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7 - A Monastic's Faith 1 《百年佛緣7－僧信篇1》
Mainland Buddhism Elder Monastic Models 大陸佛教長老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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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佛教長老的風範我出生在一九二七年，據母親告訴我，當時正值蔣介石北伐，他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我的家鄉會戰，有一天，門外正在殺人，我就在家中呱呱墮地了。
由於生逢戰亂，又因家貧，從小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上過課，甚至連學校都沒有見過。我的母親也沒有讀過書，但她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相當關心，常常跟我們講說一些所謂的「八卦新聞」，從孫中山講到蔣介石，甚至將來誰會統治中國等。母親述說的，一半是皇朝思想，一半是當時的政治情況，我們不懂，隨她姑妄言之，我們也就姑妄聽之。
到了我十二歲出家以後，雖然也沒有辦法接觸到當時的社會，所幸在棲霞山，我有機會為棲霞圖書館服務，得以閱讀到《海潮音》雜誌，從中不但知道太虛大師，同時還知道太虛大師和佛教許多長老的因緣，以及他的一些優秀學生。因為接收到這些佛教的訊息，自己也因此興起了效法前輩大德為教護法的熱忱。
當時還有一本《弘化》月刊，也讓我知道印光大師在民間弘揚念佛法門，他是如何的發揮度眾力量，如何的具有影響力。
此外，由於棲霞山是宗仰上人在一九一九年所中興重建，而宗仰上人在上海哈同花園，幫助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印行《頻伽藏》，辦過華嚴大學，所以我們也從而接觸到上海的月霞、諦閑法師等許多長老的思想。
棲霞山在當時是個「禪律並弘」的叢林道場，又經常和鎮江金山寺來往，所以知道許多禪宗大德，如虛雲長老，以及金山的仁山、霜亭等諸師。也可以說，在大陸，我雖出生也晚，但對於民國初年的佛教，我就不斷地關心。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浙江桐鄉人，生於一八九○年。當時在抗戰期中，我們在淪陷區的南京，太虛大師在陪都重慶；由於棲霞山是南京的名勝，是所謂「六朝聖地，千佛名藍」的古寺，往來人事很多，我們偶爾也從別人口中聽到一些關於太虛大師的事蹟。
對於太虛大師代表政府到印度宣揚抗日的意義，尤其讓我們心生景仰；特別是我的同學智勇法師跟我說：「如果太虛大師現在命令他赴湯蹈火，他絕對不會皺眉問他為什麼？」由於智勇法師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品學兼優的同學，他的這番言論，讓我直覺太虛大師絕對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抗戰勝利後，我們盼望著太虛大師能隨著還都的人潮，早一點回到南京。但當時或許由於交通問題，不容易一下子返回南京，不過他傳來一個訊息說，明年（一九四六年）要在焦山佛學院辦理「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這一個責任就交由我們的佛學導師芝峰法師負責。
芝峰法師與大醒、法舫、法尊，等於是太虛大師的四大弟子。抗戰期中，芝峰法師大都坐鎮在焦山教書，他是浙江人，他的溫州口音我們都聽不懂，不過我還是聽懂了其中一句話，這句話讓我終生受用不盡。有一次他在講課的時候，叫我們不要學習小乘，說時就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字：「焦芽敗種」，並不斷用他的溫州口音講：「不要做焦芽敗種」。
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我本來就是要為佛教獻身，聽到他講「我們不要做焦芽敗種」，可以說真是「正中下懷」。尤其，這時從芝峰法師那裡聽說，太虛大師就要回到南京，準備在鎮江焦山辦理「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心中真是無比振奮。
