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1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1 《百年佛緣11－行佛篇1》
My Affinity with Youth 我與青年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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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青年的因緣近代的佛教，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信佛教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輕人參加佛教活動的為數很少。我想到，佛陀當初十九歲出家，三十一歲悟道，就是一個青年；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才二十六歲，也是一個青年。佛教裡面的善財童子、羅睺羅、阿難尊者等阿羅漢，都是青年。
年輕人有熱情、有朝氣，對一個團體，對國家事業的發展，有最大的貢獻；連過去西諺都說，讓我先看看你們國家的青年，我就知道你們國家的前途。
青年，是國家的棟梁，沒有青年，等於沒有棟梁，這座大廈怎麼樹立呢佛教與神道教最大的不同是，許多神明臉上留著鬍鬚，手持武器，但我們從佛菩薩的莊嚴相貌，沒有一個是拿武器，也沒有留鬍鬚，就可以知道佛教不但崇尚慈悲、和平，而且是重視青年的宗教。
一九四○年代我還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就注意到佛教青年的重要；只是那個時候我人微言輕，沒有地位，除了自己在佛教革新聲中扮演一種溫和進取的角色，但也沒有什麼成就。
到了台灣，大約是在一九五五年左右，我想組織青年辦一些活動，於是邀約了台灣大學的張尚德、王尚義，師範大學的吳怡等數十名青年在善導寺集會。會議上，我提倡大家要參與佛教青年活動，大家也都同意。我特別向他們介紹一些學者教授的著作，像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譚嗣同的《人學》、胡適之的《中國禪宗史》、羅家倫的《新人生觀》、王小徐的《佛法與科學之比較》、尢智表的《佛教科學觀》等等。這許多科學家、哲學家、史學家，大家聽了很熱絡，也想向他們看齊，於是就有了這樣的集會。
我知道當時的年輕人，是沒有辦法叫他們拜佛誦經的，我只是想，讓青年最感到趣味的就是郊遊。當時，台灣的交通還不是很方便，也不知道有什麼旅遊景點，不過那個時代，大家也接受現實的社會，就地取材，各取所用。記得隔天就是星期日，於是，大家商量好，相約可以暢遊中和圓通寺，預計有五、六十人參加。
但是，才開過會議，大家解散不久，悟一法師就叫住我說：「某人，以後這許多青年人，你可不准帶到善導寺來。年輕人的消費最多，我們善導寺可供應不起。」
我一聽相當驚訝，還氣呼呼地回答他說：「難道我們只能度老公公、老太太嗎？」他說不過我，只有說：「不要在此活動。」彷彿一盆冷水澆了下來，實在無可奈何。
是的，我每次從宜蘭到台北，可說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但我總不能帶著這些青年在馬路上講話啊！
正感無奈的時候，看到周宣德居士從大雄寶殿穿過，我一個快步跑上去，對他說：「周居士，剛才出去的這些青年人，我約他們明天在中和圓通寺集合郊遊，但我臨時有另外的事情，你能到那裡領導他們嗎？」
周居士當時是台糖公司的人事主任，平常與我們的思想接近，也談得來，他一口說：「沒有問題。」就承擔下來，讓我感念不已，否則我就不知道如何收拾這場面了。
接著，我又再羞澀地跟他說：「青年郊遊，總是要有一點糖果、餅乾等，增加他們郊遊的氣氛。」他又是說：「沒有問題。」滿口答應，讓我真是謝天謝地。
說來，悟一法師是我焦山的同學，也是我在棲霞山家師志開上人的法子，我們有法系兄弟的關係，但是他現在是善導寺當家，算是主流派人物。經過這件事之後，我從此認為他是一個守舊冬烘的老邁人士，不懂得佛教的前途是在青年身上，也不懂得佛教未來的光明，需要年輕人來點亮慧燈，照亮世間。所以，我同善導寺就有了一些隔閡。
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也不能少了善導寺，因為我從宜蘭到台北來，沒有一家地方可去，只有在善導寺客廳的沙發上可以坐下來，等一個人或等一通電話。那次之後，我對善導寺有了意見，什麼事都不想幫助他們。我記得他們經常為了少一個人念經，到處打電話都找不到人而焦急不已，但他也不敢叫我，為什麼因為我是從事文化教育、佛教青年運動的人，我可不跟你們去趕經懺。
這是我在台灣佛教青年運動的第一次失敗，真可以說「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啊！
宜蘭佛教青年運動
