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5 - Buddhist History 《佛教叢書5－教史》
Section 2 China - Chapter 12: Summary of Buddhism on the Frontier 第二篇 中國篇 第十二章 邊疆佛教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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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篇 第十二章 邊疆佛教的概況◆藏傳佛教
印度佛教從西元前五、六世紀，發展到西元一世紀前後，興起了大乘佛教；到了七世紀左右到十三世紀初，印度的佛教逐漸發展成以密教為其主流。相反的，傳入中國、朝鮮、日本的所謂「三國佛教」，則屬於八世紀以前的印度佛教。西元一世紀到八世紀左右，印度佛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國的階段暫告一段落。這個階段的中國佛教，大致是以玄奘與義淨兩位求法高僧齎回的梵文經典為基礎，從事譯經工作，發展成別具特色的中國佛教。印度佛教傳到西藏本土時，則是直接由印度德學兼優的阿闍梨與西藏學問僧傳入的，因而盛行於西藏地區。該區位於亞洲大陸中部崑崙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之間，地勢高峻，氣候嚴寒，形成與內地完全不同的人文風俗，所以佛教史學家稱這一系統的佛教為藏傳佛教，或西藏佛教。
在佛教未傳到西藏以前，當地居民信奉一種土著原始宗教，稱作「苯教」(Bon)。苯教，又稱苯波教，俗稱黑教，是植根於西藏原始社會時期的一種巫教。此教崇拜萬物有靈，以動物為犧牲來祈福消災，占卜吉凶，驅鬼辟邪。佛教傳入之後，千餘年來對藏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人生哲學、價值觀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佛教的慈悲、布施、業報等教義，深入人心；大乘佛教的利他主義與解脫思想，成為藏族追求的終極目標。
又因西藏佛教特別注重師資相承，通常由出家眾中的大德行者直接祕密傳授佛教要義，所以稱之為密教。這位教授師的智德往往在眾人之上，所以稱為上人，西藏語叫作喇嘛(bla-ma)。喇嘛特別受到西藏人的尊崇，所以一般又稱西藏佛教為喇嘛教，只是藏族並不自稱為喇嘛教，而稱「桑格耶基確斯」(梵Sans-rgyas-kyi-chos
)，意指佛陀的啟示，或佛陀的宗教。
現在就根據藏傳佛教的歷史，以朗達磨法難為界，分為前後二個時期來介紹：
一、前弘期(六四○－八四○)
(一)松贊干布
據西藏佛教史的記載，大多認為佛教是在松贊干布(藏Sron-btsan-sgam-po)時傳入西藏的。藏王松贊干布(即棄宗弄贊)先娶了尼泊爾波利庫姬公主為妻，公主自尼國攜來阿▓閦佛像、彌勒菩薩像、度母像等，後來又與唐朝文成公主和親聯婚，更給西藏佛教帶來新契機。
文成公主到西藏時，除了攜帶中國的四書五經外，還帶了數百位的文士技工，和無著菩薩的《瑜伽師地論》、大批的高僧經像。藏王因此大受感化，建造大昭寺、小昭寺供養兩位公主分別自印度、中國傳來的佛像、經典、法物，成為西藏佛教的濫觴。
又當時的宰相端美三菩提(藏Thon-mi-sambhota)奉藏王之命，率領十六名藏族青年前往印度學佛學及聲韻學等，為創造藏文作準備。當他學成歸藏時，仿效印度梵文，融和了西藏語，創造藏文字母；並運用新創的藏文，翻譯帶回的大乘佛經，這是西藏譯經的嚆矢。
於是，西藏佛教在松贊干布時期，進入播種的階段。松贊干布也依佛說的十善戒制定法律，又規定十六條人道倫理法軌，第一條是「敬信三寶」，但因苯教是當時西藏的傳統民間信仰，對於剛傳入的佛教難免排斥，因此在當時西藏佛教的流布還有許多阻力，所以佛教在松贊干布時期只是起步階段而已，並沒有很大的發展。
(二)赤松德贊
松贊干布之後的兩代，贊普芒松芒贊(藏Mang-srong-mang-btsan)及都松芒波結(藏Vdus-srong-mang-po-rje)在位時，貴族噶氏家族當權，王朝則致力於對外武力的擴張。都松芒波結死後，其子赤德祖贊(藏Khri-ide-gts-ug-btsan)開始致力於佛教的發展。唐朝金城公主與赤德祖贊聯姻，公主攜帶佛經入藏，贊普派遣出家人至印度學習梵語，聘請中印度高僧來藏弘法，將佛教帶入西藏，她的功勞不可忽視。她並且將雜技百工、音樂及《毛詩》、《左傳》、《禮記》等儒家典籍傳入西藏，這對漢藏經濟、醫術、文化交流有極大貢獻。所以後人曾作詩「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來讚頌公主對漢藏文化的影響。
此時佛教得到不少的發展，漢族的僧侶也在王朝中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赤德祖贊死後，原來信奉苯教的貴族便準備全面徹底推翻佛教，年幼的新贊普赤松德贊(藏Khri-sronlde-btsan)登基時，便發布了「禁佛」敕令，展開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運動。可以說，西藏佛教在經歷了苯教的反對和破壞後，呈現困頓的局面。
直到八世紀中葉，赤松德贊成年後，知道先王曾致力佛法的弘揚，於是開始建立制度，力圖護持佛教。赤松德贊二度派人迎請印度那爛陀寺長老寂護大師到西藏弘揚佛法。寂護大師在第二次入西藏時，邀請鄔仗那(位於現今巴基斯坦境內)著名的密教行者蓮華生大士一同入藏。寂護專攻中觀，帶去許多中觀派論著，而蓮華生乃印度密教大師，極力宣揚瑜伽祕密法門，翻譯經咒，編成了藏傳佛教的藏經「甘珠爾」。此外，他更運用神通力摧邪顯正，創建三耶寺，並有「七覺士」(七名藏族僧侶)歸投在他座下出家，首開藏人出家為僧的先例。大士因為將苯教的自然神列為佛教的保護神，融和了原始苯教到密教體系中，開創密教而呈現顯密並行的局面，為西藏佛教注入一股生命力。
