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11 - Practicing the Buddha’s Way 1 《百年佛緣11－行佛篇1》
My Affinity with Youth 我與青年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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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青年的因緣近代的佛教，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信佛教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輕人參加佛教活動的為數很少。我想到，佛陀當初十九歲出家，三十一歲悟道，就是一個青年；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才二十六歲，也是一個青年。佛教裡面的善財童子、羅睺羅、阿難尊者等阿羅漢，都是青年。
年輕人有熱情、有朝氣，對一個團體，對國家事業的發展，有最大的貢獻；連過去西諺都說，讓我先看看你們國家的青年，我就知道你們國家的前途。
青年，是國家的棟梁，沒有青年，等於沒有棟梁，這座大廈怎麼樹立呢佛教與神道教最大的不同是，許多神明臉上留著鬍鬚，手持武器，但我們從佛菩薩的莊嚴相貌，沒有一個是拿武器，也沒有留鬍鬚，就可以知道佛教不但崇尚慈悲、和平，而且是重視青年的宗教。
一九四○年代我還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就注意到佛教青年的重要；只是那個時候我人微言輕，沒有地位，除了自己在佛教革新聲中扮演一種溫和進取的角色，但也沒有什麼成就。
到了台灣，大約是在一九五五年左右，我想組織青年辦一些活動，於是邀約了台灣大學的張尚德、王尚義，師範大學的吳怡等數十名青年在善導寺集會。會議上，我提倡大家要參與佛教青年活動，大家也都同意。我特別向他們介紹一些學者教授的著作，像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譚嗣同的《人學》、胡適之的《中國禪宗史》、羅家倫的《新人生觀》、王小徐的《佛法與科學之比較》、尢智表的《佛教科學觀》等等。這許多科學家、哲學家、史學家，大家聽了很熱絡，也想向他們看齊，於是就有了這樣的集會。
我知道當時的年輕人，是沒有辦法叫他們拜佛誦經的，我只是想，讓青年最感到趣味的就是郊遊。當時，台灣的交通還不是很方便，也不知道有什麼旅遊景點，不過那個時代，大家也接受現實的社會，就地取材，各取所用。記得隔天就是星期日，於是，大家商量好，相約可以暢遊中和圓通寺，預計有五、六十人參加。
但是，才開過會議，大家解散不久，悟一法師就叫住我說：「某人，以後這許多青年人，你可不准帶到善導寺來。年輕人的消費最多，我們善導寺可供應不起。」
我一聽相當驚訝，還氣呼呼地回答他說：「難道我們只能度老公公、老太太嗎？」他說不過我，只有說：「不要在此活動。」彷彿一盆冷水澆了下來，實在無可奈何。
是的，我每次從宜蘭到台北，可說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但我總不能帶著這些青年在馬路上講話啊！
正感無奈的時候，看到周宣德居士從大雄寶殿穿過，我一個快步跑上去，對他說：「周居士，剛才出去的這些青年人，我約他們明天在中和圓通寺集合郊遊，但我臨時有另外的事情，你能到那裡領導他們嗎？」
周居士當時是台糖公司的人事主任，平常與我們的思想接近，也談得來，他一口說：「沒有問題。」就承擔下來，讓我感念不已，否則我就不知道如何收拾這場面了。
接著，我又再羞澀地跟他說：「青年郊遊，總是要有一點糖果、餅乾等，增加他們郊遊的氣氛。」他又是說：「沒有問題。」滿口答應，讓我真是謝天謝地。
說來，悟一法師是我焦山的同學，也是我在棲霞山家師志開上人的法子，我們有法系兄弟的關係，但是他現在是善導寺當家，算是主流派人物。經過這件事之後，我從此認為他是一個守舊冬烘的老邁人士，不懂得佛教的前途是在青年身上，也不懂得佛教未來的光明，需要年輕人來點亮慧燈，照亮世間。所以，我同善導寺就有了一些隔閡。
