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34: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my Writing 【三十四說】我寫作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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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說】我寫作的因緣說起貧僧寫作的因緣，回憶起來，可以說是酸甜苦辣。
現在雖然有人讚美我寫作的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文章型態多元，詩歌、散文、小說，我都能沾它一點邊，甚至有徒眾替我算過，出版的書有五百多本、總共將近三千萬字，而且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就有數十種。當然，這些著作都是我的生命。
佛法說，人的生命「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但那只是理論上的。在事相上，有人的生命在交友酬酢裡；有人的生命在酒色財氣裡；有人的生命在爭權奪利的政治漩渦裡；有人的生命在計算謀略的功名富貴裡。當然我們的生命投資在哪裡，成果就在哪裡。不敢說這幾千萬言的文字，對人間、社會、佛教有什麼貢獻，但總是我生命時間累積的成果。
當然，一個沒有經過學校、受過正規教育的人，一個生活在封閉寺院、沒有什麼社會經驗閱歷的人，不閉門造車，只是憑閱讀和想像寫了一些文章，雖然還是存在很多限制，但這一路走來，寫作陪伴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見到星辰日月，就想要去歌頌；見到花草樹木，就想要去讚美；講到山河大地，就想到與生命同在；說到芸芸眾生，全都是至親好友。唐朝李白的「大塊假我以文章」，世間上的人相、眾生相，人我間的是是非非、好好壞壞、善善惡惡，不都是我們寫作的材料嗎？
初學「寫作」，簡直不敢想像，於我而言，那是一個挺高的境界，自覺高攀不上。我在少年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將來一定要寫兩本書，我一聽從心底要對他合掌崇拜，覺得好偉大呀！能寫兩本書，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我連兩百個字都寫不起來！而今，我那位朋友的兩本書，也不知道到了什麼程度，但是貧僧在無意中，因緣假予我，現在寫了也不只兩百本以上的書了。
記得初時摸索寫作，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說你，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
一個初學的人，寫得好，老師說你抄襲；寫得不好，老師就怪文句不通。幼齡的童心受到這樣的挫折，可能洩氣，後面就放棄，當然就沒有未來了。但貧僧就是有一個性格，好像「皮球」，你一打壓，它就會跳躍。所以我可以經過初期老師的棒喝、教訓，通過了這個階段，柳暗花明，戰勝了崎嶇，看到了前途美景。
我在十八、九歲後，進入當時全國最高的佛教學府「焦山佛學院」讀書，而其他的同學、學長們，也都是一時之選，才華很高。我因為不甘落後，就更加用功。焦山位於揚子江的中心，我就時常在傍晚時，到退潮後的沙灘上散步，一走就是幾里路，也確實讓我感受到王勃的〈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感，也在這種心和境的相應之下，開始寫了些不成文的小詩。並且還有很好的運氣，往往投稿都有刊登，因此也增加自己不少信心：「原來我能、我可以寫作！」
也由於寫作，在經常「抒發己見」的因緣下，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殺遇難的父親，當時與父親已多年不見，自從他杳無音訊後，我就成了孤兒，因此在滿懷思念中，就寫了一篇〈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紀念父親。很感謝我當時的國文老師聖璞法師，他背地裡，將我的文章謄寫在稿紙上，並且親自投郵到鎮江的《新江蘇報》，五千字的文章不但發表了，而且分為上、下篇，刊登了兩天。
不但如此，他在上課的時候，還花了兩個鐘點念給同學們聽，同時講解我文章的內容、寫作的技巧，最後他在文章後面評語說：「鐵石心腸，讀之也要落淚。」老師偷偷的投稿，是因為擔心假如報紙不肯發表，會讓我灰心、喪志；等到文章發表了，他就歡喜地向同學們宣讀、公布。這種慈愛，我感動至今，難以忘記！所以，貧僧覺得，鼓勵可能比責備更有力量。
