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0 - Places of Practice 2 《百年佛緣10－道場篇2》
My Contact with South Asian Buddhism 我和南傳佛教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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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南傳佛教的往來一九六三年六月，泰國國王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伉儷蒞臨台灣訪問，政府認為泰王是佛教徒，就發動中國佛教會派了二十位出家人至松山機場代表迎接。這二十位代表就研究一個問題：泰王從機艙出來，我們迎接時，是鼓掌好呢？還是和他握手？或者合掌？在我們中國的習慣，很容易分別這樣的輕重，但以出家人來說，握手，太現代了；鼓掌，太過招搖，最後決定還是以佛教的合掌為宜。
泰王很年輕，據說只有三十六歲，帶著善良美麗的詩麗吉皇后（Queen Sirikit）跟我們迎接的人一一合掌，大家也回以合掌為禮。但這一件事情，後來在泰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泰國是屬於南傳佛教，他們認為泰王是一位在家人，我們中國的出家人不應該向他合掌；但是在中國北傳的佛教裡，合掌並不是跪拜，而是僧信之間很平常的相互為禮。
佛教是從七世紀的時候從斯里蘭卡傳到泰國，世界上宗教的傳播，大概都要兩、三百年之久，才能慢慢的成為全國接受的宗教。而泰國在十三世紀素可泰王朝（Sukhothai Kingdom）第一世國王把佛教推廣到全泰國後，才真正開始舉國信仰佛教。
泰王訪台後，中泰兩國表示友好，希望能夠相互訪問，因此泰國便和我國政府邀請佛教界前往訪問。中國佛教會接收到訊息後，當即組團，而訪問的名單裡面，並沒有把我列入，但是政府中央黨部覺得我應該參加，特地辦了兩桌素齋請佛教會的人士，希望能將我列入訪泰的名單裡面。
中央黨部通知我要和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法師見面，他是出國訪問團的團長，那時候正值他在臨濟寺傳戒，我前往拜見，他一臉嚴肅的表情，向我說道：「要訪問什麼地方、什麼人，你去準備吧！」
我當時一愣，不明所以的回問：「白老，我以什麼身分去準備這些？」
「中央黨部叫你做秘書啊！既然做訪問團的秘書，你就去作業。」
雖然我和泰王同年，那時候也是三十六歲，但是說來慚愧，我對國際的知識非常膚淺，中央黨部光說訪問東南亞，到泰國、馬來西亞、日本、印度等國家，但是東南亞在哪裡？我當時都不太清楚。
儘管我來台十年來，出版不少的書籍，如：《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銷售至少幾萬本，除此之外，我就不甚了解其他國家狀況了。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一個團體出國，不是那麼簡單，還要那個國家駐當地領事館簽證同意，我們才能成行。
我經過一番研究，把訪問定在泰國、印度、香港、菲律賓、日本和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辦理簽證的時候，我們的泰國簽證、日本簽證很快就拿到，但是，最想去的印度，卻遙無消息，沒有音訊。
出發的日子，六月二十六日很快就到了，經過各家信徒熱烈的在松山機場歡送，我們坐上泰國航空，於上午十一點五十分起飛，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因此時間記得特別清楚。我們這個佛教訪問團一共只有六個人，團長白聖法師、副團長賢頓法師，團員有淨心法師、朱斐居士、劉梅生居士，我則擔任秘書兼發言人。照理說，政府應該有一筆費用補助我們出國訪問，而朱斐、劉梅生居士他們都免費參加，只有我自費出了幾萬塊的飛機票錢，但是大家能出國訪問，總是歡喜的事情，也不太去計較這些了。
