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2 China - Chapter 5: Buddhist Enlightenment of Society 第二篇 中國篇 第五章 佛教對社會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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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篇 第五章 佛教對社會的教化因為輔弼朝政而被尊為國師，對於國家政治有深遠影響的出家人，歷朝以來，不計其數。國師的封號夙行於印度、西域。訶梨跋摩在印度摩竭陀國折服外道論師，受封為國師。佛教傳到中國以後，西域也有國師封號。鳩摩羅什之父鳩摩炎捨相位出家，東渡蔥嶺，龜茲王聞名敬慕，奉為國師。但是一般認為最早封高僧為國師，是在北齊文宣帝敕命高僧法常入宮宣講《涅槃經》，尊為國師，是為國師之嚆矢。
寶誌禪師曾為梁武帝的國師，玉琳國師為清順治皇帝的師父，天台智者大師受到隋唐兩代帝王的尊敬，他們都以佛法的智慧，為國家安樂、人民幸福，提出鍼砭之言。以唐朝為例，明瞻法師以善識治國之方而聞名於朝野。唐太宗召入內殿，請教古來安邦定國之道，明瞻法師示以慈悲之道，太宗大悅，尊為帝相。貞觀盛世，明瞻的參與化育，可以說功不可沒。玄奘大師一面主持佛經翻譯，一面隨駕太宗左右，接受國事諮詢。玄奘圓寂時，唐高宗猶如痛失一件國寶而罷朝三日。沙門玄琬受朝廷禮聘為太子太傅，以行慈、減殺、順氣、奉齋等四件事教導東宮太子掌政愛民之道。唐代更有法藏為康藏國師，澄觀為清涼國師，慧忠為南陽國師。元、明、清以後，對西藏佛教領袖人物也封為國師，或稱帝師。
在中國出家人中，治理國事，出將入相有功的，最顯著的是南朝劉宋的慧琳禪師。慧琳通達內外典籍，才華橫溢，深得文帝崇信，常與文帝商討國家大事，被禮聘為宰相。慧琳因為上朝穿黑衣，所以有「黑衣宰相」的稱號，又稱為「紫衣宰相」。他是歷代以出家人身分在朝為相輔佐國事的先例。元代時，一度為僧的劉秉忠，是繼耶律楚材之後的一位大臣。他因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漢人的生命與財產，挺身而出，輔佐元朝推行漢化政策。在朝期間，參謀帷幄，定社稷之大計，成為元主的重要股肱。明朝的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國祚貢獻很大。
另有在朝為相為官，受到佛教感化，終於成為佛教護法金湯的居士，實在不勝枚舉，以下列舉幾位代表性人物，做一簡要介紹。
◆三朝禮遇的慧忠國師
慧忠，俗姓冉，越州諸暨(浙江諸暨)人，幼時不會講話，從未踏越家門前的橫橋一步。十六歲時，家裡來了一位禪師，他遠遠迎面遙向禪師禮拜，雙親及親友見了這種情形，都為他的舉止感到驚訝不已，慧忠當時便乞求出家。他聽聞六祖慧能大師之名，就前往叩謁參學近十一年的歲月。因此在禪林中，他與青原行思、南嶽懷讓、神會、永嘉玄覺等四人，並稱為六祖門下五大宗匠，與神會同在北方弘揚六祖禪風，批評當時在南方(江西)闡揚「平常心是道」的馬祖道一，駁斥南方禪者不重視經典而隨意說法的作風，所以慧忠國師平日特別重視經律論的教學。
其後，慧忠國師遊歷無數名山大川，例如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紫閣、武當等諸山，或者在松下安居，或者在巖石禪定。清風朗月，白日江河，皆能身心融為一境。在參訪慧能大師的十一年中間，六十二、三歲左右，中宗嗣聖七年(六九○)時，進入南陽白崖山黨子谷(河南南陽)，自此長居於此，四十多年不下山，天下的學者風從而至，超過千人。
唐玄宗因為欽仰慧忠禪師的道風，開元八年(七二○)將他迎請入京。慧忠奉敕擔任南陽龍興寺的住持。不久，遇到安史之亂，師便遁隱。到了肅宗在位時，上元二年(七六一)，再召師入京城，以師禮相見，並敕住千福寺西禪院，公卿士庶紛紛參叩求法。
