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6 - Schools 《佛教叢書6－宗派》
Esoteric School - 5. The Relations of the Esoteric School with Politics and Society 密宗 伍、密教與政治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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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 伍、密教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一、概述
從歷史背景來看，密教的興衰起落，與朝廷政治的護持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從早期雜密流傳到中國，其儀規中有禳災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護摩等法，以適應一般民眾需求為主。自開元三大士來到中國，純密的儀規灌頂傳法，更是受到朝廷的重視而盛行一時。其後，因唐武宗的偏重道教及多種因素，密宗一如其他宗派被破壞、禁止。
西藏的密教更是與近代朝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元、明時代開始，西藏喇嘛受到帝王的尊仰，例如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的接受元帝封爵，並授以政治權力治理西藏，始有西藏政教一體的關係；明代有八大法王受冊封，其政教力量亦因此擴展。又元、明兩代，因上有帝王的崇信，乃有臣民百姓的望風披靡，加速密教的盛行，自此產生政治與宗教相互的密切關係。
明朝嘉靖年間，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受蒙古王朝賜封「達賴」之號。至第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因受到清廷的支持，乃促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得以確立，一直延續到今日的第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藏密在政教合一制度的保護下，得以全面性的擴大發展。一九五九年，西藏受到中共的解放，藏教亦因此受到嚴重的破壞而幾近滅絕，但也隨著喇嘛的四處流亡，在海外各國民主政治的保護下，得以繼續發展。
二、中國密宗與朝廷社會的關係
密宗之初傳中國，因其儀規中有為民設壇、祈福消災、求雨治病、傳授灌頂等密法，受到朝廷百官的崇信。印度高僧善無畏、金剛智等初抵中國，即奉詔在宮中翻譯密宗經典，時或奉敕為國祈雨，或為皇帝、百官傳授灌頂大法等，種種靈異事件，致使朝野歸仰。
到了不空三藏，更是身歷玄宗、肅宗、代宗三代的帝師，詔任「特進鴻臚卿」。又幾次奉敕求雨或止雨而得到應驗，得玄宗皇帝頒賜紫袈裟一領，並親手加披，同時賜封「智藏」之號，因而集宮廷百官的護持，密宗因之發展於上層社會中，受到朝廷的保護。不空臥病時，代宗常敕使慰問，侍以名醫，並親往探視。曾任「開府議同三司」，之後加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示寂後，諡號為「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
惠果繼不空之後，為華陽公主治病得癒，以及修法、傳法諸多成就，於是更致力於啟建灌頂道場弘法度眾，歷任代宗、德宗、順宗三朝國師，倍受崇敬。
其後，唐武宗即位，因篤信道教，極力排佛，密教同樣被破壞，最後被禁止傳授。同時也因為密宗的儀規過於繁瑣，法器供品的需求極其豐富講究，非一般平民所負荷得起，因此，唯限於在宮廷內傳授。少數傳到民間的密法，純屬祈福禳災、治病求雨等一般簡易咒語的行持，及世俗欲望求取。唐武宗肇發會昌法難，密宗僅存瑜伽燄口、施食儀軌及大悲、準提等咒語流傳下來。佛教其他宗派雖與密宗同時受到法難，其中禪、淨二宗仍在中國廣為流傳至今，因其與中國文化背景更能契合，又不需太多的資財，人人皆可受持，故有「密富禪貧方便淨」的說法。其他華嚴、天台、三論、法相各宗要典，均從韓日傳回，始有今日之盛況。