泰國的時間比台灣慢一小時，我們飛行三個多小時後，在泰國時間下午三點十分左右，飛機在泰國廊曼機場降落，現場兩千多位的比丘，整齊的排在飛機場，表示對我們的歡迎。後來我才聽說，泰國比丘從未到機場去歡迎什麼人，我這時候才知道泰國政府是以國賓之禮來接待我們。
此次訪泰的日程，是由泰國宗教廳安排，因此，宗教廳希望我們住在泰國寺院，而泰國的華僑佛教社則堅持我們要住在華僑佛社裡；最後，我們便被安排住進華僑佛社中歷史最久的中華佛學研究社。
中華佛學研究社是一個居士的社團，房子內部設計就像寺廟一樣。據說在泰國一共有十五個這樣的佛學社，如大光佛教社、龍華佛教社、蓮華佛教社、光華佛教會等。中華佛學社跟我創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經常有往來，他們常在服務處請購佛書、佛像、陀羅尼經被等，彼此信件聯繫頻繁。
因為與他們有來往的因緣，因此中華佛學社的總幹事楊乘光居士，對我們全團的到來，特別的熱心接待，整個佛學社三層樓就成為我們臨時的居家。而泰國政府也非常重視我們此次的拜訪，為了顧及我們的安全，在訪問泰國兩個禮拜當中，中華佛學社門口每天都有四個警衛站崗保護。
我還記得，當天下午的記者招待會，有數十位泰國各報的記者來採訪我們，有一位記者突然提出抗議，質疑我們在台灣迎接泰王時，怎麼可以對在家的信眾合掌為禮？對他們來說合掌也是一種頂禮。我們當時回應，並不是以合掌向泰王行禮，而是為泰王祈求三寶加被，經過翻譯人員瑪古德大學陳明德教授流利的翻譯，記者們才釋懷。
陳明德教授非常的年輕，外表斯文清秀，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一個泰國人能把中文講的這麼好，實在很不容易，特別是他對於大乘佛教的經典，非常倡導尊重，當時他也正在進行翻譯中國大乘經典為泰文，我們覺得這位居士，對未來中泰的佛教會有很大的貢獻。可惜，日後當我們回到台灣不久，即聽聞他遽然去世，才三十八歲的青年才俊就這麼離開人世，今後這種人才到哪裡去找？不免嘆息佛教痛失人才。
我們在泰國的兩個禮拜中，訪問過僧王第十五世頌德帕桑卡拉查尊者（Somdet Phra Sangharaja）。聽說僧王有中國潮州人的血統，他六十二歲才開始學英文，六十五歲時已經能講出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已經高齡九十歲。親切和藹的僧王，和我所看見的泰國比丘大大不同，一見到我們就呵呵直笑，開朗的笑容始終掛在臉上，僧王對我們說：「中泰佛教兩國的血統是分不開的，不少的泰國人都有中國姓，拿我說吧，我就是姓蔡，我的祖父就是一位華人。」他又繼續表示：「中國的佛教是屬於北傳，泰國的佛教是屬於南傳，其實，南傳佛教也好，北傳佛教也好，總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信仰中心，所以中泰兩國佛教，不應該有彼此之分。」
沒見到僧王前，我原本一直以為南傳佛教並不承認北傳佛教，沒想到這位高齡的僧王、慈祥的長者，卻有著這麼開明的見解，頓時讓人肅然起敬。
宗教廳安排的行程裡，我們參觀了泰國著名的玉佛寺、雲石寺、鄭王廟、菩提寺等，還參觀佛教醫院，帶我們暢遊湄南河，總之就是熱情接待，令人感激。我尤其對於能在早晨看到泰國比丘，如同佛陀時代托鉢的那種風光，記憶深刻。
如果某家信徒想要發心供僧，他們就必須在天剛亮時，將飯菜準備好，擺在桌子上，當比丘托鉢經過時，信眾就恭敬合掌，然後將準備好的飯菜一一倒進比丘手中的鉢；除了飯菜外，他們還會準備水果、鮮花，一起供養比丘。而在信眾供僧的過程中，比丘與信眾彼此間並無交談，也不攀緣，只是靜默的進行著供僧的儀式。當比丘們右手托鉢，左手拿著鮮花，三五成列或者獨步慢行，前往每戶人家應供時，那寧靜肅穆的氣氛，總讓人感到無比莊嚴。
在訪泰行程的第八天，七月三日，泰王蒲美蓬特別在皇宮裡面設宴，招待供養我們午齋；據說，這是泰王首次接見外國的僧眾，足以見得泰王對我們的重視。泰王接見我們的時候，一看到我們便站起來向我們作禮，而為了順應泰國南傳佛教的規矩，我們也只能老實坐下，不敢有任何回禮。