在台北沒有辦法發展，退而求其次，我只有到宜蘭發展佛教青年運動。我組織歌詠隊、弘法隊，我成立青年團，我設立文藝班，這樣才有一些優秀的年輕人不約而來，參與我的各種弘法活動。例如：裘德鑑、楊錫銘、周廣猷、朱橋、林清志、李新桃、張優理、吳素真、張慈蓮等青年；後來，又有一群縣政府的員工、電信局的小姐，如：蕭慧華、李素雲、黃惠加、曾素月、曾韻卿、朱靜花、林美森等二十餘人，都一起前來參加。一時，使得我們小小簡陋的雷音寺，增加了許多青年男女，也可以說，青年的佛教，就在宜蘭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一直到現在，這些青年運動還是有成果的。如：慈惠法師幫我興建多所的大學、中學、小學，替我翻譯台語、日語；慈莊法師幫我在海內外興建了多少的寺院道場；慈容法師幫我在世界上成立多少佛光會；林清志和林秀美繼我之後，四十多年來，從未間斷在監獄布教；蕭碧霞為我在佛光山管理財政；楊梓濱、張肇，替我在佛光大學擔任建校的義工；服務於台北榮總光科的李武彥，幾乎成為我健康的守護者；朱橋在台北編輯《幼獅》雜誌；裘德鑑後來也升任將軍；楊錫銘、周廣猶他們在各地負責軍事的要職等等。
這許多青年朋友們，替我做過環島布教，參與各地念佛會的成立，參加歌唱弘法、灌製唱片，點燃初期佛教音樂傳播的火苗。
最初青年人來我們的寺院參加活動，是秤秤我們的斤兩，他也會看看我們有沒有條件。好比交朋友，也要看對方的品德，談愛情，也要知道對方的家世；現在他跑佛教的道場，也要知道佛教的一些內容。所以，青年人初入佛門，你必須要有一些世間的情誼來接待，但是進了門以後，你就需要用佛法來影響他們。他有了佛法，就會產生慈悲心，提高忍耐的力量，增加道德的用心，他就把佛教看作自己的家事一樣，就能與佛法合流。有了信仰，他就願意為佛教奉獻，甚至為佛教犧牲。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這許多青年已成為七十歲的垂垂老人，但他們依然參加歌詠隊，還到台北國父紀念館、中國大陸、菲律賓去演唱。青年的心，老兵不死，佛教還怕沒有希望嗎？
所謂青年運動，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間，物質的條件非常缺乏。例如：辦青年文藝營的時候，就用板凳做桌子，人就坐在地上；說是開辦文理補習班，也沒有教室，在路邊的樹下，或就著人家屋簷下的走廊上，就上起課來了。年輕人他也不嫌棄，因為他知道，這對他們的知識、前途會有所增加。
宜蘭中學音樂老師楊勇溥（又名「詠譜」）先生，是我最感念的人。他為人低調，沉默寡言，可說是一位謙謙君子。青年要唱歌的時候，我沒有鋼琴樂器，只有跟慈愛幼稚園借來風琴供給他使用。我沒有歌曲給他教授，他就要我作詞，他來譜曲，合作多年，他未取分文。
就是有楊勇溥老師的關係，佛教的歌曲如〈西方〉、〈鐘聲〉和〈弘法者之歌〉等，就一首一首地出來了。在最初一九五○年代前後，佛教青年運動固然是一件新穎的創舉，提倡唱歌，更是引起佛教界的議論。當然，也有的人批評：佛教，還唱什麼歌？其實，我五音不全，我也不會唱歌，但世間的事情都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大家的需要。
因為我們有個佛教歌詠隊，有時候，電台會找我們去錄音播放，軍營也會找我們去演唱。因為宜蘭對佛教音樂的推動，繼之，台中佛教蓮社口琴班成立了，澎湖佛教音樂團成立了，高雄佛教堂聖樂隊也成立了，相繼地在台灣，如台南、嘉義等許多先進的佛教團體，也都跟著唱歌了。
因為唱歌的關係，在台北有一位朱老居士，他說，星雲，實在是個大魔王，竟然他現在不唱讚偈，改成唱歌，這是要滅亡佛教啊！什麼人發心能到宜蘭去把他殺了，免得敗壞佛教。
這樣的說法傳到我的耳裡，我一點畏懼都沒有，我對青年運動一點卻步、灰心也沒有。一不作二不休，我把一些殿堂裡的讚偈改成佛歌，信徒也都支持我，他們說這個比較好懂，唱起來比較容易進入佛的世界。
我把青年組織起來，帶到鄉間去弘法，甚至環島布教。國立杭州音樂學院畢業的謝慈範，高歌一曲，讓人如癡如醉；宜蘭女中有「小周璇」之稱的張慈蓮，每次唱歌下來，都有不少人圍住她，要求她簽名。
吳慈容坐在三輪車上，拿著擴音器，到大街小巷去高呼宣傳：「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在那個基督教盛行的時代，每個聽到的人無不動容。
張慈惠小姐替我翻譯台語，無論走到哪個地方，在各個鄉村鎮上，說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比「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們」，還要更加讓人接受。
在宜蘭最初幾年弘法下來，青年會愈來愈擴大，應該有數百人之多，因為沒有地方集會，人多也難以管理，我就依他們的年齡、學歷、興趣，分別把他們組織起來。有的參加歌詠隊，有的參加弘法團，有的叫學生會，有的叫青年團，有的加入文藝營，有的參與幼稚園，有的是監獄布教組，有的是電台廣播組等等。我這個時候才知道組織的力量非常有用，因為各組、各隊，都不要我一個人來統領他們，他們各自都懂得分頭努力。
這些青年們同我也有了共同的感情和理念，為了佛教，為了信仰，不惜一切，「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青年也都好像辛亥革命時期的黃花崗烈士們一樣，慷慨激昂，個個都說：我要為佛教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
這些青年們，一個指示要到羅東弘法、要到蘇澳布教，他們就忙著與家長協調。不過這些家長也都知道，他們的子女在宜蘭念佛會，很正派，很有朝氣，沒有什麼越軌的行為，所以都很放心的把這許多青年交給我。甚至到後來，我好像也變成這些青年的家長一樣，男生要娶太太，一定要把女朋友帶來和我認識；女生要嫁人了，也一定要把男朋友介紹給我知道，他們說，讓我看過，他們比較放心。其中有一位青年女老師，還是從我們慈愛幼稚園為她送門嫁出去的。
