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7 - A Monastic's Faith 1 《百年佛緣7-僧信篇1》
Paying Respect to Taiwanese Buddhist Elder Masters 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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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禮敬一六六一年(明朝永曆十五年),鄭成功率部隊驅逐荷蘭人,光復了台灣;台灣佛教在鄭成功光復台灣前後,因閩南僧侶陸續來到台灣而開創。
根據統計,在清代,台灣境內純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創建於明永曆十六年的竹溪寺歷史最悠久,是台灣最早的佛寺,與開元寺、法華寺並稱為當時台灣的三大名剎。
後來清末到日據時代,整個台灣佛教以福州湧泉寺的僧侶為主流,他們發展出高雄大崗山、台北觀音山、苗栗大湖山、基隆月眉山等四大派系,都是仿效大陸的寺院建築,也是台灣初期頗具規模的道場。
在我到台灣之前,台灣佛教界已圓寂的長老,他們在日據時代的種種弘化事蹟,台灣光復後,現在已少有人提起了。例如,苗栗法雲寺的覺力禪師,基隆靈泉禪寺的善慧和尚,成子寮觀音山的圓淨法師,以及台南開元寺的證光法師等。
此中證光法師是台灣彰化人,生於一八九六年,曾留學日本駒澤大學,回台後受日本當局倚重,曾執教於南瀛佛教會,並任《南瀛佛教》雜誌編輯主任。一九四三年晉山,成為開元寺住持,之後創辦延平佛學院,致力於培育僧才,並曾擔任台灣省佛教會理事以及常務理事。
一九四七年,證光法師被推舉為台灣代表,參加在南京召開的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大會。會中與大陸巨贊法師認識,並於翌年巨贊法師訪台時予以接待。
巨贊法師於一九四九年北京政權成立後,受中共當局邀請,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後連任多屆的全國政協委員,並於一九五三年在北京號召成立中國佛教協會,出任副秘書長。
此時在台灣正是所謂「白色恐怖」時期,證光法師被密告與中共人員有所往來,因此在一九五五年被國民黨以「連續藏匿叛徒」為由,將他槍決,成為政治下的犧牲者,時年六十歲。
上述諸位長老,我都沒有見過,所以緣慳一面。後來與我有因緣的早期台灣佛教長老,當然首推中壢圓光寺的妙果老和尚了。
出生於光緒十年的妙果老和尚,是台灣桃園縣人,依止覺力和尚出家,幫助覺力和尚創建法雲寺。寺廟建成之後,又獨自回桃園故鄉興建中壢圓光寺。我想,妙果老和尚祖籍應該是廣東客家人,他善於詩詞偈語,尤其寫得一手剛勁有力的書法。他效法覺力和尚,致力於教育興學,尤其光復後,念念於弘法需要人才,於是創辦圓光佛學院,邀請在南洋的慈航法師回國擔任院長。
我初到台灣時,四處掛單無著,沒有落腳之地,就想起他們在辦佛學院,於是前往掛單。記得我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到達圓光寺,當時正逢佛學院準備舉行畢業典禮,院長慈航法師不在,聽說要過幾天才能回中壢參加畢業典禮。
於是我求見妙果老和尚,得到他的徒孫智道比丘尼替我鼓吹,說她看過我在大陸編的《怒濤》月刊,文字了得。妙果老和尚特別親自出來與我見面,沒想到這一見,我們彼此非常投緣,他甚至私下悄悄的跟我說:「學院就要舉行畢業典禮了,所有學生都要離開,大陸僧青年將隨慈航法師到新竹青草湖,繼續未完成的學業,本省的年輕人也都將各自回寺院,希望你留下來。」
當時,我正是走投無路,掛單無著,甚至在流浪中連衣單都不全,聽到他要留我,真是正中下懷。我心想:「即使你叫我走,我也沒有地方去,當然要留下來了!」所以我就直下承當,答應留了下來,當時,有十個人留在圓光寺。
其時台灣政治管轄區域的編制還沒有更改,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會理事長,管轄桃、竹、苗三區的佛教事務,因此他要我當他的秘書,處理這三區的佛教公事往來。