泰王的風采高貴大方，英挺的樣貌令人讚歎，他誠懇的向我們表示，他很感謝大家在台灣熱烈的歡迎他，他在台灣的時候，看到農村家庭也供奉著觀世音菩薩，感到非常的歡喜，他還說到：「我從台灣回到泰國，一下飛機後，就跟僧王說，我到台灣最大的收穫便是佛教徒送了我一部中文大藏經。」為此，這次我們來訪，泰王特地回送我們一套泰文大藏經，以法寶互為禮，表達對我們的友好之意。
在我看來，其實泰國的佛教很單純，它不像中國的佛教，重視學術、學理的研究；泰國的佛教宗派林立，比丘每天托鉢接受信徒供養，一切事務都由在家的信徒，或者淨人去服務。而生為泰國男子，一生都要出家一次，出家時間隨每個人志願而定，可以說，在泰國是以出家當比丘為榮，比方說：我們每每和泰國政要見面，介紹人就會說，某某部長出家十年、某某教授出家二十年，卻不會說，某某人是哪間名校畢業，曾有過什麼豐功偉業，他們以出家時間愈久，愈顯得身分榮耀。
在訪泰期間，得知泰國對外來的佛教團體，也有著平等的尊重，他有華僧宗務委員會、柬埔寨佛教宗務委員會、緬甸佛教宗務委員會等。每一派的宗長，他們都自稱華僧僧王、柬埔寨僧王、緬甸僧王等，當然不比泰國僧王那樣的崇高重要，但地位卻也相當尊貴。
我們曾去拜見龍蓮寺的住持，也是華僧僧王普淨大師，他是廣東潮州人，一位很熱誠待人的長老。當初泰國在設立華僧事務委員會時，即禮請他擔任尊長，領導百餘華僧及十餘所佛寺。普淨長老對於提升華僧地位有著不可抹滅的功勞，更是在泰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不只是華僧跟隨他，寺廟內還有上百位泰國的年輕沙彌，我那時候想著，如果普淨長老能把這一群泰國沙彌教成中國大乘佛學的學者，以後何必分什麼南傳、北傳，佛教就能融為一家了。
在佛教訪問團的出國參訪中，諸多的好因好緣，可以說是我與南傳佛教的初次接觸，往後與南傳佛教的結緣，也主要以泰國為主。像是一九八五年，設於曼谷的世界佛教青年會，首次在佛光山舉辦學術會議，承蒙他們邀請我擔任榮譽會長。而我與總部位於泰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也是頗有淵源，分別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八年、二○○六年四次主辦過大會，在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屆大會中，被推選為世佛會永久榮譽會長；第二十一屆大會，世佛會頒贈予我「佛教最佳貢獻獎」，而這些另有篇章細說，在此不多述了。
在一九八七年，應馬佛總主席金明法師暨新加坡佛教界之邀，我率領二十人訪問團，前往新馬等地弘法訪問，在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邀約下，參加在檳城舉行的「南北大師喜相會」講座會。他們推舉我代表北傳佛教，與代表南傳佛教的達摩難陀法師（Ven. Dr. K. Sri Dhammananda）共論教義，透過這個因緣，讓更多人深入了解南北傳佛教，當時共有三千餘人一同與會，場面隆重。
我以為，無論是南傳、北傳佛教，無有高低對錯之別，每個國家地方更因為歷史、地域、氣候因素各有差別，佛教順應當地，而有了各自的發展空間模式，但是，無論如何，佛教的教義必定是相同的。
這樣的想法，促使我常常思考如何讓國際佛教團體間交流與合作，此後，國際佛光會在一九九三年於佛光山舉辦了第一屆「國際佛教僧伽研習會」。有越南明珠長老、泰國素提瓦若（Ven. Suddhivaro）、緬甸三達吾他法師（Ven. Sandawuntha）、荷蘭狄法米特、印度達摩帝如（Ven. Dhammadeero）、僧伽桑那（Ven. Sanghasena）、孟加拉潘帝特等五大洲十六個國家的僧眾和信眾參加。此後，此研習會相繼於溫哥華、雪梨、巴黎、香港、台灣等地陸續舉行。