因為那個時候，蔣介石發布了一個命令，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佛教，要請太虛大師組織「中國佛教會」。成立之前，先由整理委員會負責。整理委員會有三個人，第一名就是太虛大師，第二名是西藏章嘉活佛，第三名就是曾經跟隨孫中山先生做過軍需處處長，後來擔任國大代表的李子寬居士。當然，整理後，必然是由太虛大師擔任理事長，所以太虛大師想要先行訓練一班會務人員。
在焦山佛學院讀書的一百多名學生聞訊後，個個躍躍欲試，大家都想追隨太虛大師，希望將來能進入中國佛教會，從事佛教革新的工作。訓練班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開班，太虛大師還特地把湖南的茗山法師、重慶歸來的塵空法師等人，一起請來焦山助陣，並有來自各方的六百多名學員參加。我也能以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僧，參與其中的培訓，感覺到佛教的前途未來，必能有很大的作為與希望。
我記得太虛大師到焦山來的時候，我們從焦山的山門口列隊排班，長跪迎接。太虛大師雖然身材不高，但他法相莊嚴，和慈航法師一樣，都像尊彌勒佛。
在培訓期中，我也聽不懂太虛大師講話，他聲音很小，我聽課的地方離他也只是兩丈左右，距離並不遠，但他聲音很不容易聽得清楚。不過他有一句話：「我們要為了佛教！我們要為了佛教！」不斷地在我耳際之間響起。
後來在路上，無意之間和太虛大師迎面而遇。我們趕快站在路邊，合掌讓道，等他過去。但是太虛大師忽然停了下來，看看我，我合著掌，他就連聲跟我說：「好，好，好。」
我一時來不及回應，他見我默然無語，沒有跟他講話，就含笑被一些人簇擁而去了。雖然就只是這麼簡單的一面，但在我的一生當中，「為了佛教」這句話卻發生了很大的力量。
在此期中，還鬧了一件很大的風潮。太虛大師曾經提倡僧裝改革，而我在焦山佛學院的副院長東初法師，他在抗戰勝利後也設計了一套新僧裝，並送到訓練班，要受訓的學員身先響應。
當時我們實在買不起這一套新僧裝，但為了要響應改革，要穿新僧裝，於是大家想辦法去借貸、張羅，很辛苦地買了這一套新僧裝，可是穿起來感覺並不新，也不像出家人。就在這個時候，鎮江超岸寺的守培長老，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僧裝無價寶〉，不贊成東初法師改革的僧裝式樣。
我記得當時東初法師說，新僧裝經濟、方便，但是守培法師認為出家人保持僧裝，一是傳統，二是莊嚴，必須要和世俗社會分隔清楚。我想，大概是由於新僧裝的式樣和顏色，都不是讓人非常滿意，再加上守培法師喊出「僧裝無價寶」的口號，東初法師的理論也就不了了之了。後來我們也等著太虛大師給大家一個指示，不過也許大家都忙於中國佛教會的改選，也就無暇觸及到枝末的問題了。
太虛大師那時候還不到六十歲，年齡不是很老；但由於他二十多歲就出來講經弘法、興辦教育，歷時三十多年的過程，也如同孫中山先生革命一樣，歷經無數的挫折。我們都相信，佛教經過這一次太虛大師的領導，必能走上復興之路。
由於太虛大師是由陪都勝利返京，後台又有蔣介石先生的支持，所以在淪陷區的各界佛教人士，也都偃旗息鼓，只有表示歡迎了。
記得太虛大師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由重慶返抵南京，到了冬天，我離開焦山，回到祖庭宜興白塔山大覺寺。這時聽聞太虛大師到上海，駐錫在玉佛寺，創辦了一份《覺群》週報，暢述改革佛教的理想，並提出佛教未來發展的藍圖。每週我們都熱切的盼望著《覺群》週報出版，感覺到太虛大師到底是太虛大師，內容很進步、很革新，很有佛教的道風。
但是正當大家對新佛教懷抱憧憬、滿懷希望之際，一九四七年初，太虛大師突然圓寂了，世壽五十九。消息傳來，我們真如天崩地裂，所謂「如喪考妣」，當時的心情，實在說比喪了考妣更加激動，我們知道多難的中國佛教，未來還是有很多坎坷的道路要走。
太虛大師怎麼會在五十九歲的英年去世呢？我想，在他圓寂的一週前，他最喜歡的一個年輕弟子，也就是《海潮音》雜誌的主編福善法師，他以三十歲之齡往生了。又在此三天前，上海玉佛寺住持，也是《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主編震華法師，也跟著示寂了。
太虛大師最珍惜佛教人才，我想，當時心情的激動，再加上他身體肥胖、血壓升高的情況下，很容易腦溢血中風，這是讓人最感遺憾、難過的事了。