其實那個時候佛教往來的公事不多,也沒有什麼業務要辦,只是正逢大陸軍政人員等紛紛來台的時期,不少軍政人員都到圓光寺來皈依妙果老和尚,如東北騎兵司令徐梁、軍長繆徵流,以及黃臚初將軍等。後來黃臚初將軍出家,名叫律航法師。
這些人來時,大陸人講話,妙果老和尚聽不懂,他講的客家話,大陸人士也聽不懂。由於語言的隔閡,難以溝通,就叫我濫竽充數擔任翻譯。坦白說,我也聽不太懂客家話,不過長住下來以後,我就慢慢揣摩、熟悉,有時雖然還是聽不太懂他的廣東腔調,但總之講的都是佛法,我也就順著意思編湊一番,但總不會太離譜就是了。
因為這樣,妙果老和尚認為我對他非常有用,因此對我器重,偶爾會在我完成一件事之後,叫人泡一杯牛奶給我,我也心甘情願的像海豚一樣,表演後都有一條小魚可吃。
其實,我心裡一直很感念妙果老和尚的慈悲,他對外省人總是敞開胸懷,熱誠接待。只是聽聞他和慈航法師有一些意見不同,因為慈航法師對所有來投靠的學生,總是來者不拒,但妙果老和尚到底是當家,食指浩繁,總得有個限度。
基本上,我認為妙果老和尚慈悲、熱誠,尤其對待信徒之親切,把他們視如家人,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其時在佛教還沒有和信徒接觸過,見他和信徒來者不拒,暢所欲言,真是深為欽佩。
因為他對我慈悲賞識,後來就帶著我巡視客家地區,那些都是他的教化區域。每到一地,總有很多客家弟子來歡迎,例如苗栗、竹東、竹南、楊梅、平鎮、峨嵋等。有時候信徒迎接過後請他開示,他在開示時,都跟大家介紹:「你們來看這位外省法師,他是青年僧寶,學問很好,大家來聽他講話。」
我講話,信徒也聽不懂,這時他就權充翻譯,幫我翻成客家話。我心裡想,你的客家話,我幫你胡謅亂翻;現在我的外省話,你也聽不懂,也只有隨你怎麼翻了!總之,我講我的,他翻他的,所以我就感念妙果老和尚,為了讓外省青年法師在台灣能有生存之地,總是儘量的提攜、拉拔。
當然,我對妙果老和尚也是全力護持,我其時幫他們收租,同時把稻穀挑回寺中;我也每天為他們推著手拉車,到中壢街上採購全寺的生活物品。另外,我還幫忙打掃院子裡的落葉,清掃所有的水溝、廁所;我也因此受到全寺大眾的歡迎,給予我許多的優待。
只是有一次,當我在飯桌上撰寫文章時,有一位非常愛護我的老太太達賢姑,走到我的身旁,用台語對我說:「法師啊,你要做工作喔,不做工作嘸飯呷!寫字無路用!」
意思是說,不工作就沒有飯吃!這時我才驚覺到,在台灣的寺院裡,原來著書立說是不算工作。後來妙果老和尚跟我說,在大湖法雲寺的地方,過去是他師父覺力老和尚創建的道場,寺旁有八十三公頃的山坡地,種了毛竹,正在長竹筍,一些鄉民經常上山偷砍竹子,偷採竹筍,他要我幫忙看守竹林。
我為了報答妙果老和尚的知遇之恩,毫不猶豫的答應前往,於是就在山上的一間小茅篷裡住了三個月,每天穿著日本的木屐,在山林裡到處巡視,上山下山,如履平地。
每天看守山林之餘,到了晚上,我就伏在小茅屋的地上寫文章,我利用看守山林的這三個月時間,完成了《無聲息的歌唱》這本書。
這些是我和妙果老和尚的一段因緣。一年半後,我離開圓光寺時,我把師父給我的袁大頭,現在已記不清是如何匯兌的了。總之,我換了四百元的新台幣供養常住,贊助他們重建殿堂。
後來,繼承圓光寺的如悟法師年輕有為,他也繼續發揚妙果老和尚的精神,興辦佛教學院,並擴大招生,聽說學生最多時曾達三百餘人。他們也經常到海外招生,因為當地都是講客家話,而旅居在東南亞的客家人很多,所以法緣很廣。
法雲寺本身也有很多徒弟,他們在各地興建圓光寺派下的分院,所以也招募會說客家語言的青年聚在一起,這些當然都是好事。曾經蒙如悟法師邀請我,到他們那裡去講「叢林規範」,我感念與妙果老和尚的一段因緣,因此也歡喜應邀,前去給他們一些助力。
一九五一年我離開中壢圓光寺後,就前往新竹青草湖,應台灣佛教講習會之邀,到了無上法師住持的靈隱寺。這是因為講習會設立在此,講習會在大醒法師中風後,一時無人領導,承蒙他們屬意,要我負責教務。然我自覺能力不夠,就與他們約法三章,希望他們盡快邀請其他長老,我可以暫時維持學院的弦歌不斷。