我記得我們到宜蘭左近的鄉鎮，如員山、壯圍、礁溪、冬山去布教，都是騎腳踏車前往；沒有腳踏車的人，就由騎車技術好的隊員，載著他們坐在車子的後座，讓他們也都能夠一同參加弘法。甚至於到羅東、蘇澳，因為路途太遠，相距大概都在數十公里以上，只有改搭火車。可憐的我們，當時有百人以上，連火車票都買不起了，後來感動當時一名火車站的職員，他說，感念你們，你們都是為了社會，改善風氣、淨化人心，你們上車吧，不收你們的車票。
我記得有一次，出發的時間就到了，我們主要團員之一，負責翻譯的張慈惠小姐還沒有到。眼看著她遠遠的從光復路趕過來，但火車時間已到，不能不開，如果真的等她進到火車內，至少也要三到五分鐘以上。承蒙火車站的站長謝克華安慰我說，師父，不必著急，我們慢幾分鐘開好了。
這些弘法的青年們有時候布教結束，收拾完工具、整理好廣場的東西以後，都已是晚上十一、二點鐘了。沿途騎著腳踏車，大家法喜充滿、興高采烈，所以〈弘法者之歌〉裡面寫著：「銀河掛高空，明月照心靈」，就是這樣應運而生了。
當唱到「佛歌入雲霄，法音驚迷夢」，學習尊者富樓那為了弘法，不怕生死危險，學習尊者目犍連為了度眾，不惜犧牲殉教，大家真的是「不畏魔難強，不懼障礙多」，只要佛教興隆，什麼都不惜，只要勇往向前。
因為青年們愈聚愈多，甚至有些兒童也都趕來參加，我只有另組兒童班。當看到一、二千名兒童坐在地上，合掌念著七音佛號「南無阿彌陀佛」，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動不已。尤其，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妹妹自己合掌念佛，背上背的一、二歲的娃娃也跟著合掌念佛，在那種情況下，你說我怎麼樣自覺自己是一條硬漢，眼淚也不禁奪眶而出。所以我後來就感覺到，常有一些事讓我感動，我也願意做很多事情來讓人感動，人間感動來，感動去，相互感動，這世間不是很美嗎？
後來宜蘭念佛會的青年，他們自己也向外拓展，在各個學校、各個機關，招募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他們和台中佛教蓮社的口琴班有了來往，也和澎湖佛教的音樂團有了交流，他們互相訪問，甚至他們舉辦聯合布教。一時，台灣佛教青年愛教的熱忱，風起雲湧，台灣青年的佛教，此時已初步展開新的一頁。
高雄佛教青年運動
一九五四年，我在高雄煮雲法師的鳳山佛教蓮社弘法，高雄苓雅區的青年在一個神廟裡，設立了一間苓雅布教所，邀我去講演。當時，我跟他們講：「佛教的前途要靠我們努力。」他們深受感動。從此，有數十名青年每天晚上跑到鳳山佛教蓮社來聽我講經。
這些青年跟我說，他們要興建佛教的道場，記得我還把剛剛出版每一本五塊的《無聲息的歌唱》，捐了二百本給他們，以表示贊助。一、二年後，高雄佛教堂的地基都打好了，堂後的圖書館也都裝修完成，只是前面的殿堂，因為沒有經費而無法繼續。
這些青年邀約我到高雄佛教堂去弘法，但我也了解，佛教堂裡基本的幹部，他們和僧團並不是很相應。因為那個時候，在台南有一位佛教的老師叫普明燈，他主張不要禮敬僧團，只要皈依自性三寶。可是他的言論，並不能為廣大的青年所接受，所以多數的青年，還是邀我為他們主持皈依典禮。於是，我又和高雄佛教堂結了緣分，跟這許多高雄的年輕人有著分不開的關係了。
一九五五年，他們要我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因為人數太多，沒有辦法，我只有露天對著這一、兩千人就講起來了。這當中，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每一次都會來聽我講說，那就是後來與我因緣深厚的紅衣主教單國璽樞機。
這大概是高雄開埠以來第一次的講經，所以引起社會大眾熱烈地回響。一九五五年以後跟著又開始打佛七。一九五六年舉行第一次佛七，就有六百人以上皈依，在當時引起社會很大的重視。到第二年打佛七時，參加的人數更高達二千多人，有八百人皈依，奠定了我和高雄佛教青年、信徒的緣分。
那許多可愛的青年，大都是來自於各機關、各學校、各工廠，每天騎著腳踏車、摩托車到前鎮各大公司、工廠上班，來來去去，往往超過十萬人以上。可惜，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地方可以容納這許多青年。不得已，高雄佛教堂隔壁的用地，本來警察局預計要做警察宿舍，我們只得請高雄市議員洪地利和警察局做交涉，請他們把這塊地方讓給我們使用。
說起來，高雄佛教堂的青年比哪裡的青年都更熱情，我走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我記得他們一集合，都是數十人，甚至上百人，趕到嘉義、趕到台中聽我講座。因為那個時候，交通費是我們最大的負擔，所以我也不忍心他們這樣花費，於是就承諾每個月都去為他們主持講座。也因為講經的關係，這些青年對佛教的信仰，就不是從拜拜入門，而是從聽聞佛法開始了。
我因為承諾每個月都要到高雄為高雄佛教堂的青年、信徒們說法一次，因此，在佛教堂已有的聖樂隊以外，我又組織了歌詠隊。我每次一到高雄，這許多年輕人，就買月台票到月台上列隊歡迎我，至少有三百人以上。火車一到，他們的聖樂隊就「嘟、嘟、嘟」的奏起歡迎歌。出了車站後，他們又要我坐上敞篷車，由樂隊在前面引導，從火車站走到佛教堂。