太虛大師圓寂後，佛教界人士頓感「人天眼滅、慧日西沉」，大家都覺得未來的佛教，真是前途艱難。不過想到太虛大師有許多的弟子，像我在棲霞山的老師，應該都是太虛大師的門人，或是再傳的學生，他們總有人能擔當太虛大師的遺願吧！
但是這個時候，在上海圓明講堂的圓瑛長老，卻幸災樂禍地說，太虛大師一生都想當選中國佛教會的領導人，眼看著這個位置就要到達了，可惜又沒有福氣。
太虛大師是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上海玉佛寺往生，同年四月八日（一說為五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召開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選出章嘉大師擔任理事長。當時我們焦山佛學院的青年，無不希望能參加大會，但是中國佛教會必定有它的章程、辦法，並不是誰要參加就能參加。於是大家就在南京張貼標語，呼籲佛教會要重視青年，要讓佛教青年代表參加。
記得那個時候，我也跟隨大家呼喊、助陣，最後中國佛教會妥協，准許焦山佛學院派遣五個人列席參與，這才平息了我們這一群熱衷會務的青年，大家為教的熱心終於得到重視。
雪松法師
順此一提，當時第一屆中國佛教會的秘書長雪松法師，他是揚州人，生於一九○九年，二十一歲時禮江蘇鹽城放生庵映中和尚出家，同年於浙江天童寺受戒。一九四六年應太虛大師之邀，擔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秘書，翌年兼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及南京佛教會會長。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很尊敬他，他曾以出家人的身分，擔任鹽城縣參議員，行政經驗豐富，辦事能力很強。我後來在各處也很想支援他，但就是沒有這個緣分，一直引以為遺憾。一九八九年我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弘法探親團」回大陸弘法探親，當時已八十一歲的雪松法師，特別親到江都，陪我參訪大明寺，老人家的盛情，也是真摯可感。
圓瑛法師
在太虛大師的著作－－《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中，談到他的新佛教運動失敗原因。依我看來，如果說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算是失敗的話，原因應該有二點：
第一，太虛大師英年早逝，他在中國佛教會即將成立，即將有所作為的重要時刻圓寂了，因此壯志未酬，所願未成。第二，圓瑛長老與他的思想不同，成為他改革佛教的一大障礙。
圓瑛法師，福建古田縣人，生於一八七八年，與太虛大師本有金蘭之誼。太虛大師十七歲於浙江天童寺受戒，與時任知客的圓瑛法師相遇，圓瑛法師當時二十九歲，由於愛才，就和太虛大師結成金蘭之交。這兩位佛教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應該在之後的歲月裡，共同為佛教而攜手合作才對，但是兩個人由於處境、思想不同，後來就越走越遠了。
圓瑛法師一直以叢林規範為主，像他住過浙江天童寺，那時候是佛教叢林的首剎，他在鼓山湧泉寺也住持很久，也是一個深具規模的大叢林道場。但太虛大師沒有做過住持，沒有道場為根據地，他一直和章太炎、孫中山，以及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伍，所以後來他的思想就以世界為抱負，認為佛教應該要救世救人，因此和圓瑛法師以叢林為主的想法就越走越遠。後來圓瑛法師成為佛教舊僧的代表，是保守派的長老，太虛大師則為新僧代表，是為新佛教的領袖。
綜觀民初的佛教，各地叢林大都接近圓瑛法師，如虛雲老和尚就是擁護圓瑛法師，成為圓瑛法師這一派；相對的，一些就學的年輕人，則傾向太虛大師這一派，新舊僧二派從此勢如水火，互不相容。
中日戰爭前，佛教的內憂外患特別多。內憂，就是新舊僧不團結；外患，如馮玉祥在河南毀寺逐僧，如南京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與邰爽秋倡導廟產興學等。
