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28: My Ways of Resolving Problems【二十八說】我解決困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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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說】我解決困難的方法貧僧雲遊世界各地弘法，除了講經說法以外，也辦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業，經常信徒、朋友都會問我：「你有遇到過什麼困難嗎？」
回憶起貧僧自二十歲離開佛教學院以後，為社會服務至今，七十年來，說我有困難，也沒有覺得什麼是嚴重的問題；說沒有困難，也常常有一些障礙，不過，不管什麼困難障礙，都是要靠人去解決的。
至於解決困難的方法，社會上有人送紅包，困難就沒有了；有人用請客，困難也就化解了；有人用人情拜託，問題也消失了。在當今，甚至靠法律、道義幫忙解決問題的，也不是沒有。
貧僧一生不曾送過官員紅包，也沒有請過客，也少動用人情。解決問題的方法，首先我用道理據理力爭，因此，與政府、社會解決了不少的問題。如果道理不能解決的，我就用時間解決。在我想，他們是官員，我是出家人，橫豎我一生做和尚，時間對我比較有利，也就慢慢的把困難解決了。總之，解決困難的方法，還是要靠勇敢和智慧。
先舉一些比較重大的情況吧！例如：我的好友智勇法師，原本發心要辦僧侶救護隊，忽然聽說要移到台灣訓練，他就打了退堂鼓，說不想組織救護隊了。可是你已經招募兩百個同參道友了，你能不負責任嗎？我基於義憤，當時就跟他說：「你不帶隊到台灣去，我去。」
貧僧並不是說自己當時有多大的本領、有多大的能力，只是覺得，人要有誠信，不可以隨便中途退票。回憶當初，僧侶救護隊雖然因緣沒有成就，但一念的義氣、勇敢，讓我到了台灣，憑著佛教的因緣，讓我可以廣結善緣，讓我走向世界；也因為有佛祖庇佑，讓我得以在全球各地弘法利生。
到了台灣之後，生存的困難就來了。由於我沒有入台證，不能在台灣居留；一個很好的因緣，我在前往辦理戶口的路上，遇到吳伯雄的父親吳鴻麟老先生。我們彼此並不認識，他以警民協會會長及省參議員的身分，幫我承擔責任，讓我報了戶口，解決了我居留台灣的困難。這個解決困難的方法，實在說，是自己遇到了好因好緣。
之後，當時國民黨政府，懷疑佛教徒為大陸共產黨工作，逮捕了一百多名出家人入獄。那時候的我們，無親無故，即使要找人幫忙也不得辦法。最後，還是因為有好因好緣，雖然坐了二十多天的牢獄，在許多正義之士自動出面為我們奔波呼救下，終於為佛教徒洗刷冤情，恢復我們一百多個僧侶的清白與自由。這許多人士有吳國禎的父親吳經明老先生、立法委員董正之、監察委員丁俊生、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那一次的教難，假如沒有他們的幫忙，真不知道後果如何。
在那個不安的年代，每一個禮拜，最多兩個禮拜，我都會有一次或兩次在半夜被警察叫醒，他們說是要對戶口，其實是要調查我的言行活動。記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居住的那段時日，每次要到市區講說佛法，都必須到派出所請假，得到他們的允許才可以前往。
好在那個時候，由於政府推行人民要學習講國語，他們下了傳票，民眾都不肯參加，警察對上級也沒有辦法交代，不得已就找上我。因為我本身是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的老師，他們就請我教國語。