最初，我自己也感覺到新奇不已。真實講，說是我度這些青年入佛，還不如說是他們度我增加對佛教的信心。特別是這些高雄的青年們非常活潑，主動參與弘法活動，幾乎每天都在高雄佛教堂進進出出，似乎已經把佛教堂當作是自己的家了。像設計師陳仁和，因為設計高雄佛教堂，當選「台灣十大建築師」；為了四處去布教，女低音楊春蓮小姐唱起歌來，大家都稱讚她比女低音歌后白光唱得還要好聽；我們也到過台南、鳳山、岡山、屏東等各地去布教。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和高雄佛教堂就更結下不解之緣了。
這些青年為了繼續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寺工程，就以義賣「愛國獎券」來籌款。當時的愛國獎券一塊錢一張，每賣出一千張，就可以摸彩，獎品是贈送腳踏車一部。那時候，一部腳踏車七百塊錢，因此只要賣到一千張獎券，就可以有三百塊作為建寺基金。
不可思議的是，經常半個月時間，青年們就能賣出七、八萬張。這是因為腳踏車在那個時候，還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高雄加工廠、造船廠、台肥公司的員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高雄佛教堂的門口，他們看到買愛國獎券不僅可以對獎，還可以參加摸彩，並且有機會獲得當時流行的腳踏車，也就非常熱衷。可以說，高雄佛教堂就這樣由青年們發心義賣獎券，一塊錢、一塊錢，像堆磚塊一樣的建起來了。
當然，那時候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經常我們在寺裡講經，佛教堂的外面就有許多穿著白色衣服的耶穌教徒，高喊「信耶穌才得救」。對於耶穌教徒這樣公然到寺廟門口發傳單，拉攏我們的信徒去他們的教堂的情況，信徒們也深不以為然，但是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如此，我們也只有忍氣吞聲。
儘管高雄青年運動是如此蓬勃的發展，但帶給我很不自在的地方就是，我每一次往返高雄，他們都有數百人用樂隊排列在高雄火車站等候。那個時候，我的年齡才二十多歲，這麼一個年輕的和尚，這麼大的陣仗，我看到站長的眼神裡流露出奇怪的樣子，就深深覺得慚愧。因此，我一直告誡高雄的信徒和青年們，你要我來高雄，就不可以這麼熱烈的迎送，但是信徒們往往是我說我的，他們還是依他們的做。
終於，我實在不習慣這樣的對待了。因為當初叢林的教育，沒有養成我跟社會接觸的心理預備，哪裡習慣這種熱情的活動？因此，每一次往返高雄，他們很熱，但我心裡很冷。雖然我有心度化青年，從事青年運動，最後，我還是減少常到高雄，而選擇定居在宜蘭。
為了不忍那許多年輕信徒的熱心就此消減，所以我特地禮請香港的月基法師前來指導、主持法務，而我只是掛個監院的名義。漸漸的，就很少來高雄了。但這許多年輕的信徒，不懂得依法不依人，他們只是接受我的人間佛教的性格，並不接受月基法師那種寺廟的行事。
這些青年中，有周慈輝、周慈華、楊慈音、翁慈美、翁慈秀、陳慈香、王慈書、方耿伯、陳仁和、朱殿元等，都是青年信徒中相當特出的。假如我那時候發動他們，我們共同合作辦一所大學，我想，眾志成城，必定能有所成就。只是，我那時候自知自己還沒有創辦大學的條件，雖然有一些人事上的因緣，青年佛教的運動，卻還沒有到達那種登峰造極的階段，我也就量力而不敢妄想冒進了。
到最後，因為月基法師和我對他們領導的方式不同，高雄青年對佛教的熱忱就這樣又再鬆懈下來了，實在甚為可惜。
出家青年到大專青年運動
南台灣的佛教青年運動如此熱絡，但還都只是社會的青年參與；當時，我就感覺到，這些在家的青年，他們有家庭，有職業，要生活，不能常常為了佛教荒廢他們的事業。這樣的發動青年運動，也不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就興起想辦佛教學院，訓練出家眾的幹部，讓出家人也能參與佛教青年的運動。
後來，雖然壽山佛學院是成立在小小的壽山寺裡，卻也連續招收了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三班的學生。沒有教室讀書，就在納骨堂裡上課；容不下睡覺，青年們覺得睡在走廊上他也願意。所以，佛教在家的青年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已提升到出家的青年一起來參與了。
當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都已經出家做了比丘尼，心平、心定也做了比丘。甚至於其他的縣市，如台中的普暉、花蓮的紹瑩、新竹的悟證、頭份的真悟、嘉義的道觀，以及台中佛教會館的真芳法師等等，都成為佛教青年運動的佼佼者。
但我還是感到不滿足，終於得到一個機緣。越南的華僑褚柏思（佛林居士），他們夫婦為了辦海事專科學校，在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買了一塊地，因為經濟接不上來，夫妻焦急得要自殺。我於心不忍，就把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的這一棟房子賣了，贊助他們。後來他們說，這塊地乾脆就送給你吧！所以就有了佛光山現在這個地方。