那個時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佛教也遭受災難，如民初的軍閥大量擴軍，他們要住在哪裡呢？都以寺院為營房，可以說不管是正規軍、雜牌軍，這些軍閥都要食住，寺廟正好作為他們的根據地。
這種情況從民國初年一直到抗戰開始，延續了二十幾年；甚至抗戰勝利後，還有少數的軍隊不肯遷讓。例如，台北市的善導寺，在我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時，就看到寺裡住了兵役科及交通警察，後來還是靠李子寬運用政治上的力量，以蔣介石為背景，才慢慢的把他們陸續遷移。
關於太虛大師和圓瑛法師的新舊僧思想鬥爭，應該不能歸於兩人修養上的問題，而是當時思想不同所致。由於圓瑛法師和太虛大師兩派的門人，張起大纛，明顯對立，所以引起當時佛教界的長老，如印光、月霞、印慈、諦閑、興慈等，都遠離紛爭，不予議論，不表示立場。
但在我看來，這許多長老應該還是以圓瑛法師作為佛教的中心。圓瑛法師在一九一四年當選為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一九二九年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一九四一年，中國佛教會在上海舉行第三屆全國佛教代表大會改選，太虛大師一系當選常務委員，將會所移至南京辦公，造成圓瑛法師等人辭職抗議。後太虛大師辭常委之職，部分執委於上海成立一個中國佛教會上海辦事處，圓瑛法師才辭職，所以佛教的紛爭從此就更加無休無止了。
圓瑛法師以佛教的叢林長老為背景，但太虛大師在社會的聲望也不容小覷。那時候他學術先進，思想宏觀，一些學界的人士，如胡適之、林宰平、梁漱溟、軍惠康、殷人庵、梁家義、范任卿、黎錦暉等學者，以及政界、軍界，也都傾向擁護太虛大師。
在民國成立後的中國佛教，正是一個發展的契機，雖然仍難免於舊有的、山林的、消極的、經懺等流俗弊端，尤其人才缺乏。但此時佛教隨著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也有一些覺醒，如各地紛紛籌辦佛學院，在北方有柏林佛學院、青島湛山寺佛學院；在南方有廈門閩南佛學院、焦山佛學院、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武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普德佛學院、毗盧佛學院、光孝佛學院、天寧佛學院、大覺佛學院、文殊佛學院、寶華佛學院、南華佛學院、南嶽佛學院、靜安佛學院等，大大小小的佛學院至少有百間以上，一些青年都不以當家住持為目標，一心想受教育，將來要弘法利生。
可惜由於新舊僧之爭，以及對日抗戰開始，而把復興佛教的美夢都給敲碎了。後來圓瑛法師於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並於一九四二年成立「圓明楞嚴專宗學院」，他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經》，我的同學煮雲法師就曾前往就讀，可是當時我比較傾向於太虛大師，對這許多長老，那個時候難免沒有分別。
圓瑛長老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一九五三年四月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的首任會長，但同年九月就在寧波天童寺圓寂了，享年七十五歲，著述有《圓瑛法匯》傳世。
後來中國的佛教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又有新人輩出，如巨贊、法尊、正果、明暘、真禪、明真法師等。我雖然沒有親近過圓瑛法師，但和他的首座弟子明暘法師，後來成為莫逆之交。
在一九八九年兩岸開放的第三年，我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大陸弘法探親團」到大陸訪問，當時我們有正團七十二人，副團五百多人，在大陸我和明暘法師、真禪法師等人，就已多所交往。在此之前，於美國西來寺舉辦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也曾做了一些意見的融和。
後來我在美國傳戒、開會，都會邀約明暘、真禪法師等人參加，我好像代替太虛大師，成為新佛教運動中的一粒沙石，和圓瑛法師的法派做了一番融和。
宗仰上人、若舜老和尚、卓塵長老
除了圓瑛法師以外，在大陸佛教界早期的長老中，宗仰上人可算得上是我的師祖輩。
