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ndred Sayings 5 - Never Make Any Returns 《往事百語5－永不退票》
One Side of Courage 勇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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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一面我生性隨和謙讓，從小甚得長輩疼愛。一天，一位史老師見我被同學欺侮，對我說：「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這個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
我將這句話記在心頭，數十年來，自我奮發，精勤努力。現在回顧往事，我自覺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神州處處風聲鶴唳，連故鄉揚州也不例外，炮火槍聲，街頭巷戰，時有所見，屍橫街頭，怵目驚心。在槍林彈雨中，我不僅曾經見義勇為，救活一位中彈受傷的國軍，告訴大人用門板送他回後方；逃難時，更有躺在死人堆裡的經驗。那時，我不過十歲，在家人眼中，我是個膽識過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隨著母親，離鄉背井，去尋找經商失蹤的父親，雖然烽火漫天，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到了棲霞山，我為了一句不經意承諾的話而毅然出家，說來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國共相抗激烈，我那時二十一歲，出任白塔小學校長。白天，國民黨軍隊來校搜查共產黨；晚上，共產黨游擊隊又前來突襲國民黨部隊，如是每天都在夾縫中提著性命度日，但是卻從不感到畏懼。
當時佛教積弊甚深，連本身自保尚有問題，遑論發揮濟世度眾的功效。有鑑於此，我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來，在宜興創辦《怒濤》雜誌，到徐州編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張貼壁報，發送傳單，甚至街頭講演，宣揚革新佛教、邁出山門、走入社會、廣利眾生的理念，雖然備受舊勢力的打壓，但憑一股興教護國的熱忱，我們不畏權勢，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們來到了南京華藏寺，蒙住持蔭雲和尚厚愛，將全寺交給我們管理。我們一心志在復興佛教，發現寺內陋習甚多，即刻著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規約，革新經懺制度，卻不料與舊僧衝突日甚，加上我們的思想前進，已然觸怒了當地的軍閥政客和土豪劣紳。舊僧與官僚遂勾結起來，對我們百般迫害，煮雲法師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松峰、松泉法師幾乎喪命街頭……。我任職監寺，每天出生入死，卻了無懼意，只覺得強烈的使命感時刻充溢胸懷，鼓舞著我們為教奉獻。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譚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覺民等，為了拯救黎民於倒懸，尚且不惜犧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興佛教，普澤蒼生，若不肯勇敢犧牲，又豈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國勢頹危，我與同道智勇法師相約：要為佛教至少留下一人，以續佛慧命，紹隆佛種。於是決定：他留守大陸，我則孤身來臺。由於長年深居內地，當時孤陋寡聞的我，對於臺灣的印象，竟然還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蠻荒瘴癘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師不也歷經流沙猛獸之險，隻身西行，取經訪道嗎？古德有云：「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猶豫地承諾下來，孑然一身地到達人地生疏的臺灣北部，幾經輾轉，才獨自一人至宜蘭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況下，單槍匹馬，環島佈教。多年後，不懂英語的我，還曾經數度隻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當年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對陌生的環境及遙不可知的未來，所憑者無非是堅定果決的勇氣罷了。
來臺初時，舉目無親，我四處尋求掛單，卻頻遭拒絕，備受奚落，而三餐不繼，饑寒交迫則是常有的事，我卻從不為此氣餒。早年，孫張清揚女士對我禮遇有加，並有意出資送我出國留學，我一貧如洗，卻未曾動心，更未嘗向她訴窮求援。雖然那時無錢無緣，斗室中連一張陳舊的桌椅也沒有，為了接引知識分子，我竟能首開先河，發起大專青年學佛，記得當時優秀的青年吳怡、張尚德、王尚義等，都是參與第一次佛教座談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處籌款，買下佛光山的土地後，身上僅餘微薄的一萬元作為開山基金。在當時一般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今佛光山的各種建設，不也證明了勇氣比金錢的力量還要大嗎？