尊崇佛制，嚴謹恪守戒律的南傳佛教，並不一定全為上座部教派，以泰國為例，原本全屬南傳上座部的派別，後來慢慢發展，也產生了大眾部，其中最大的兩派，分別為華僧宗及越南僧宗。而上座部隨著時代的演變，也產生了法身寺的派別，法身寺想要集合數十萬的比丘、數百萬的信徒並不是難事，他們真有如此的實力。
泰國法身寺以禪修著稱，因為與佛光山發展理念相同，而有意互結為兄弟寺。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及隔年二月二十五日，我與法身寺住持帕蘇達瑪雅那（Phra Sudhammayana）上座，分別在佛光山和泰國法身寺共同簽署締結兄弟寺，立約共創人間淨土，可以說為南北傳佛教交流開啓新頁。
我們與法身寺締盟為兄弟寺後，雙方來往密切。尤其一九九八年為了佛牙舍利到佛光山永久供奉，從西藏必須經第三地來台，最後選定在泰國，除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協助外，法身寺也厥功至偉。其他如：美國西來寺舉行祈求世界和平法會、美國南加州聯合慶祝佛誕節，以及佛光山第七任住持晉山陞座典禮，法身寺亦派代表列席，並以傳統儀式祝禱，我們和法身寺有著實質上的宗教文化交流。
其中，經常擔任法身寺翻譯人員的范淑智小姐，台灣中壢人，初時在法身寺學佛五年，就擔當起法身寺的中、泰文翻譯，與我們互動來往密切。她曾歡喜的表示，她在法身寺不是從事職業，而是一種「沒有待遇的工作」，因為沒有待遇，她把它當作是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每天都很充實、快樂。誠如所言，從范淑智小姐二十年來活力充沛的投入法身寺法務活動中，可以感受到她的發心與歡喜。
由於法身寺應用了大眾部的教理，因此他們對佛法的解釋自然趨向於北傳佛教。沒想到這樣的發展卻在一九九九年遭受到泰國佛教界的批評，認為法身寺對佛教義理的解釋及言行不如法。
面對這樣的抨擊浪潮，我即刻義不容辭撰文〈認識法身寺的貢獻〉回應，文章同時譯成英文，刊登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普門》雜誌二三七期。
我在文章中表示，法身寺開山以來，對於佛教及社會的貢獻良多，可以列出四點：
一、推動佛教國際化：法身寺除了在世界各地建寺弘法之外，還以泰文、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多種語文出版佛法書籍，並經常舉行國際佛法研習會。目前法身寺是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及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會員，也是聯合國非官方組織的成員之一。
二、促進弘法現代化：法身寺首開先河，將羅馬文版的巴利大藏經輸入電腦，讓佛陀的教義得以傳播到世界各地，這種以現代方式弘傳佛法的方式，十分值得佛教界學習、提倡。
三、提升僧伽教育：法身寺對於僧伽教育頗為重視，多年來法身寺比丘、沙彌在參加泰國僧人年度高考時，中榜率均高居全國第一。法身寺也不斷派優秀的成員前往日本、美國、台灣、英國、比利時等國深造佛學，為佛教界培育許多僧才。
四、淨化社會人心：法身寺經常為大學生、婦女、各公私立機關及社會人士舉辦佛法傳薪營、結夏集訓、佛法頭陀營、禪七法會、星期佛學班等課程，對於人心的淨化發揮了很大的功用。
佛門有一句話說：「若要佛法興，除非僧讚僧。」國際化是佛教必然的趨勢，現代化是佛教進步的關鍵，僧伽教育是佛教萬年的基業，淨化人心是佛教向來的目標，對此，法身寺都做出了卓著的貢獻。
法身寺廣開法緣，以開放的包容力弘揚佛法，這樣的菩薩道場，自創建以來，始終秉持他們的創寺主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而法身寺的住持每個月只停留在法身寺三天，聽取報告、主持會議，其餘時間全在叢林道場教育人才，行政工作全權委由副住持管理。這和中國佛教，住持向來只負責領眾梵修相同；也和我的理念不謀而合，我一向主張，「住持要管法，不要管事。」