有一次，唐肅宗問慧忠國師：「大師在曹溪那裡得到什麼法？」
慧忠國師回答：「陛下還看見空中那一片雲嗎？」
肅宗說：「看見。」
慧忠國師問：「它是釘在那兒呢，還是掛在那兒呢？」
肅宗又問：「如何才能掌握自己的身心？」
慧忠國師就站起來，問：「明白嗎？」
肅宗說：「不明白。」
慧忠國師說：「那你把淨瓶拿過來。」肅宗還要再問，慧忠國師不理會他，連看都不看他。肅宗說：「我是大唐天子，你膽敢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慧忠國師說：「你看得見天上的虛空嗎？」
肅宗說：「看見。」
慧忠國師：「陛下！它曾向你看一眼嗎？」
有個印度沙門大耳三藏來到京城，自稱有他心通，唐肅宗請慧忠去試驗。大耳三藏一見到慧忠就施禮下拜，站到一邊。
慧忠國師問他：「你會他心通嗎？」
大耳三藏說：「不敢！」
慧忠國師說：「你看看我現在在什麼地方？」
大耳三藏說：「和尚是一國之師，怎麼跑到西川看划船競賽去了？」
過了一會兒，慧忠國師又問：「你說我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大耳三藏說：「你是一國之師，怎麼又跑到天津橋上看人耍猴把戲？」
過了一會兒，慧忠國師又問：「你說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大耳三藏深入禪定，覓不可得。慧忠國師斥責他：「你這野狐精，你的他心通怎麼不靈光了呢？」大耳三藏慚愧得說不出話來。
代宗即位之後，對慧忠國師更是禮遇有加，於是遷住光宅寺。有一天，代宗召見一人，自號太白山人，不明真實姓名與年齡。代宗告訴慧忠國師：「此人自認是一代奇人，頗有見解，敬請國師考驗。」慧忠國師先看看太白山人，然後問道：「陛下說你是一位異士，請問你有什麼特長？」
太白山人說：「我會識山、識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作文認字，無一不精，並長於算命。」
慧忠國師道：「請問山人：你所住的太白山是雄山呢？還是雌山呢？」太白山人茫然不知所對。
慧忠國師又指著地問道：「請問這是什麼地呢？」
山人說：「算一算便可知道。」
慧忠國師又在地上寫了「一」字，問：「這是什麼字？」
山人回答：「一字。」
慧忠不以為然，糾正他的話：「土上加『一』，應當是『王』字，為什麼會是『一』字呢？現在，我再請問你：三七共是多少？」
山人回答：「三七是二十一，誰人不知？」
慧忠國師說：「三和七合起來是十，怎麼一定會是二十一呢？」
站在一旁的代宗欣悅地說：「朕有國位，不足為寶；朕有國師，國師是寶！」
慧忠國師不但博通訓詁，並且窮究經律，雖受到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禮遇，但以天性淡泊，自樂天真。由於仰慕南嶽慧思大師的遺風，奏請在衡嶽武當山興建太一延昌寺；又在黨子谷創立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部作為鎮山之寶。大曆八年(七七三)，奏請朝廷度化天下名山之僧，遴選精通經律論三藏者。後來，歸隱黨子谷，大曆十年示寂，享壽八十有餘。諡號「大證禪師」。世人稱他為「南陽慧忠」、「南陽國師」。
慧忠國師有許多著名公案流傳後世，以「國師三喚」、「無情說法」、「無縫塔」等三則，最為禪林所傳誦。另有「九十七種圓相」，是由他的侍者耽源所傳。
◆七帝國師的澄觀大師
華嚴宗四祖澄觀，越州山陰人，字大休。十一歲時，依止寶林寺霈禪師出家，二十歲以後，開始習律，也學三論。大曆年間，曾研習《大乘起信論》、《涅槃經》、《華嚴經》；大曆十年(七七五)，前往蘇州，跟隨湛然學習天台《摩訶止觀》、《法華經》、《維摩經》等；又拜謁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等人，究學南宗禪法；復參見慧雲，學北宗禪法。兼通吠陀、五明、祕咒儀軌、經傳子史之學，尤其重視法藏的華嚴教學。
