逐漸地也就對他產生了距離感。所謂「佛法弘揚本在僧」，這是太虛大師的名言，何況佛經裡也經常提到「僧住則法住」，假如僧團沒有弘法的功能，那麼僧團的作用是什麼呢？
所以，後來當我主編《人生》雜誌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弘法．護法．求法〉，在我認為，出家眾的責任是弘法，在家居士的義務則在護法。不過，後來我也漸漸地警覺到，我這個說法也不對，弘法、護法是每一個佛子的責任，並不需要分彼此。
總之，此事之後，我和朱斐居士雖然還是同在佛教裡發心，但是在心態上，我已覺得彼此的思想是有很大距離的。
第二件誤會，是我認為對於佛教的人事、言論應該要有褒貶。好，則予以褒揚；不好，則應給予批評、糾正。或許我的想法在他看來操之過急，但是那個時候，我心中只有佛教，沒有別的掛礙，我既未想求得名聞利養，也不想做當家住持，一心只有想到佛教要興隆、佛教要健全。或許這也是因為當年我與智勇法師在宜興編輯《怒濤》月刊的時候，一股為佛教的熱忱，促使我們勇於訂下「以春秋之筆，褒貶佛教人事」的約定，期許佛教人士都能有一種重視輿論與警覺自己行為的表現。所以，來到台灣之後，就希望佛教界也能有這樣的共識，可惜事實並不如人意。
我在一篇物語〈香爐的話〉裡（後結集成《無聲息的歌唱》）提出祝願，希望一些危害佛教的人士能夠早日消滅。朱斐居士看了之後，即刻寫信給我，表示大不以為然，批評我出家人不可以傷害別人，並且還提出李炳南居士也同表深深不以為然。
對於他的說法，不由得讓我感嘆，並為佛教的前途憂心。每個人若都想要做佛教裡的好人，沒有正義感，沒有公德心，沒有公是公非，任由少部分的人在佛教裡胡作非為，佛教的未來又該如何是好呢？因此，我覺得朱斐居士太過明哲保身，太過自私了，不得不讓我對他心存芥蒂。不過，對於佛門裡僧信的處事氛圍，我也早已明白並不容易改善。
雖然我和朱斐居士對於某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立場上的差距，但是我們不曾有過正面的爭執，至今五十餘年來，一直都非常友好。我不僅做了《菩提樹》的長期作者，甚至於有一些特殊的文章，不管用什麼筆名發表，都是先投稿給《菩提樹》。例如我以「摩迦」之名撰寫的〈國家公園與佛教聖地〉，就曾蒙朱斐居士替我在第一期發表；我翻譯日本森下大圓先生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時，序品也是交給《菩提樹》。
另外，我也幫忙他邀稿。像煮雲法師的《普陀山傳奇異聞錄》，就是我替他約稿的，後來結集出書時，我還寫了一篇長序。這一本書在台灣不只發行了數十萬份，甚至多達數百萬份，一再地再版，說它洛陽紙貴，真是一點也不為過。
乃至於我每次到台中弘法，受到慈善寺、慎齋堂邀請前往講經，座中也必定都有李炳南老居士和朱斐居士，甚至有時候晚間也還住宿到朱斐居士的府上。
因為與李炳老、朱斐居士的談話，都是有關佛法的信仰，談起來也就覺得很夠勁。可惜每次話題都只能局限在佛教的教義上，假如論及佛教的人事、事業，我們的意見就大不相同了。所以後來《菩提樹》在發行了幾百期後，或許也由於我的事業很多，他就交給了一位來自越南的，台北靈山講堂創辦人淨行法師（一九三四年生）接辦，而沒有說要讓我繼承了。
不過，在朱斐居士還未交出《菩提樹》的前幾年，我在南部建設佛光山時，為了給佛學院學生精神上的鼓勵，寫了一篇〈怎樣做一個佛光人〉，這是為「佛光山」的學生所寫，故名之為「怎樣做一個佛光人」。聽說他對我文中所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大眾第一，自己第二」等觀點相當認同，認為這豈只有佛光人要這樣做，所有佛教徒也都應該如此，所以在刊登時，還沒經過我的同意，就改為〈怎樣做一個佛教人〉。
承他的好意肯定，但是佛教那麼大，團體、宗派那麼多，我也不敢提出這樣的要求，只是在佛光的小範圍裡提倡。等於太虛大師過去「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薩瑜伽戒本」，他對於僧團的革新理念，從最初《整理僧伽制度論》中以設立八十萬教團的目標，到《僧制今論》中減為二十萬，再到《建僧大綱》說的四萬，到最後縮減為一座道場，創立「菩薩學處」。