赤松德贊又在西元七九一年正式宣布佛教為西藏國教，禁止苯教流傳。這些大規模的改變，大多得力於蓮華生大士之功，所以後來寧瑪派尊蓮華生大士為祖師。
(三)赤祖德贊
赤松德贊之後，牟尼贊普和赤德松贊二人繼續弘揚佛教，到了赤祖德贊(藏Khri-ralpa-can,八一五－八三六在位)時，是前弘期佛教的顛峰期，被譽為西藏佛教的黃金時代。而赤祖德贊與赤松德贊、松贊干布三位，成為西藏佛教的護法大王。
赤祖德贊在位期間，譯經事業一直持續，成立了最古老的譯經目錄〈丹噶目錄〉，幾乎收錄全部大小乘主要經論。這段時期，為使僧侶安心辦道，乃設立了「七戶養僧」制度，就是每七戶供養一位僧侶，又讓僧侶參政，下令凡是毀謗三寶者，則需處以重刑。
正因如此，隱伏了赤祖德贊的危機，促使信奉苯教的貴族在西元八三六年發動政變，刺殺赤祖德贊，擁立其兄朗達磨(八三八－八四二在位)為王。
(四)朗達磨法難
朗達磨在位期間，展開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封閉佛寺，塗抹壁畫，焚燒經典，迫害僧侶。這次滅佛行動給西藏佛教帶來嚴重的打擊，史稱「朗達磨法難」。這一時期，是西藏佛教史中的「黑暗時代」，也結束了西藏佛教的前弘期。
二、後弘期(九七八－)
西元九七八年，佛教重新傳入西藏，進入了復興西藏佛教的後弘期。此時，佛教經由兩個途徑傳入西藏，就是阿里、多康。一般稱從阿里傳入的佛法作「上路弘法」，把從多康傳入的佛法稱為「下路弘法」。
(一)阿底峽尊者復興藏密
阿底峽尊者是西藏佛教迦當派的開祖，出身孟加拉王室，長大後到過印度那爛陀求師訪道。十一世紀初期，阿底峽應藏王的邀請到西藏，當時西藏的佛教徒大多修習邪法，不重德行，他為了恢復真正的佛教，乃著書立說，傳徒授法，振興戒律，創立迦當派，並從事經典翻譯與著述，形成西藏佛教復興的空前盛況。因此他對佛教密宗教理和修持的系統化、規範化，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也對西藏佛教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此以後，西藏佛教步入了百花齊放的「後弘期」。
(二)教派時期
自十一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初，西藏佛教產生了許多流派，這些教派間的宗教教義、儀式各有不同，各教派的顯密經典漸趨完備，各派主張的修持方法也自成體系，形成了後弘期佛教的特色。
1.寧瑪派(古派或舊派之意)寧瑪派是藏傳佛教各派中歷史最久遠的一派，尊蓮華生大士為祖師，重密輕顯，因此以傳承及弘揚密法為主。本派的僧侶多從事生產，可以娶妻生子，以無上瑜伽為究竟，行持從俗，不尚律儀。由於本派僧侶習慣戴紅帽，所以俗稱「紅教」。
2.薩迦派薩迦，藏語是「灰土」的意思。因薩迦寺是座落在灰白色岩石山坡上的一座城堡建築，才以顏色命名該寺及其教派，因此稱為薩迦派。本派以瑜伽行中觀派的見解為主流，傾向於顯教教學，盛行研究唯識、中觀。該派五祖八思巴曾被元世祖敕封為國師，使密教成為元朝國教。又因薩迦寺的圍牆上塗有象徵文殊、觀音、金剛手等菩薩的紅、白、黑三種顏色的花紋，所以俗稱「花教」。
3.迦當派(教誡派)由阿底峽尊者的弟子仲敦巴創立的教派，是後弘期各派中最早出現的派別。本派認為顯教和密教是相通的，但密教更有特殊的功用。
4.噶舉派(迦當派的支派)噶舉，是口傳之意。因本派師徒教學法注重口授傳承。本派主張顯密兼修，特別注重密法的修鍊與實踐。其修身法，包括無上瑜伽密的「雙身修法」。相傳始祖馬爾巴、密勒日巴在修法時沿用印度僧侶的習俗，身穿白色僧衣，所以俗稱本派為「白教」。此派發展奇特，從居士教的馬爾巴到戒律精嚴的、苦行修行的密勒尊者，而後則因出家比丘剛波巴的著書立說，成為以出家僧伽為主流的淨化教派。
5.格魯派十五世紀初，宗喀巴以「迦當派」的教義為基礎而創立的教派，本派雖是最晚興起的，但卻是勢力最大的派別。格魯，是善律之意。因為本派倡導嚴守戒律，並嚴格劃分教義階段，不能越級，所以本派以教義完備著稱於世。本派僧侶穿戴黃色衣帽，故俗稱「黃教」。
(三)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是十四、十五世紀西藏佛教的改革者，博學而持律嚴謹，因目睹西藏佛教出現種種頹廢的現象，於是決心振興佛法，力挽頹風。他從薩迦派的仁達瓦學中觀，採用阿底峽的佛學理念，確立了綜合大乘、小乘、金剛乘的三士教教義來進行改革，要求僧侶嚴守戒律，獨身不娶，並強化寺院組織和管理制度。這些措施獲得支持而成效卓著，因此奠定了格魯派的基礎，逐漸傳播而成為後世達賴、班禪喇嘛的源流。
宗喀巴的教化披靡全藏，徒眾日盛，不數年間，盡奪紅教喇嘛說法之席。他的聲譽遠揚，成為西藏的學術泰斗。藏傳佛教因他的改革，使格魯派成為正統教派，傳承至今。
三、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
(一)活佛轉世制度
西藏佛教認為修行有成就的喇嘛，他的神識不會隨著肉體的死亡而迷失，相反地，神識能夠清楚地通過另一個肉體而獲得新生。活佛生前能預卜自己的神識在那一個方向轉世，並暗示下一代活佛的人選。尋訪者按照活佛指定的方位，便可找到符合條件的嬰兒，叫作「靈童」，經過佛前占卜對靈童加以確認後，他便在寺院中繼承原來活佛的宗教地位。這就是活佛轉世制度。
在宗喀巴時，黃派並無活佛轉世的制度，這一制度開始於噶舉派的噶瑪巴希。因為他幼年出家研習堆松欽巴創立的白教教義，造詣很深，信眾推崇他為堆松欽巴的轉世繼承人，噶瑪巴希於是成為藏傳佛教的第一個活佛，也是活佛轉世制度的濫觴。
在宗喀巴的再傳弟子根敦嘉穆錯去世後，找到了年僅三歲的索南嘉慕錯作為轉世靈童，成為格魯派活佛。此後，格魯派將這個制度進一步普遍化。格魯派有極其嚴格的戒律，禁止僧侶娶妻生子，因此大小活佛全靠活佛轉世找到寺院繼承人，這一制度長期以來成為藏族全民的信仰，也廣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
