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31: My Process of Self-Study 【三十一說】我的自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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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說】我的自學過程貧僧一生沒有進過學校念書，不要說沒有小學畢業，我連幼稚園的畢業證書都沒有，但這不表示貧僧沒有讀書學習。所謂「活到老，學不了」，貧僧到了這把高齡，因為眼睛看不到，還要徒眾輪流讀書給我聽。
回憶幼年，貧僧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完整的家庭教育，但生性有一個「自我教育」的性格。所謂「自我教育」，就是「自覺」，覺察到自己需要學習做人，需要學習做事，才能成為有用的人才。
所以，回想起幼年時期的我，應該是一個禮貌的孩子，跟隨外婆，經常在各個佛堂走動。好像在周遭的人事，也從來沒有人責罵過我或嫌棄過我，他們都喜歡我這個小孩。大概貧僧的幼年也有討人喜歡的條件吧！
記得我幼小的時候，聽外婆在佛堂裡唱的詩歌：「善似青松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又例如〈因果偈〉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隔八十多年，至今，當時唱詩歌的那許多情況，如同還在我的目前。
我雖是一個男孩子，但我喜歡做家務，掃地、洗碗、燒火，甚至於偶爾做一點簡單的飯菜，非常勤勞地從事家庭工作。因為家貧，不得不幫助父母解貧救難。還在幼童時期，我就喜歡揀拾人家丟棄的廢物，像杏仁的子、李子的核，人家吃了就不要了，我把它聚集起來，賣給中藥店，也能換幾個零錢。
我也經常早晨揀狗屎、晚間拾牛糞，狗屎可以做肥料、牛糞可以當柴燒，還記得換來那幾個小錢給母親的時候，她非常的歡喜，我也很高興。尤其在十歲那一年，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家鄉給戰火燒得面目全非，房屋也都燒光了，到處都是瓦礫。我和另外一些同伴，就從那些瓦礫中，挖掘一些鐵釘、銅片，也可以賣幾個錢。現在回想起來，也算是一種資源回收吧！
那個時候，倒也不是完全為了賺錢，我想，人生就是一種學習，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兒童可以到學校裡念書，但我可以學習做人、學習做事，也不算荒廢童年的時光。
我在初出家時，雖然年齡只有十二歲，但也不是全然無知，可以說，也能認識幾百個漢字。那都是從不認識字的母親，在我講話錯誤、說話不當的時候，告訴我正確的語言應該怎麼說而認識的。我也曾經上過幾天的私塾，應該幫助我認得幾個字。
出家的時候，師父跟母親承諾可以給我念書，實際上，當時身處硝煙瀰漫的戰區，僧團也一樣三餐難繼，平時也沒有人提讀書這件事。偶爾有一位老師要來上課，敲鐘集眾時，大家反而奇怪的相互問道：「為什麼要打鐘？有誰來教課呢？」
其實，教我們的老師也沒有學過教育，可能也沒有讀過什麼書，只是因為年齡比我們大，參學時間比我們久，我們都尊之為老師。有時候為我們上課，寫黑板的板書，連位置都不適當，教書時解釋詞彙，也感覺到不很高明。儘管如此，我就從不高明的教學中，學習到自己以後應該要怎麼樣寫黑板字、怎麼樣解釋課文的詞句。所以我覺得，有好的師資，固然是我們學子的福氣；沒有好的老師，只要他正派、擁有知識，從不高明、不究竟裡，也能學到一些道理吧！
現在回憶起來，貧僧在棲霞山寺七、八年的歲月，課程確實有些講不好，有的太深奧。例如，老師跟我們講「如來藏」、「十八空」、「八識」、「二無我」，我完全聽不懂意義，或者講《因明論》、《俱舍論》，我聽了真是如聾若啞。記得有一次，老師教我們寫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很慚愧，就是現在叫我來講說，都非常困難，更不要說那個青少年的我不懂得這個意義了，只得去別的書上抄錄一些來應付交卷。
老師批示下來：「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我還甚為得意老師批了詩句給我。後來學長跟我說：「兩隻黃鸝在叫，你聽得懂牠在叫什麼嗎？一行白鷺鷥在空中飛翔，你了解是什麼意思嗎？」我說：「我不懂。」他說：「所以老師講你寫的是『不知所云』。」我慚愧不已，不敢再隨便亂說。
在棲霞山參學期中，不准外出，不准看報，佛學經文以外的書籍，當然更不可以碰觸了。但有一次在路邊，見到一本不知道誰丟棄的《精忠岳傳》小書，彩色的封面，畫著岳飛跪在地上，他的母親在他的背上刺了四個字「精忠報國」。這四字，好像觸動了我的心弦，我覺得做人應當如是。後來，我把「精忠報國」的理念用於生活，忠於工作、忠於承諾、忠於責任、忠於信仰。現在回想起來，《精忠岳傳》就是當初第一本對我啟蒙的書籍了。
老師教的佛法，我雖然不懂，但是在圖書館裡，有一本黃智海著作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讓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覺得佛教真好，原來有一個淨土極樂世界，那裡面有自然界的美景、社會人事的和諧，所謂「七寶行樹」、「八功德水」，那麼美好莊嚴、那麼和樂安詳，實在是人生的天堂啊！對於修行學道，就感到更增加信心了。