當時的講習會大約有六十名學生,三分之二是女眾,三分之一是男眾,都是來自台灣全省各地的僧信二眾。我到達青草湖的時候,就約了心悟、心然來助陣,這二位福州的法師佛學深厚,為人正派,我們三個人就合力頂住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
為了充實講習會的師資,我邀請了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究所的幾位科學家來助講,如李恆鉞、程道腴、許巍文等,每逢星期日,他們就來教授社會學的知識。
台灣佛教講習會名義上說是台灣省佛教會辦的,但實際上是靈隱寺無上法師提供行政、食宿等資源。無上法師,一九一八年出生,是新竹本地人,為人敦厚,勤勞發心,他一點也不過問講習會的事務,只是偶爾對我們慰問,表示恭敬讚歎。
至於靈隱寺本身,原本是一所日本神社,一九二四年由寶真法師及地方的士紳共同興建。最初名為感化堂,一九二七年再度興建後改名為靈隱寺。自從無上法師接管後,他大力推展教育,開辦佛學院,尤其當時台灣佛教講習會在此辦理,無上法師每日忙於為講習會籌措經費。
現在佛教辦教育,一個七、八十人的佛學院,要找人護持很容易,但當時靈隱寺並沒有大力的護法,無上法師只靠一座靈骨塔,每天忙於念經,靠著一點香油錢來資助講習會。
那時,我雖然全心投注於教學,但一直很希望能有其他人來接手,因為自己年紀輕,政府對我們也不信任。那時候,我每個星期都要到新竹城隍廟前的廣場弘法,每次外出,必須要到派出所請假,進出多有不便,所以我很希望能提早結束這種教學生涯。
不過,幸而這種情況後來有了改善,因為派出所奉政府指示,要辦理「民眾國語補習班」,只是補習班開辦後,民眾參加的意願缺缺,有時即使發出傳票,民眾也不願意參加。
一位警官就問我:「你們可以幫忙辦理民眾國語補習班嗎?」我想這應該不是困難的事,記得十歲左右,當時抗日剛剛開始,我也參加過抗日補習班。每次去了,不是唱唱歌,就是練練字;印象中,辦理補習班應該不是難事,因此就承諾接辦。
第一天上課,只有二十餘人參加,但是不到兩個禮拜,就增加為八十多人,後來甚至增至二百多人,讓派出所的警官訝異不已。因此解除我到新竹街上弘法要請假的禁令,告訴我以後不必請假,後來我就可以自由外出弘法了。我真是謝天謝地,感謝三寶加被,讓我得以進出自由。
當時從青草湖到新竹的城隍廟,徒步走路大約要兩個小時,那時沒有公車,我也不會騎腳踏車,都是走路。後來壹同寺的住持玄深法師,她是貴族出身,生得十分端莊、高貴,平時不輕易與人交談,她以五十多歲的高齡見我一個年輕比丘,熱心弘法,也心生尊敬,就主動騎車載我。當時我只覺得,弘法能受龍天護持,能得信徒愛戴,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在講習會期間,正是一九五二年,適逢台南關仔嶺的大仙寺想要傳授三壇大戒,只不過中國佛教會認為他們師資不全,下令不許傳戒。
然而大仙寺的人,他們對佛教很虔誠,認為台灣需要傳戒,就到中國佛教會要求,請中國佛教會派人前去傳戒,白聖法師即刻答應。其時本來要請南亭法師擔任尊證,但南亭法師不克前往,就由我代理,所以在台灣佛教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的堂上十師當中,我也躋身其中,留下一張照片紀念。
因為到大仙寺傳戒,認識了開參老和尚。開參老和尚,高雄縣人,出生於一八九三年,是一位本份老實的修行人。雖沒有念過書,不識字,但他認真修持,品行端正,也堪為大眾模範,所以我和他來往,覺得他是個有道之士。
寺中住有三百餘人,大部分也都沒有讀過書,頂多在身分證記載著「不識學」或「私塾二年」,不過他們都非常的有道心,安分守己,認真修行,而且文質彬彬,循規蹈矩。尤其寺中也有一些優秀的青年,見到我這外省的年輕法師,也都很樂意來親近。
大仙寺有個規矩,就是投入寺中要做苦工十五年,然後由常住賞賜一間專用的房間,作為報答;他們就為了將來有個房間,因此心甘情願的為常住效勞十五年。那時我經常聽說:某某人苦工十五年滿了,非常羨慕;某某人還有一年、還有二年就要滿了。可見他們也都活在希望之中。
經過這一次的因緣,後來在一九六七年佛光山開山後,這些年輕人也到佛光山來幫我,他們在大寮典座、服務,準備三餐飲食,所以我覺得人生要歡喜跟人結緣,結緣實在非常重要。