從原本只有寥寥幾人，在一個月內，我就讓學生增加到兩百多個，他們一看，也很感動，覺得我幫了他們的忙，讓他對上級有所交代，解決了他的困難，於是也就解除我到市區傳教，必須先到派出所請假的規定了。我想，這樣子解決困難，必須要靠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發心，否則這許多的障礙，也很難以解決。
歲月就在這些艱辛的時光中度過，在台灣弘法十多年，從高雄到宜蘭，我在兩地往來，但居無定所。後來，在高雄建了高雄佛教堂，我也只是發心幫助信徒建設，並未據為己有；在宜蘭，一個龍華派的小廟雷音寺，我住了二十多年，也沒有想說我要來做住持，就這樣，也沒有名義，都是義務的幫忙人家編雜誌、寫文章，南北雲水行腳。
因為十多年的結緣，就有信徒發起，在高雄壽山公園的入口處，建了一棟不到一百坪的壽山寺，樓高五層。才覺得今後有了一個能夠自主、可以安居修行的地方，但是，位在壽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忽然來了一個公文，認為壽山寺超高，會妨礙他們砲轟海上敵船的目標，必須撤除四樓和五樓。
信徒聽了很慌張，就想要找市政府幫忙。我說，台灣現在是軍事第一，民間、政府，對軍方都沒有影響的力量。我慨嘆自己不具備福德因緣，弘法布教十年，好不容易，現在有了一個小型的壽山寺，卻即將遭到拆除的命運，要是給佛教人士知道了，他們會恥笑貧僧說：星雲某人沒有福報。
不得已，只有藉助自己的勇敢，我跟信徒說：「放心，我來解決。」我拿著身分證，決定上壽山找要塞司令部，跟他們登記要求洽談公事。到了司令部，我就在門口大聲的說：「是哪一位長官下了要拆除壽山寺的指令？我是壽山寺的住持，我有話要講。」
有一位上校軍官從座位上站起來說：「是我承辦。」這位上校的姓名，現在也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我跟他說：「你指示要拆除壽山寺的四樓、五樓，我個人沒有意見，你看，我是出家人，出家無家處處家，你拆除這個廟，頂多這個廟不能住，我就住到別的寺廟去，這都不要緊。不過，假如說新聞記者來拍張照片，說台灣敵視宗教；或者你要拆除壽山寺，這個寺院是高雄居民人士所建，你拆了他們的寺院，就等於拆到他們的家庭，萬一他們有異議，我也不得辦法。」
我接著說：「你應該知道，前數日，越南總統吳廷琰，就是因為歧視佛教、燃燒佛教教旗，與民眾發生紛爭，到最後政府被推翻、總統被殺害。看起來，拆除壽山寺四樓、五樓的後果，你要仔細考慮。」
他聽了我的話以後，非常緊張，非常謙虛的跟我請教：「那要怎麼辦啊？」我說：「你問到我了，我就告訴你，你重新下一道指令說不要拆除，就沒有事了。」他就立刻回答我說：「我照辦，我照辦！」聽到他這麼承諾，我就非常安心地回到壽山寺。滿天的烏雲，這麼幾句話，就過去了。我想，智慧、勇氣，是解決困難方法的重要關鍵。
生存的困難解決了，寺廟合法的問題又來了。佛光山寺廟登記證，因為地方政府負責人對我的誤會，我花了十年時間，始終申請不到。我心裡想，你是民選的主管，總有下台的時候，我做和尚是一生的，可以慢慢的等待。一直到十年後，在一九七七年，我終於拿到寺廟登記證，才獲得內政部允許我們傳授三壇大戒，那一次戒會，還被台灣佛教界稱為模範戒期。
這十年的歲月，在我也不算什麼，因為我知道時間上對我有利。後來，萬壽園要申請執照，這也是千難萬難。好在，我在宜蘭認識了一位陳洦汾先生，他是台灣省議會的省議員，並且還是黨團書記，為了協助我們取得執照，他就坐鎮在省政府民政廳等待，要求辦事人員公平對待，並且如法的發給我們萬壽園的執照。
過去我在宜蘭，佛光山在南部高雄，四、五十年前，因為高速公路還沒有建設，經常來往都要耗費一天的時間。尤其我們佛教徒吃素，途中沒有地方吃飯，常常要在中途站，借一個小麵店解決用餐問題。因此想到，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分別院，給南來北往的人士、信眾有個地方吃飯。