大約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有一次，聖璞法師在一個星期六的作文時間，出了一道題目：〈勝利聲中佛教徒應如何自覺〉。我覺得，不一定在勝利聲中才要自覺，在失敗的時候，也要有自覺。甚至人生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有自覺，自覺才能進步，自覺才有希望。
我雖出身貧窮，但我不斷自覺，力爭上游。我不強求，只要有上進的機會，我決不放棄。這個時候，鎮江一下子出現很多的報紙，社會上一片欣欣向榮。我們只是一個學生，尤其是個出家人，對社會能做出什麼貢獻呢？我認為，就是寫文章。
所以，我雖然沒有見過鈔票，但是我從報章雜誌、文章書籍裡增廣見聞，於是我寫了〈鈔票旅行記〉；我即使從未離開過寺院，也不懂得現實世界裡生命的爭戰，只知道我們寺院裡面有一隻貓子抓老鼠，我見景生情，寫下了〈平等下的犧牲者〉，就想為小生命鳴不平。當然這些文章都發表了，所以也很感謝那時候的因緣。
但是我到了二十歲以後，也曾有一個挫折。因為我有一位學長智勇法師，他跟我共辦了《怒濤》月刊，他寫作之快，就如過去古人說「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一篇萬言的文章，他總能輕而易舉地交卷。那本《怒濤》月刊，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我忽然感到自卑，覺得我愧不如也。
之後，凡是他叫我寫文章，我就說「你來啦！」他要我寫個評論，我就說「你代我寫！」在他前面，我不敢舞文弄墨了。本來共同合作《怒濤》月刊，是因為志同道合，想為佛教創立未來的新風氣，在意志上，但我卻覺得慚愧，感到不能與他相比，所以一度覺得不必丟人獻醜，遲遲不敢寫作。我們編了十八期的《怒濤》以後，在南京華藏寺為新佛教開始了一段革新運動。後來，我就到了台灣。
與智勇法師分別後，我覺得寫文章沒了壓力，好像就有一點活躍起來。尤其在掛單的中壢圓光寺，正是台灣佛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創辦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替他代筆，寫一篇〈回顧與前瞻〉的文章，要登在畢業紀念冊裡。為了報答他的收留，我就快速把文章完成了。
看過文章後，老和尚不放心，因為他是台灣人，對漢學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給教務主任圓明法師看，問他：「你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圓明法師看了以後，坦白跟他說：「應該是出於東初法師之手。」我當時才二十三歲，所以妙老一聽，就非常稱心快意，覺得我能代他六、七十歲的高齡，寫出他的教育理念，還能夠跟有德有望的東初法師相比，因此他對我就更為重視愛護。不但讓我替他到法雲寺看守山林，帶我到苗栗客家村莊去傳道，尤其，他當時是新竹縣佛教會的會長，服務地區包括苗栗和桃園，我就幾乎成為他的祕書，幫他處理這些地區的佛教文件。
那時候的事務也不是很繁忙，年輕人總想有個事情可做，我又非當家、又非知客，在寺院裡面除了早晚課誦，百無聊賴，因此，就為台北的《今日青年》、《今日佛教》投稿。後來，佛教裡有了《覺生》、《覺群》、《菩提樹》、《人生》等雜誌，我感覺到我的園地很多，就不斷在這些園地裡播種，那時候沒有一點圖利的心，只要自己的文章能印成鉛字，看起來就很夠味了，可以說，比吃珍饈美味的飲食還要令人歡喜。
記得，我替老和尚看守山林的時候，白天，我只能看看森林裡穿來插去的猴子和松鼠，計算著時間，等候寺中送來的飯食；夜晚，我只有聽聽風吹松柏以及貓頭鷹的叫聲，就住宿在山間的草棚中。為了不讓寶貴的青春與生命無謂的虛度，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伏在亂草堆旁，寫成了《無聲息的歌唱》，這也是我的第一本著作。甚至，在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時，利用零碎時間，翻譯了日人森下大圓的著作，出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所以後來《中央日報》也要我去做記者，甚至《今日青年》的發行人秦江潮先生，還親自從台北到圓光寺來面邀我，到他的雜誌社擔任編輯。但，這些邀約我都推辭不去，為什麼？因為我要把和尚做好。因此，後來讀到古德「昨日相約今日期，臨行再三又思惟，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的詩偈，就頗為印心，古代大德辭卻社會的功名富貴，入山深居，在淡泊裡養護身心，我好像也有了過去古德的這種心情、言行。雖然當時，我一無所有，貧無立錐之地，但我知道自己，必能在佛教裡有所貢獻。因為我不懶惰、不推諉、不敷衍，無論什麼事情，只要與佛教、常住的利益有關，我都直下承擔。