無論遭遇何種風波，法身寺仍然弘法領眾不斷，與我們的交流從未斷過，像是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身寺副住持帕琶瓦那維利亞坤（Phra Bhavanaviriyakhun）帶領十四位法師及信眾參加佛陀紀念館落成開光典禮。而二○一二年七月，法身寺派遣六位優婆夷管理團來山參訪交流，為了讓寺內六百多位的優婆夷常住女眾可以安身立命，法身寺正在規劃新的管理大樓；而這六百多位優婆夷，身著白衣，頭髮整齊，發心在法身寺內服務奉獻，終身不婚嫁，如同佛光山的師姑一般。
在南傳佛教中，由於比丘尼戒失傳，想要皈投佛門、精進修行的女眾，唯有成為領受八關齋戒的學法女。而泰國的學法女稱為「白衣」（Mea Chee），雖與泰國優婆夷相同，也是身著白衣，但她們剃除頭髮，所有行儀皆如出家眾一般，只是環境不許可，沒有機會求受比丘尼戒法，只能算是學法女的身分。
大部分的南傳學法女在僧團裡並沒有地位，也無法和比丘相比，甚至和北傳的比丘尼相較之下，待遇也相差甚遠，總讓人不勝感嘆。但是，他們的生活嚴肅而有紀律、精進刻苦，卻是令人敬重的。
佛陀當初說法，強調眾生平等。因此，我向來主張比丘、比丘尼也應該地位平等，男眾可以出家，女眾當然也可以。因此，在一九九八年，首次於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希望能為南傳佛教國家恢復比丘尼戒法，讓所謂的「白衣」學法女能夠成為真正的比丘尼。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大部分的南傳長老們，皆有恢復僧尼教團的期待。像是被緬甸政府封為「三藏國師」，當時已高齡一○一歲的斯里蘭卡阿難陀彌勒長老（Ven. Ananda Maitreya），他肯定戒會的舉辦，也答應會派代表出席，因為他也曾想過要復興比丘尼戒法的傳承。還有八十歲的斯里蘭卡達摩洛卡長老（Ven. Talalle Dhammaloka Anunayake），他歡喜承諾會出席戒會，並且表示斯里蘭卡佛教少了比丘尼戒法，就好像缺了一隻腳的椅子，無法穩固；好像只有單翼的大鵬金翅鳥，無法高飛。
達摩洛卡長老不只支持戒會的傳承，每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批評比丘尼教團的論調，他必定以其博學的佛學論述加以反駁。為了表示對戒會的支持，他也派了八位的長老比丘當尊證，以及二十位的沙彌尼前來受戒。此後，達摩洛卡長老也一直與我們保持友好的往來，他在二○○二年時，將我的《星雲說偈》一、二冊譯成斯里蘭卡文，並與我一同舉行了新書發表會。
除了大力支持啟建戒會的長老們，相對的，也有不贊成傳戒的教派，像是尼泊爾佛教界，甚至有佛教會直接來函明白表示，南傳佛教早就沒有比丘尼僧團，根本沒有必要復興。
縱然有阻礙，但也蒙佛菩薩加被，戒會依舊如期舉行，共有二十三個國家，一百六十位戒子參加，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種族、區域、法脈傳承的戒會。而如戒會所希望的，有不少南傳「白衣」來求受三壇大戒；尤其，尼泊爾的學法女不畏艱難，勇敢求法，立下了學法女求法的歷史典範。
時至今日，南傳大部分「白衣」仍滯留在學法女的階段，比丘尼戒法並沒有弘傳開來，不免唏噓，但我相信，只要有了開端先例，未來就有發展的希望。
此外，一九九四年國際佛光會泰國曼谷協會成立，施皇旭居士為創會會長，余劉素卿、蘇林妙芬、黃員教任職副會長，秘書長則由會長夫人王之君女士擔任，張長春、余聲清、蘇暉雄居士為協會顧問。施皇旭伉儷長期旅居海外，對於推動泰國佛光協會的成立可說是不遺餘力，而會長夫人王之君，幼時就住在宜蘭，常常跟隨祖母王葉魚免女士來到雷音寺（今蘭陽別院），因此而結下法緣。
擔任顧問的余聲清居士，是世界台商總會長，和其夫人余劉素卿女士自創會以來，始終攜手共同為會務發展盡心盡力。余劉素卿女士日後也擔任曼谷協會的會長、督導；而在泰國華僑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余聲清居士，則不負眾望，銜領重任成為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兩夫妻的發心，有目共睹。