從一九六七年開山到一九六九年左右，我一直想要提升佛教青年的運動，於是，我開始召募大專學生參加佛教青年夏令營。
過去，我和社會的青年接觸，政府還不太注意，但現在要找大專青年，勢必影響太大。因為那個時候，青年，是一個很敏感的名詞，當時的大專青年幾乎是沒有人敢碰觸，只有蔣經國先生的「青年救國團」是合法的金字招牌，民間沒有人敢辦青年活動。但是，我們也想搭上青年的順風車，希望能有一角之地，帶動佛教青年。
這最早是在台北和一些青年接觸的因緣，雖然後來都交給周宣德居士去繼續領導，我也知道，周居士為了領導青年的意見不容易分散，他已經不容許別人參雜到青年的運動。但對我，承蒙他對我禮讓幾分，我就跟他說明，我也要在佛光山舉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希望他給予資助。當然，他也不會反對。不過，就算不支持我也沒有關係，因為後來我獲得青年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的同意，我就正式的對各校招生了。
那是由於我遇到一個很好的機緣，救國團南區知青黨部總幹事張培耕先生，忽然皈依在佛光山門下。他是江蘇如皋人，我和他談起佛教青年的發展，他就提議我和宋時選執行長一談。
我跟宋先生說，青年在你們的戰鬥訓練中，精神武裝、心理建設也很重要，我們可以來辦個禪學營，加入你們的暑期活動，響應你們的青年運動。
他一聽很高興，眉飛色舞的說：「可行，可行。」於是，就在一九六九年佛光山開山第三年，一切設備都還不具足的情況下，就對外宣布舉辦大專青年禪學營了。
事有湊巧，張培耕後來又調到高雄市做救國團總幹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跟他說，既然要辦禪學營，你要支持啊！因為我什麼都不足。他大方的支持了所有的住行，提供幾十部大卡車，幾百條的軍毯，因為他們只要向軍中申請，都是。不然，我也不知道夏令營的青年要怎麼睡、乘什麼交通工具了。因此，我也就沾了光，讓青年們可以安心睡覺，又可以在汽車還沒有普遍的時代，讓他們坐上大卡車在街上呼嘯而過，真是意氣風發，得意不已。所以，凡事都是逐漸成就的，只要有發心，因緣都會來找你。
那時候，我把壽山佛學院的老師都請到佛光山來授課，有唐一玄教授、黃靜華教授、成功大學唐亦男教授、閻路教授、陸軍官校的張毅超上校、陳義明教授等。當時，和佛教學院的師生配合，例如：慈惠法師做生活組、慈莊法師做教務組、慈容法師做歌唱組，就這麼熱烈的展開夏令營的活動。
有的人為我擔心，認為我膽大，竟敢率先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我說，不必怕，你沒有看到佛光山的大門口嗎？那裡掛了救國團的旗子。
他肯得把旗子給我一掛，在那個敏感的時代，這可算是我最得意的事情了。因為，那等於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所以警察也不來查問，記者也不來採訪，一切都是平安無事。
在台灣那個威權時代，我能召集到這許多青年，當然不敢談什麼運動，但可以說，這是台灣第一個佛教青年夏令營，對佛教有重要的發展。這許多年輕人受佛教的影響，大家上進、發心，後來在社會上也有了許多的貢獻。
例如：被譽為「世界換肝之父」、現任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醫師，就是我們當初夏令營第一期的學生。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林芳郁，以及在美國開業的醫師，如：沈仁義、鄭朝洋、李錦興博士等，也都是那時候的青年，所以我每次旅行美國，承蒙他們為我醫治牙齒、皮膚、眼睛等，都不收我的費用。
還有，在日本行醫的福原信玄、林寧峰醫師；擔任中華總會北區協會會長的趙翠慧；做過國民黨雲林地方黨部主委的薛正直；在台大任教三十餘年，退休後獲聘為台大化工系名譽教授的呂維明；捐贈頭山門彌勒佛的朱朝基；以及創作佛光山大雄寶殿三寶佛的陳明吉，後來他還去做了高雄市議員；甚至昭慧法師、依空法師等，也都是我們那時候大專夏令營的參與者。
再有，正臺壹工程公司總經理蔡國華的夫人陳素雲女士，也是我們夏令營的學生。他們組織佛化家庭後，夫妻倆至今護持佛光山的文教事業不斷。後來在台南組成「佛教合唱團」，以歌結緣，以歌修行，也影響了數千人的家庭。
第一年的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有一、二百人參加，到了第二年，報名者就有萬人以上，實在容納不下，我們只能分梯次舉行，每次都有千餘人參加。也承蒙沈家楨先生從美國寄來美金一萬元，給予我算是熱烈的資助。
但由於回響熱烈，發展太快，實在受不了壓力；同時有些寺院的人也來教訓我說，你有辦法給那許多年輕人吃啊用的，等他們解散以後，就到我們的廟裡來，也是吃啊用的，我們可負擔不起。對佛教青年運動的發展，假如說我有灰心的時候，就是聽到這個話，我也不得不感到灰心了。
此外，因為人數太多，也引起許多流言蜚語，甚至有人誣陷我們，連台灣大學方東美先生、葉阿月教授都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原因是，那時候台灣有不少激進的異議人士在我們那裡教書，如：陳鼓應、楊國樞、李亦園、韋政通、林政弘、楊政河、李日章等。後來，為了避免遭受政府的不了解，對佛光山採取迫害行動，因此在辦了五、六期的夏令營之後，我們就知趣而暫停不辦了。這也算是我的青年運動成功又失敗的例子。