宗仰上人，江蘇常熟人，生於一八六一年，一九二一年圓寂。我是一九二七年出生，一九三九年出家，我和他已經相隔了將近二十年，但後來宗仰上人的法子若舜老和尚，是我的得戒阿闍黎。
若舜老和尚是泰州人，生於一八七九年，卒於一九四五年，與霜亭老和尚是為法兄弟，曾任金山江天寺的監院，並在香港荃灣開創鹿野苑，成為棲霞山的下院，所以棲霞山和金山江天寺算起是有著法系的關係。
另外，我的開堂是卓塵長老，江蘇泰縣人，他是棲霞山的退居，在法系上講，應該是我的師公輩。為人慈祥愷悌，長得相貌莊嚴，有「美顏公」之稱。
宗仰上人是金山寺的監院，一九一九年復興棲霞山寺；民國肇建之前，他隨孫中山先生革命，住在上海，因此後來金山寺就由二監院霜亭法師（一八八二～一九五四年）住持。
在霜亭法師陞座為金山寺方丈前一天，宗仰上人從上海回到鎮江，掛單在超岸寺。金山寺知道以後大驚，認為下面不知道會有什麼問題發生！但是宗仰上人寫了一副對聯，託人送到金山寺給霜亭法師，他說：「汝兄回來，並無此意，吾弟主席，儘管放心。」一個緊張的局面，就在他的這一副賀聯下化解於無形，一時成為美談。
卓塵老和尚也是金山的法系，在金山擔任頭單知客，後來聽聞金山寺傳法，在招收的法子名單裡沒有他，覺得有被遺棄的感覺，他就「以退為進」的對霜亭和尚說：「我想和常住告假，到其他地方參學。」
霜亭和尚這個人實在是非常的老練，一聽到這句話，即刻就說：「哪一位知客師在？我們趕快辦一桌宴席，為我們卓塵頭單知客送行。」這句話一出，卓塵長老不走也不行了。就這樣，後來卓塵和尚成為棲霞山的住持，和若舜和尚同時繼承了宗仰上人的事業。
這件事是發生在一九二○年北伐前後，後來家師志開上人很幸運地，因為他在抗戰初期救濟難民有功，受到賞識而在棲霞山授記，先任監院，後任住持。所以我在一九三九年，因緣際會的就在棲霞山權宜剃度，隨他出家了。
十年後，我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這一別整整過了四十年，才又再度回到大陸。但因為年輕時我在大陸各方參學、結緣，也結識了很多的同道、師友，所以近幾年來，我與大陸佛教還是保持很好的互動。
惟賢法師
例如四川華巖寺的住持惟賢長老，四川蓬溪縣人，一九二○年出生。算起來，應該是太虛大師在大陸碩果僅存的弟子了。
惟賢法師在一九三六年考進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院時，是院中最年輕的學生。漢藏教理院位在重慶的縉雲山，成立於一九三二年的秋天，當時延攬了全國優秀老師，如法尊法師、法舫法師等，前來辦學授課，造就了許多優秀的人才，成為當時佛教教育的一大重鎮。
解放後沒多久，惟賢老大概因為出身太虛大師的佛教系統，前後受了二十六年的牢獄之災。但後來也由於他出身漢藏教理院，又是重慶市佛教協會的會長，在四川有相當的影響力，我們也有過多次接觸。例如：二○○六年四月，在浙江杭州舉行的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我和他都有參與；二○○七年三月，我應邀到重慶三峽博物館舉辦「覺有情」墨跡展的時候，他特地歡迎我到華巖寺去。
那一次對我的到訪，大概因為我們同樣都很關懷佛教的前途，所以他特別熱忱的召集了數千信眾夾道歡迎，並且搭台邀我做了一場公開講說。接著又安排我為四川佛學院的百餘位學生講話，看著那麼多佛教的新生代，我為惟賢長老承繼太虛大師的志願，致力培養僧才有成，心中感到無比欣喜。
此外，二○○八年十一月，浙江奉化雪竇寺舉行了「彌勒文化節」，我應邀前往為彌勒尊佛主持開光典禮時，惟賢老也從重慶飛到奉化，我們下榻在同一家飯店。到了二○○九年四月初，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在台北閉幕；他隨行搭上包機首度跨海來台，住在台北圓山大飯店。九十歲高齡的他，精神奕奕的隨團出席各項活動，還參訪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等地，讓我實在不得不佩服他的精神毅力。
可惜我們每次見面都是來去匆匆，也由於他比我年長七歲，那時候我和他講話，他的聽力已經不是很好，所以對於佛教很多的問題，也難以交換意見，甚為遺憾。
想到過去的這許多年高德長的老和尚，都有著傳統佛教的道德風範，除了惟賢長老外，例如：江蘇無錫祥符禪寺的無相和尚、常州天寧寺的松純和尚、揚州高旻寺的德林長老等，也都是有德之士，我和他們也都有一些往來的因緣。
無相法師