我也是一樣啊，我哪敢要廣大的佛教徒都能聽我的意見，我只能要求佛光山的徒眾這樣想，並且要求他們這樣做到就好了。
當然，朱居士的想法也沒錯，但是我還是為彼此幾十年相處下來，在思想上的一點差異，感到很可惜。
朱斐居士除了創辦《菩提樹》，還創辦了菩提醫院，成就了慈光圖書館，可以說，當時台中佛教事業的發達，就是藉助李炳南居士的領導，和朱斐居士為教的信念所成就的。
後來，他移民到了美國，在我覺得，是應該要讓他「移民」到佛光山來的。只是那時我才開山，不具備移居的條件，當然也就無法獲得他的前來了。不過，朱居士這個人也有「只為佛教」的發心，並沒有想要佛教對他如何優待。再說，他是台中佛教蓮社人，當時台中佛教蓮社勢力很大，其實也就是在照顧他、庇護他了。只是，之後他不知何故，又從紐約跑到故鄉上海，大概是由於夫人鄧慧心女士去世，失去了老伴的男人，也就想到了故鄉吧。
他在大陸生活了多年，偶爾回台也和我小敘。但是那個時候，我正為了佛光山國內外的法務，忙得不亦樂乎，也就逐漸地疏於聯絡了。一直到現在，聽說他住在台中的一個養老院裡，已經九十多歲高齡。雖然他還是沒有來佛光山居住，但是有邀我前去看他，只是我因為法務繁忙，因緣尚未成熟。
由於朱斐居士也算是我的老友故人，尤其對台灣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所以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對於這樣一位同為宣揚佛教而努力的道友，不禁心繫念之，倍感懷念之至。
陳慧劍
佛教的青年居士中，與我同時代，共同為佛教打拚的，除了朱斐居士之外，就屬陳慧劍居士了。
陳慧劍居士，江蘇泗陽人，一九二五年生，一生更名多次，本名陳銳。早年，他曾以筆名「上官慧劍」在佛教的雜誌上發表文章，而「陳慧劍」則是他最常使用的筆名。
陳居士一生的著作有多種，例如：《寒山子研究》、《當代佛門人物》、《維摩詰經今譯》等。甚至於一九六一年，他的中篇小說著作《心靈的畫師》，也在我成立的台北三重埔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
其時，因為我主編《人生》雜誌，非常注意佛教文化人的動態。所以，當我得知陳慧劍居士在花蓮一所鄉間的小學代課教書，兼任《中央日報》地方記者，加之於太太的護理工作收入有限，生活陷入困難時，曾一度邀請他到台北來發展。但他總是說：「如果沒有太太的護理工作，光靠他一個人打拚，是沒有辦法養家活口的。」因此他也就始終沒能北上。
一直到了一九六○年，那時候我主編《今日佛教》，最初是朱橋先生做我的助理，後來我發現他是編輯奇才，實在不忍埋沒人才，讓他再為我這一份小小的雜誌屈就，便鼓勵他到《幼獅文藝》去擔任主編。
當時《幼獅文藝》是救國團的團刊，刊物發行都在百頁以上，自從朱橋接編以後，擴大篇幅，充實內容，一時之間成為台灣雜誌界的龍頭老大。朱橋也因此在文化編輯上，奠定了崇高的地位。但是對我來說，人間佛教的推展則又缺少了一位人手。
雖然那時候《今日佛教》有八個社委，但是他們都只是掛名，甚少聞問，基本上還是由我一人獨自擔當。所以有時候雜誌出刊了，也只有我一個人賣命地從下午一直包裝到隔天天亮。經過了整整一日一夜之後，好不容易把幾千份雜誌都寄出去了，才好像了卻一件大事似的，稍稍可以鬆口氣。
尤其，那時因為我在宜蘭、羅東、頭城、台北、虎尾、龍岩等地都有念佛會，在高雄還有佛教堂，偶爾總要到場給予信徒鼓勵。乃至佛教文化服務處的出版工作，也由我負責策畫總編，所以對於《今日佛教》的發行，實在說，是力有未逮。而在這個時候，忽然間又少了一位助手，編務工作當然也就更加為難了。
後來，陳慧劍居士終於來到台北，有他幫我編輯《今日佛教》，我才得以兼顧其他佛教事業。但也或許是他在東部鄉間住久了，少了城市的歷練，格局並不大，只是一味地在一篇、兩篇文章上計較優劣，在發行的業務上，也就一直放不開手去發展。不過，我們還是能夠非常友好地合作就是了。
之後，《今日佛教》給原創辦人廣慈法師收回，我就接辦了《覺世》旬刊。那時，還是由陳慧劍居士協助編輯，只是後來他在台北取得了正式的中學教員資格，而我則從台北搬到了高雄，就這樣，我們也就各自去為前途打拚了。