三、四十年前的臺灣社會民風保守，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間殺生拜拜的陋習，我組織佛教歌詠隊，利用幻燈片作為弘法工具，開辦兒童星期學校，設立學生會、弘法隊，帶領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創新不斷招致非議，甚至還有人說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揚言要殺我而後快。我並不因此而稍有憚色，繼續開風氣之先，灌製唱片，製作佛教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在佛教節慶時穿插歌舞表演……，反對的聲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堅持理想。
現在，各個道場紛紛效尤這些弘法模式，說明了當初的勇於創新有其必要。為了要引起社會人士對佛教的重視，我還舉辦空前未有的佛誕花車遊行、大藏經環島宣傳團、運用視聽器材的環島佈教等活動，果然掀起了學佛熱潮。回想當時我們既無文宣專才與組織經驗，又要經常面對教內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轟動，實在是靠著不退轉的信心與勇氣所使然。
弘法佈教固然是困難重重，建寺安僧，乃至辦學培養僧才，也不無種種阻礙。一九六五年，我在壽山寺興致勃勃地向大眾宣布要創辦佛教學院時，卻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潑了一盆冷水，他說：「師父！您辦佛學院，我們無法長期支持經費，將來您會沒有飯吃。」誠然，我當時財力匱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興佛教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嚇而退志，仍然決心辦學，佛教學院於焉成立。三十年來辦學不輟，畢業的學生人數愈千，遍布海內外，不斷為佛教獻身賣力，而當年入學的學生慈嘉、慈怡、依嚴、心定、依恆、心如等，隨我開山闢地，建立不少汗馬功勞，目前都是佛光山最優秀的職事。常自慶幸：當年若稍有遲疑，不知要憑白損失多少法將良才。
決定籌建佛光山時，也聽到不少反對的聲音，信徒們認為，既然已經有了宜蘭雷音寺、高雄壽山寺可以聽經禮佛，又何必要千辛萬苦另拓道場？於是我特地包了一輛大巴士將大家帶往現場，以便實地說明心中的理想，沒想到他們見到刺竹滿山，野草沒脛，更加害怕起來。大家不但不肯下車，還說：「這種鬼地方，有誰會來？要來，師父您自己一個人來吧！」我獨自下車，信步繞山一匝，思惟良久後，篤定地對自己說：「我，非來此開山不可！」
開山時，篳路藍縷的困苦艱辛，日夜不休的擘畫經營，層出不窮的洪水天災，聲勢浩大的悍民圍山都非筆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無比堅定的勇氣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積，一血一汗的揮灑，荒山成為今日的佛光山勝地。當年不肯下車的信徒，後來都成了朝山的常客。當初美國西來寺的建設，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對，經過百餘次的公聽會、協調會，十年的慘淡經營，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其餘海內外各別分院，也都是在經濟拮据、人力缺乏的情況下創立而成，其中所經歷的困境，不知凡幾。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無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心願。當然，於佛光山我雖退位，但於和尚我並未退休，所以對於國際佛光會，我還要更精進努力不可！
我一生隨緣隨喜，但是碰上有違原則的事，我絕不茍且妥協。接管雷音寺時，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請人將大殿內多尊神像搬走，並且親自砍掉兩旁神像出巡用的「迴避」牌子，以正佛堂威儀莊嚴。為了密勒學人獎學金的濫發，應邀作評審委員的我，不惜向主辦人南亭法師拍桌抗議。為使高雄市區信眾便於學佛，我幫忙建築高雄佛教堂，看見牆上的卍標幟與正統佛教不符，我力排眾議，拆掉重建，後來證明：我的擇善固執是正確無誤；我又堅持將佛龕前兩尊巨大無比的石獅打掉，藉此非難的信徒持棍護獅，見我不驚不懼，閉目端坐，僵持良久後，終於默然離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後，我自願退居監寺，禮請月基老和尚擔任住持，為此也費盡唇舌，幾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擾也是不計其數。早年，我在寺內講經，耶穌教、鴨蛋教就在寺外喧囂吵鬧，我默擯不理，久而久之，也就銷聲匿跡了。
少年在叢林參學，讀到古德先賢們為法忘軀的精神，往往令我馳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實法師為了僧道坐位前後，寧受杖責，和皇帝抗爭不屈的事跡，更是令我欽佩歎服，故而立志效法。