也因為這樣的性格，我後來為《人生》雜誌義務編輯了六年；在《今日佛教》八個社委中，被推為首席。不但編輯、寫稿、發行，都是我一個人，那時候，也不知哪裡來的精神毅力，甚至還去幫忙其它的佛教雜誌寫稿。大概因為這樣的關係，獲得《覺世》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的欣賞，他邀請我擔任《覺世》旬刊的總編輯。就這樣，貧僧一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記得到宜蘭弘法三個月以後，信徒在監獄用三十塊買了一張便宜的竹椅，從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寢以後，我就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趴在縫紉機上寫作。在現代人看來，或許感到不可思議，但是當時的我，非常珍惜這份難得的機會。那年我二十六歲，生平第一次使用電燈，在此之前在棲霞山、焦山、宜興、中壢、青草湖等地，都沒有電燈，所以儘管群蚊亂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時寫到次日破曉，耳聞板聲，才在心滿意足中休筆。
由於那時候年輕，只要起早待晚，就可以完成寫作。還有很多的餘力，就去度化青年、教育兒童，為佛教辦些活動。後來，為了佛教雜誌太過保守，文章乏人閱讀，就自己冒險寫了《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這兩本書引起的熱烈回響，其盛況真如洛陽紙貴，出版至今超過六十年了，仍然持續不斷地再版，發行早已超過百萬冊了。其實，那時寫作也沒有稿費可拿，完全是基於護教的心情，可以說是無心插柳的意外收穫。
然而這些基於護教而發表的文章，也為我帶來一些漣漪。例如，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秦江潮先生專程來為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發了軒然大波。
尤其我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批評他不該把太虛大師的《覺群》周報，改作紀念印光大師的刊物，也引起了對我很不利的反應，導致他把《覺群》停刊，另創《覺生》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佛教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
所以這之後，我感覺自己志不在寫作，因為空洞的言論，對佛教也於事無補。因而就想進入佛教會，參與佛教界實際的改革運動。可惜，因緣不具。因為當時許多主事教會的長老，並不喜歡我這樣性格活躍的人，所以那些年我在佛教會裡，他們時而要我，時而拒絕我，讓我感到進退艱難。我後來想，「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侍」，我應該找一個佛教領袖，跟隨他，助他推展佛教革新。
那時，我也曾經考慮過中國佛教的路線，然而它封閉保守，日後一定走下坡；南傳佛教，雖信心具足，但毅力不足；日本佛教，雖有佛學議論，但戒律不嚴。所以佛教究竟往哪裡走？我決定往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走，所以「人間佛教」始終是我走的道路。
然而，太虛大師在哪裡呢？法舫大師在哪裡呢？我所尋找的這許多長老：甲，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乙，怪你怪他、天天罵人；丙，朝令夕改、變化無常；丁，膽小如鼠、不夠擔當。當時我非常苦悶，因為我沒有頭、沒有領袖。
所幸，之後在宜蘭，遇到一些有為的青年。我們組織歌詠隊、弘法隊，成立青年團、設立文藝班，其中裘德鑑、楊錫銘、周廣猷、朱橋、林清志、吳天賜、李新桃、張優理、吳素真、張慈蓮等青年；以及後來一群縣政府的員工、電信局的小姐，如：蕭慧華、李素雲、黃惠加、曾素月、曾韻卿、朱靜花、林美森等二十餘人，都成了我弘法布教的生力軍。他們本來在社會上都有很好的職業，由於信仰了佛教，一心想為佛教奉獻。
尤其中華印刷廠的吳天賜居士、蘭陽女中的李新桃小姐、宜蘭稅捐處的張優理小姐、藥廠裡面的吳素真小姐，這些青年都願意辭去職務，來為佛教服務。我覺得我們有了團隊，於是，就叫吳天賜、李新桃去辦佛教文化服務處；請張優理在宜蘭創辦佛教幼稚園；讓吳素真到高雄興辦幼教事業，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發展。就這樣，我的「寫作」因他們而擴大了。