中國佛教青年會
佛教青年的運動，到了一九六九年佛光山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的時候，可以說到達一個高潮；另外在宜蘭的青年運動也相當熱絡，雖然他們也能走到世界各地，但都只能算是地區性，總是局限於有限的力量，少了一個立足點。因此，我一心一意的希望組織全國性的「中國佛教青年會」。我就在一面編輯《覺世》雜誌之下，一面鼓吹辦青年會了。
一直到了一九八○年《普門》雜誌創刊那一年，我正式向政府提出申請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因為我有發起人，我有理監事名單，例如：開證、靈根、今能、慧嶽、宏印、王正和、李中和、蔡新民、簡宗修、林登義、呂維明、陳洦汾、呂炳川、王金平、鄭行泉、煮雲、廣元、心平、慈惠、慈容、慈嘉、心定、張培耕、朱斐、龐金盛、藍吉富、葉英傑、王清連、林世敏、王仁祿、游祥洲、何壽川、高永祖、潘孝銳、薛正直、劉修橋、康啟揚、胡秀卿等八十餘人，可謂陣容相當。
那個時候，我們也備有一份「中國佛教青年會發起書」刊登在《覺世》旬刊上，希望號召各界人士的認同。
主旨是，請主管單位准許我們籌組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加強輔導佛教青年進德修業，確立他們服務的人生觀，進而以自律利人的宗教精神，擴大社會服務，改善社會風氣。
而在說明裡，我以「接引社會青年，改善社會風氣」、「堅定愛國信念，完成弘法大業」、「弘揚佛教教義，復興中華文化」、「擴大社會服務，促進國際交誼」、「掃除迷信偏執，加強心理建設」等五點，進一步講述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的好處，以及對國家、社會青年的重要。
比方，國父孫中山先生說︰「研究佛學可以補科學之偏。」梁啟超先生也說︰「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現在一般青年，身處複雜的現代工商社會，不免時生徬徨煩惱，心靈趨於空虛。如果能夠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必可以使廣大社會青年，找到正確的心靈寄託，專心力求上進。
我也提到，佛教主張自覺、慈悲、布施，所以信仰佛教的青年，無分國籍、宗派、地域、性別，能有共識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讓青年在佛教教義薰陶下，信念及組織不致偏激失真而造成不當行為。
特別是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以後，可以藉由各種學術、文化活動的舉辦，強化青年倫理道德信念，提高青年務實力行的精神。尤其，佛教教義強調捨己為人，普度眾生，凡是受到佛法薰陶的青年，無不富有救人救世的慈心悲願，充滿著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的奉獻精神。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正可以發揮青年無比的活力，遠離盲動與偏激的過失，轉而從事社會服務活動，協助政府建設安和樂利的現代社會。
目前全世界佛教國家，多半設有佛教青年會，如斯里蘭卡、泰國、日本、馬來西亞等都有這類的組織，經常舉辦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因此，如果我們能成立一個宗旨明確、組織健全的「中國佛教青年會」，不但可以充分開發社會服務的人力資源，更可以促進國際文化，推動政府大力提倡國民外交。
甚至，我們的社會裡，因為沒有提倡宗教教育，不是見到神壇神棍提倡迷信，騙財騙色，敗壞世道人心，要不就是邪教利用佛教來偽裝吸收徒眾。正本清源的方法就是以淨去污，以正去邪，以善除惡。只要成立一個宗旨明確、組織健全的「中國佛教青年會」，就不必勞煩政府動員任何人力物力了。因為光明所照之處，黑暗自然消退。
然而，就在辦青年會的計畫喊出去以後，最緊張的，不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是中國佛教會。
彷彿世界末日來臨，中國佛教會就要被打倒了一樣，他們奔走呼號，到處想辦法阻止佛教青年會的成立。現在想起來，真為佛教傷心。天主教，有他們天主教的青年會；基督教，有他們基督教的青年團，為什麼佛教不能有青年會？甚至，基督教還有「青年之家」；天主教有「青年教會」，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
我向國民黨提出抗議，為什麼只能有獨家生意？連過去只有一家計程車行的情況，現在都開放能有二家、三家的加入，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又好比有了鐵路，再做一條高速公路，交通不是更順暢嗎？為什麼中國佛教會一定不准我們組織佛教青年會呢？
後來，社工會主任蕭天讚先生專程到佛光山拜託我，要我取消申請，不要辦青年會，並且保證我當選下一屆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這對我的傷害太大，我並不是為了想要做理事長，我只想單純的做佛教青年的運動。但由於蕭天讚先生出自國民黨的社工會，我想，他的來頭背景太強，我們不敢攖其鋒，只有放棄退出了。這又是我青年運動另一次失敗的紀錄。