大曆十一年，澄觀大師登上山西五台山，參訪文殊的靈蹟；又往四川峨嵋山，親睹普賢菩薩的聖容，因此豁然大悟。隨即返居五台山大華嚴寺，寺主賢林和尚請澄觀講說《華嚴經》。澄觀經過思考後，認為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文章繁雜，文義又嫌簡約，因此決心重新注釋《華嚴經》，以弘通真義。此心一發，當天夜裡就夢見一個金人站在向陽處朝澄觀招手，他應邀前往，竟被金人所吞。夢醒之後，全身汗流浹背，欣悅不已。澄觀認為金人代表「光明」，自身被金人所吞，自身即為光明，自身也能遍照一切。從此，開始撰述《華嚴經疏》，時為興元元年(七八四)正月，五台山上白雪紛飛，但澄觀卻仍日日執筆不輟。經過四年的歲月，到貞元三年(七八七)，完成了六十卷的《華嚴經疏》，大華嚴寺為此特別舉辦千僧供養法會，以資祝禱。
完成《華嚴經疏》後，澄觀開始將華嚴的教法分散流布。翌年，應賢林和尚之請，開講《華嚴經疏》，名震京國。貞元十二年(七九六)，應德宗召請，前往長安，與罽賓三藏般若共同譯出烏荼國王所獻《四十華嚴》，進之於朝廷，奉敕奏對華嚴大義，德宗大悅，敕賜紫袍及「教授和尚」之號。又奉詔在終南山草堂寺製新經之疏，是為《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十卷。本疏完成後，又奉敕宣講一遍，當時堂前池中生有五枝和合的蓮花，每朵有三節，嘆為觀止。貞元十五年，德宗誕辰日，澄觀奉召入殿，闡揚華嚴宗旨，德宗感動的說：「以妙法清涼朕心。」因此賜號「清涼國師」。澄觀曾立十誓以勉勵自己，世人稱為「清涼十願」：
一、體不捐沙門之表。二、心不違如來之制。
三、坐不背法界之性。四、性不染無礙之境。
五、足不履僧寺之塵。六、脅不觸居士之榻。
七、目不視非儀之彩。八、手不釋圓明之珠。
九、舌不味過午之齋。十、宿不離衣缽之側。
可見澄觀自律的嚴謹。順宗即位，亦禮之為國師，朝野皆景慕他的高風懿德。憲宗元和五年(八一○)，澄觀回答憲宗所問，闡述華嚴法界之義，深得聖意，於是獲憲宗再加封「僧統清涼國師」之號，並擔任國師統。
澄觀被文宗視為祖聖而崇仰，開成四年(八三九)圓寂時，文宗特地為他罷朝三日，以表哀弔，葬在終南山的石室，春秋一百零二，相國裴休為之撰述碑文。澄觀國師身歷九朝，先後為七帝講經，弟子有宗密、僧叡、法印、寂光等人，其他得法的共有一百多人。著作頗多，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隨疏演義鈔》九十卷、《華嚴經綱要》三卷、《五蘊觀》、《三聖圓融觀門》等三十多種傳世。
◆水懺高僧悟達國師
悟達國師，唐代眉州(今四川)洪雅人。法名知玄，字後覺。十一歲隨法泰法師出家，研習《涅槃經》。兩年後在四川大慈寺受丞相之請，升堂說法，當時緇素人眾日計萬餘，都傾心專注聽法，讚歎不已，尊稱他為「陳菩薩」。知玄在淨眾寺從辯貞律師受具足戒，復隨安國寺信法師學唯識，又研習外典，博通經籍百家之說。
武宗仰慕道家的羽化成仙，嘗於麟德殿獨詔知玄與道士抗論。知玄直言不諱，語鋒才辯，幾至獲罪。最後，武宗雖然不接納知玄的忠諫，但是仍然嘉歎知玄的識見非凡。
宣宗時，曾詔知玄於大內講經，賜紫袈裟，署為三教首座，並以舊邸建法乾寺，禮請知玄住於該寺的玉虛亭。又宣宗允許天下廢寺重建，大興梵剎，知玄出力甚鉅。
大中八年，知玄上章乞歸故山，大行利濟，受益者不計其數。士大夫多喜與師遊，其中，詩人李商隱久慕知玄的道學，以弟子禮事玄，與玄往來最久。
在知玄還是雲水僧時，曾於京師叢林遇到一位身患惡疾的異僧，無人理睬，於是耐心的為他擦洗敷藥，照顧他的疾病。病僧癒後，感激知玄的德風道義，臨別時，對知玄說：「將來如果有什麼災難，你可以到西蜀彭州九隴山間兩棵松樹下找我。」
日後，知玄居安國寺，道德昭著。唐咸通十二年(八七一)，懿宗親臨法席，尊稱他為國師，並欽賜沈香法座，備極禮遇，知玄亦自覺尊榮。一日，悟達國師的膝上忽然長了個人面瘡，眉、目、口、齒，樣樣齊全，每次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食，與常人無異。