有了這個決議，徒眾就從山線的員林開始，問到海線的大甲，沿途走路，看看左近有土地要賣嗎？最後，在彰化大竹圍福山里，有一塊垃圾場，價格便宜，我們就把它先承購下來，地上的垃圾我們再慢慢清理。在我們想，等福山寺建好，南北往來、吃飯住宿就沒有困難了。
當時，我們只想給人方便，沒有想到困難，但福山寺的建築執照，也同樣困難申請。一開始，我到民政局去登記。他說：「你沒有寺院的建築執照，又沒有廟，怎麼到民政局來登記寺廟呢？」我覺得他說得也對，就到建設局去申請建築執照。到了建設局，他說：「你在民政局沒有登記你要建寺廟，你怎麼叫我建設局發建築執照呢？」
在兩邊互踢皮球的情況下，我就在建設局、民政局之間來往多次，也花了數年的時間，一直都不能成功。最後，還是靠著陳洦汾先生的幫忙，彰化縣政府不得不聽從省政府的指示，准許我們建設。
如此一來，縣政府的官員們，就非常不甘心的來參加我們的建寺籌備會議，他先要求我們二十七個信徒代表必須全部到場出席，然後再要求我們唱國歌。二十七個信徒代表不難，都是佛光山初期的道友，受過高等教育，非常年輕，問題是在官員的態度，輕視又盛氣凌人。
好在我們也經得起考試。記得那一次，二十七個人合唱國歌，唱得特別有韻味；他們一聽大驚，以前看不起的出家人，竟然能把國歌唱得這麼好，立刻改變態度，直問為什麼歌聲這麼悅耳。我想，大概他們在政府升旗典禮上，也不容易聽到這麼好聽的聲音吧！
當初的佛教徒，在社會上受到歧視、排擠，完全沒有地位。他們沒有想到，現在的出家人，不但會唱國歌，還唱得這麼好聽。因為這樣的關係，情況急轉直下，對我們有了好感，就准許我們建寺院了。所以很多困難，不是光靠金錢能解決，就是靠運氣，也要憑著自己基本的能量、自己的實力如何。
貧僧最初在佛光山開山，這是一個貧瘠的丘陵，到處溝渠，為了建設，花費要比在平地上的投資超過多少倍。不過，好在位於野外山區，也不要執照，我也不急於一日成功，就視自己的力量多少，慢慢的發展。
但是，當我們有了一點規模，準備申請執照的時候，有關人員就要求我：「你必須要有兩部消防車、五十個消防員才可以登記。」如果不懂法令的人，大概就給他們嚇唬到了。但我一點都不心急，思考如何解決你這個無理的要求。
於是我就請問他：「超過我佛光山的這許多大規模的建築物，像總統府，有幾部消防車？縣政府又有幾部消防車？為什麼我一個小小的山區寺廟，就要養兩部消防車及五十個消防員？」我曉得他是故意給我刁難，我就慢慢跟他周旋，問題總會解決的。
但是我的災難，不是這麼簡單就化解。後來有人密報，說我藏有長槍兩百枝，下令要來佛光山調查。我說：「我這裡兩百根棍棒都沒有，你要來調查什麼？」
也有相關單位要我大寫標語：「反共抗俄、殺朱拔毛。」我覺得，在一個宗教地方，為什麼要這樣殺氣騰騰？我做不到。我堅決的告訴他：「寺廟講究和諧、和平、和好，什麼反對、殺戮，我不敢寫，也不敢這樣做。」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除了建築遇到困難，辦佛學院的困難也是有的，人家常說如果要一個人滅亡，就讓他去辦教育。當時一面開山，一面又要讓跟著我的青年受教育，於是我決定辦佛學院。信徒一聽，馬上說：「你不能辦，你要是辦了，連飯都不得吃。」我不信，最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可以發心去殯儀館替人通宵念經，為了培養學生，念一念也就能讓他們有飯吃了，這有什麼困難呢？
辦了佛學院，就要有好的師資來教育學生。在當時，佛光山地處偏遠，交通非常不便。別人都說：「你哪裡有可能請得到名師到這山區來教書？」但我不相信，我要用我的熱情、我的真誠請來名師。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甚至陸軍官校、海軍官校、國防醫學院的教授專家，如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李日章、林正弘、方倫、唐一玄、王淮、唐亦男等等，除了佛學，還有自然科學的專家、語言學家等等，一路都讓我請來了。