多年之後，陳慧劍居士在台北發表了著作《弘一大師傳》，受到各方好評，從此也在佛教文化人當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後，他又在台北舉辦了弘一大師畫展，也邀我前去捧場，我應其所請，每年都前往參加。只是，不曉得是他的性格使然，還是那時候他推動佛教發展的能量只能到此，一個弘一大師的畫展只是在幾十坪的小房子裡舉行，總覺得未能好好揮灑，頗為可惜。
不過，後來在他的努力下，「弘一大師紀念學會」終於成立，當時我也前去祝賀，並為弘一大師紀念銅像主持開光落成典禮。甚至於香港企業家徐展堂先生送我幾幅弘一大師的字，我還捐了一幅送給他，表達對弘一大師紀念堂成立的共襄盛舉之意。總之，我也幫助他做了許多事。
其實，在學會成立之前，他還曾出任以出版佛學書籍為主的「天華出版事業公司」總編輯。後來又到慈濟功德會，擔任《慈濟道侶》總編輯一段很長的時間；那時候倒是有他發揮的契機，《慈濟道侶》編輯得很好，可見得他還是有才華的。
陳慧劍和朱時英（朱斐）居士同是具有佛教性格的人，他們都是以教為命，虔誠正信，且熱心佛教文化的居士。我們知道，五○年代的台灣，佛教文化可謂如沙漠一般，荒涼無比，而他們願意在沙漠裡充任園丁，自是難能可貴了。
劉國香
除了陳慧劍居士之外，同樣撰寫弘法文章不遺餘力的青年代表，應該就是劉國香居士了。
劉國香居士是軍中退役下來的戰友，一九二六年生，湖南衡山人，和道安法師是同鄉，也是道安法師的得力助手。我記得，那時候在台北，他隨從道安法師就好像出家的弟子般，亦步亦趨，跟隨著道安法師縱橫佛教會、文化事業及各種活動。尤其道安法師創辦的《獅子吼》月刊，在我的記憶裡，發行、編輯等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劉國香居士來擔任。甚至於有時候道安法師無法參加的一些會議，也都是由他代表出席。他對道安法師的效忠、恭敬，可以說就差沒有出家換上僧服罷了。
此中，他也和我時相往來。記得我在一九五九年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後，他就經常到訪我們的工作場所。可惜那個時候，因為他的湖南話我聽不太清楚，加上他的聲音低沉，我也就難以和他暢快地縱橫議論。
後來道安法師圓寂，他投身到佛光山來，在佛光精舍裡也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他曾經參與佛光山《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的審閱，也在我創辦的《普門》雜誌上不斷撰寫文章。而當初我之所以沒有邀他參與編輯《普門》雜誌，是因為那時張培耕先生擔任社長。雖說兩人之間不至於會有「一山難容二虎」的窘境，何況他們也沒有對立、爭鬥，不過在我想，他們分屬不同類型的性格，在工作上還是不會投機的。
除此之外，他也在「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裡服務，只是那時候我決心要將這一套藏經，以比丘尼的名義出版，藉此提升比丘尼的地位，因此對於少部分曾經參與編修的比丘、居士，我也就沒有特意去表揚他們。在台灣，比丘尼早先是沒有地位的，就連出去念經也都沒有人要接受，而我能把這種情況改變，說來女眾真是要好好謝謝我的。
後來，劉國香居士也在佛光山皈依，並且再三向人強調他是佛光弟子。他的著作很多，有《聖僧玄奘大師傳》、《雨花集》、《紅樓夢與禪》、《圓覺經》白話譯本等，可以說在佛教界裡也是著作等身的文化人了。
朱蔣元
在佛教文化出版事業當中，和我因緣關係比較深的，應該算是朱蔣元、朱其昌居士父子了。
朱蔣元是江蘇南京人，一九二三年出生。最初，他想要出版《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特地前來拜託我給予支持。我向來對於佛教公益事業最感興趣，尤其想到過去出版《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時，實在說，那雖然是我的發想，卻是他辛苦工作的成果，而他硬是要用我的名義出版，我也不得不順從。