大學講演與佛教青年團的成立
雖然在推動佛教青年運動上，屢戰屢敗，但我不氣餒，只要我能盡一己之力為青年努力，我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因為，我知道佛教唯有年輕化，注入更多的新血，才能為佛教的弘法帶來新氣象、新未來，佛教實在太需要青年了。
因此，在青年活動發展了以後，我就盡量的往各個大學去講演結緣。全台灣的大學，如：台大、師大、成大、中興、高雄師大、中山、輔仁、東海、文化等大學，我或者擔任過他們的教授，或者做過多次主題講演。
後來，我也陸續到國外的大學，如：耶魯、史丹福、哈佛、加州柏克萊、康乃爾、夏威夷等大學，都做過講演；香港的理工大學、中文大學講過不只一次以上，甚至香港大學有一段時間，每年還都邀我去講演一次；其他像澳門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也相繼邀約我跟他們的學生講話，我也樂於前往與青年們結緣。
因為青年的熱情，讓我停不下腳步，特別是在台灣的「中國佛教青年會」沒有辦法成立的時候，我就把眼光放到國際。一九九一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後，青年們更是像潮水一般地向佛陀的懷抱湧來，我就發起組織青年團。
最先，我通知慈莊和依照在法國巴黎成立青年會；在美國，我通知慧傳法師擔任青年團的團長，一時歐、美兩地的青年，紛紛組織各個分團。終於，在一九九四年，「國際佛光會世界青年總團部」正式成立，由慧傳法師擔任總團長。
慧傳法師出生於宜蘭，他的父親是湖北武昌人，隨軍來到台灣，後來做了宜蘭士紳李決和居士的女婿，娶慈莊法師的姐姐為妻，生了多位兒女，像慧龍、慧傳都在佛光山出家。慧傳具有為法為教的熱情，農業大學畢業後，曾擔任普門高中的副校長、校長，北海道場住持；之後，又到美國洛杉磯擔任西來寺的住持，同時擔負推動青年團的發展。
為了推動佛教青年運動，我提供慧傳一些組織佛光青年團的辦法，例如︰
一、舉辦專題課程，向每一所大學進行問卷調查。
二、每年在各地分頭與老師會談。
三、提供社團經費補助。
四、設立小型圖書館。
五、提拔青年作領導幹部。
六、學校發展，由該地大學學生組織佛光青年團等等。
慧傳沒有讓我失望，在短短幾年內，世界各地的佛光青年團組織因應而生，每年在海內外舉辦國際佛光青年會議、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佛教青年生活營等等活動，凝聚青年們為法為教的向心力。
甚至，為了讓佛光青年與世界接軌，曾經我們的青年團在日內瓦聯合國開過世界佛教青年會議，紐約的佛光青年做的一首〈和諧〉（Harmonize），還獲得聯合國活動指定歌曲之一，為佛教寫下歷史的一頁。
後來，由於青年們聚會需要相當的地方，為了節省經費，大部分回到佛光山本山，或在日本的本栖寺、澳洲的南天寺等分院道場，舉行一年一度的國際青年會議。但青年們也因此對道場更加熱心，所以現在的青年團，幾乎都是各個道場的義工。說來，台灣義工的由來、發起，這許多青年們不能說沒有功勞。
在青年團的活動當中，最感人的應該就是馬來西亞的青年團了。他們一首〈佛教靠我〉，唱遍了世界各地；也曾經有千人包機來台灣，到佛光山做「尋根之旅」。他們鼓勵年輕人出家入道，可以說，現在佛光山全世界的寺院道場，弘法事業當中，不少都是來自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擔負責任。
例如：現任新馬佛光山總住持覺誠，澳洲南天寺的滿可，紐西蘭佛光山滿信，瑞典佛光山的覺彥，倫敦佛光山的覺如，印度的慧顯，西來寺監寺如揚，中華總會副秘書長如彬，佛光大學佛教學系老師妙迦，佛光緣美術館台北分館館長有法等等，各個都是青年入道，而今弘化各方。
因為馬來西亞青年性格堅毅，教性特別強烈，為了佛教，吃苦耐勞，睡在地上，他都心甘情願。也由於在多元文化的社會成長，他們會英文，會普通話，會廣東話，會潮州話，這些特長，為佛光山的國際化、佛教的世界化，增添了許多力量。
像二○○一年八月，有來自全世界五千名青年代表，在馬來西亞綠野仙蹤會議中心舉行五天的青年大會。承蒙該中心的創辦人兼董事丹斯里李金友傾全力支持我們的行政開支，在慧顯和馬來西亞青年團宋耀瑞團長的帶領下，會議順利的展開了。
當時，光是參與會議的青年義工，就超過千人以上。我特別以「攜手同圓」為主題，勉勵青年以「菩薩心、青年力」，思考生命的尊重，關懷慈善救濟，省思社會責任，最後開發自我內在覺醒的道路。
尤其，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再度在莎亞南體育場主持弘法大會，與會者有八萬人之多。特別是馬來西亞青年團二千多人的大合唱，從〈弘法者之歌〉，唱到〈佛教青年的歌聲〉，到〈佛教靠我〉，讓現場八萬人聽了熱淚盈眶，感動不已。
說來，台灣實在不必有「恐青症」，過於害怕青年會的成立。像馬來西亞的佛教，現任首相署部長許子根，早期就來過佛光山；後來又有邱寶光、梁國興、梁嘉棟（後出家，法名惟悟法師）、黎順禧、陳增金、許來成等八位青年，特別到佛光山皈依三寶、受持五戒，後來他們回到馬來西亞，成立了「馬佛青」，至今，對馬來西亞佛教做出許多貢獻，舉辦活動、出版雜誌等等，為大馬的佛教打下很好的基礎。