在這一段期間,也感謝慈航法師帶我去訪問居住在新竹法源寺的斌宗法師。對於斌宗法師,我久仰其名,他專研天台,是鹿港人,一九一○年出生,十四歲時在獅頭山金剛寺禮妙禪法師(字閒雲)出家。一九三三年到大陸天童寺受戒,戒和尚是圓瑛老法師。在此前後,他遍訪大陸各大名山古剎,包括鼓山湧泉寺、曹溪南華寺、奉化雪竇寺,以及焦山、金山、普陀山、九華山等,並先後親近過虛雲老和尚、高旻寺來果和尚等,也在觀宗寺聽寶靜法師講學,以及在靜權法師主持的天台佛學院研究四教儀、法華及天台教觀等。
記得我和慈航法師去拜訪他的時候,謙虛練達的慈航法師請斌宗法師開示,基本上他講得很傳統,是比較老式的說法,不過內容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憶了。
斌宗法師的弟子有印心、覺心、淨心、晃心等,印心就是同樣專研天台而受人推崇的慧嶽法師;晃心則在台灣佛教講習會讀過書,跟我也算是有一段師生情誼。
可惜的是,斌宗法師正當壯年,四十八歲就圓寂了。想到前面提過的開元寺證光法師,他在佛教會身負要職,卻不幸遭到政治災難;而在佛學義理上專研有成的斌宗法師,也是壯年早逝。那個時候,不免為台灣佛教的長老逐漸凋零感到哀傷。
慶幸的是,我在高雄弘法數十年中,和元亨寺菩妙長老、宏法寺開證法師、龍泉寺隆道法師的往來,應該值得一談。
菩妙法師是在台南竹溪寺跟隨眼淨法師出家,早期我還曾經去拜訪過眼淨法師。菩妙老是一九二一年出生,高雄人,他在大崗山、觀音山,都曾閉關過,專修淨土,一生以誠信待人。開證法師也是高雄人,一九二五年出生,記得我來到高雄的時候,他才剛出家不久。出家後,得到高雄千光寺郭馬居士(郭馬居士後來出家,法名開聖)的支持,創建了宏法寺。另外就是隆道法師,他是台中人,出生於一九○六年,主持內惟的龍泉寺,也擔任高雄市佛教會的會長。
他們三位都比我年長,有的還晚我出家,但是我和他們相處數十年,從無隔閡,一路走來,大家相互照顧,佛教的事業,彼此也都很團結。在高雄市,我們這四個人、這四所寺院,互相支援,信徒也都隨意的來去。
我那時候非常的慶幸,在弘法的地理上選擇到南部來。尤其,在佛教的長老出家人中,我有他們這許多善良的道友,有著為佛教的願心。我回憶起來,他們在高雄市弘法四十餘年,但佛光山是在高雄縣,其時,凡有關佛教的活動,隆道法師的高雄市佛教會對我們每一件事,都是樂觀其成,以助人為快樂之事。
菩妙法師更是一位「好好法師」,凡對他有所央求,他都一切OK。開證法師也是幽默樂觀,率性相助。所以,在高雄市的佛教界,從來沒有勾心鬥角,沒有個人預設立場。我們不曾談到省籍問題,也沒有先來後到的差別,更不曾有過誰大誰小的顧慮。在高雄佛教界,基本上,男眾出家法師中,年齡相差不多的,就是我們四個人。
所以,我很感謝這許多的善友支持,在佛門裡面,能可以不同行相忌,從無怨言,也算是人間幸事了。
不過,總說台灣佛教的長老,感覺為數不多,原因何在?就我的觀察、分析,原因不外乎:其一,有一些青年學僧,有志到大陸參學,但由於水土不服,或因大陸寺院不重視營養,所以很多都是年紀輕輕就夭亡,例如真常法師、達虛法師等。
另外,也有一批人到日本留學,回國後到各級學校教書,如李添春執教於台大,以及在台南新營高中教書的張玄達等;因為在社會上久了,慢慢就流入到社會裡,最後還俗以終。
還有,新竹獅頭山的如淨法師,台中的林德林、劉智雄、陳銘芳,以及高雄的林隆道,他們多數已受日本佛教的影響,有的保持戒律,有的遊走在佛門的門裡門外,所以我就不一一記載了。
所以,在佛教裡,一個僧才的養成確實不易,除了自己的福德因緣要具足,還要有善知識的提攜、指導。因此我曾說,一個年輕的初學者,一生至少要參訪五十個以上的高僧大德,不但要向他們請法、求開示,並且要能記住他們說過的三、五句話,不如此則不容易成功。因為透過參訪,向善知識大德請益,一方面增廣見聞,同時開闊思想、胸襟,尤其多方與人交流、往來,才能培養寬廣的心量與器度,才懂得與人相處必須要互相尊重包容,這些都是一個人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更是一個「以法師人」的僧寶應該具備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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