據聞後來那一張《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在各級學校裡作為老師教學之用，對教育方面深有貢獻。想到他過去的付出，現在商之於我，要求出版《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我當然極願意給予幫助了。
此外，他還要我為這一本書訂定書名，並且給予題簽，我也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他。只是後來有少部分的寺廟，聽說是我題的書名，都不願意承購這本書。朱蔣元居士則來安慰我說：「即使所有的寺院都不願意購買，我也是要你在這本書上題簽。」
我感動於朱居士的這種義氣，也就更加欣賞他了。所以，當初他的許多文化事業，我都盡力給予贊助。例如他是華宇出版社的發行人，因此，凡是華宇出版社出版，與佛教有關的書籍，我都盡力幫他經銷、推介。
後來他和我說，想要編一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以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希望由我擔任編輯，我則委婉地表示，實在沒有時間，建議他找張曼濤先生協助。沒想到，張曼濤先生一開口，就要他以三十萬元作為編輯目錄的費用。我記得，那時候的三十萬塊錢，足以買一棟國民住宅，但是為了這套書出版的意義深遠，我也就對他說：「我來幫你負擔這部分的費用好了。」後來，張曼濤先生還算有良心，在那套書的編輯後記裡提到了這件事情，總算讓當時的那筆三十萬元新台幣，不是白白地花費掉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共有一百冊，由於當時朱蔣元居士出版這套書的時候，印刷費很高，為了讓他獲利，一部一萬塊錢的書，我就向他請購了兩百部。不過我也知道，這種有意義的書，若能在佛光山全世界的別分院或圖書館，一家放一部，也是不為多的。
至於他後來究竟印了多少部，我並不知道，但是當這套書在大陸、台灣的銷路漸漸困難時，他曾前來找我，要我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購買。那時，我也都是一百部、八十部地買下來。甚至有一次他對我說，書還有八十餘部，沒有地方存放，希望我能全部購買，以便就此結束發行。我也二話不說，一次就通通都把它購買下來。
朱蔣元居士後來年紀漸漸老去，由兒子朱其昌繼任文化事業。朱其昌先生經常在海峽兩岸推動佛教文化，我也時常購買他印行的書籍，一次也都是幾十部、幾百部地買。
後來朱蔣元、朱其昌父子在台北建立法輪講堂，出版《法輪》雜誌，我同樣儘量給予贊助。尤其朱其昌居士有時一些書籍推銷不出去了，也都會拜託我包辦下來。我之所以要贊助佛教文化事業，對這些文化人聊表心意，只是為了免得發展佛教文化的人過於辛苦罷了。
說到這裡，也讓我想起一九六○年代的時候，台南有一位製作僧鞋的葉居士，他一雙鞋賣價是二十五元，我對他說：「一雙三十元我才要買。」他一聽，非常訝異，告訴我說：「人家都與我討價還價，只肯用二十元買鞋，為什麼你要多加五塊錢給我呢？」我說：「我並不是在幫你的忙，我是在幫忙我自己，因為僧鞋不容易買到。但是我加你一點錢，讓你的業務擴展，讓僧鞋的品質提升，日後我買鞋子也就很方便了。」
對於一些佛教的有緣人經營商業，我總是想，能助其一臂之力，佛法的事業才有人肯做。所以，後來有些人做僧服、僧襪，乃至開設僧眾用品店等，我也都很樂意給予幫助。
高本釗（劉修橋）
在這幾位文化人當中，高本釗居士算是與我關係匪淺、因緣特殊的一位。
他最初來台的時候叫做「劉修橋」，後來不知何故回復本名叫做「高本釗」。他是江蘇徐州人，一九三三年出生。我和他結緣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時候。
當時，張少齊長者創辦《覺世》旬刊，邀約我擔任總編輯，由於我對報紙編務不甚內行，恐難勝任，所以就對他說：「我只能做短期代打，請你在這一段時間裡，再物色一位適當人選。」由於這樣的因緣，我曾經住在他創辦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的健康書局二樓。