活佛轉世的範圍，僅限於藏族聚集區或蒙古等地區。黃教所轄的寺院都效法沿襲，因此出現了成千上萬的轉世活佛，其中最主要的系統是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系統。
(二)達賴喇嘛
達賴(dalai)，是蒙古語，大海之意；喇嘛(lama)，為西藏語bla-ma的音譯，上人之意。總和起來「達賴喇嘛」的尊號，就是統治西藏的法王之意。
這一稱號源自於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慕錯，前二世根敦珠巴、根敦嘉慕錯都是後來追認的，成為一世、二世達賴喇嘛。明萬曆六年(一五七八)，索南嘉慕錯應邀到青海，會見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領俺答汗，弘傳密法有功，俺答汗贈予「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尊號，此後就成為達賴喇嘛全體系譜的稱號。
西藏佛教在佛、法、僧三寶中，最尊崇喇嘛僧，所以主張在精神、物質方面供養喇嘛僧就可以成佛。達賴喇嘛自第一世以來，就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更受到全藏士庶的無上尊崇。自第五代達賴喇嘛從蒙古接受西藏全土政權後，歷代達賴喇嘛遂成為掌握政治、宗教的最高權力者。
彙集歷世喇嘛所著的各類著作，稱為《喇嘛歷世全書》。其中，第五世達賴所著的論叢，廣攝顯密二教的文獻以外，並涵括西藏歷史、經錄等部分，是全書中最重要的著作。
(三)班禪喇嘛
班禪，西藏語Pan-chen的音譯，意思是大博學者、大智慧者。
以班禪喇嘛作為歷代轉世活佛的稱號，是從第四世班禪羅桑卻古堅贊開始(前三世都是後來追認的)。清世祖順治二年(一六四五)，統治衛藏的蒙古語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率軍進藏，尊羅桑卻古堅贊為「班禪博克多」(博克多是蒙語，乃對睿智英明之人的尊稱)，並敕令他主持札倫布寺，劃分後藏地區歸他管轄，是為班禪四世。從此以後，原來西藏地區習慣上用於博學高僧的「班禪」稱號，成為相對於達賴喇嘛系統的歷代轉世活佛的專有稱號。
到了第五世班禪時，清聖祖派員入藏，封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光顯的意思)，正式確立了班禪的地位。藏人認為班禪是金剛的化身，或為阿彌陀佛化身。歷代班禪大多住於後藏日喀則的札倫布寺，在政治上，擁有地方政權。
(四)達賴與班禪的關係
自宗喀巴創立格魯派，從他的兩大弟子根敦珠巴與凱珠開始，各自形成兩大活佛轉世系統－－達賴與班禪，代代相傳，他們同為格魯派教主。在清王朝的大力支持下，成為西藏佛教的正統派和西藏地方執政的教派，並在蒙古地區廣為傳播。
班禪與達賴的關係並非全然友好，如第九世班禪羅桑卻京曾久居我國內地，直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丹嘉慕錯噩耗傳出，才返回西藏，卻不幸歿於返藏的途中。一九四四年，第十世班禪宮保慈丹被迎到後藏，力主改革佛教。中共進入西藏後，全藏成為中共地方政權之一，十四世達賴喇嘛於是流亡到印度，而班禪喇嘛則採取容共的態度，顯示西藏佛教的發展與生存有著立場不同的微妙關係。
四、藏傳佛教的發展與影響
(一)發展與現況
西藏佛教歷經後弘期的發展後，形成以格魯派為主的「達賴與班禪」體系，來主導西藏佛教界。但自從西藏成為中共地方政權之一後，許多寺院都遭到嚴重破壞，迫使一些喇嘛離開西藏，越過喜馬拉雅山，流亡海外。
不過也由於這樣的因緣，使喇嘛們得以將藏傳佛教傳到西藏之外的世界各地去，受到世界各國人士的喜愛及推崇。尤其十四世達賴喇嘛能適時把握機緣，大力向全世界宣揚佛法，同時還全力推動世界和平運動，使他在一九八九年十月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不但是西藏人的光榮，也是全世界所有佛教徒的光榮。
此外，這些流亡在外的喇嘛，更在喜馬拉雅山麓附近地區建立「西藏人民自治區」，使離開西藏的藏胞也因此擁有一個重建家園的棲身之所。除了西藏之外，西藏佛教在青海、甘肅及蒙古各地區也都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一直盛行至今。
(二)佛教對西藏的影響與貢獻
印度佛教自第七世紀傳入西藏，經過長期與苯教衝突、融和過程的前弘期，和教派林立的後弘期，終於形成獨樹一格的西藏佛教。一千多年來，佛教對西藏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教育，乃至生活習俗等，都產生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今簡要說明如下：
1.深入民間，生活佛法化 佛教是藏族全民信仰的宗教，藏民不論出家或在家，在生活上均與佛教息息相關。傳統的西藏人，無論走路或做事，都是在念誦祈禱詞，甚至再貧窮的人家，也都安置有小小佛龕。僧侶每日都行誦經、辯經、禮佛、聽經等修持，時時不離開佛法的信仰。
轉經輪更是藏人所喜愛的禮敬法寶的方式。西藏的寺院設有轉經輪，信徒一手搖動經輪，一手持念珠誦經，這是累積功德的方法。
藏人常在山口路旁用石頭堆起「瑪尼堆」，在石堆上插有風幡和樹枝，枝頭上掛有經文紙帶，在瑪尼堆上刻有六字真言，或佛菩薩、度母的造像。藏人經過山口石堆，都要下馬表示敬意，並祈禱平安吉祥。每逢宗教節慶日，經幡蔽日，香煙繚繞，圍著瑪尼堆祈禱念經，頗為壯觀。
2.喪葬習俗佛法化 藏人長期以來受佛教影響，認為人的死亡只是軀體部分，而神識永恆存在。藏族的喪葬形式，一般常見的有塔葬、火葬、水葬、土葬及天葬等多種。其中，塔葬限於大活佛，天葬最為普遍。藏人活著的時候，行善積功德，死後便把屍體布施給禿鷹吃，並請喇嘛誦經，超渡亡靈。
3.政教合一 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政治領袖，擁有崇高的地位與權力。