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也不能少了善導寺，因為我從宜蘭到台北來，沒有一家地方可去，只有在善導寺客廳的沙發上可以坐下來，等一個人或等一通電話。那次之後，我對善導寺有了意見，什麼事都不想幫助他們。我記得他們經常為了少一個人念經，到處打電話都找不到人而焦急不已，但他也不敢叫我，為什麼因為我是從事文化教育、佛教青年運動的人，我可不跟你們去趕經懺。
這是我在台灣佛教青年運動的第一次失敗，真可以說「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啊！
宜蘭佛教青年運動
在台北沒有辦法發展，退而求其次，我只有到宜蘭發展佛教青年運動。我組織歌詠隊、弘法隊，我成立青年團，我設立文藝班，這樣才有一些優秀的年輕人不約而來，參與我的各種弘法活動。例如：裘德鑑、楊錫銘、周廣猷、朱橋、林清志、李新桃、張優理、吳素真、張慈蓮等青年；後來，又有一群縣政府的員工、電信局的小姐，如：蕭慧華、李素雲、黃惠加、曾素月、曾韻卿、朱靜花、林美森等二十餘人，都一起前來參加。一時，使得我們小小簡陋的雷音寺，增加了許多青年男女，也可以說，青年的佛教，就在宜蘭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一直到現在，這些青年運動還是有成果的。如：慈惠法師幫我興建多所的大學、中學、小學，替我翻譯台語、日語；慈莊法師幫我在海內外興建了多少的寺院道場；慈容法師幫我在世界上成立多少佛光會；林清志和林秀美繼我之後，四十多年來，從未間斷在監獄布教；蕭碧霞為我在佛光山管理財政；楊梓濱、張肇，替我在佛光大學擔任建校的義工；服務於台北榮總光科的李武彥，幾乎成為我健康的守護者；朱橋在台北編輯《幼獅》雜誌；裘德鑑後來也升任將軍；楊錫銘、周廣猶他們在各地負責軍事的要職等等。
這許多青年朋友們，替我做過環島布教，參與各地念佛會的成立，參加歌唱弘法、灌製唱片，點燃初期佛教音樂傳播的火苗。
最初青年人來我們的寺院參加活動，是秤秤我們的斤兩，他也會看看我們有沒有條件。好比交朋友，也要看對方的品德，談愛情，也要知道對方的家世；現在他跑佛教的道場，也要知道佛教的一些內容。所以，青年人初入佛門，你必須要有一些世間的情誼來接待，但是進了門以後，你就需要用佛法來影響他們。他有了佛法，就會產生慈悲心，提高忍耐的力量，增加道德的用心，他就把佛教看作自己的家事一樣，就能與佛法合流。有了信仰，他就願意為佛教奉獻，甚至為佛教犧牲。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這許多青年已成為七十歲的垂垂老人，但他們依然參加歌詠隊，還到台北國父紀念館、中國大陸、菲律賓去演唱。青年的心，老兵不死，佛教還怕沒有希望嗎？
所謂青年運動，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間，物質的條件非常缺乏。例如：辦青年文藝營的時候，就用板凳做桌子，人就坐在地上；說是開辦文理補習班，也沒有教室，在路邊的樹下，或就著人家屋簷下的走廊上，就上起課來了。年輕人他也不嫌棄，因為他知道，這對他們的知識、前途會有所增加。
宜蘭中學音樂老師楊勇溥（又名「詠譜」）先生，是我最感念的人。他為人低調，沉默寡言，可說是一位謙謙君子。青年要唱歌的時候，我沒有鋼琴樂器，只有跟慈愛幼稚園借來風琴供給他使用。我沒有歌曲給他教授，他就要我作詞，他來譜曲，合作多年，他未取分文。
就是有楊勇溥老師的關係，佛教的歌曲如〈西方〉、〈鐘聲〉和〈弘法者之歌〉等，就一首一首地出來了。在最初一九五○年代前後，佛教青年運動固然是一件新穎的創舉，提倡唱歌，更是引起佛教界的議論。當然，也有的人批評：佛教，還唱什麼歌？其實，我五音不全，我也不會唱歌，但世間的事情都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大家的需要。
因為我們有個佛教歌詠隊，有時候，電台會找我們去錄音播放，軍營也會找我們去演唱。因為宜蘭對佛教音樂的推動，繼之，台中佛教蓮社口琴班成立了，澎湖佛教音樂團成立了，高雄佛教堂聖樂隊也成立了，相繼地在台灣，如台南、嘉義等許多先進的佛教團體，也都跟著唱歌了。