國師遍攬群醫，都無法醫治，正在束手無策時，忽然憶起昔日病僧臨別時所說的話，獨自前往西蜀，來到九隴山。悟達國師道明來意，異僧說：「不用擔心，我這兒山巖下有清泉，明天用這清泉洗濯一下，就可以去除你的病苦。」
第二天黎明時分，一位童子即帶著悟達國師到巖下溪旁。悟達國師正要捧起溪水洗滌瘡口時，人面瘡竟然大聲喊道：「不可洗啊！你是博通古今的人，不知可曾讀過西漢史書上載袁盎殺晁錯於東市的事？你就是袁盎來轉世，而我就是當年被你屈斬的晁錯。累世以來都在尋找機會報仇，可是你卻十世以來都身為高僧，持戒嚴謹，故苦無機會可以下手。直到現在，你受到皇帝的恩寵，生起名利之心，有失戒德，因此我才有機會化為人面瘡加害於你。現在蒙迦諾迦尊者慈悲，以三昧法水洗我累世罪業，從今以後，不再與你冤冤相纏。」
悟達國師聽了，不覺汗如雨下，連忙掬水洗滌，突然一陣徹髓劇痛，悶絕過去，醒來時，膝上人面瘡已經不見了，想要禮敬聖僧，也杳然無蹤，不知去向。
悟達國師深知蒙聖者慈恩，使多生宿冤免除，誓願說法度眾，來報答聖恩。因此作成懺文三卷，早晚恭誦，畢生精修。臨命終時，預知時至。後來這部懺文因取尊者用三昧法水清洗人面瘡，解除累世冤業，所以命名為《慈悲三昧水懺》，流傳至今。
◆相國裴休的禪門緣
相國裴休，字公美，唐代河內(河南濟源)人。進士出身，後來做到宰相，對佛教信仰相當虔誠，與禪宗有深厚因緣。裴休在禪宗史上，與當代的龐蘊、白樂天、李翱、陸亙大夫等居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與溈山靈祐同門，精通《華嚴》教旨與禪宗心要，由於撰寫〈傳心法要序〉，與黃檗希運也有殊勝的因緣。
長慶年間，裴休中進士，到大安寺行香禮佛，觀賞寺內廊壁畫作，便詢問寺僧說：「是何圖相？」
寺僧回答：「是高僧的真儀。」
裴休反詰：「真儀我是看到了，可是高僧何在？」寺僧無言以對。
裴休再問：「這裡可有禪人？」
寺僧於是請來掛單寺中的黃檗希運禪師。裴休問黃檗希運禪師說：「我有一個問題，可否請禪師開示一語？」黃檗應允。
裴休於是重述前言，禪師厲聲道：「裴休！」裴休應諾。禪師疾聲逼問：「在何處？」裴休當下心領神會，如獲髻珠。於是延請禪師入府，執弟子禮，為後世留下一段佳話。
裴休和黃檗禪師的這段奇遇，從他詰難的語鋒可以看出他對佛法的深刻造詣。他自幼在家庭中接受佛法的薰陶，雖處政治，但仍篤信佛教。傳說，裴休曾遇到一位天竺異僧，授予他一首偈頌：「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豈離紅塵？」也許裴休有出家之意，異僧知道，更知他未來將作宣宗的宰相，能制止武宗排佛的浩劫。
當宣宗還是太子的時候，正值兵荒馬亂，避難在香嚴和尚會下做小沙彌，後到鹽官會中作書記。後來，小沙彌當上皇帝，就是唐宣宗，禮聘同門師兄裴休入朝為相。
裴休當上宰相後，操守嚴正，著述佛教經典序文頗豐，被宣宗稱譽為「真儒者」。他善於文章，楷書造詣尤其受人推崇。在武宗時，佛教遭逢大難，裴休雖身為重臣，卻能功祿盡拋，以一片赤誠，挺身衛護聖教，使佛教在短短幾年內復興。裴休不僅以文筆來莊嚴經藏，並立下宏誓：願生生世世為國王翼護佛教。雖身居高位，卻兩次禮請黃檗禪師於鍾陵(會昌二年，八四二)、宛陵(大中二年，八四八)，日夜問法，精勤不休，筆記其言，成《鍾陵錄》、《宛陵錄》各一卷，刊於唐大中十一年，名為《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又撰〈傳心偈〉一章。裴休曾為〈傳心偈〉作序：「予於宛陵、鍾陵，皆得親黃檗希運禪師，盡入心要，乃作偈爾。」
唐代天真和尚也為〈傳心偈〉撰跋：「嘗聞河東大士親見高安導師，傳心要於當年，著偈章而示後，頓開聾瞽，煥若丹青。予惜其遺，綴於本錄云爾。」
裴休宿信佛教，曾隨圭峰宗密禪師學習華嚴，因此，凡圭峰有所著述，都邀請他撰序，如〈圓覺經序〉、〈華嚴經法界序〉、〈禪源諸詮集都序〉等，皆可看出裴休優遊於藏經的文字般若。
裴休的兒子裴文德年紀輕輕就中了狀元，皇帝封他為翰林，但裴休不希望兒子少年得志，於是親自送他入佛門出家，並作了「警策箴」，字字句句勸勉其子精勤向道，莫荒廢大好時日。其文摘錄如下：