我與無相長老曾在常州天寧寺有過同參的因緣，後來因為無錫靈山大佛的關係，我數次前往他駐錫的祥符禪寺，他念著往日同參之誼，都給予我熱情的接待。
無相老與我同齡，一九二七年出生於江蘇東台。出家以後，一九四六年先後到鎮江金山寺、常州天寧寺參學，後來又到上海玉佛寺佛學院讀書。之後，幾經時局動盪，他就一直在無錫佛教協會協助許多弘法事務。一九九四年開始，參與重建祥符禪寺及建設靈山大佛工程。
提到無錫靈山大佛，對於大佛建設的因緣，也順此一敘。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取道香港，再度回到南京、揚州訪問，並特別到江蘇海安祭拜家師志開上人。期間，承蒙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以八十八歲高齡，特地從北京搭火車到南京來看我。
趙樸老那一次南下行程中，也到了宜興等幾個地方，經過無錫，視察馬山小靈山的環境，表示要全力恢復建於唐朝的祥符禪寺，並且支持在寺院的後山建造一尊大佛，期許祥符禪寺成為日後培養人才的基地，以及世界佛教的交流中心。
三年後，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祥符禪寺、靈山大佛舉行落成開光典禮。當時，茗山長老擔任該寺中興第一代住持，無相長老是為監院，後來在二○○一年無相老陞座，成為中興第二代住持。
現在，八十八米高的靈山大佛，不僅是無錫的新地標，並且成為中國佛教近百年來重要的新指標。自從開光以後，接待過無數海內外來訪的元首、貴賓、十方善信，甚至每年的訪客都達百萬人次以上。舉辦過多次重要的教界活動，像我參加過的，就有二○○七年的「靈山勝會－－兩岸和合‧共生吉祥」，二○○九年在無錫開幕、台北閉幕的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以及二○一○年的「靈山世界公益論壇」等等。
無相長老以及靈山公司董事長吳國平先生幾次告訴我，如果沒有那次趙樸老南下與我相見因緣，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這許多殊勝之事了。其實，世間事都是眾緣所成，哪裡會是由我單一因素而成就？不過對於自己能助成盛事，成為其中的一粒小沙石，也是頗感欣慰。
松純法師
除了無相老以外，和我同在常州天寧寺參學，有著同參之誼的，還有一位，就是現任常州天寧寺的住持松純長老。
松純長老和我，以及無相長老一樣，都是一九二七年出生。松純老是江蘇興化人，早歲出家，但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到寶華山受具足戒。他長於梵唄唱誦，音聲嘹亮攝眾。據慈惠法師告訴我，早在兩岸開放之初，他代我去向松純老拜訪時，松純老還送了一套自己親口錄製的梵腔《華嚴經》給佛光山。
松純老念著我和他同在天寧寺參學的因緣，所以幾次的往來，彼此都感到特別親切。他寫了一手好字，經常以字與人結緣，曾經送我一幅「人間佛教」，我也回報給他一幅「共生吉祥」。二○○七年四月，應他邀請，我前往參加重建的十三層天寧寶塔開光，看到松純老把「共生吉祥」四個字製成匾額，掛在寶塔上。我想，這除了表達我們之間的情誼以外，也算是對當時兩岸的往來，留下一份期許吧！
後來同年十月，我在宜興大覺寺舉行觀音殿的開光典禮，他也特地前來共襄盛舉，並且不斷地供應油米、食糧，讓我在重建祖庭初期，在各方條件都簡約的情況下，能夠招待十方。
二○一○年九月，他邀約我到常州大劇院「龍城講壇」，以「道德力量與幸福智慧」做了一場講座。當時我正患了嚴重感冒，日夜不停咳嗽，幾乎不能講話。但為了回報松純老的情義，我堅持承諾，不惜違背醫師的囑咐，依約前往。所幸，後來不負使命順利圓滿了。
「龍城」是常州市的別稱，它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松純老在名聞遐邇、有著「東南第一叢林」之稱的常州天寧寺弘化一方，身為同參的我，也為他感到歡喜。
德林法師
近幾年來我到大陸，也多次應邀到位於家鄉揚州的高旻寺。高旻寺住持德林老和尚，他是河北豐潤縣人，年紀比我大，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五年在高旻寺出家，一九三六年在寶華山受具足戒，算起來是來果禪師的徒孫，後來也一直跟在來果禪師身邊學習。
一九八四年，德林老回到揚州高旻寺，繼承了來果老和尚的禪風，發願重建損壞的常住。他每天親自監工建造大禪堂，之後又設立僧寮，讓學僧能夠安心辦道。他舉揚臨濟禪風，大弘佛法，一時往來者眾，至今仍為各禪林的典範。