因為唱歌的關係，在台北有一位朱老居士，他說，星雲，實在是個大魔王，竟然他現在不唱讚偈，改成唱歌，這是要滅亡佛教啊！什麼人發心能到宜蘭去把他殺了，免得敗壞佛教。
這樣的說法傳到我的耳裡，我一點畏懼都沒有，我對青年運動一點卻步、灰心也沒有。一不作二不休，我把一些殿堂裡的讚偈改成佛歌，信徒也都支持我，他們說這個比較好懂，唱起來比較容易進入佛的世界。
我把青年組織起來，帶到鄉間去弘法，甚至環島布教。國立杭州音樂學院畢業的謝慈範，高歌一曲，讓人如癡如醉；宜蘭女中有「小周璇」之稱的張慈蓮，每次唱歌下來，都有不少人圍住她，要求她簽名。
吳慈容坐在三輪車上，拿著擴音器，到大街小巷去高呼宣傳：「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在那個基督教盛行的時代，每個聽到的人無不動容。
張慈惠小姐替我翻譯台語，無論走到哪個地方，在各個鄉村鎮上，說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比「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們」，還要更加讓人接受。
在宜蘭最初幾年弘法下來，青年會愈來愈擴大，應該有數百人之多，因為沒有地方集會，人多也難以管理，我就依他們的年齡、學歷、興趣，分別把他們組織起來。有的參加歌詠隊，有的參加弘法團，有的叫學生會，有的叫青年團，有的加入文藝營，有的參與幼稚園，有的是監獄布教組，有的是電台廣播組等等。我這個時候才知道組織的力量非常有用，因為各組、各隊，都不要我一個人來統領他們，他們各自都懂得分頭努力。
這些青年們同我也有了共同的感情和理念，為了佛教，為了信仰，不惜一切，「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青年也都好像辛亥革命時期的黃花崗烈士們一樣，慷慨激昂，個個都說：我要為佛教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
這些青年們，一個指示要到羅東弘法、要到蘇澳布教，他們就忙著與家長協調。不過這些家長也都知道，他們的子女在宜蘭念佛會，很正派，很有朝氣，沒有什麼越軌的行為，所以都很放心的把這許多青年交給我。甚至到後來，我好像也變成這些青年的家長一樣，男生要娶太太，一定要把女朋友帶來和我認識；女生要嫁人了，也一定要把男朋友介紹給我知道，他們說，讓我看過，他們比較放心。其中有一位青年女老師，還是從我們慈愛幼稚園為她送門嫁出去的。
我記得我們到宜蘭左近的鄉鎮，如員山、壯圍、礁溪、冬山去布教，都是騎腳踏車前往；沒有腳踏車的人，就由騎車技術好的隊員，載著他們坐在車子的後座，讓他們也都能夠一同參加弘法。甚至於到羅東、蘇澳，因為路途太遠，相距大概都在數十公里以上，只有改搭火車。可憐的我們，當時有百人以上，連火車票都買不起了，後來感動當時一名火車站的職員，他說，感念你們，你們都是為了社會，改善風氣、淨化人心，你們上車吧，不收你們的車票。
我記得有一次，出發的時間就到了，我們主要團員之一，負責翻譯的張慈惠小姐還沒有到。眼看著她遠遠的從光復路趕過來，但火車時間已到，不能不開，如果真的等她進到火車內，至少也要三到五分鐘以上。承蒙火車站的站長謝克華安慰我說，師父，不必著急，我們慢幾分鐘開好了。
這些弘法的青年們有時候布教結束，收拾完工具、整理好廣場的東西以後，都已是晚上十一、二點鐘了。沿途騎著腳踏車，大家法喜充滿、興高采烈，所以〈弘法者之歌〉裡面寫著：「銀河掛高空，明月照心靈」，就是這樣應運而生了。
當唱到「佛歌入雲霄，法音驚迷夢」，學習尊者富樓那為了弘法，不怕生死危險，學習尊者目犍連為了度眾，不惜犧牲殉教，大家真的是「不畏魔難強，不懼障礙多」，只要佛教興隆，什麼都不惜，只要勇往向前。
因為青年們愈聚愈多，甚至有些兒童也都趕來參加，我只有另組兒童班。當看到一、二千名兒童坐在地上，合掌念著七音佛號「南無阿彌陀佛」，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動不已。尤其，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妹妹自己合掌念佛，背上背的一、二歲的娃娃也跟著合掌念佛，在那種情況下，你說我怎麼樣自覺自己是一條硬漢，眼淚也不禁奪眶而出。所以我後來就感覺到，常有一些事讓我感動，我也願意做很多事情來讓人感動，人間感動來，感動去，相互感動，這世間不是很美嗎？