為了新佛教的弘傳，我們朝向一致的理念，奮力推動。於是，我們編寫了《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說集》、《佛教文集》等，甚至編印了《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經典之部》、《中英對照佛學叢書‧教理之部》、《中英佛學辭典》，以及新式標點的「每月一經」、佛教美術的圖集等等，這一切無非是希望能把佛教的文化，普及於社會大眾。可以說，每個人都傾己所能，如火如荼想為佛教注入活水。
即便如此，我還是感覺到人才不夠，力量有限，因而決定辦教育。所以，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我們在小小的壽山寺，辦起了佛教學院。想不到，學院每年招生，人數都超額，小廟無法容納了，只得設法遷校。當時，也不敢妄求山明水秀的好地，只想有塊簡陋的小地，蓋個鐵皮屋，能給大家遮風避雨，也就心滿意足了。就在這樣的機緣下，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我們到高雄大樹鄉麻竹園開創了佛光山。
因此，我為佛光山訂下「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個宗旨，佛光山就朝這四個目標推展，因而人才不斷的增長，事業不斷的擴大，所謂「有志一同」，信徒有緣人集體創作，就百千萬慢慢地聚集了。此後，我不光是寫作維生了，我以弘揚佛法、普度眾生為我的目標。然而在佛門裡，我並無大用，主要我五音不全，無法唱誦讚偈；加上我書法不好，寫字也見不得人；只有想到教書，所以就擴展佛教學院。
但是擴展佛學院後，老師要月俸，學生要吃飯，我那時候年輕，實在沒有力量負擔。不過，感謝佛陀，佛法不誤人，只要有心，再大的困難都能逐一化解。當時，佛光山除了不斷的建設以外，信徒也不斷的增加，我們除了每十天發行四十萬份的《覺世》旬刊，也發行《普門》雜誌、《佛光學報》。總的來說，我那時寫作、教育、弘法、共修、活動，樣樣都做，從不推辭；所謂「破船多攬載」（揚州歇後語），什麼事情來了，只要於佛法有利益，為了佛教，我一切心甘情願。
就這樣，佛光山在世界的舞台發展、活躍了起來。然而「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雖說弘法路上風雨兼程，好好壞壞總無常態，但我一心想為佛教打些基礎，廣結善緣，因此在忙碌中，我不僅忘了榮辱毀譽，也時常忘了自己。
其實，在建設佛光山之前，我曾以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向日本大正大學申請就讀博士班，校方審核通過，還寄來了入學通知書。當時，我之所以想去日本留學，其目的，是因為那時候所有從台灣去日本留學的男眾比丘，幾乎全軍覆沒，還俗去了。我就想，我要改變這個歷史，為男眾爭一口氣，我一定回來給你們看。但是後來，想到皈依的弟子那麼多，如果我現在去做學生，當初就不應該做人家的師父；現在既已收了這麼多徒弟，怎麼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學生呢？這裡確實有著一些矛盾，所以博士就不要了，從此打消去日本留學的意思。
也在這個時候，電視台、廣播界開始有人來找我，希望把我寫的小說如《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讓他們拍成戲劇。其中《玉琳國師》被上海滬劇團改編成話劇，在台北紅樓演出；空軍廣播電台將它錄成廣播劇，在電台播出；甚至也被改拍成台語電影，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再後來，導演勾峰先生以《再世情緣》為名，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在中國電視公司八點檔播出，引起很大的轟動，海外地區也爭相播放。
我記得當時，為了配合各個電台的播放，我天天不計辛勞地為他們寫稿。然而我的弘法熱心，也為我招來了苦難。例如：金國戲院附設的製片廠，想將我的《釋迦牟尼佛傳》拍成電影，佛教電影化是多麼重要的事，我當然很歡喜的接受，況且我也不計較版權、待遇，承蒙他們邀請我做顧問，我當然也義不容辭了。
電影開鏡的時候，我特地趕到他們在彰化的攝影棚，想不到第一個鏡頭，導演就讓悉達多和耶輸陀羅擁抱接吻，我趕緊告訴導演這個不能，那個梁姓導演疾言厲色的罵我：「你不懂！你太落伍了！」給他這麼一個教訓，想說既然我不懂，就只有離開了。