貧僧非常僥倖地，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登壇受比丘三壇大戒。戒期中，除了睡眠不夠、飯食不飽，老師的打罵以外，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受。假如說有的話，就是覺得在受戒期中，什麼苦難、什麼委屈，一切都是當然的，因為自己正在受教。想來，貧僧能熬過青少年時期遭受的專制、委屈，主要的就是靠著自己把打罵、責難都視為是「當然的」。
在受戒之後，除了偶爾課堂裡的學習，我就更加投身於苦行的行列。挑水、擔柴，光是行堂，每日三餐為人添飯、洗碗，就做了六、七年。在大陸，嚴寒的冬季，每餐在冰冷的水裡洗幾百個碗盤，手掌都凍裂破綻，還可以看到鮮紅的肉塊。要再下水洗碗，實在痛徹心肝，但除了忍耐以外，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所以，回憶起人生，忍耐苦難，實在是青年學子學習的增上緣。如果有人越是能經得起刻骨銘心的苦難，能夠忍受得了，他必然越是能夠成功。貧僧覺得，發心苦行也能開悟。
貧僧在棲霞山受教的期中，自覺有三次最為受用：
第一次，抗戰初期，棲霞山的鄉村師範學校撤離到大後方（重慶）去了，所有散落的書，像《活頁文選》，在路上遍地皆是。後來，我們把它揀回來，成立一個小型的圖書館「活頁文選室」。佛書我看不懂，就看小說，從中國的民間故事《封神榜》、《七俠五義》、《梁山伯與祝英台七世因緣》，一直看到《三國演義》、《水滸傳》，甚至於《格林童話集》、《安徒生童話集》、法國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小仲馬的《茶花女》，乃至英國《莎士比亞全集》、蘇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印度泰戈爾的詩集等許多大文豪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是一知半解，但從中也是獲益無窮。
第二次，除了眼睛看書學習以外，耳朵也很幫忙。那許多年長的前輩，他們雖不是很有學問，但講起佛教來，歷歷如在眼前，往事、歷史，聽得我如醉如痴、心儀不已。例如：圓瑛大師和太虛大師結拜兄弟，仁山法師的大鬧金山，「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八指頭陀，清涼寺靜波老和尚的種種軼事，印光大師的《文鈔》，弘一律師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次，最重要的，應該是禮拜觀世音菩薩的體證。承蒙佛菩薩的加被，讓貧僧從少年的星雲，而可以一躍為青年的星雲；從無知的佛子，到對佛法深刻體會的修持；從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的訊息，這大概是受益最大，我應該感謝諸佛菩薩的慈悲恩德了。
十八歲那一年，也是抗日戰爭的末期，我到了焦山佛學院，貧僧應該懂得自學了。每個月我發行一本刊物，內容都是自己手寫的，並且把它命名為「我的園地」，讀者只有我一個人。內容包括卷首語、社論、佛學講座，也有散文、小說、詩歌，甚至編後記。因為都是自我抄寫、自我練習，文字的力量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上，這對我後來寫作，對多方文體看起來都能應付，應該關係很大。
尤其這個時候，胡適之的《胡適文存》，梁啟超的《佛學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學與科學的比較》，尢智表的《佛教科學觀》、《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海潮音》、《中流》月刊，對我也幫助很大，我每讀到好道理，都把它記在筆記本上。甚至魯迅、巴金、老舍、茅盾、沈從文等當代文學大家的作品，也讓我非常嚮往，乃至陳衡哲的《小雨點》、冰心的《寄小讀者》等，我都受了一些影響。
在焦山授課的老師就不像過去簡單了。我記得有當初太虛大師門下第一佛學泰斗芝峰法師，有北京大學教授薛劍園老師，有善於講說《俱舍論》的專家圓湛法師，還有一些老莊哲學、四書五經，甚至於代數、幾何等課程。我在那一、兩年中，如飢如渴的飽嚐法味。一有空檔，還有一些小文、小詩投稿在鎮江的各個報刊，給予自己的鼓勵很大。
我在焦山，除了寫過〈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給我生死未卜、不知何在的父親，以及〈平等下的犧牲者〉，還寫了一篇〈鈔票旅行記〉，雖然自己沒有用過錢，但是貧僧有一個頭腦、有一點新思，真好像自己開悟了一樣，學什麼都感到得心應手。
在焦山期間，還有半年就能畢業，因為對院方的改制不滿，我放棄了畢業典禮，寫信獲得家師的同意，在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冬天，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並且在鄉下一個學校裡做一名小學校長，讓我學以致用，給我一個「做中學」的試驗場所。