隔年，佛光山曼谷道場落成，有了佛光會及分院道場後，佛光山與南傳佛教的交流更是如虎添翼。而南傳佛教國家除了泰國外，往後也陸續成立了尼泊爾、斯里蘭卡、緬甸、柬埔寨、寮國等佛光協會。
我們與南傳佛教教團相互的拜訪交流，像是二○○二年九月，大塔寺住持帕貼洋卡威（Phra Thepyankawee），泰國法宗派的僧團主席，帶領訪問團近六十人蒞臨佛光山參訪，這是法宗派第一次拜訪佛光山，也是法宗派開創以來第一次參訪北傳佛教寺廟，頗具意義。
除此之外，二○○二年也在馬來西亞拿督丘民揚安排下，我前往寮國、緬甸、柬埔寨、泰國等地，展開一個月慈善弘法之旅。此行主要是代表國際佛光會及曹氏基金會，將一千五百台輪椅捐贈給這些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並拜訪當地佛教領袖，以實際行動協助這些國家的人民，也為南、北傳佛教搭起溝通的橋梁，希望未來以交換學生方式促進交流與培養人才，並能設立語言中心，協助南傳佛教走向國際化。
二○○三年一月，我和柬埔寨法相宗僧王柏克里（Somdet Phra Sangharaja Bour Kry）、泰國代僧王頌德帕布達勤那望上座比丘（Phra Buddha Chinavong）、斯里蘭卡佛護長老（Ven. Buddharakkhita）等佛教界長老共同在佛光山主持「南北傳佛教交流座談會」。我在會中提倡「走出去」，再次強調要培養語言人才、共同合作，而這必定是未來佛教發展的目標與方向。
佛教的發展必須與時俱進，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利益眾生，能「走出去」，生命就會有不同的意義。當時，泰國大僧團議員塔蓬長老代表泰國僧王出席會議，也大力盛讚我們對教育的重視，並表示，泰國在世界各地弘法雖不斷進步，但因人才、經濟的關係，發展仍有限。而柬埔寨僧王、斯里蘭卡佛護長老也都紛紛回應，雖然復興佛教的腳步仍然緩慢，但這次會議也都讓他們對未來發展有了明確的目標。聽到南傳佛教的諸位長老肯定的回應，也讓我懸宕許久對佛教的憂心，有了稍稍鬆口氣的機會。
二○○四年一月，泰國為祝賀僧王頌德帕雅納汕瓦拉尊者（Somdet Phra Nyanasamvara）九十歲華誕，僧王隸屬的法相宗僧團代表，特地仿造皇家寺院玉佛寺所供奉的泰國國寶翡翠玉佛，由聯合國營養學專家的詩琳通公主（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監製，準備時間長達兩年，歷經一百零八天鑄塑完成十九尊重達一點五噸的金佛，贈予全球十九個佛教國家供奉，台灣因佛教興盛而榮膺為十九國之一，泰國僧王則指定佛光山為供奉金佛聖地。
感謝泰國僧王的厚愛，我們也特地為此舉行金佛安座法會，當天萬人齊迎觀禮，上萬信眾雙手合十恭迎，場面盛大。泰國副僧王頌德帕仰瓦羅通（Somdet Phra Yannanwarodom）、泰國法宗派僧團主席帕貼洋卡威（Phra Thepyankawee），高雄縣長楊秋興、前總統府資政余陳月瑛女士等均出席觀禮。如今，象徵南、北傳佛教融和及國際友誼的金佛，安穩的供奉在佛陀紀念館金佛殿內。
同年的十二月，南亞發生地震、海嘯，國際佛光會在第一時間分別於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等災區賑災，並發起「全球佛光人百萬人同步念佛超薦祈福法會」、「佛光山為籌募南亞海嘯災區孤兒的教育基金」活動，以及「海嘯無情，人間有愛；南亞孤兒，大家關懷」，帶領佛光山派下各教育單位及童軍團等，全台灣總共二十個隊伍展開行腳募款活動。除了各國的救災捐款外，二○○五年由弟子心定帶領馬來西亞、泰國曼谷協會幹部至泰國皇宮晉見皇儲詩琳通公主，代表國際佛光會捐贈賑災款項共一千萬泰銖予公主慈善基金會，希望能盡棉薄之力，幫助泰國盡快恢復家園。