像在台灣，我們的青年，他們不吃菸、不喝酒，不從事世俗不正當的活動，並且發心皈依三寶、受持五戒。而為了長養青年朋友服務奉獻的情操，開拓他們的國際視野，青年團甚至鼓勵青年參與「公益旅行」，足跡遍及印度、大陸、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為當地的大、小朋友、老幼婦孺從事衛教、教學、義診等服務。
後來加入青年團服務的妙凡，在台大、清大、成大等各大專院校成立「香海社團」，帶著佛光青年走上街頭宣導「五戒青年『心』生活運動」，每年有上萬名青年學子響應「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酗酒」，奉行四給、五和、六度、七誡，實踐八正道等等。至今培養的青年幹部，妙慧、善財講師也超過百人以上，並且經常到學校演講，宣導「三好運動」。
我們佛教青年團的團員，可以說，他們並不是抱著遊樂的心情來參加，更不是像參加旅行團一樣看看熱鬧，而是死心蹋地的跟隨佛陀的步伐向前邁進。也由於台灣人的善根，這許多來自各個大學的優秀青年，很自然的與佛結緣，甚至出家入道，擔負起弘法利生的工作了。
像現任台北道場住持的覺元；三好體育協會執行秘書慧知；佛光山資訊中心主任妙曜，負起網路弘法的責任；現任巴西如來寺副住持的覺軒，承擔南美洲弘化的工作；書記室的有圓，參與「一筆字」的弘法。還有青年古筑君，她毅然放下職場事業，全心投入弘法服務，出家後法名如元；又如輔仁大學的慧屏，感於佛光山的園藝景觀之多，發心出家參與園林設計；甚至高雄餐旅學校的有思，也加入佛光山素菜料理的管理等等。
而從海外回來投身佛教的青年就更多了。像阿根廷大學畢業的工程師覺培法師，現在擔任中華總會秘書長；澳洲大學畢業的妙光，為我翻譯英語多年；在美國鳳凰城取得碩士學位的覺禹，現在是嘉義圓福寺的住持，也是新任的宗委；從加拿大留學回來的有賢，參與佛陀紀念館的建設；汶萊青年妙淨，擔任菲律賓佛光山的總住持，帶領菲律賓青年以戲劇、音樂參與佛教弘法。又如，印尼籍的如音，現任馬來西亞東禪佛教學院教務主任，熱心接引青年學佛，在二○一二年十一月我到大馬出席八萬人的弘法大會上，集合了二千多位佛光青年義工表演；而留學澳洲墨爾本的妙弘，則受邀擔任美國白宮歐巴馬總統的宗教顧問團員之一。
其他像：妙心、妙舟、有一、如愷、知賢、慧炬、知明等等，都是分別從美國、日本、澳洲、英國、紐西蘭等地回到佛光山，加入弘法利生行列的青年僧。他們一個一個像接棒一樣，傳遞佛教的聖火，燃起佛教的希望與未來。可以說，世界佛教青年的運動如今已看到了開花結果。
所以，現在佛光山辦什麼國際活動，需要什麼語言、要用什麼專才，大概就由這許多青年產生。也可以說，整個佛光山就是青年出家的僧團。因此說，有青年就有佛教。
像從二○一一年起，由慈惠法師帶領佛光山國際組妙光、妙哲、有德、有方、妙凡、妙迦、慧峰、慧宜等僧青年和佛光青年，連續舉辦了「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每一年都有來自歐、美、亞、非、澳五大洲，全球四十餘國家地區、四百所知名大學一千二百名的大學、碩、博士生學員參加。如：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等，以及海外名校，如：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歐洲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德國漢堡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九州大學、澳洲雪梨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香港大學、澳門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等。
藉由這個活動，提倡「地球一家‧同體共生」的觀念，也融合「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讓全球優秀青年有一個國際交流平台，同時提升了青年們的環保意識、生命價值觀，愛惜地球、注重品德，透過人間生活禪，開發內在潛能，建立和諧的人我關係。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活動的行政連繫、師資邀請、翻譯、交通、參訪等，都由這許多僧青年全責承擔。參加的學員紛紛回函表示，參加這個活動，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擴大了視野，重新認識佛教，生命獲得了安頓。聽到青年學子們這樣的回響，我也感到非常歡喜。
數十年來，我推動佛教青年的運動，因為自己的力量有限，上述的一點事蹟，總算向佛教的歷史多少有了一些交代。記得過去我曾帶領佛教青年唱一首〈佛教青年的歌聲〉，充滿了力量與希望。每次一聽到大家唱這首歌，心裡就非常感動。現在，我也把這首歌獻給大家、獻給所有的青年朋友：
「聽啊！
真理在呼喚，
光明在照耀，
這是佛教青年的興教歌聲，
響徹雲霄！
青年為教的熱忱，
掀起了復興佛教的巨浪狂潮，
成功的一日，
就要來到。」
各位親愛的父母們，你們有青年子女嗎？各位青年們，你們對佛教的真理有嚮往嗎？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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