含悲送子入空門，朝夕應當種善根。
身眼莫隨財色染，道心須向歲寒存。
看經念佛依師教，苦志明心報四恩。
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間天上猶稱尊。
又偈：
江南江北鷓鴣啼，送子忙忙出虎溪，
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得個轉身時。
這位年少的翰林學士，經不起寺院的苦行生活，但父命難違，只有強忍。有一天，將滿腹牢騷以一偈道出：「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寺裡的住持無德禪師聽了，微笑隨口說道：「老僧一炷香，能消萬劫糧。」裴文德從此收攝身心，苦勞作役。
裴休中年以後，斷絕肉食，摒棄諸欲，焚香誦經，世稱「河東大士」。他一生的作為，在中國佛教史上，堪受「宰相沙門」的美稱。
裴休有一段名言，常被後人所引用，「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狖之悲，修羅方瞋，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為能耳。」特別彰顯了佛法的人道精神。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師，也引用他的話，說：「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為磁基，人道以佛法為究竟。……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是為人間佛教的又一驗證。
◆宰相居士張商英
張商英，北宋蜀州(四川崇慶)新津人。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從小就銳氣倜儻，日誦萬言。最初任職通州主簿的時候，一天，進入寺中看到大藏經的卷冊齊整，生氣的說：「吾孔聖之書，乃不及此！」欲著無佛論，後來讀《維摩經》，看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深有所感，於是歸信佛法。神宗時，受到王安石的推舉，入朝做官。大觀年間，擔任尚書右僕射。不久因事而被降調至邊遠地區，其間曾到五台山禮拜文殊菩薩像，有所感應，於是塑文殊像供奉在山寺，並撰寫發願文。不久，遇到大旱災而入山祈雨，三次都很靈驗，因此聞名於朝中。又還僧寺田三百頃，表達崇佛的赤誠。及任職江西運使的時候，禮謁東林寺常總禪師，得到禪師的印可；接著又到兜率寺的從悅禪師處參學，在該寺後擬瀑軒題詩中有「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縵朝天」，意思是譏諷從悅禪師不肯定東林禪師。
從悅禪師對商英說：「東林既然印可運使，運使對於佛陀的言教有疑惑嗎？」
商英說：「有！」
從悅禪師進一步問：「所疑為何？」
商英答：「我疑香嚴獨頌，還有德山托缽話。」
從悅禪師：「既有此疑，安得無他？」接著又說：「只如巖頭所言，末後一句是有呢？是無呢？」
商英說：「有！」
從悅禪師聽到這話，大笑而回。他的笑讓商英渾身不自在，一夜睡不安穩。到了五更下床時，不慎打翻尿桶，忽然大悟，因而作頌：
鼓寂鐘沈托缽回，巖頭一拶語如雷，
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
隨後，到方丈室叩門道：「開門！某已經捉到賊了！」
從悅禪師在房內說：「賊在何處？」商英被他這問話愣住了，瞠目結舌。
從悅禪師又說：「運使你去吧！來日有緣再見。」
次日，商英把他前夜偈頌呈給從悅禪師過目，禪師對他說：「參禪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塞諸正路，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識，墮入區宇。」