電影上演後，就為了這一個鏡頭，有些出家人要衝毀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到馬來西亞放映時，當地佛教徒聚集包圍整個戲院，要求不准上映。頓時，風雲變色，怨怪四起，整個佛教界都說我不好，但其實我有苦衷。
後來做監察委員的游娟女士，也向我表明，她要將《釋迦傳》編成連續劇，在台灣電視公司演出，我當然應允。但後來在電視播出的時候，我自己都看不懂，好像裡面的人物、情節都不是我的，都是戰爭、打鬥，我書裡的內容並沒有這些啊。當然，罵我的信件也如雪片般飛來，我也只能無奈了。
因此，我曾經一度覺得，新佛教實在很難！我遷就社會，社會給我這麼多難堪，讓我難以承受；我為了佛教，但卻沒有力量與製作方溝通、爭取、協調。後來慢慢到了老年，聽到楊惠姍演的一部電影叫作「我就這樣過了一生」，我想，我為了寫作，以及因寫作而衍生的種種事件，也可以說，我就這樣忍了一生。
不過，也不是沒有好事，例如：我以文會友，文學為我帶來了好多的朋友。像早期在宜蘭的楊尊嚴、楊勇溥、朱橋、楊錫銘、周廣猷，他們協助我譜曲、音樂弘法、《蓮友通訊》的編印發行。之後，包括郭嗣汾、公孫嬿、瘂弦、柏楊、高陽、司馬中原等好多的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何凡、林海音跟我也有很好的交情；其中孟瑤、劉枋女士，還在佛光山長住過十幾年。承蒙他們當時不嫌棄我是一個出家人，經常在新北投普門精舍我的一個小房子裡聚會，可惜我實在才、財兩缺，既沒有多餘的錢財招呼文友，也沒有很好的才智與他們應對，自慚條件不夠，就不敢和他們多所來往，因為對於這許多文人，我感覺高攀不上。
記得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我將第一次出國訪問歸來的見聞，寫成《海天遊踪》。因為這本書，我結交了更多海內外的讀者朋友。當時雖然忙碌，但為了回報讀者的好意善緣，我每周固定一天或者半天，一定到三重的文化服務處，親筆回覆書信，而且每次都要回覆六十到一百多封。雖然徒弟們自謙，他們回覆書信沒有我的老練，其實我自知，自己不成熟的文體，只能算粗製濫造。
不過我對於寫作，不論書信、遊記、散文、小說、詩歌，各種題材，都很願意嘗試，所以後來寫《講演集》時，就感覺到自己的材料很豐富。然而平心而論，我最早期的〈星君仙女下凡塵〉以及〈宗教同盟大會〉等作品，都無法登大雅之堂。當時只是初學，但為了弘揚佛法，即使作品生澀不成熟，我也不顧忌地獻醜了。
貧僧想起五○年代初期，那些護教的文章遭人批評謾罵的時候，其實我並不計較，因為自青年時期開始，我參與多種佛教雜誌的編輯工作，就是一心想做個佛教的評論家。我自覺自己有公平正義的性格，應該能為佛教界的是非、邪正、善惡，留下公正客觀的歷史批判。
例如，我曾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布教以推動國際佛教、加強教會與訓練人才、建立信徒資格審查、確立佛教考試制度等；或者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以「改良拜拜」代替「取締拜拜」，尤其對於政府頒獎表揚慈善，直言不諱地說，此乃促使佛教墮落之舉，政府應該鼓勵佛教從事文教弘法等。這些，都對當時保守的台灣佛教，確實產生很大的衝擊，但對日後佛教地位的提升，豈能說沒有助益呢？
但後來，貧僧因為辦了佛學院，想到自己為了主持公平正義，而批評別人，別人也必定對我有所批評；為了擔心傷害徒眾的信心，感覺到此路不通，為了保護徒眾，只有規規矩矩的興學、做人了。
這之後，也由於佛光山的發展，信眾們希望將我的著作，製作成電視節目，讓佛法更為普及生活化。雖然在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我們開設了「人間衛視」，但在這之前，電視弘法，也是經過許多辛酸苦難。例如，我們曾與台視經理劉震慰談妥，買下每周一個小時做佛教節目，但開播前節目卻被取消了。我問：「怎麼會這樣不講信用？」台視的人也很無奈說：「並不是我們要刁難你，是蔣夫人說佛教不准上電視。」
另一次，跟中華電視台共同製作「甘露」這個節目，我們還特意在播出前，在報紙刊登廣告，周知信眾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播出當天一早，我接獲通知說：「這個節目不准播出！」我急忙趕到電視台，請教負責人：「節目怎能說不播就不播呢？」想不到他回答我：「和尚不能上電視！」我說：「電視連續劇裡，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現嗎？」他竟然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他們是假和尚！」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卻可以，你說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公道可言呢？