說到高旻寺，它與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並稱為臨濟三大叢林。叢林裡有一首偈語說：「金山腿子高旻香，常州天寧好供養；焦山包子蓋三江，上海海會寺哩拉腔。」意思是，在金山寺禪坐，必須要有一雙耐得了久坐的腿子；在高旻寺禪堂，它的坐香時間最長；各叢林中，以天寧寺的供養最為豐富，而禪堂晚香禪坐的點心，以焦山的大包子最有名，上海海會寺規矩則最為散漫。這些講的都是各寺院的道風特色，也算是叢林趣談。
從我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回鄉探親之後，和德林老就有多次的往來。他的身體相當健朗，我曾邀請他到佛光山叢林學院及禪學堂為青年學子開示說法，他也曾到佛光山西來寺、加拿大溫哥華講堂等地參觀。
二○○○年十二月，我回到南京、揚州一帶訪問，特地前去拜訪高旻寺。承德林老好意，留在常住叨擾了一頓素齋。可是，所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吃過飯之後，他就要我到禪堂，為正在參加禪七的僧信二眾講話；為了回報他那盛情美味的接待，我也應命和大家結了一份法緣。
後來，高旻寺在二○○五年舉行傳戒，他硬是要我去做得戒和尚。但是那個時候，限於大陸的規矩，把我當成「境外人士」，我是無法擔任戒場裡的三師和尚的；我自己也覺得他找我去傳戒，應該不是很適當，可是他還是把我放在戒錄的前面。由於不做得戒和尚，他就在戒場的職務前面加了「戒主」。於是，那年的四月，我就在揚州高旻寺的大雄寶殿以「戒主和尚」的身分，為八百名三壇大戒新戒講話，這大概也是傳戒史上少有的特例吧！
明哲法師
接下來說到山東湛山寺住持明哲法師。我和明哲老雖然相隔兩地，但這些年來也時有往來。例如二○○九年九月，山東靈珠山菩提寺重建落成開光時，他陞座，我特地去為他送位；隔年連雲港海清寺舉行「盛世港城．舍利重光．恭迎佛牙舍利護國消災祈福法會」，他也前來共相主持。
明哲法師大我二歲，一九二五年出生在山東濟寧。從小跟著母親吃齋念佛，十五歲就想出家，但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到上海圓明講堂，在圓瑛法師座下剃度，一九五○年在慈舟老和尚門下受具足戒。
他曾告訴我，他參與過一九八○年代，唐代赴日高僧鑒真大師坐像第一次回國巡禮，當時還陪同日本京都唐招提寺館長森本孝順長老，一起將活動圓滿完成。一九八四年，他調任中國佛教協會的所在地廣濟寺，擔任首座和尚，開辦僧伽學習班，在趙樸初會長的領導下，也經常參加外事活動，出訪日本、法國等地。
甚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在美國初落成開光的西來寺舉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大陸的五人代表，除了明暘老、真禪老，他也是其中之一。只是，我大概忙於諸事，竟不復有此記憶。
二○一一年八月，明哲老受邀來台訪問，特別跟主辦單位要求，希望另外安排行程到佛光山。當他來到佛光山，我們見面之後，有一段有趣的對話。
當時，他激動的握著我的手，問：「你知道我是什麼名字嗎？」
我說：「你是明哲長老啊！」
他說：「我生下來的時候叫什麼？」
我說：「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說：「我告訴你，我出生以後，因為我叫『大和』，所以小名就叫『大和尚』。」
我聽了以後說：「哎呀！我出生以後，臉長得圓圓的，從小人家就喊我『小和尚』。你是『大和尚』，我是『小和尚』。」
他接著說：「現在你是大和尚，我是小和尚了。」
我趕緊說：「我們也不去論誰大誰小了，我們都八十多歲，現在，我們通通都叫『老和尚』了。」
明哲老說：「我可不做老和尚，不管年齡多大，我的思想永遠是年輕的。」
明哲老的幽默風趣，一席話讓在場的人無不鼓掌而笑。
正果法師
明哲老來訪期間，也跟我談到了近代佛教大德－－正果法師。
正果法師是四川自貢市人，出生於一九一三年，十九歲出家，二十一歲在文殊院受比丘戒，他是太虛大師的弟子，曾在重慶華巖寺天台教理院和漢藏教理院學習過，學問相當扎實深厚，後來也在漢藏教理院，和法尊法師一同負責院務工作。
