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eries 4 - Disciples 《佛教叢書4－弟子》
1. China - Liang Qichao, a Thinker in Buddhist Studies 壹、中國 ■佛學思想家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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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 ■佛學思想家梁啟超梁啟超為大時代中一位出類拔萃的思想家，他關心國事，著述豐富，一度為中國思想界的領導者，更是促使中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開拓者，經他拔識的人才，或受他影響的青年，不知凡幾。
梁氏多方面的學術成就為眾所周知，其生平著作一千數百萬字，晚年尤其深入佛學研究，注意西域佛教、發掘佛典目錄學、重視部派佛教，凡此種種，都是開風氣之先河，而且極具啟發性的學術識見，值得讚歎。
拜師啟蒙 法友砥礪
梁啟超(西元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滄江、新民子、哀時客等。廣東省新會縣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的小康家庭，祖父名維清、父名寶瑛，皆為秀才。
梁啟超四、五歲起，習四書、詩經。六歲入私塾就學，九歲能寫上千字的文章，十二歲考取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十八歲，拜南海秀才康有為為師，聽受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和佛典的精奧博大。他曾說：「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鑑》……等。又時習古禮，啟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此後，便開始接觸佛學。
任公體格魁偉，豪氣縱橫，興趣廣博，尤以書法著名。朋輩交遊中，有麥孺博、江孝通、曾剛甫、夏曾佑、曾重伯等人，共同致力於佛學研究。他們「文酒之會不輟，更喜談佛學。」後來又結識「才識明達，魄力絕倫」的譚嗣同以及楊叔嶠、吳季青等。諸子奔走國事之餘，亦涉獵佛教經論，或為茶餘閑話，或者談法竟日，或書信往來，或當面詰難，其間各抒己見，切磋砥礪，彼此於佛學上相得益彰。譚嗣同就是在任公的影響下，悟出佛教的精要所在；而任公又是在與譚嗣同「相互治佛學」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啟發，而漸至悟解。
吳鐵樵、夏曾佑等亦是任公學佛同道，他們「縱談近日格致之學多暗合佛理，人始尊佛書，而格致遂與佛教並行於世。」其中夏曾佑、宋恕二人尤其學兼內外，精通釋典，堪稱任公學佛的接引者。
持論精闢 躬與國事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後，任公惋憤時局，提倡變法，與康有為等三千人上書變法維新思想，成為維新派領袖。次年，在京師、上海創立「強學會」，旨於聯合志士，開通風氣，爾後強學會為守舊派反對，遭到解散。一八九六年七月，任公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經世文新編》、《西政叢書》、《大彼得變政考》、《孔子改制考》等書，文名滿天下，啟發國人的新思想。三月寫信給好友夏惠卿：「啟超近讀經，漸漸能解，觀《楞伽記》，於真如生滅兩門情狀，似彷彿有見，然不能透入也。大為人事所累，終久受六根驅役，不能自主，日來益有墮落之懼，既不能斷外境，則當擇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由此可見任公早期佛學思想形成的過程。
翌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至時務學堂任主講，其時蔡鍔(松坡)、范源廉等人，同為時務學堂學生。光緒二十四年，任公奉召到北京見光緒帝，受命辦大學堂及譯書局。是年八月，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六人遇害，任公出亡日本，時年二十六歲。
任公赴日本橫濱後，廣讀西方學術著作。十月創刊《清議報》，批評時政，發表《戊戌政變記》等作品，因此觸怒慈禧太后，秘密遣人放火燒報館。光緒二十七年，任公遠渡南洋、澳洲等地，不久回到日本，著《新大陸遊記》等，創刊《新小說》。一九○二年，再辦《政論雜誌》及《國風報》、《新民叢報》，國人競喜讀之，展轉傳回國內四處翻印，銷售至十萬份以上。清廷雖然嚴禁，卻無法阻止國人的熱愛。
當時任公還著有〈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一文，力闢世人誤認佛教為消極、厭世、迷信的說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無量、平等、自力之宗教，故「佛教有益於群治」。翌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中，認為「康氏哲學大近佛學」，以佛學傳播康德思想，以康德哲學抬高佛學。他一邊鼓吹政體改造，一邊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學說，在當時國內外知識界蔚為風潮。