究竟是他們怕蔣夫人？還是他們排斥佛教呢？真相我不得而知。不過，等到蔣經國總統主政之後，我在電視台裡面，也就無所顧忌可以講說弘法了。尤其當時台灣的電視台只有三台，他們各台都互不來往，只有我每天「遊走三台」，因此三台上都有我的「法語」播出。
那時候，我在中視播出《信心門》、《星雲說》；在華視播出《星雲法語》；在台視播出《星雲禪話》、《每日一偈》、《星雲說喻》，甚至《星雲法語》還曾經在民視播出一段時間。這一切的好緣分，應該感謝周志敏女士的幫忙，周女士是電視公司內部的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在電視圈裡有一定的力量，她對我電視弘法的貢獻，可說居功甚偉！
如今，我的文字不僅印成鉛字，它也變成電台的廣播、電視的節目、電影的戲劇，甚至化作2D、3D、4D的各種圖書、動畫、短片，透過現代的網路科技，無遠弗屆在整個世界，以各種語言傳遞真善美的理念，這不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嗎？
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貧僧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哲學的內涵，因為文學要美，哲學尤其要有理，內外相應，無論是長篇或者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適之先生說，《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而《華嚴經》、《大寶積經》，都是長篇或短篇的小說。在我覺得，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
所以，曾有人問貧僧，為什麼我這一生，這麼熱愛文字寫作？我告訴他，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環，是弘法的資糧，人不在，文字般若還在。一個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這輩子乃至下輩子，都會對佛教有好感。透過文字媒介，不只是這個時代，不只是這個區域的人，都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幾千、幾萬年以後，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
因此，後來我不但帶領弟子彙編《佛光大辭典》、《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法藏文庫》，自一九七七年起，近四十年來，我們持續編修《佛光大藏經》，日後全部出版，這將是千餘冊的巨作。另外，我還編寫了《往事百語》、《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人間佛教系列》、《僧事百講》等數百本與人間佛教相關的教材，希望提供僧團培育青年之用。
尤其二○○○年，《人間福報》創刊之後，我開始在頭版撰寫專欄，逼著我不得不每天供應他們文章。十五年來，我從來沒有缺席過一天，《迷悟之間》、《星雲法語》、《人間萬事》、《星雲禪話》、《星雲說偈》，都各自連載了三年，有徒眾打趣說，這應該去申請寫作的金氏紀錄了。
當初，貧僧從一個二十歲不到，為佛教改革與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到台灣駐錫弘講、建寺安僧，靠著一枝禿筆生存立足，及至後來創辦佛教的文教事業，將佛陀教法透過文字與出版品，流傳到世界各個角落。我這一生，也由於文字編寫的因緣，擴大了視野，廣交各界的能人異士，可以說，寫作豐富了我的生命。
而今，貧僧老矣，眼睛看不到，連書也不能看了，不過在國史館的邀約因緣下，我還是口述了一部一百六十萬字的《百年佛緣》。最近又靠口述，寫了《貧僧有話要說》，其實這不是預想中的事，我只是因為一些佛教團體，給社會媒體批評傷害，基於保護佛教的心情，我才寫了《貧僧有話要說》。發表以來，承蒙各界給我的鼓勵，我本來只想寫二說、三說就好，在盛情之下，如今也寫了四十說了。
本文所言，應該就是我這一生，寫作的大致過程。所以有人問貧僧生命何在？我說我的生命，就在文字寫作裡，就在講述傳教裡，就在信仰修持裡，就在廣結善緣中。至於其他像創辦大學、建設寺院等事業，那都是靠僧信二眾的團隊，大家集體創作而來，我個人就不敢居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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