正果法師是近代中國佛教很重要的一位人士，不是我跟他的關係重要，而是因為他一生從事僧伽教育工作，致力培養人才，解放後在北京佛教協會擔任要務，對於近代復興佛教歷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四六年，太虛大師離開重慶，回到南京負起整頓中國佛教的責任，翌年三月卻突然腦溢血，在上海玉佛寺圓寂。這使得位在重慶的漢藏教理院受到極大的震撼，頓失所依，所有的責任全落在法尊法師和正果法師身上。他們兩個人除了維持教學外，以內戰期間局勢混亂的情況，要維持一個上百人的佛教學院，可以想像他們的萬分艱難。
後來，正果法師回到北京，協助趙樸初居士參與整頓佛教的各項工作。當時是圓瑛法師擔任理事長，不料圓瑛法師也很快往生，由趙樸初居士接任理事長，正果法師也直下承擔許多協助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法源寺設立中國佛教學院，正果法師擔任教授；一九五七年當選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一九六二年當選副秘書長，但是大部分時間還是在佛學院任教。
文化大革命從一九六六年開始至一九七六年結束，有所謂「十年浩劫」之稱。當時寺院、僧侶遭到巨大的衝擊，正果法師也不免受到波及，但他一直堅持僧裝，忍辱負重。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又出來參與中國佛教協會。慢慢地，大陸佛教在文化大革命後才有了起色。
一九七八年底，大陸全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恢復宗教活動，正果法師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同時中國佛教學院恢復上課，他出任副院長。一九八一年時，正果法師以六十八歲之齡，出任北京廣濟寺住持，隔年當選北京佛教協會會長。
在民國初年，北京佛教的長老代表是道階法師，但到了大陸解放以後，就是正果法師了。正果法師長期以來，一直從事佛教界對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聯誼的工作。他曾到過斯里蘭卡、日本、泰國，和亞洲一些佛教國家，也和他們都有來往，與海內外佛教人士有著廣泛的聯繫和影響。例如：一九六一年斯里蘭卡恭迎北京珍藏的佛牙舍利到該國展出，正果法師就是「佛牙護侍團」的團員之一。他也分別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八年訪問日本，促進交流；一九八二年，他率領中國佛教協會「迎奉佛像代表團」訪問泰國恭迎玉佛。
明哲老告訴我，正果老法師的一生，大半以上從事僧伽教育工作，一心一意就是跟著太虛大師、趙樸初居士的腳步，以造就人才為己志。他精於法相唯識，修持不懈，可以說是一位對己戒行精嚴，對人卻又謙虛謹慎、平易親切的大德。
正果法師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廣濟寺示寂，著有《佛學基本知識》、《禪宗大意》等書。
大陸的長老們，可以說散居全國，為數很多，光是民國以來的知名長老，就有虛雲（一八四○～一九五九）、冶開（一八五二～一九二二）、八指頭陀敬安（一八五二～一九一二）、諦閑（一八五八～一九三二）、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道階（一八六六～一九三二）、倓虛（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弘一（一八八○～一九四二）、來果（一八八一～一九五三）等。有的我只有一面之緣，有的因為此生也晚，已在抗日前先後逝世了，情況都不甚了解，也就無法一一敘述了。
不過緬懷這許多長老，在佛教苦難的時日，尤其滿清腐敗，政治腐化無能，帶動的佛教也是懦弱無力。甚至從明朝佛教由於走上山林，一直是積弱難振。明朝二百多年的國祚，也只出了幾位高僧大德，其中也只有「明末四大師」較為大家所熟悉，他們是蓮池（一五三二～一六一二）、紫柏（一五四三～一六○三）、憨山（一五四六～一六二三）、蕅益（一五九九～一六五五）等。
到了滿清，基本上就更少有大菩薩應化了，不過在清末民初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正派的長老，如前面提到的許多人等，他們苦心撐持佛教，身為後輩的我們，也只有感恩效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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