4.轉世活佛制度 如上所述，活佛轉世是班禪及達賴的傳承系統，成為西藏佛教獨特的宗教制度。
5.寺院教育制度 傳統的西藏教育，就是寺院教育，所謂「捨寺院外無學校，捨宗教外無教育，捨僧侶外無教師」之說，就是對過去藏族教育狀況的高度寫照。
在西藏，一所寺院猶如一間大學，或專門學校。但寺院的經法教育制度因各派教旨、寺院規模及社會背景等的不同而有差別，比較完備的當推格魯派。按照格魯派「先顯後密」的學經程序，入寺分科有三種辦法：一、是先入顯宗學院，然後再轉入密宗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不失為顯宗學院博學的學者；二、是先入任何密宗學院，不得轉入顯宗學院；三、是專在顯宗學院學習，不再入密宗學院。顯宗屬於基本教育，由顯入密，比較自由；密宗注重修持，是一種權宜教育的捷徑，所以由密入顯，就絕無僅有了。
顯教學院的學經程序，主要是次第學習五明的五部經論：因明學、般若學、中觀論、戒律學、俱舍論。按此程序，學完大約需要十五到二十多年時間，相當於大學畢業，就可以考取不同等級的「格西」。凡是取得格西學位的，有三種出路：一、是在大寺院的「札倉」(學校)任職，或出任中小寺院的「堪布」(住持)。二、是轉入密宗學院修習密宗，繼續深造，研習密宗四續部：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灌頂受戒，研修數年期滿，就可考取密宗學位，合格者授予「昂仁巴」，相當於碩士或博士學位。三、是住寺清修，或收徒傳法。
總之，格魯派寺院經法教育的特點有三：(1)嚴格的學程，固定的教材，嚴謹的學制。(2)嚴格的考試制度和獨特的教學方法。(3)注重背誦。
6.建築藝術 西藏寺院的大小建築以山勢為基座，主要建築如佛殿都建在地勢較高之處，主殿巍峨聳立，僧舍等則沿著地勢向山腳延伸，使整個建築群富有節奏感，再配合歇山式屋頂、斗拱、琉璃磚牆、彩畫裝飾等，顯出寺院的莊嚴宏偉。殿內有真絲繡織的唐卡和幢幡，佛龕裏雕龍刻鳳，金碧輝煌，在在充滿著藝術的美感。
密宗的造像有的是猙獰憤怒，有的是青面獠牙，有的是怒目張口，凶悍可怖，有的手持骷髏，身繫人頭纓絡等不同姿態。這些造型，主要是藉著降魔的象徵，讓人產生敬畏之感，此與苯教融和的歷史有關。
總之，西藏的寺院建築是佛教與藝術的結合體，我們可以看到藏族人民的智慧、技術與藝術的高度創作和表現。
7.《西藏大藏經》的文化資產西藏佛教為藏人及世人留下最偉大的貢獻，便是《西藏大藏經》的彙編。這部藏經是根據梵文，採取逐字直譯的方式譯出，是藏文佛教經論的總集。
《西藏大藏經》是彙輯西藏譯的經典及西藏撰述的章疏等所成的藏經，分為甘珠爾與丹珠爾兩部分：甘珠爾譯為佛語部，是正藏，收有經和律；丹珠爾為論疏部，是續藏，收有論、經的注釋、讚頌，與語言、文學、歷史、醫學等資料的一般論書。在當今的印度佛學領域內，可視為研究佛學的重要資料。由於其可部分彌補大多已散逸的梵文經典，在國際佛學研究上，自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西藏人自古就以堅毅不拔、刻苦耐勞的精神在青康藏高原上繁衍不息。他們創制文字，發展藏傳佛教，在文學、藝術、歌舞、醫學、建築文化、藏曆等方面，都有豐碩的成就，使西藏在千餘年歷史中，創造出獨特的佛教文化。
◆蒙古佛教
蒙古位於亞細亞中部，北部諸山與西伯利亞為界，比鄰高麗、中國、細渾河及裏海，西以阿爾卑斯山與新疆相鄰，東抵日本海。自古以來，為突厥、韃靼、蒙古等三種遊牧民族所居之地。他們信仰薩滿教，承認宇宙間有一位主宰，叫做「騰格里」；他們也崇拜日月山河及五行，對著木製的偶像「翁剛」禮拜，相信死亡是從這一世到下一世的輪迴；人的災難都是惡鬼所降，因此請薩滿(宗教師)來祈福消災，如同巫師般透過神靈附身方式，斷言吉凶，預卜未來。當西藏的黃教傳入之後，薩滿教就逐漸被融入了。
一、元朝諸帝的信仰
佛教傳入蒙古，最遲在元憲宗蒙哥之世(一二五一－一二五九在位)，而佛教成為普遍信仰，則始於元世祖忽必烈時代。忽必烈尚未即位以前，已經皈依喇嘛上師。忽必烈即位後，模仿漢制，在京城燕京建立太廟，落成時，禮請僧侶做佛事七晝夜，並於此後每年定為永式。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忽必烈敕命八思巴等參對勘定漢、藏兩種藏經，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元成宗即位後仍信佛虔誠，因此當時大臣叫必蘭納識里代皇帝出家，而且奉敕翻譯梵文經典為蒙文，歷經數代，受賜「普圖明廣照宏辯三藏國師」。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西藏高僧法光入蒙，增訂蒙古新字，又有中國、回紇學者翻譯西藏藏經為蒙文。其後的仁宗、英宗、晉宗、明宗、文宗、順帝，歷代都崇信西藏佛教。明太祖即位，元順帝北退後，蒙古佛教一時衰落，經過一百多年，才有西藏黃教傳入蒙古，蒙古佛教於是再度復興。
二、外蒙古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內蒙古俺答汗遣使入西藏，迎請第三世達賴喇嘛巡錫蒙古，並在綏遠歸化城為三世達賴喇嘛建寺，俺答汗從此息武崇佛，禁止殺戮，這是黃教盛行內蒙的開始。而外蒙古開始佛教信仰，則是阿巴岱汗的功勞。阿巴岱汗曾經延請三世達賴喇嘛的大弟子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在喀爾喀圖拉河邊的一所寺院宣揚佛法，甚受蒙人歡迎，因此贈賜「大慈諾門汗」的尊號。到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藏Rje-btsunDam-paKhotokto)時，更加光大外蒙古的佛教。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住在蒙古庫倫的蒙古佛教的教主，也是喀爾喀蒙古地區西藏佛教格魯派的最大轉世活佛。明朝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達賴喇嘛四世派遣爵南派高僧多羅那他前往漠北傳教，被蒙古汗王尊為「哲布尊丹巴」。