甚至，後來到南京擔任短期的住持，對於過去青少年期間學習的叢林規矩，加以運用，讓自己不至於荒廢時光。就好像海陸空三軍一樣，我參學過佛門的律下寶華山學戒堂，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的禪堂，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學院等，雖沒有深入，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圓融。影響所及，現在貧僧也自己能做戒師了，在佛光山多次傳戒，對於有些規矩也能做一些改進，這不能不歸因於當時參學各宗各派時扎下的基礎。
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時間，我和道友們在華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運動」，以白塔山辦《怒濤》雜誌的經驗，就推動起革新舊有的佛教，向新佛教邁進一步了。這也算開拓了我的思想，成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緣。
來到台灣以後，雖然貧僧不是什麼很高明的人，但樂於與人同享知識。在中壢圓光寺掛單的時候，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組，由我跟他們講授國文、淺顯的佛經。尤其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時代，在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一面教學相長，一面服務行政，一面率領學生修持。邊學邊教，一個學期忙下來，應該消瘦不只七、八公斤，可見貧僧對教學的熱忱和用心了。
後來到了宜蘭，貧僧不會音樂，但我為大家做了許多歌詞，如：〈弘法者之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鐘聲〉、〈佛化婚禮祝歌〉等。我不懂文藝，只是稍懂一點文學，卻在宜蘭開起文藝班授課。也是有限的佛法，竟在那裡講經開座，弘法利生。
漸漸的，經常有各界人士來拜訪，見到我，教書的老師，談一些教育的經驗；商界人士跟我談經營買賣的過程；軍人來了，講一些軍中戰爭的情況；政治家也會說一些政治的人我是非……。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正是大陸一些學者、專家、名流集中到台灣來，他們也不容易找到對象談話，知道在宜蘭雷音寺小廟裡，有一個能與人對談的和尚，所以就來找我談論了。
我得到他們的教導，就和一名學生一樣，每天有很多的老師好像送上門來似的，教我學習百科全書。我就這樣跟著大眾學習，把社會當為學校，不要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可以說，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師了。
這些學習，讓貧僧感到，眼睛像照相機，耳朵像收音機，鼻子好像偵察機，舌頭好像擴聲機，身和心的聯合作用，就可以隨機應變，人身也就好像是一部機器，在思想上可以自由運轉了。
從這些點點滴滴，貧僧感到學習的不只是學問，而且是要具體的實踐。好比貧僧最拿手的是煮飯菜，而參與最多的卻是建築，要建房子得先從搬磚、搬瓦、挑砂石、拌水泥等著手，必須實際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邊口說動嘴。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的時候，因為一位初中畢業的木工，為我在高雄建設普門幼稚園的因緣，我就帶他一起到佛光山來開山。這位木工就是蕭頂順先生，雖然只有初中畢業，但非常聰明伶俐。他和我都沒有學過建築，也不會畫圖，我們就在地上用樹枝比畫，討論要多高多長。就這樣，從開山初期到現在，幾十年佛光山的建設都是他們原班人馬，沒有換過。他自己家裡祖孫三代，後來也都在這裡一起參與建設。
我也因此跟著他們一起工作，從釘板模、綁鋼筋，甚至最早叢林學院的道路、龍亭、大雄寶殿丹墀，到後來靈山勝境廣場等，鋪設水泥的時候，還都是貧僧和佛學院的學生們用鐵尺一格一格劃出來的。
至於典座做飯菜，那就等於一名小廚，一定要先從洗碗、洗盤，洗菜、切菜開始，然後才能動鍋動鏟，慢慢成為給人接受的廚師了。
貧僧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是喜歡教育，也倡導教育。就在不久前(二○一五年一月)，全台灣一百七十多位大學校長到佛陀紀念館來開會，教育部指示貧僧和全部的校長講話；接著我們的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也要貧僧跟他們全校師生、幹部講話。我以自己的經歷，講述自學、自覺的學習過程。
自學是孔子的教學，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自覺是佛陀的教法，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是這些自學、自覺的經驗，成就了現在貧僧的行事、貧僧的思想、貧僧的觀念、貧僧的做人處事、貧僧的舉一反三、貧僧的理事圓融、貧僧的僧信平等，甚至對於佛法妙理的體會，讓貧僧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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