後來宜蘭念佛會的青年，他們自己也向外拓展，在各個學校、各個機關，招募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他們和台中佛教蓮社的口琴班有了來往，也和澎湖佛教的音樂團有了交流，他們互相訪問，甚至他們舉辦聯合布教。一時，台灣佛教青年愛教的熱忱，風起雲湧，台灣青年的佛教，此時已初步展開新的一頁。
高雄佛教青年運動
一九五四年，我在高雄煮雲法師的鳳山佛教蓮社弘法，高雄苓雅區的青年在一個神廟裡，設立了一間苓雅布教所，邀我去講演。當時，我跟他們講：「佛教的前途要靠我們努力。」他們深受感動。從此，有數十名青年每天晚上跑到鳳山佛教蓮社來聽我講經。
這些青年跟我說，他們要興建佛教的道場，記得我還把剛剛出版每一本五塊的《無聲息的歌唱》，捐了二百本給他們，以表示贊助。一、二年後，高雄佛教堂的地基都打好了，堂後的圖書館也都裝修完成，只是前面的殿堂，因為沒有經費而無法繼續。
這些青年邀約我到高雄佛教堂去弘法，但我也了解，佛教堂裡基本的幹部，他們和僧團並不是很相應。因為那個時候，在台南有一位佛教的老師叫普明燈，他主張不要禮敬僧團，只要皈依自性三寶。可是他的言論，並不能為廣大的青年所接受，所以多數的青年，還是邀我為他們主持皈依典禮。於是，我又和高雄佛教堂結了緣分，跟這許多高雄的年輕人有著分不開的關係了。
一九五五年，他們要我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因為人數太多，沒有辦法，我只有露天對著這一、兩千人就講起來了。這當中，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每一次都會來聽我講說，那就是後來與我因緣深厚的紅衣主教單國璽樞機。
這大概是高雄開埠以來第一次的講經，所以引起社會大眾熱烈地回響。一九五五年以後跟著又開始打佛七。一九五六年舉行第一次佛七，就有六百人以上皈依，在當時引起社會很大的重視。到第二年打佛七時，參加的人數更高達二千多人，有八百人皈依，奠定了我和高雄佛教青年、信徒的緣分。
那許多可愛的青年，大都是來自於各機關、各學校、各工廠，每天騎著腳踏車、摩托車到前鎮各大公司、工廠上班，來來去去，往往超過十萬人以上。可惜，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地方可以容納這許多青年。不得已，高雄佛教堂隔壁的用地，本來警察局預計要做警察宿舍，我們只得請高雄市議員洪地利和警察局做交涉，請他們把這塊地方讓給我們使用。
說起來，高雄佛教堂的青年比哪裡的青年都更熱情，我走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我記得他們一集合，都是數十人，甚至上百人，趕到嘉義、趕到台中聽我講座。因為那個時候，交通費是我們最大的負擔，所以我也不忍心他們這樣花費，於是就承諾每個月都去為他們主持講座。也因為講經的關係，這些青年對佛教的信仰，就不是從拜拜入門，而是從聽聞佛法開始了。
我因為承諾每個月都要到高雄為高雄佛教堂的青年、信徒們說法一次，因此，在佛教堂已有的聖樂隊以外，我又組織了歌詠隊。我每次一到高雄，這許多年輕人，就買月台票到月台上列隊歡迎我，至少有三百人以上。火車一到，他們的聖樂隊就「嘟、嘟、嘟」的奏起歡迎歌。出了車站後，他們又要我坐上敞篷車，由樂隊在前面引導，從火車站走到佛教堂。
最初，我自己也感覺到新奇不已。真實講，說是我度這些青年入佛，還不如說是他們度我增加對佛教的信心。特別是這些高雄的青年們非常活潑，主動參與弘法活動，幾乎每天都在高雄佛教堂進進出出，似乎已經把佛教堂當作是自己的家了。像設計師陳仁和，因為設計高雄佛教堂，當選「台灣十大建築師」；為了四處去布教，女低音楊春蓮小姐唱起歌來，大家都稱讚她比女低音歌后白光唱得還要好聽；我們也到過台南、鳳山、岡山、屏東等各地去布教。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和高雄佛教堂就更結下不解之緣了。
這些青年為了繼續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寺工程，就以義賣「愛國獎券」來籌款。當時的愛國獎券一塊錢一張，每賣出一千張，就可以摸彩，獎品是贈送腳踏車一部。那時候，一部腳踏車七百塊錢，因此只要賣到一千張獎券，就可以有三百塊作為建寺基金。