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多羅那他在庫倫示寂，喀爾喀土謝圖汗袞多爾吉剛生下一子，被認定是多羅那他的轉世，以後入藏學法，改宗格魯派。清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受封為呼圖克圖大喇嘛，就是哲布尊丹巴一世(一六三五－一七二三)。相傳哲布尊丹巴是彌勒的化身，起源溯自印度、西藏，認定初祖正是釋迦牟尼佛。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一七二四－一七五七)在庫倫創辦札尼特高等宗教學院，當時僧侶雲集，於是庫倫成為外蒙政教中心、蒙古喇嘛教育的聖地。從此，歷世的哲布尊丹巴都被清代諸帝厚加禮遇，每年都應請到北京接受各種榮寵賞賜。直到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情況轉變，庫倫的滿州大臣志剛廢除了從來對哲布尊丹巴的三拜九叩禮，並強要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八七○－一九二四)對辦事大臣起立相迎，以後清蒙關係惡化，清朝於是大肆破壞蒙古佛教的勢力，一直到清朝覆亡，外蒙古宣布獨立(一九一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庫倫自稱皇帝，成立大蒙古國。
一九一五年六月，外蒙古取消獨立，北京政府冊封哲布尊丹巴，政治上採取由外蒙政府自治的方式，這時候的外蒙古佛教極為興盛。到一九二四年時，八世哲布尊丹巴示寂，政府改組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不許尋覓哲布尊丹巴的轉世，廢止汗、王公、呼圖克圖、呼畢勒罕的尊稱及特權，禁止喇嘛參加政治活動，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不准出家。一九二八年，「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七屆大會更決議沒收寺產，強迫僧尼還俗，因此激起了蒙古大眾的反抗，以致到了一九三一年的第八屆大會不得不改而採取佛教溫和政策。
三、內蒙古與章嘉呼圖克圖
章嘉呼圖克圖(藏Lcan-skya)是內蒙古地區藏傳黃教的最大轉世活佛，其名稱是「章嘉地方聖者」的意思，通常他被視為文殊的化身。他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並稱為蒙古二大喇嘛。章嘉從十四世開始，就進入清代的治世，大抵來說，清代對章嘉呼圖克圖相當禮遇，不僅授與管理宗教事務的權力，並令參與內蒙行政大事，在京師更居上位，支給月廩，夏秋兩季在五台山或多倫諾爾避暑。在高宗時所設的大活佛抽籤金瓶也是委託章嘉保管。章嘉十四世本是青海人，九歲住進格倫札巴里寺，二十三歲入藏親近五世達賴，受具足戒，成為第十四世章嘉呼圖克圖。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奉敕駐錫北京法源寺。康熙四十五年，受賜「灌頂普照廣慈大國師」的尊號。五十二年，聖祖巡幸多倫諾爾，授與章嘉十四世掌管西藏以東的教權(黃教)。五十四年，章嘉十四世在多倫諾爾示寂，聖祖還親自送他的龕座到西寧。
雍正皇帝時，曾就教於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並認為禪的造詣是傳承自章嘉活佛的，讚歎他「乃真再來人，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蕃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章嘉十五世受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的尊號，隨從達賴七世研習梵典，又從班禪五世受具足戒。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高宗頒贈「管理京師寺廟喇嘛札薩克達喇嘛」之印，十六年，受封「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的尊號。五十八歲示寂。他精通滿、藏、蒙、漢等語言，著作豐富。曾與碩莊親王共同纂修《欽定同文韻統》八卷，並以此書為底本，編纂《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其他另有《楞嚴經》的編校、「丹珠爾」的蒙古翻譯、滿文藏經的整理，多被奉為蒙藏佛典的圭臬。
章嘉到了第十九世時，備受殊榮，曾受德宗敕封「札薩克達喇嘛」之號及「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之印，並駐錫北京。一九一二年以後，章嘉受到政府尊崇如故，成為民國四大喇嘛、黃教四大呼圖克圖之一。先後受封宏濟光明、召因闡化、護國淨覺輔教等大師德號。歷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蒙旗宣化使、中國佛教理事會理事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一九五二年，代表參加在日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向日本交涉請回玄奘大師的頂骨，建塔奉安在南投日月潭。一九五七年在臺北示寂。
蒙古佛教最盛時期，喇嘛約佔住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二十世紀初期)，佛教重鎮為甘丹德成寺。因為蒙古佛教是傳承自西藏，所以宗教儀式、寺院組織、活佛轉世等，大多與西藏相同。
四、蒙古佛教中心－－甘丹德成寺