而隨著時代的進步，泰國僧眾對於比丘、比丘尼的階層關係也逐漸有了改變。像是二○○四年泰國僧王頌德帕雅納汕瓦拉尊者在僧王寺舉行供僧法會，邀請一千零九十二位僧眾應供，時任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主任的慧僧，帶領妙慎、覺勵等比丘尼前往祝賀，為僧王寺首次接受比丘尼供養。當日，妙慎也獲得泰國皇室承認，由詩琳通二公主代表，將具有承認出家眾身分地位的皇室寶扇贈予妙慎，象徵她為泰國第一位被認可的比丘尼。
在教育文化交流方面，泰國很有名的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 Chulalongkorn Buddhist University）頒給我教育行政榮譽博士學位、瑪古德大學（Mahamakut Buddhist University）授予我佛教學術榮譽博士學位，感謝他們對於我的鼓勵。日後，弟子心定、慈莊也獲得摩訶朱拉隆功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尤其，身為佛光山女眾大弟子的慈莊，於二○一一年獲得榮譽佛學博士學位更是別具意義；當日由摩訶朱拉隆功大學副校長沙威‧喬迪克（Ven. Sawai Jotiko）帶領四位長老比丘至西來大學致贈學位證書及皇室寶扇，由此可以看出南傳佛教逐漸重視比丘尼的奉獻。此外，二○○五年，泰國皇家編譯部為了編譯《世界宗教泰英辭典》，將《佛光大辭典》列爲主要參考資料，這可以說是南、北傳佛教更進一步的文化交流了。
隔年，二○○六年，心定參加皇家天吉寺祝賀住持頌德帕仰瓦羅通副僧王（Somdet Phra Yannanwarodom）九十大壽祈福法會。會中泰國皇家詩琳通二公主特頒贈爵扇予心定、妙慎等人。而泰國僧王頌德帕雅納汕瓦拉尊者（Somdet Phra Nyanasamvara）亦以佛陀舍利贈送給佛光山，肯定佛光山對南、北傳佛教交流及對社會的貢獻。
除了榮譽博士外，泰國「國會眾議院宗教藝術文化委員會」在二○一一年四月於朱拉隆功大學大會議舉行「佛曆二五五四年第三屆佛教傑出貢獻獎頒獎典禮」，將代表極為傑出貢獻的「金剛獎」頒贈與我，由心定代替我領獎，據說這是首次將此奬項頒贈給外國華僧，具有特殊的意義。
而我的弟子中，長期以來與南傳佛教國家互動頻繁，精進不輟的覺門，多少年來，一次次牽起了南、北傳佛教的溝通橋梁，例如：二○○一年，她代表佛光山出席摩訶菩提協會一百一十週年慶，會中建議應注重人本的「人間佛教」及尊重比丘尼的存在，引起與會者熱烈回響。
想到當初，我隨佛教訪問團至泰國訪問時，曾經由泰國方面邀請召開舉行過一場中泰佛教辯論會，彼此對於佛教的義理展開辯論及解釋。而我覺得，我們是來做友誼訪問的，對佛教可以討論，而不必辯論，因爲佛教無論走到天下任何角落，其根本義理絕不會南轅北轍，而南傳、北傳可以說只是引人入門的不同名詞，以便觀機逗教。為了避免造成無謂的爭論，我當場提出三大討論要點：
一、今天的佛教在「團結」：團結的對象不分大小乘、南北傳、各宗派、僧和俗。
二、今天的佛教在「統一」：現在佛曆未統一，佛誕未統一，服飾未統一，儀式未統一，制度未統一，這些都急待統一。
三、今天的佛教在「動員」：要動員研究佛學，要動員淨持戒律，要動員展開社會事業，要動員發展佛教教育，要動員展開世界性的弘法活動。
當時我說，歸納起來，除了這三大議題值得大家辯論、研究、改進外，所謂南傳、北傳都是不諍之議。因爲所有的佛學理論，都以佛說的經文為題而發展，枝節問題乃在做法的徹底究竟，做得夠不夠、做到何種程度？如果我們真能遵行佛陀遺教，人人不做獅子身上蟲，相信佛教可以迅速為世界各地人民所接受。
此番談話，當場獲得泰方難陀論師的認同，一場辯論，也化為融洽的議題討論。平心而論，上述的三大看法，回歸現代仍然適用。我也依舊主張佛教沒有南、北傳之分，大家都是一家人，所傳揚的都是佛法，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心，共同將世界的佛教團結起來，一同為佛教努力。我想，其中最大的意義，是能夠讓全世界各界人士看到佛教的和平與尊重、歡喜與融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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