記得那一年，我三十歲，孫張清揚女士在這間書局的餐廳裡，用兩箱黃金打造的餐具為我祝賀生日，並且告訴我，這些黃金器皿從來都還沒有用過。其實我一生最不喜歡過生日，因為這一天是母難日，不值得慶賀；但是孫夫人盛意殷殷，那一天，我也只好很拘謹、尷尬地使用了。只是，如今孫夫人的這許多黃金餐具流落何處，我也不得而知了。
不過，就在這一場宴席中，孫夫人和張若虛、張少齊父子支持的新文豐印刷公司，邀約我加入股東。猶記得那時候，我出資五千元給予支持，還當選了新文豐出版公司的常務董事，也任職了一段時期。
當年，他們特地從德國購買印刷的機器回來，預備要影印大藏經。可是後來由於大家都不善於印刷技術，只有主其事的高本釗先生有這方面的專長，所以張少齊長者就把這個印刷公司交給他經營了。當然，我們大家也歡喜同意。
想起那一頓齋飯雖然豐盛，但也是用五千塊錢換來的。那個時候的五千塊錢，相當於今日的五十萬元，是一筆很可觀的數字。不過，能有因緣參與影印大藏經，我也深感榮幸。
再說，張少齊長者向我們說明，把新文豐公司讓給高本釗居士的主要條件，就是要他印行佛經，弘揚佛法，我們也都能接受這樣的說法。後來，高本釗居士確實也做到了，在台灣的出版界中，新文豐的佛書可以說是源源不斷地在出版。可見得高本釗居士為人厚道，是一位誠信、有德之人，對於自己承諾的話都會落實。至今數十年來，新文豐猶能屹立不搖，仍然持續地發行佛書，必然是與他的重承諾有所關係。
新文豐公司影印過《卍續藏》、《高麗藏》、《磧砂藏》、《嘉興藏》、《乾隆大藏經》等。其中，《高麗藏》就是他們跟我商借複印的。後來，新文豐為了表示感謝，還在每一部《高麗藏》的首頁寫著：
「本書承佛光山星雲大師惠借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高本釗居士對佛教文化的推展，多所用力。尤其當年，他得知我們籌辦的佛光大學正在招生時，就曾將新文豐出版的所有書籍贈送一套給學校。甚至後來他也把全部的出版品，將近四萬冊，分別捐給鑒真圖書館，以及他的故鄉徐州師範大學圖書館等。
前幾天，聽說他在電視上看到我興建佛陀紀念館的消息，寄來五萬元贊助。我個人並不計較這許多捐獻，只是知道他是飲水思源，也覺得真是難能可貴了。
除了朱斐、陳慧劍、劉國香、朱蔣元、高本釗等熱衷佛教文化工作的居士之外，在佛教文化事業上深有貢獻的，還有李世傑先生。在台灣發行最早的一本佛教雜誌，叫做《台灣佛教》，時任台大圖書館職員的李世傑先生，就曾擔任該雜誌的主編。
李世傑先生，台灣新竹人，一九一九年出生，曾受李子寬居士的邀請，在台北善導寺附設的太虛佛教圖書館兼差，負責編目工作，在此期間，他發明了「佛教圖書分類法」。
早期台灣佛教由於沒有美工編輯，也沒有人用心編排，所以對於每個月都要按時出版的刊物，只能翻譯一些日本佛教的作品，報導一些台灣省佛教會的訊息。儘管如此，那個時候，李世傑先生在台灣佛教界，也算是少有關心佛教文化的人了。對於早期的台灣佛教界而言，這樣的熱心，也為佛教文化帶來了一股生機。
另外，在台北成立大乘精舍印經會的樂崇輝居士，北平人，一九二九年出生。他編輯印行的各類佛書，於出版界裡也曾為一時之選。之後他又創辦了《慈雲》雜誌，從一九七七年創刊至今，已經出版了四百二十幾期。
除此之外，從事教育的台灣大學教授李添春，一八九八年生，高雄美濃人，曾擔任日據時代創刊的《南瀛佛教》主編；歷任花蓮東淨寺住持的曾普信，一九○二年生，高雄美濃人，偶爾也有一些禪門的書籍出版。再者經營社會事業，但兼賣佛教書籍的有：台北健康書局的張少齊居士，台中瑞成書局的許炎墩，高雄慶芳書局的李慶雲，台南南一書局的蘇紹典，基隆自由書局的黃奎等，對台灣早期出版界都有很大的貢獻。
總之，早期就是靠著這些佛教文化人，和這許多流通佛書的書店，以及在我鼓勵下，於各地成立的佛經流通處；再加上朱鏡宙老居士的「台灣印經處」，半買半送大量古版書籍；邱舜亮居士的「普門文庫」，積極印贈佛學書籍；還有我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及主編的《今日佛教》、《人生》、《覺世》等刊物，才總算撐持了佛教，共同頂下了佛教文化的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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