至今蒙古憲法明定人民有信仰的自由，本此條文，甘丹德成寺成了蒙古佛教中心，除每天例行功課以外，也舉行其他法會。陰曆新年更有為期長達二十天的大法會，祈求來年安康如意。每年有十五天的結夏安居，在此期間，喇嘛誦經祈福，並有系統地研讀佛學典籍。
在蒙古，無論是寺僧或信徒都遵循佛教傳統，努力研究教史和文化，並致力於翻譯、編纂、刊印佛教典籍及修復歷史古蹟。甘丹德成寺一群飽學的喇嘛即專職於這些工作，成效卓著。他們不但搜集、記載和整理佛教典籍與歷史文物，同時尋求斷簡殘篇，編製目錄。甘丹德成寺圖書館藏書甚多，是世界上研究佛教歷史文化的主要機構之一，其中西藏典籍就有七萬多冊珍藏在這裡。
近年來，《法句經》與《小部經》引起世界佛教學者的廣泛注意，該寺的學僧將這兩部經典譯成蒙古文，並以藏、蒙對照，寫成序言及評註。他們也致力研究早期出版的各種蒙、藏文字典，其中具相當水準的《新蒙藏字典》亦在陸續出版中。此外，他們也從事名相及語言學上同義字的字典編彙，對於研究蒙古佛教文化傳承尤具深遠意義。歷史學者譚亭喇嘛和達磨達賴二人都著有《蒙古佛教史》，他們的著作和其他有關佛教史的書籍，均已由藏文譯成蒙古文。薩讀丹達喇嘛勘校西藏版本甘珠爾，也出版成書。甘丹德成寺為了教育青年學僧，特別設立了一所佛學院。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蒙古分會更是積極參與大會及其他各項活動，並將本身的宗旨目標著眼於全人類永久的和平。該分會已與其他三十多國分會諦結了良好友誼，經常邀訪參觀蒙古，以增進對宗教生活風貌的了解。
◆大理佛教
中國雲南省西部的大理市，於漢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九)，在此設置「葉榆縣」後，即納入中國版圖的一部份；唐宋期間白族的先民聯合彝、納西等民族在這裡建立了南詔、大理國。元初，大理是雲南行省省治所在地，歷明清至今，一直是滇西交通、文化、政治經濟的重鎮。
大理古有妙香佛國之稱，是西南地區佛教傳入較早，佛法十分興盛的地區。如詩云「葉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鳴鐘」、「伽藍殿閣三千堂，般若宮室八百處」，都是古代大理佛教興盛的寫照。
大理地區的佛教名剎，如崇聖寺三塔、感通寺、無為寺、宏聖寺一塔……等古剎，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其中，崇聖寺三塔所保存的六百餘件佛像與寫本佛經等文物，是研究雲南佛教文化的珍貴資料。此外，崇聖寺三塔及宏聖寺塔在佛教建築藝術方面，無論就美術史觀點或藝術角度而言，都深具研究價值。在繪畫藝術方面，南宋時期大理畫家張勝溫所繪製的佛教巨幅名畫「張勝溫畫卷」，長達數十公尺，內繪人物數百人，是佛教藝術史上的珍品。
因此，佛教文化在大理的歷史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一、大理社會、政治背景與佛教的關係
(一)社會背景
西元前二世紀末，漢武帝征服「西南夷」，大理地區的部分地方隸屬於益州郡管轄。東漢王朝又通過大理地區開闢滇西，建立永昌郡，漢族移民及官吏於是不斷移入大理。居民種植水稻，並有水上養殖，且能建造重檐式樓房。可見漢族文化的傳入，曾予當地文化相當影響。
西元六、七世紀左右，洱海地區有由土著居民與漢族移民融和而成的「西洱河蠻」，是今白族的先民，當時已有文字，居民文化程度較高，農業及建築水平進步，也有城市的出現。
西元八世紀初，南詔逐漸統一六詔，並征服洱海地區諸部落，在西元七三八年建立統一政權。從此，大理地區成為白族政權的中心，政治、經濟、文化乃有進一步發展。
古代佛、道、儒三教並存於大理地區，其中尤以佛教影響最深最廣，故中古時期的大理文化實可稱為佛教文化。茲舉以下三事來說明佛教對白族文化的影響：
1.文字 唐初「西洱河蠻」已有文字。南詔諸王均通文墨，使用漢字。白文的出現，是到南詔末年，為傳佈佛教的需要而創立。這是因為南詔上層人士通漢文，可閱讀內地傳入的佛典；但對一般民眾而言，自感困難。因此，就現成的漢字記錄當地的語言(白文)，則人易讀，此即鳳儀寫經中白文注釋的由來。
此外，夾雜白文的碑刻共有六種傳世，大半亦與佛教有關係。如鄧川的〈段信苴寶碑〉(一三七○年立)，記載舍田建寺之事。著名的楊黼〈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碑〉，頌蒼洱的勝景，抒發自我的懷抱，其詞多為佛家語彙，如云「菩提達摩做知音，迦葉做師主」、「雲窗下析大乘經，看公案語錄」。其他在大理喜洲附近發現的墓碑，如〈史城蕪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婦預義冢記〉(一七○三年立)宣揚佛教的無常空性思想。《大本曲》的曲本，內容多記載佛教故事，亦多用白文寫成，至今仍流傳於民間。
2.藝術 在雲南諸族中，大理白族繪畫、雕塑較為發達，並有特殊工藝品，如大理石著名於當世。溯其來由，均與佛教有關。
大理地區現存的早期繪畫，僅有佛教畫作，即著名的《南詔畫卷》及《張勝溫畫卷》。古代大理地區寺廟菴院很多，明代謝肇淛《滇略》卷四載「點蒼、雞足、大鼎之間，緇徒雲集，搭桂蘭若，金碧輝映相若」。佛教建築物之所以金碧輝煌，這是因為多施繪畫的緣故。寺院繪畫的題材，多取自佛教故事，如大石菴韋馱殿版畫繪「觀音鬥羅剎圖」、文殊寺版畫繪「十六羅漢過海圖」等。
飾畫之風由寺院而普遍到一般民間住宅。今日大理白族房屋的門樓、照壁及牆壁仍多施壁畫。此種建築風格成為白族文化重要特色。
又古代大理的文人畫多出自僧侶之手，例如知空法師擅長畫梅，擔當法師的山水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馳譽海內。
大理早期的雕塑品，也全是佛教題材，可以說是隨著佛教的普及而產生。例如近年在三塔及佛圖塔(蛇骨塔)發現的佛像、劍川金華山北方天王像及臥佛等。大理地區的墳墓地亦多採石雕，雖年代較晚，仍多因襲佛教石窟雕塑的風格。