從此，商英景仰從悅禪師，待以師禮。
紹聖初年，受召任職左司諫，後因上書評論司馬光、呂公著而被降職。大觀四年(一一一○)六月，久旱不雨，商英受命祈雨，果然應驗，徽宗大喜，欽賜「商霖」二字。
徽宗崇寧初年，商英彈劾蔡京，說他雖貴為輔相，卻只知處處迎和君王。大觀四年，商英代理蔡京為相，大事改革弊端，勸徽宗節儉，勿大興土木，令徽宗不悅。後來商英反受蔡京讒言之害，被貶到河南。宣和四年(一一二二)逝世，世壽七十九，諡號「文忠」，著有《護法論》一卷。摘錄要義如下：
「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
「傅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為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為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
「余謂群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
「儒者言性，而佛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喧嘩，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佛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
商英所撰寫的《護法論》，廣破歐陽修排佛的言論，駁斥韓愈、程伊川等人對佛教的觀點，並對照釋、道、儒三教的優缺點，認為儒教所治為皮膚的疾病，道教所治為血脈的疾病，而佛教則能直指根本，治骨髓的疾病，申明佛教的至理。他的好友無礙居士在該論的序中說：「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為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為聖人之徒，聾瞽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
張商英學佛以後，最大的貢獻就是著作這篇《護法論》，嘉惠了當世及後代的佛子。
◆慧遠大師與桓玄
東晉後期高居廬山三十年的慧遠大師，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以不出虎溪為界，贏得後世讚揚。尤其在東林寺結白蓮社，建齋立誓，倡導念佛，開創淨土法門，成為我國淨土宗始祖。
廬山地屬江州潯陽，約今江西南昌地方，是江南軍事要地之一。慧遠在廬山時，江州的刺史桓伊，為慧遠建立寺院，取名東林寺，該寺四面環山，南對香爐峰，門前臨虎溪，所處盡林壑之美。從此慧遠在廬山傳教、修行和從事著作，廬山形成中國南方的一個佛教重鎮。
慧遠雖然高居山林，但不拒絕塵世，他關心社會，以佛法度化接引大眾。桓伊去世後，由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任江州刺史。他雖篤信天師道，但也與慧遠有交往，曾與西陽太守任固之贊助僧伽提婆在廬山為慧遠翻譯《阿毘曇心論》。相繼擔任江州刺史的桓玄、桓偉、劉敬宣、何無忌等人，都與慧遠有深交。
由於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因此受到文人學士的歡迎。荊州刺使殷仲堪好讀《老子》，信仰天師道，在赴荊州途中，曾登廬山拜會慧遠，與慧遠談論《易經》的奧理，讚歎慧遠見識的深遠與明察，實在很難有人能與之比擬。名士謝靈運一向恃才傲物，但見了慧遠，也肅然起敬，由衷讚佩。
桓玄是桓溫之子，桓溫曾禮敬竺法汰，桓玄對佛教也有了解，但他是繼庾冰之後，再度提出沙門應當禮敬王者理論的人。