不料，後來台灣大學的葉阿月和方東美先生竟批評我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這一句話，在那個戒嚴的年代是非常嚴重的，有可能讓全山大眾都會被屠殺。還好，我的運氣很好，不像台南開元寺的住持證光法師，只為了請大陸巨贊法師吃過一餐飯就被槍斃了。也好在，不像我的學生台東海山寺修和法師，為了吳泰安事件，被關進牢獄判了無期徒刑，最後冤死在監獄裡頭。
這時候，我不得不勇敢的站出來，用行動證明，幸好信徒也知道我的做人，我在各處的講說，也都有錄影帶存證。一段時間後，這個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相信，只要行得正、做得正，宗教歸宗教，政治歸政治，你想用不實的謊言誣陷，這個對佛光山已經沒有用了。
幾年以後，有一次，我和警備司令常持琇將軍同在一個會場，他跟我說：「人家密告你的信函、文件，至少有一公尺高。」我真是訝異，那時候的台灣，一塊錢的郵票，一封信、一個投書，就可能置人於死地，或者毀了你的一生。
在那種危險困苦中，只有自己勇敢承擔，不做一個窩囊的出家人。有時候我們可以像菩薩低眉，但在佛教受到誣陷的時候，我也要如金剛怒目，不惜和他抗爭一下。反正貧僧在大陸，從小出生在戰亂裡，在槍林彈雨中，從死人堆裡來到台灣，對於危險，甚至生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
當然，遇到這些種種困難，是需要多少的勇氣與決心，除了感謝佛祖的加持和萬千信徒的護持以外，我還能去怨怪誰的不是嗎？
時代的巨輪向前滾動，台灣各政黨也慢慢的發展了，這許多異議人士反對的對象是國民黨，但我真是冤哉枉也，只因為國民黨在報紙上說我是黨務顧問、評議委員，可是我也沒被事前告知，也沒有見過一張什麼聘書，就被無辜牽連，受他們無端的指責。當然，我也不必否認我是國民黨員，但那許多異議人士，就認定「佛光山是國民黨在南部的基地」。
最早，他們也不是很有力量反對政府，不過，反對宗教、反對弱者也是敢的，有些人就聚集起來，攔住佛光山的山門，不讓山上的大眾進出。我向警察局報告，也來了很多的警察，但他們就是不肯處理。我說：「他們攔住我的山門，我不能進出，你怎麼沒有處理呢？」警察說：「他們沒有行動啊！」行動？是要我們山上跟他打架、推擠？還是要我們有什麼行動嗎？我真不能理解。
不過，我也知道，當時來的這許多懦弱無能的治安人員，都是欺善怕惡之輩，他們也無力處理。其實，他們的上級主管經常在佛光山散步運動，甚至最高的署長也是佛光山的弟子，但我們都不動用關係來解決困難，為什麼？實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使得警界也很可憐，逼得他們如此。因此，我們也不跟他們計較了。
這許多人把我的前門攔住，我就另闢蹊徑，從後面的山門出來，橫豎我的門戶很寬廣，東南西北都是我的方向，你們攔得住這一個山門，但你們聚眾能維持多久呢？白天不要吃飯，晚上不要睡覺嗎？當然不會持久，我知道他們必定無功而返。
最後，他們找出當時的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來跟我們山上協調。余陳縣長了解之後，幫忙解決了民眾圍山的問題。後來，她也成為佛光山的信徒、佛光山的代表。所以，肯得解決困難，也能化敵為友。後來，民進黨的余家班，一直成為佛光山的護持者。
在我開山建寺的過程，人事問題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困難。例如，有一些男眾上山出家，甚至有的父母把他們幼小的兒童送來山上入道為沙彌；日子一久，他們長大了，必須服兵役。可是他一去當兵，就不再回來了。