木雕堪稱為白族雕刻藝術的奇葩，亦先流行在寺廟建築中。劍川沙溪南神廟的木雕屏，大理喜州聖元寺門上觀音故事組雕，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3.葬俗 火葬是白族歷史文化的又一特點。大理白族火葬，興起於佛教盛行之後，主要是受佛教徒火葬習慣所影響。他們大抵以陶罐來盛放骨灰，偶而也用銅罐。骨灰上多見覆有金箔，上有硃書梵文經咒，穴或以石板砌成，板上或刻梵文經句及十二生肖像等。
(二)政治背景
佛教何時傳入雲南，各家說法不一。有謂佛陀大弟子迦葉在西元前五世紀左右，曾到雲南地區傳法，是為雲南佛教的肇端。或云雲南佛教始自漢代(西元前二○六－二二○)。
根據元代李京的《雲南志略》記載，雲南太宗王在開元二年(七一四)，派遣宰相張建成入京，玄宗厚禮之，敕賜佛像，雲南開始有佛教。另外南詔王尋閣勸(八○八－八○九在位)曾修曲靖崇真寺，勸龍晟鑄佛三尊，送佛像給頂峰寺，並曾重修崇聖寺。
由此可知，佛教傳入南詔，受到南詔統治者的信奉和提倡。因此，社會穩定，與周圍地區的聯繫加強，尤其是異牟尋時和中原政治上的重歸和好，文化上積極吸收中原文化，佛教亦隨之得到發展。
此外，南詔王室受佛教影響後，在外交上，始終要求和唐朝維持平等關係。閣羅鳳時代，因唐邊吏的侵侮，認為「至忠不可以無主」，轉與吐蕃結盟，仍有天下一主的觀念。至南詔中晚期結合佛教重新建立王室的權威，則不再有「不可無主」的觀念，而堅持和唐維持對等的關係，唐朝甚至要透過僧侶來和南詔建立外交關係。
二、大理佛教的特點
(一)白族的阿吒力教
密宗是最早傳入大理的大乘佛教教派，白語稱阿吒力教。
阿吒力，意思是軌範師，或導師，白族語稱為師主簿。他有妻室兒女，子孫世代相承。印度阿吒力到贊陀崛多時，在南詔保和十六年(八三八)，經過西藏來到大理國。南詔王勸豐佑對他極為信任，封他為國師，又以族女越吳公主嫁給他。從此，阿吒力在南詔王族護持下，大修佛寺，塑造佛像，吸收白族信徒，密教因此蓬勃興起，歷代為南詔大理國師。元代以後，大理結束獨立狀態，阿吒力在白族上層的影響力受到削弱，但往後的四百多年，其在白族農村依然盛行。到清康熙時，阿吒力的勢力更進一步被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內地佛教的禪宗，阿吒力則被視為土教。
(二)佛教是國教
南詔中期以後，王室、貴族都皈依佛教，並敕諭全民虔敬三寶，恭誦三皈依，家家供奉佛像，誦經念佛，每年正、五、九月持齋，禁宰牲畜。勸豐佑的母親出家，用五千兩銀鑄佛像一尊；蒙世隆的母親段氏也信佛，母子在今四川西昌創建白塔寺(原名景淨寺)。世隆因威服四方，感佛所成，於是建八百所大寺，稱為蘭若；小寺三千座，稱為伽藍，遍於雲南境內，家喻戶曉，都以弘傳佛法為要務。隆舜用黃金八百兩鑄造文殊、普賢二聖像，供奉在崇聖寺；又用金鑄一百零八尊觀音像，於各里巷街頭供民眾瞻仰膜拜。
南詔後，大長和國王鄭買嗣鑄佛萬尊，為他殺絕南詔王室八百人而懺悔。大理國段思平，也藉佛教教化治理國政，為感佛恩德，歲歲建寺鑄佛。在大理建國三百多年時期，共有二十二位國主，其中有九人禪位為僧，這是中外歷史所少見的。大理國時期的佛教，不僅在民間廣為傳播，而且與政體緊密結合。大多數的官員，從相國到一般官員，是從佛教徒中選拔的，但他們也讀儒書，故稱「儒釋」。這不僅可以說明密教在大理白族中影響的深刻，也說明了密宗在大理國的政治勢力之大。大理國「用僧為相」，並從僧侶中「設科選士」，治理國家。可以說，這是一種近乎政教合一的制度。元憲宗二年(一二五二)，忽必烈奉命征討大理，革囊渡江，分三路進逼大理。
次年，大理亡國，但大理佛教仍昌盛不墜。
元代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二八○－一二八三)，郭松年以西台御史的身分巡行雲南，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記〉中談到大理佛教的狀況：「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
在明代，大理佛教繼續興盛，朝廷設有專門統理僧尼的僧綱司、僧正司，大理有「阿吒力僧綱司」。明代謝肇淛《滇略》卷四也說：「葉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國，故自唐宋以來崇奉釋教，日甚一日。朔望則理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俗云：信三寶家，永為和合。」南詔、大理時期，佛教盛極一時，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清代，大理佛教逐漸衰微，但仍具有相當的規模，清初的吳偉業在詩中寫道：「蒼山與洱海，佛教之齊魯。」對佛教的讚頌之意，溢於言表。
此外，大理國人民在姓之下雙名並列，其中一名必取自佛名法號，這個風俗，一直到明代還流傳著，至今在偏僻農村中仍保有遺風。
三、佛教信仰對大理建築、雕塑藝術的影響
(一)佛像造型藝術
南詔、大理時期佛教流行，佛教造像藝術也發展蓬勃。明代楊慎編著的《南詔野史》說，南詔王勸龍晟(八○九－八一六在位)曾用黃金三千兩鑄造佛像三尊。此外，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曾發現了不少南詔、大理的金銅佛像，而且在劍川、安寧、晉寧等地，也保存了一些南詔、大理時期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
南詔、大理佛教造像活動長達四、五百年，依其特色，約可分為三期：
1.南詔時期，以雄渾粗壯，寫實生動著稱，和唐朝的佛教造像關係密切。
2.大理國前期，秀雅細緻，菩薩衣飾華麗，深受北宋美術的影響。
3.大理國後期，是雲南佛教造像的成熟期，造像面貌變化多端。
這些風格的形成和演化的軌跡，顯然和南詔、大理國及其鄰近地區的往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大理地區留下的珍貴佛教造像作品中，最有名的當屬崇聖寺的「雨銅觀音」。《南詔野史》胡蔚註云，唐朝天寶年間(七四二－七五六)，崇聖寺有一名僧侶勸募一尊丈六觀音像未成，夜裏忽然下雨，天明之後一看，竟然是銅，即取之鑄成佛像。佛像完成後，放光三天三夜，世人稱為雨銅觀音。這尊佛像經過清代補修，於文革之後，下落不明。