現今中國尚存的密法，乃元、明時代，因帝王的信仰，而由西藏、蒙古所傳入的藏密。
三、西藏喇嘛與元明兩代的關係
蒙古多數為遊牧民族，其所信仰多為巫祝的崇拜，然西藏民族與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有許多相通之處，因此，蒙古元朝帝國很自然的藉西藏密教文化來充實內涵，再加上密教特有的咒術性格正符合蒙古民族的需求，藏密因此盛行於元朝。
西藏自朗達瑪王毀佛後，到十三世紀元朝建立的四百年間，長期處於群雄割據，權力分散的狀態。一直到窩闊台汗的次子闊端汗以武力屈服吐蕃，並吸收西藏的宗教文化，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乃採取以藏治藏的政策，薩迦派的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由此應邀前往朝覲，當時有八思巴隨行。闊端汗授與薩迦班智達統治吐蕃中央十三萬戶的權位，自此蒙古王朝與西藏喇嘛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元世祖忽必烈繼闊端汗之後，於西元一二五三年召見八思巴，之後尊其為國師，並授以玉印。又為了翻譯佛典及學習經咒的方便，八思巴受命創造蒙古文字，受封為「大寶法王」，詔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裕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元帝同時受第一次的密宗灌頂，因而更確立了薩迦派與朝廷的關係。藏密也因此興盛，廣行於蒙、藏、漢三地。
元朝雖然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消聲匿跡，但是因為西藏民族和蒙古民族間，有著一致的宗教信仰，所以一直保持深厚的族誼，直到今天。
元末明初之時，薩迦派統治西藏的政權，為噶舉派所代替。《西藏民族政教史記》曰：「薩迦派所委之大臣懦弱無能，故被噶舉派悉都菩提幢起而代之。全藏政治歸噶舉派管理者八十七年，堪稱太平盛世。」
明朝繼元朝之後，採取「以僧化俗」策略來治理西藏。以崇仰藏僧方式，廣封法王，重要者有八大法王，即：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大慈法王、闡化王、贊善王、護教王、闡教王、輔教王等八位。
四、四大活佛與清朝的關係
在清朝的歷史中，曾有朝廷敕封西藏四大活佛的記載，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及章嘉胡圖克圖。四大活佛均受到清廷的尊崇重視。此四大活佛皆屬格魯派(黃教)領袖，當時黃教普遍盛行，得到西藏民眾的歸仰。清廷因此授與四大活佛政權力量，對於藏、滿、蒙、回、漢之間的民族團結，起了相當的作用。
1.達賴：明朝嘉靖年間，格魯派的索南嘉措－－三世達賴，應蒙古俺答汗之邀，遊化蒙古、西康、青海一帶，努力教化蒙古人改變以妻妾、奴僕殉葬的惡習，深受人民的感戴。其後，俺答汗封他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受滿清順治皇帝的邀請到北京，備受尊崇，得到正式的冊封，「達賴喇嘛」的稱號也因之聲聞遐邇。
此後，清朝派駐藏大臣與達賴共理藏政。
2.班禪：梵文「博學廣大」之義。其活佛世系始自羅桑卻傑，為第五世達賴之師，住持扎什倫布寺。圓寂後，達賴下令尋覓班禪轉世靈童。此後皆由班禪轉世活佛歷任該寺住持，與達賴互為教授師。清康熙五十二年(西元一七一三年)，正式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滿語「珍寶」的意思)，並按照敕封達賴喇嘛之例，賜給金冊、金印，授權管理後藏地方，從此「班禪額爾德尼」的名號被固定下來。