倡導國學 環遊各國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建，任公自日本返國，出席報界歡迎會，結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時已屆四十歲。任公歸國後，喜好詩文古辭，每有興致，便抒詩文遣懷。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當國，國務總理熊希齡延攬任公出任司法總長。後又到天津創刊《庸言報》。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間，袁世凱欲謀稱帝，任公策動蔡鍔出走，組織護國軍維護共和。任公並在天津報館發表〈異哉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於遏阻袁氏稱帝產生了影響，同時，他的文章風格漸由復古文學轉為語體文。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復出組閣，任公再出任財政廳長，未幾，在軍閥混亂及政客鬥爭中失勢辭職，結束其政治生涯。
翌年，任公赴歐洲考察，協助外交，歸國後將各種觀察感觸，寫成《歐遊心影錄》一書。他因見國內軍閥稱兵，黨人橫議，於是誓言不談政治。此時適逢胡適提倡白話文，風靡一時，任公則發起「共學社」，著手寫白話文，公開講學，所講內容包括中國史書、文學、佛教、法制、目錄學，以至於人生修養、國際文化交流種種。他所作的《中國文化史目錄》，分三部二十五目，幾乎廣涉全面中國傳統學術。不僅如此，任公並邀請英國羅素、德國杜里舒、印度泰戈爾等各國文豪來華講演，公餘並翻譯外國名著數十種。此時，他開始從林宰平修習淨土，廣泛涉獵佛典。
始著佛書 教化社會
歐遊回國後，任公決心編著一部中國佛教史，為此，任公開始系統地研讀佛典，並將研究所得撰文發表，計有〈佛教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教與西域〉、〈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全書名為《佛學研究十八篇》，正文十八篇，並收十篇目錄。
一九二一年，任公致力於教育工作，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等校。並出任過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
任公在東南大學講學時，常到支那內學院，聽歐陽漸講佛學、唯識學，雖病不輟，並從歐陽漸學大乘法相宗的教理，和張君勱、德人杜里舒博士共同切磋佛學，遂使其佛教文化研究推向另一新的層峰。
翌年，任公參考日本佛教學者著作，撰述〈大乘起信論考證〉，認為這部論非由梵本所譯，是中國本土作品，他譽此書為「偉大傑出的思想論著」，是我中華民族的光榮。八月，任公至武昌，適中華大學舉辦暑期講習會，太虛大師應邀講「因明大綱」，任公偕友人高一涵、傅佩青與會聽講，適與太虛大師晤識。第二年，「武漢佛教會」專請太虛大師及任公蒞會演講，未久，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成立董事會，任公被推為董事長，當時他也是支那內學院的發起人。
一九二三年，任公又寫了一篇〈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任公文章多由廣泛蒐集、整理，加以鑑別史料的方法而寫成。《佛學研究十八篇》一書，正是他運用近代學術方法，為佛學和佛教史研究開闢一條啟蒙道路。此外，他從該書抽出十二篇，另行編輯為《中國佛教研究史》。其他著作如：《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墨子學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一○四種膾炙人口的不朽之作，都收入《飲冰室文集》。
一九二九年元月，任公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世壽五十七歲。他的一生可分成兩個階段，前期投身政治運動，後期則從事社會教育和學術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則是他後期綻放的生命之花。他曾說：「吾以為今後而欲昌明佛法者，其第一步當自歷史的研究始。」可見梁啟超研究佛教歷史的目的是復興佛教。
梁任公的言論在中國思想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戰亂時代，能透視佛教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力闢國人對佛教的誤會，並提出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無希望、無解脫、無忌憚、無魄力，此一富有創造性、啟發性的見解，不僅開風氣之先河，其高瞻遠矚的眼光，更令後人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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