隆安二年(三九八)，桓玄曾與王恭、殷仲堪等人起兵討伐會稽王，王恭被殺，桓玄失敗西奔。東晉安帝從江陵回京師建康之際，何無忌曾勸慧遠在安帝途經廬山時，下山覲見皇帝，但慧遠藉口生病而婉拒。安帝不但不見怪，還特地派遣使節上山慰問慧遠。慧遠感動而修書答謝，安帝復答函致意。可見慧遠在朝廷身份地位的崇高。
桓玄後來被朝廷任命為江州刺史。次年，奉命征討殷仲堪，奪取荊州。桓玄在途經廬山時，派人邀請慧遠在虎溪相見，但慧遠以生病為由，不能赴會，桓玄便準備親自入山。當時左右告訴桓玄，早年殷仲堪曾上廬山禮敬慧遠，勸他不必向慧遠致敬。桓玄回答：「那有這種道理？仲堪本就是死人一個呀！」等到桓玄見到慧遠，不由自主地向他禮敬。桓玄向慧遠質問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怎麼可以剃去鬚髮呢？」慧遠答道：「立身行道。」因為《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所以慧遠也引《孝經》來回應桓玄，說明佛教的沙門出家修行，並沒有違背孝道。桓玄因此稱善慧遠，不敢再問難，便把話題轉到出兵征討殷仲堪的事，慧遠卻置而不答。一陣沈默之後，桓玄請教慧遠有何心願，慧遠坦然答說：「願施主平安，殷仲堪無事！」慧遠的機智圓融，終於博得桓玄的尊敬。下山後，桓玄對左右說：「慧遠大師實在是我今生所見最偉大的人！」
隆安四年，桓玄上表求領荊、江二州，安帝任命他為都督七州軍事，後來又兼任江州刺史，位高權重。此時，他以「震主之威」，苦苦相勸慧遠出山還俗從政，說「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慧遠寫了〈答桓南郡書〉，回絕說：「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
後來桓玄舉兵攻入建康，專斷朝政，下令沙汰僧眾，除「能講經說法者；嚴持戒律，習修禪定者；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外，其餘都勒令還俗。又命令地方官設籍登記僧尼，嚴加管制，但是桓玄特別關照僚屬說：「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
慧遠以〈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表達他對於桓玄整頓佛門，寄予厚望，並提出具體建議，認為「如法修持禪定者；能讀經學法者；修建寺塔、造佛像、供奉舍利者」，不應列為沙汰的對象；對於有真心想出家的士族子弟，應允許其自由出家。
桓玄完全採納了慧遠的意見，慧遠也制定僧尼規矩，整頓佛教，獲得桓玄的護持，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東晉成帝(三二六－三四二)在位時，因為年幼，由庾冰輔政，主張沙門必須遵照中國傳統的禮節，對王者行跪拜禮，但是庾冰的主張遭到當時尚書何充等人的反對，而未能實行。幾十年之後，桓玄再次提出沙門敬王的問題。
桓玄因為一心想篡位稱帝，所以提倡沙門也應該向君王禮敬，以樹立自己的權威。他強調沙門的一切生活所需都仰賴王者，受德於王，豈能「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桓玄下書給「八座」(東晉時稱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部尚書、尚書左、右樸射、尚書令為八座)，限他們在八日內確定此事。不久又致書慧遠，表示沙門不跪拜王者，於情於理都不通的看法，同時附上〈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請他發表意見。