也有的年輕人，由於開山建設，必須出坡做苦工，他不堪勞累，也不告而別了。也有年輕人，跟父母抗議，說他要回家，不願意過著清茶淡飯、持守佛門戒規的生活。雖然這樣的人數不多，但在一個教團裡，有幾個這樣的分子，也總會影響一些人，讓團體難安。在我認為，所謂「鐵打常住流水僧」，信仰是自由的，他們要去就去，要留就留，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後來，甚至於有人要回家的，我派人幫他們搬運行李，替他買一張火車票，叫人幫他送上車，讓他們回家。也有的人要回家，父母不准，我幫他跟父母說情。因為出家修道，必須要有出家的性格，沒有出家的性格，讓他在這個教團裡，等於濫竽充數，對教團也不利。
所以，我解決人事的困難，大多尊重他的自由，隨緣放下，各適其所，大家也就相安無事。相安無事，不就解決困難了嗎？至少他們回到社會，具有那麼一點佛法的基礎，也學到那麼一點謀生的能量，雖然沒有成就他一生的事業，我為他種下一個做人的基本道德觀念，我對社會也算有一點貢獻吧？
二○○二年，我在日本剛成立的本栖寺裡，接到台灣打來的電話，說我建立的玉佛樓高齋堂，起火焚燒。當然在電話裡，我交代他們趕快請消防隊幫忙滅火。過了不久，從台灣又打來電話，說消防隊指示不能救火，恐怕開窗、開門，火勢會更加蔓延，讓它關起來悶燒，就沒事了。
這也不要緊，那只是放置法寶經書的庫房燒毀，佛書燒了，我可以再印刷；房屋燒了，我可以再重建。但現在回憶起來，為什麼消防隊員你見火不救呢？我也曾經捐助過消防車，也贊助過消防隊，但是到了我需要消防人員的時候，他們卻置身事外呢？我至今百思不解。雖然增加我一點經濟上的損失，但我們一樣的弘法利生，一樣的推動佛教的發展，熱忱並沒有減少，這場火災，不會燒掉我們的信心。
後來，佛光山的徒眾粗心大意，在山下馬路外的一塊農業土地上，臨時搭建的一個鐵皮屋，裡面堆放了一些桌椅、書籍、雜物，不知道什麼原因，也忽然起火焚燒。這原本也是一件小事，是一個閒置的倉庫，很快的也把火勢撲滅了，沒有影響隔壁的土地，也沒有影響別人。可是第二天報紙上，斗大的標題「佛光山失火焚燒」，讓人怵目驚心。難道，佛光山失火焚燒，你們才快樂嗎？才歡喜嗎？我們受到社會給予不公平的誣蔑、踐踏。社會對佛教產生錯誤的認知，大概就是我們最大的困難了。
儘管我們心中雖有不平，但我們不灰心、不喪志，一樣為社會大眾服務。等於開山早期，因為沒有經驗，滂沱大雨，不斷把已經填補的砂石沖走，沒有關係，沖走了我再填。已經快要完成的放生池堤岸，也被大水沖毀，沒有關係，我可以再加強重建。所有困難，只要你堅持不懈，只要你鍥而不捨，什麼困難，也就不是困難了。再說，所謂菩薩「發菩提心，立堅固願」，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就是困難，也把它視為磨鍊我們的機會，是我們的增上因緣。
台灣是一個民風淳樸、民間宗教普及的地方，佛教在台灣也受民間宗教的肯定，但是在台灣，佛教的歷史並不很長。最早，鄭成功的母親在台南建了開元寺，可以說是最早的寺院；福建一位樹璧禪師，帶了湄洲媽祖像渡海來台，開創了北港朝天宮；台北艋舺龍山寺供奉觀世音菩薩、清水祖師等等，可以說，台灣神道教的起源都與佛教有因緣，因此，他們也都非常禮遇佛教寺院。而佛教會，也經常在宗教法上與政府力抗爭取，以保護神道廟的利益，大家彼此和諧相處。不過，有幾件在台灣佛教史上具有歷史意義，也是讓台灣與國際接軌的大事件，應該要讓大家知道。
例如，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佛教傑出婦女會議連續幾次在佛光山召開；佛教與梵蒂岡樞機主教的對談， 也在佛光山舉辦；甚至，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迎請到台灣，數百萬人瞻仰禮拜，促進了兩岸宗教文化的交流來往；印度貢噶多傑仁波切，帶領十二位德行兼備的仁波切來台，贈送佛牙舍利給佛光山……，可以說，這些都是台灣偉大的榮耀、偉大的歷史。