不可思議的是，經常半個月時間，青年們就能賣出七、八萬張。這是因為腳踏車在那個時候，還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高雄加工廠、造船廠、台肥公司的員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高雄佛教堂的門口，他們看到買愛國獎券不僅可以對獎，還可以參加摸彩，並且有機會獲得當時流行的腳踏車，也就非常熱衷。可以說，高雄佛教堂就這樣由青年們發心義賣獎券，一塊錢、一塊錢，像堆磚塊一樣的建起來了。
當然，那時候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經常我們在寺裡講經，佛教堂的外面就有許多穿著白色衣服的耶穌教徒，高喊「信耶穌才得救」。對於耶穌教徒這樣公然到寺廟門口發傳單，拉攏我們的信徒去他們的教堂的情況，信徒們也深不以為然，但是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如此，我們也只有忍氣吞聲。
儘管高雄青年運動是如此蓬勃的發展，但帶給我很不自在的地方就是，我每一次往返高雄，他們都有數百人用樂隊排列在高雄火車站等候。那個時候，我的年齡才二十多歲，這麼一個年輕的和尚，這麼大的陣仗，我看到站長的眼神裡流露出奇怪的樣子，就深深覺得慚愧。因此，我一直告誡高雄的信徒和青年們，你要我來高雄，就不可以這麼熱烈的迎送，但是信徒們往往是我說我的，他們還是依他們的做。
終於，我實在不習慣這樣的對待了。因為當初叢林的教育，沒有養成我跟社會接觸的心理預備，哪裡習慣這種熱情的活動？因此，每一次往返高雄，他們很熱，但我心裡很冷。雖然我有心度化青年，從事青年運動，最後，我還是減少常到高雄，而選擇定居在宜蘭。
為了不忍那許多年輕信徒的熱心就此消減，所以我特地禮請香港的月基法師前來指導、主持法務，而我只是掛個監院的名義。漸漸的，就很少來高雄了。但這許多年輕的信徒，不懂得依法不依人，他們只是接受我的人間佛教的性格，並不接受月基法師那種寺廟的行事。
這些青年中，有周慈輝、周慈華、楊慈音、翁慈美、翁慈秀、陳慈香、王慈書、方耿伯、陳仁和、朱殿元等，都是青年信徒中相當特出的。假如我那時候發動他們，我們共同合作辦一所大學，我想，眾志成城，必定能有所成就。只是，我那時候自知自己還沒有創辦大學的條件，雖然有一些人事上的因緣，青年佛教的運動，卻還沒有到達那種登峰造極的階段，我也就量力而不敢妄想冒進了。
到最後，因為月基法師和我對他們領導的方式不同，高雄青年對佛教的熱忱就這樣又再鬆懈下來了，實在甚為可惜。
出家青年到大專青年運動
南台灣的佛教青年運動如此熱絡，但還都只是社會的青年參與；當時，我就感覺到，這些在家的青年，他們有家庭，有職業，要生活，不能常常為了佛教荒廢他們的事業。這樣的發動青年運動，也不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就興起想辦佛教學院，訓練出家眾的幹部，讓出家人也能參與佛教青年的運動。
後來，雖然壽山佛學院是成立在小小的壽山寺裡，卻也連續招收了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三班的學生。沒有教室讀書，就在納骨堂裡上課；容不下睡覺，青年們覺得睡在走廊上他也願意。所以，佛教在家的青年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已提升到出家的青年一起來參與了。
當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都已經出家做了比丘尼，心平、心定也做了比丘。甚至於其他的縣市，如台中的普暉、花蓮的紹瑩、新竹的悟證、頭份的真悟、嘉義的道觀，以及台中佛教會館的真芳法師等等，都成為佛教青年運動的佼佼者。
但我還是感到不滿足，終於得到一個機緣。越南的華僑褚柏思（佛林居士），他們夫婦為了辦海事專科學校，在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買了一塊地，因為經濟接不上來，夫妻焦急得要自殺。我於心不忍，就把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的這一棟房子賣了，贊助他們。後來他們說，這塊地乾脆就送給你吧！所以就有了佛光山現在這個地方。