還記得剛開始弘法時，正是臺灣實行戒嚴令最為嚴峻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花蓮宣傳佈教，警方前來取締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議：「我們到處傳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難道花蓮是化外之區嗎？」威壯的聲勢倒也令他們愕然無聲了。另一次，我在龍潭說法，眼見警察在臺下取締，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臺上賣力演說，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講經完畢，都相安無事。
我在宜蘭駐錫弘法時，警備司令部連續接到黑函投訴，說我白天收聽大陸廣播，晚上穿著便衣外出，張貼親共標語，散發反動傳單。後來到了高雄，又有人密告我在佛光山窩藏長槍兩百支，儘管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都足以讓我隨時招致殺身之禍，我仍不退縮，依舊四處弘法，護教衛僧。
三十年前，壽山寺初建好時，高雄要塞司令部以寺樓超高為由，下令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是不敢申訴反駁的。眼見高雄信眾好不容易有了一座安頓心靈的殿堂，怎能就此坐視夷為平地？我獨上要塞司令部理論，一席義正辭嚴的話，令主辦人連聲道歉，收回成命。
我也常仗義直言，或駁斥政府對於佛教不公平的措施，或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例如：建議政府將「寺廟監督條例」改為對各宗教一視同仁的「宗教法」；反對宗教不平等的待遇，與各界人士共論政府宗教方針的弊端等。一九六三年，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該國佛教，舉世譁然，政府宣布不准民間有反吳的言論，我還是發出正義之聲，撰文抨擊。其實唇槍舌戰非我所願，況且言行招忌，只會帶給自己更大的阻力，然而佛教所以能流傳千古，不就因為一些只問是非，不問利害的佛門龍象嚴持正義，奮鬥爭取而來的嗎？我豈能愧對歷史！
我不但發心為教奔走奉獻，我也積極為眾謀取福利，例如：四十年前在日月潭服務的陳秀平受政府監視，我卻大膽為他保證，後來並推薦他擔任智光商職的副校長；二二八事變後，某信徒被牽連入罪，禁止外出，我自身難保，但也主持正義，為其申冤，還其自由之身；以叛國而被軟禁的孫立人將軍，我也因為推崇其功在國家，不顧某方警告，堅邀他到佛光山參觀小住；陳鼓應、楊國樞、韋政通等言論開放的學者，也曾在二十多年前，應邀到佛光山的叢林大學授課，為此，臺灣大學某葉姓女教授放言：「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儘管如此，基於尊重人權、融和黨派、禮遇學人的理念，我願義無反顧，冒著判罪監禁的危險，言所當言，為所當為。
在先總統蔣公逝世時，我講演評論其遺囑中的宗教色彩；在中國國民黨十三全會中，我建議蔣經國先生：應開放政治管道；在李登輝先生初任總統時，對於他的公然為耶教證道，我表示不以為然……。為了國家更好，我甘冒大不諱，直陳諫言，自覺勇氣充沛。
近幾年來，我率先赴中國大陸探親弘法；我接待許家屯先生、千家駒先生，民運人士等，一再成為媒體報導，大眾矚目的焦點，拊掌稱快者固然有之，批評瞋怪者也為數不少，「政治和尚」的稱號不逕而走，我仍不怨不悔，我以為：慈悲包容是促進人類和平的良方，我願為海峽兩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統一而努力不懈。
《佛遺教經》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毒之罵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寫佛傳時，對於佛陀這一番言教，已有所領略。那時，我在慈愛幼稚園召開董事會，剛要開始，一位素來霸氣的信徒，建議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臺主持董事會議。在我走下臺時，有位陳老師突然大發雷霆，將桌子一拍，罵道：「你們這些地獄種子！師父創辦的佛教幼稚園，你們竟然找別人做董事長。」那位信徒知錯，請上臺的那位欲當董事長的張先生下臺，要我重作主席，我實在不願上臺，但想到：眼前實在無人對佛教事業具有遠見與魄力，只得忍住剛才下臺的恥辱，本著「捨我其誰，當仁不讓」的決心，再度走回臺上，繼續主持會議。然而，有誰知道，為著顧全大局，再次步上講臺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我這才深深體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塵，數十年來，憂國憂教，弘法利生，雖飽受譏毀，總是堅此百忍；雖頻遭阻難，猶能勇往直前。唯自愧與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十年生聚教訓比之，猶相去甚遠；與諸佛菩薩的拔苦予樂、百劫精進相較，更是望塵莫及，但盼日後有更多的艱辛困境來讓我砥礪身心，代眾受苦，則於願足矣！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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