慧遠寫了〈答桓太尉書〉，明確表示在家信徒忠君孝親，禮敬王侯，遵守禮法，完全符合王制，但沙門出家修道，是方外之士，所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他們是以度己度人為目的，所以若強迫脫離世俗的出家人行世俗的跪拜禮，顯然是不合適的。出家人雖非王侯，卻可協助王者治世救人。桓玄覺得慧遠的話有道理，認為佛教可輔助教化，因此，元興二年(四○三)，桓玄篡位稱帝，特下詔書，允許沙門不必禮拜王者。次年，桓玄被劉裕打敗，被殺身亡。慧遠更進一步發揮沙門不敬王者的理論，認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所以，慧遠的主張對中國佛教的禮制和政治原則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謝靈運與白蓮社
劉宋著名的文學家謝靈運，陽夏(河南太康)人。繼襲祖父謝玄「康樂公」爵位，世人稱他為「謝康樂」。少好學，博覽群書，擅長書畫詩文，文章之美，與顏延之齊名，時稱江左第一人。歷任太尉參軍、永嘉太守、侍中、臨川內史等。靈運自視甚高，恃才傲物，直言批判，因此時常招來別人妒忌而不自知。後以權貴挾恨陷害，被徙廣州。有誣其謀反者，文帝亦忌其才名，遂於元嘉十年(四三三)十一月，藉端誅殺，時年四十九歲。臨刑時，留言將其美鬚施與南海祇洹寺作為維摩詰菩薩像鬚，並作有臨終詩一首：「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陵霜柏，網網衝風菌，邂逅竟無時，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靈運自比己身如東漢龔勝、李業、晉朝嵇紹、霍原等賢士見棄於君王，為世所不容，慘遭殺戮極刑。冀望能乘願再來，以冤親平等的佛心對待怨敵。在謝靈運不足五十的短暫一生，佛法給予他心靈安頓的皈依處。
謝靈運一生和佛教因緣深厚殊勝，他於東晉義熙年間，曾到廬山參禮慧遠大師，肅然心服，誓願跟隨慧遠大師，並在道場前挖掘蓮花池，池內種植白色蓮花，並和志同道合者結社共修淨土之業，定名為白蓮社，靈運遂作「淨土詠」以資紀念。詠云：「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菁英，頹年安可寄，乘化必晨征。」當時，靈運曾經要求永久入社，但慧遠大師以為謝靈運的心思雜亂而未允許他入社，因此在謝靈運為慧遠大師作的誄中，曾說：「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
少帝景平元年秋(四二三)，靈運養病於東山，聽說沙門曇隆於上虞徐山，於是經常往來參訪，相互鑽研佛教義理，同遊嶀嵊，寄情於靈山秀水，達二年之久。曾經隨從龍光寺竺道生遊，對道生所主張的頓悟義理非常佩服，著有《辯宗論》，闡釋道生頓悟成佛的義理。謝靈運篤好佛理，對方言音律多所通解，得知烏衣寺的慧叡法師精通梵語，便前往向他請益，因而對經文中諸多梵語的讀音意義多能融會貫通，著有《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對於當時譯經、讀經俾益匪淺。當時正值《大涅槃經》傳至建業，由於品數疏簡，文義艱深，令初學者不易深入，他就與慧嚴、慧觀等人重新編定，而成三十六卷的《南本涅槃經》，為「一闡提亦可成佛」的思想提出經證，一時掀起涅槃的研究熱潮，迄今流行不輟。因此，涅槃之學、頓悟之說得以弘布於當時，謝靈運功不可沒。另撰有《金剛般若經注》、《涅槃經疏》等。
謝靈運常說，六經的根本在於濟俗，若想求得性靈真要，則需以佛理為指南。由此可以看出謝靈運對佛法的體會極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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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述慧遠大師在政治上的教化功績。
二、試述佛教對謝靈運一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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