(二)塔
大理地區的古塔，在南詔中後期已經開始大規模的建造，至民國終止，在千餘年中，古塔的建築隨著朝政的變更，佛教的發展，呈現不同的造型和藝術特色。
根據各種志書及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大理地區的古塔，歸納起來有下列幾種建築造型：
1.窣堵波式 這種古塔，最早源於印度，是佛教徒供奉佛陀舍利和遺物而建造的。它是由台基、半球體塔身、塔剎三部分組成的實心或空心的建築物。在雲南劍川石鐘山的一號石窟「阿姎白」造像，在右邊石壁上就雕刻這樣的塔模－－圓形的基座、半球體的塔身及塔剎。
2.亭閣式塔 亭閣式塔是在窣堵波式塔的基礎上，融和我國亭閣台榭建築造型的發展第一步。它的基座有一至三層不等的方形台子，有的是須彌座。在基座上造立一個方形塔身，再上為四坡式的頂層，頂上置剎。現在的大理地區，雖沒有保存這類塔的實物，但在一些雕刻圖案和出土文物中，仍可看到這種塔模的圖案，如劍川石鐘山十四號窟的左右兩側就有陰線雕刻的亭閣塔式圖案。在維修大理三塔、弘聖寺塔、下關佛圖塔等古塔時，從中就出土了不少這樣的塔模。另外，被譽為南天瑰寶的大理國畫卷上，也繪有這樣的塔形。由此可見大理地區亭閣式塔曾經風靡一時。
3.密簷式塔 密簷塔是在樓閣塔的基礎上，將建材由木料改為磚石材的一種造型，因簷與簷間的距離很短，故遠遠望去，簷與簷是緊密相聯的；簷與簷之間的塔身距離很近，每面塔身上的窗洞也不是很大。密簷式塔是窣堵波式塔傳入我國後，演變成中國式塔的典型範例。現今大理境內尚存的古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密簷塔。
4.喇嘛塔 喇嘛塔是根據喇嘛教所遵奉的經典教義而建造的佛塔造型，由窣堵波式塔發展而來。它的形狀是在方形的基座上造立塔身，塔身的樣式，下周舒張，中部束縮，上部鼓大，須彌座升高。塔剎也有變化，剎竿拔高，相輪增至十三圈，寶蓋的裝飾極其繁褥。
5.圓柱式塔 這是清代中晚期的建築，屬風水塔之列。基座為方形，塔身平面呈圓形。各級塔簷收分不明顯，簷級伸出較短，每層塔簷用石料仿磚塔正反疊澀出挑。這種塔的規模不大，通常只有三、四公尺高。
(三)大理國經幢
大理國經幢位於雲南昆明古幢公園內，又稱地藏寺古幢、梵文經幢，俗稱古幢。幢高八點三公尺，由石所造，呈七層八角稜形。第一層刻有段進全所撰的漢文《佛頂尊勝寶幢記》及梵文《佛說般若般羅蜜多心經》、大日如來發願文、發四弘誓願文；第二層刻有四天王及梵文《陀羅尼經》；第三層以上雕刻釋迦牟尼佛、菩薩、四大天王、樓宇、飛禽等。這座石幢是大理國時期(九三八－一二五四)段氏的布燮(高級官員)袁豆光為歌頌其國鄯闡(今昆明)侯高明生前的功德而建造的。雕刻精緻，線條鮮明細膩，形象維妙維肖，被譽為雲南藝術的極品。
四、大理佛教的發展現況
現在大理著名的佛寺有雞足山、感通寺、觀音堂、寶象寺等，長年僧侶雲集，晨鐘暮鼓，誦經之聲不絕於耳。每逢盛大佛事法會，熱鬧非凡，周圍數十百里，香客蜂湧而至，萬人空巷。總之，大理佛教的歷史已逾千年，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
近四十年來，大理地區的重要佛寺佛塔分別被列為國家級、省級、州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重點文物。例如劍川石鐘山石窟、大理崇聖寺三塔等，在五十年代就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並公諸於世。更於大理地區發現幾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提供了研究大理佛教的實物資料，引起世人廣泛注意。
一九五六年，在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村法藏寺發現一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寫本佛經。這些佛經夾有大量的白族文批注，是研究佛教在白族傳播的第一手資料。近幾年來，從崇聖寺三塔、弘聖寺一塔、佛圖寺塔等古建築中出土了大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有木質經幢、佛像、觀音像、天王像、西域比丘尼像、佛塔模、法器、經卷等。總計大理的佛教文物出土的有千餘件之多，受到國家保護，現在分別陳列在昆明的雲南省博物館、大理市下關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大理市中和鎮的大市博物館、崇聖寺三塔文物陳列室等。
至於大理佛教的研究「大理州南詔史研究會」，在大陸學者的倡導下，多年來進行了大理佛教與大理歷史的研究。一九九○年由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全額贊助「雲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團」，進行大理地區實地調查的研究工作，並將海峽兩岸學術界的研究論著彙集出版《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一書，打開台灣佛教學術界大理佛教文化實地研究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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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述佛教對西藏的影響與貢獻。
二、試述佛教信仰對大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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