3.哲布尊丹巴：最初為土謝圖汗送給編著《印度佛教史》的著名高僧多羅那他(西元一五七五－一六三四年)「哲布尊丹巴」的尊號，即「尊貴的聖人」之意。多羅那他圓寂後，土謝圖汗的兒子被尊為第一世尊丹巴胡土克圖，其後依止四世班禪學經，又禮五世達賴為師，傳播格魯派教義於喀爾喀蒙古。其後，一世尊丹巴胡土克圖和清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並堅決反對當時沙俄的入侵。康熙三十二年(西元一六九三年)，清政府正式冊封哲布尊丹巴為「大喇嘛」，承認其總領蒙古喀爾喀的地位。最後，圓寂於北京，清中央政府專管邊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上奏雍正皇帝：「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黃教中第一人也，數數行善，垂九十年。當噶爾丹叛變時，率七族喀爾喀來歸，建立巨功。請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例，賜以名號、印冊。」雍正帝照准。從此，除按照達賴、班禪之例，賜給金冊、金印，並世世掌領喀爾喀喇嘛教。
4.章嘉胡土克圖：傳說原為薩迦派的一位活佛，元朝八思巴是第八世，第十世時改宗格魯派，從此成為黃教的活佛。其第十三世(西元一六四二－一七一五年)生在青海的章嘉村，因而稱為章嘉活佛。康熙三十二年(西元一六九三年)，敕封章嘉為札薩克達喇嘛，承辦中央政府交辦有關喇嘛教事務，是京師喇嘛中的最高職銜。章嘉一生對於穩定青海政局及清朝廷加強對青海的行政管理，作了許多貢獻。所以後來又被任命為「多倫喇嘛廟總管喇嘛事務之札薩克喇嘛」，總領內蒙古喇嘛教。康熙四十五年(西元一七○六年)，正式冊封章嘉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敕賜金印一顆，是清代唯一得到「大國師」尊號的活佛。康熙皇帝鄭重宣布章嘉總領內蒙地位，從此確立了掌管理藩院喇嘛印務處，兼管內蒙古喇嘛教事務的章嘉胡土克圖活佛系統。
清朝冊封四大活佛，由班禪治理後藏，達賴主前藏(以上二者世世互為教授師)，章嘉常住在京師兼管內蒙黃教事務，哲布尊丹巴宏化於外蒙。各各統治於一方，充份發揮了佛教的化導力量，以協助清政府安撫社會民心。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正式開始於達賴五世，成為全藏政教的領袖，一直持續到西元一九五九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達賴出走到北印度達蘭沙拉地方，組成流亡政府，此政教形式仍一直延續至今日。
格魯派黃教之所以能夠迅速擴展，得到廣大的信徒民眾支持，直至今天，除了當初宗喀巴大師積極於宗教改革成功之外，清朝冊封四大活佛，並推動政教合一政策的影響，至深且鉅。上述幾位活佛的轉世歷任，加強了今日藏教的普及與盛行。
從歷代密宗祖師的傳記記載，可以得知他們都是專研三藏，具有深厚的顯教經論基礎，而後才學密的。依藏密格魯派(黃教)的規矩，進修密法，必須在顯教佛學院先修顯教的五部大論：《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俱舍論》、《戒律本論》，作為基礎，修學時期至少十年以上。之後，經過嚴格的辯經考試，取得「格西」資格，才能進入密學院，學習密法。
實際上，密教乃以顯教為基礎，並非捨離了顯教經論的中觀性空思想、大悲菩提心、菩薩修行次第，而另有一個密乘可得。換句話說，抽離了顯教教法，正純密宗等於是「空中樓閣」。可惜現代部份學人輕顯重密，忽視了顯教經論的重要，盲目追求灌頂咒法，欲求快速成佛，或求世俗雙修法，以神通相炫耀，賣弄玄虛，這些全都偏離了佛陀教法的本懷。
顯密教法同為佛學的兩大主流，本是相通相融的。印度早期的密乘，皆與顯教中觀相涉，與般若會通，如印度知名的超岩寺，在八百講座中，大半皆屬顯學。阿底峽初抵西藏，見藏僧輕顯重密，戒律日衰，故積極於宣揚行果次第、顯密融和觀行。宗喀巴直承阿底峽教法，採擷各派所長，融成一家之說，貫通顯密，成立各大學院，提供顯密修學的次第。
近代有太虛大師的學生法尊法師(西元一九○一－一九八一年)，俗姓溫，河北深縣人。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歷經險阻，到西藏參學返回後，主持漢藏教理院十餘年，譯出多部藏密所依持的顯教經論，如：《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辨法法性論》等，並著有《我去過西藏》的旅行日記，成為近代第一位揭開藏密神秘面紗，溝通漢藏佛教文化的高僧。
未來之際，顯密佛教的共同發揚，必然為世界人類和平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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