從一九六七年開山到一九六九年左右，我一直想要提升佛教青年的運動，於是，我開始召募大專學生參加佛教青年夏令營。
過去，我和社會的青年接觸，政府還不太注意，但現在要找大專青年，勢必影響太大。因為那個時候，青年，是一個很敏感的名詞，當時的大專青年幾乎是沒有人敢碰觸，只有蔣經國先生的「青年救國團」是合法的金字招牌，民間沒有人敢辦青年活動。但是，我們也想搭上青年的順風車，希望能有一角之地，帶動佛教青年。
這最早是在台北和一些青年接觸的因緣，雖然後來都交給周宣德居士去繼續領導，我也知道，周居士為了領導青年的意見不容易分散，他已經不容許別人參雜到青年的運動。但對我，承蒙他對我禮讓幾分，我就跟他說明，我也要在佛光山舉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希望他給予資助。當然，他也不會反對。不過，就算不支持我也沒有關係，因為後來我獲得青年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的同意，我就正式的對各校招生了。
那是由於我遇到一個很好的機緣，救國團南區知青黨部總幹事張培耕先生，忽然皈依在佛光山門下。他是江蘇如皋人，我和他談起佛教青年的發展，他就提議我和宋時選執行長一談。
我跟宋先生說，青年在你們的戰鬥訓練中，精神武裝、心理建設也很重要，我們可以來辦個禪學營，加入你們的暑期活動，響應你們的青年運動。
他一聽很高興，眉飛色舞的說：「可行，可行。」於是，就在一九六九年佛光山開山第三年，一切設備都還不具足的情況下，就對外宣布舉辦大專青年禪學營了。
事有湊巧，張培耕後來又調到高雄市做救國團總幹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跟他說，既然要辦禪學營，你要支持啊！因為我什麼都不足。他大方的支持了所有的住行，提供幾十部大卡車，幾百條的軍毯，因為他們只要向軍中申請，都是。不然，我也不知道夏令營的青年要怎麼睡、乘什麼交通工具了。因此，我也就沾了光，讓青年們可以安心睡覺，又可以在汽車還沒有普遍的時代，讓他們坐上大卡車在街上呼嘯而過，真是意氣風發，得意不已。所以，凡事都是逐漸成就的，只要有發心，因緣都會來找你。
那時候，我把壽山佛學院的老師都請到佛光山來授課，有唐一玄教授、黃靜華教授、成功大學唐亦男教授、閻路教授、陸軍官校的張毅超上校、陳義明教授等。當時，和佛教學院的師生配合，例如：慈惠法師做生活組、慈莊法師做教務組、慈容法師做歌唱組，就這麼熱烈的展開夏令營的活動。
有的人為我擔心，認為我膽大，竟敢率先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我說，不必怕，你沒有看到佛光山的大門口嗎？那裡掛了救國團的旗子。
他肯得把旗子給我一掛，在那個敏感的時代，這可算是我最得意的事情了。因為，那等於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所以警察也不來查問，記者也不來採訪，一切都是平安無事。
在台灣那個威權時代，我能召集到這許多青年，當然不敢談什麼運動，但可以說，這是台灣第一個佛教青年夏令營，對佛教有重要的發展。這許多年輕人受佛教的影響，大家上進、發心，後來在社會上也有了許多的貢獻。
例如：被譽為「世界換肝之父」、現任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醫師，就是我們當初夏令營第一期的學生。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林芳郁，以及在美國開業的醫師，如：沈仁義、鄭朝洋、李錦興博士等，也都是那時候的青年，所以我每次旅行美國，承蒙他們為我醫治牙齒、皮膚、眼睛等，都不收我的費用。
還有，在日本行醫的福原信玄、林寧峰醫師；擔任中華總會北區協會會長的趙翠慧；做過國民黨雲林地方黨部主委的薛正直；在台大任教三十餘年，退休後獲聘為台大化工系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