當佛牙舍利來到台灣的時候，非常開明的行政院長蕭萬長，也幫助我們到處找地，希望興建佛陀紀念館供奉。我想，若在台灣山地找一塊平原建設，今後能容納停車的地方必定困難，幾經勘查，最後，由世界各地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共同發起，大眾決議，就在緊鄰佛光山的擎天神公司的原址上建設佛陀紀念館。
完成後，佛陀紀念館已經成為台灣最受國際矚目的觀光參拜的宗教聖地，每年有一千三百多萬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觀光局說，佛館帶動了高雄經濟發展，為台灣在世界增光。就有幾位的民意代表，常常在議會質詢時給我們毀謗，捏造一些不實的說法。例如說我們沒有使用執照，指責佛光山沒有停車場，只能停四十部車子等等。各種醜化佛光山的聲音，讓社會民眾對我們有不好的觀感，使得佛教受到損失。
但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事實上，佛光山向農民租地，讓來者可以停車千部以上，佛光山沒有侵占國家一寸土地，佛光山與附近的土地也沒有一寸的糾紛。佛光山所有的建築都是合法，縱有少部分所謂違建，也只是程序違建，不是實質違建；也就是說佛光山正在辦理手續中，只是相關單位對山區水土保持的審查曠日廢時，我們也無可奈何。
當然，後來水利局以及有一些官員，為了我們的主體建築外，還有一些附帶零星地方的建築執照，因為還在送件辦理的程序，或者執照尚未拿到就開放使用，一次又一次的給我們罰款。在澳洲、在美國、在大陸，我們同樣建寺院，宗教都受到當地政府的幫助和尊重，在台灣，我們卻經常收到政府的罰款，相互對照之下，究竟是我們政府的問題，還是我們本身發心的錯誤呢？
還有一些不是困難的困難，像是近幾年發生的災害，如：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風災、南亞海嘯、汶川大地震、日本東北大地震、紐西蘭基督城地震、馬來西亞東海岸水災，到最近的尼泊爾地震等等，我們前往救災醫療，捐建學校、圖書館。此外，寒冬送暖，為獨居老人送餐，捐贈救護車、輪椅給需要的人與單位，為雲水書車買書、募書巡迴偏遠學校、地區，推廣全民閱讀；甚至我們也為八八風災暫居在佛光山的耶穌教徒，請牧師、修女前來為他們布教，尊重他們的信仰，讓他們心靈得到依靠、撫慰等等，這些，可以做得到的，也都不為困難了。
經常有人說，佛光山商業化；其實，佛光山有「非佛不作」的原則，從來就沒有賺錢的事業。辦佛學院，要給學生穿衣、吃飯；辦短期出家、夏令營等等的活動，本身就必須花費許多經費；甚至公益電視台，乃至圖書、報紙、期刊雜誌出版，都是開支浩大，毫無收入的單位。還好，有那麼多善心的信徒幫忙，只要對淨化社會人心有益，儘管「日日難過日日過」，我們也心甘情願，繼續服務了。
所謂「去的就讓它去，來的也會自然來」，佛門是講究因果的，無論什麼事情，在因緣果報裡，還是會有公平對待我們的。你問貧僧困難是怎樣解決？我處理的原則：決不跟你爭強鬥狠，也不跟你謾罵、怨恨，講究通情達理，如此一來，也就沒有是非，不讓人吃虧，我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也就沒有什麼困難了。
總和的說，佛光山的困難，都是佛祖去解決的，也都是信徒熱心幫忙解決的；我們心生慚愧，暫時享受人間現成的安樂，除了感恩圖報以外，哪敢言說困難呢？
假如，以後再有人問我有什麼困難，貧僧就拜託你一起來幫忙解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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