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1: I am still called a “Humble Monk” 【一說】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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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在過去，中國大陸的出家人都自謙叫「貧僧」，我非常不喜歡這個稱呼，出家人內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為何自甘墮落要做貧僧呢？我童年家貧，甚至三餐不繼，但我從來不覺得家裡貧窮。雖然無錢入學念書，但是我有雙手、雙腳，眼耳鼻舌身俱全，我為什麼要感到貧窮呢？
我一生歷經北伐、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記得母親告訴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適逢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江蘇會戰的時候，軍隊正在家門口殺人，我就哇哇墮地了。
十歲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我與家人每天跟隨難民潮向蘇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槍林彈雨之中求生，沉浮在死人堆裡苟活。於此同時，父親在南京的煙硝裡人間蒸發，當時寡母遺孤的窘迫，豈只是貧窮可說呢？雖說戰爭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但經過槍砲子彈洗禮過的人生，對於窮困、生死自然別有一番體驗。
十二歲出家之後，貧窮的祖庭宜興大覺寺、貧窮的參學寺廟南京棲霞山寺，都是生活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無親無故，連找個寺院掛單，都沒有人願意收留，我仍然不覺得貧窮。
但後來，各種的因緣，正如某些媒體清算佛光山的財產說有一百三十多億，其實何止於此？其中，南華大學有四十多億，佛光大學有六十多億，普門中學有二十多億，均頭國民中小學和均一國民中小學有近二十億，老人仁愛之家、孤兒院，還有佛光山的建設等，總花費應該不只五百億吧！
在貧僧的下文裡，會一一向各位報告。
雖然花費那麼多錢財，成就了那麼多的事業，到了現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確實是一個「貧僧」。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眾和社會共有的。所謂「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這一切與我都沒有關係，我只是其中的一點因緣而已。貧僧自比也是一個信徒，可以說也樂善好施，佛教裡《金剛經》說，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所以關於給人一些小惠樂助，也就不值得在此敘述了。至於辦理的學校、寺院，本來就為十方財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貧僧」又是誰呢？
不過，社會還有人說我少報了一條：「星雲公益信託教育基金」有十多億，但那也不是我的。這些款項屬銀行代為管理，私人不能動用，必須經過委員會會議，用於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銀行按照章程規定，直接寄發給需要的機構、人士，貧僧也不能加以過問。這幾年辦了「真善美傳播貢獻獎」、「三好校園獎」、「全球華文文學獎」、「卓越教師獎」等。雖然有這些錢，也並不是化緣所得，是貧僧六十多年來稿費、版稅、一筆字，以及人家的結緣供養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這也是理所當然，不值得居功。
回憶五十年前開創佛光山，我就誓願不積聚金錢，「以無為有、以空為樂」，我不趕經懺替人念經，我不出外化緣、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於五十多年來，我沒有到過百貨公司、什麼超市商店購買物品。因為貧僧不積聚金錢，所有一切，都歸公佛光山教團所有，甚至信徒給我的紅包，我都拒絕，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貧僧」。我覺得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
在開山初期，所有的拜墊、桌椅、圖書、雜誌，以及至少可以舉辦二、三十次展覽的名家書畫，例如：李自健的油畫、施金輝的觀音像、高爾泰的禪畫、香港阿蟲的漫畫、何山的敦煌壁畫、賀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國畫等等，當初都是貧僧分批收藏而有。現在，這些作品，均由佛光緣美術館如常法師負責管理。藝術無價，文化、教育上的意義，價值又何止萬億元以上呢？
承蒙媒體某些女士先生經常在電視、報章批評我，甚至辱罵我，我都很感念，因為一無所有的貧僧，遭受一些批評、議論，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點彩色。我一生「以不要而有」為理念，個人什麼都不要，佛教、教團當然還是需要發展，雖是「貧僧」，能叫他不愛教嗎？
就拿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來說，我想他個人的生活也是淡泊、節儉，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現在佛光山千餘眾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沒有假日，他們使用的教室、寮區，還是維持五十年前的傳統生活設備，居住的地方都沒有冷氣空調，佛光山的空調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貧樂道，還要為社會服務，那許多好發表議論卻又不了解的人，為什麼不對這些時間、空間因緣做一點研究功課、多了解一些呢？難道都沒有看到這些貧僧們的身心、思想、生活天地嗎？
佛教徒大多守貧，縱有公共的寺院財富，亦為寺院所有、社會共有，都用之於社會大眾。近來，各媒體對佛教很殘忍的踐踏，少數的媒體保持傳統的道德，為佛教說幾句公道話，持之以平。貧僧坦誠的向社會報告：我這一生沒有用過辦公桌，沒有用過櫥櫃，雖然現在有了一些辦公桌、身旁櫥櫃也很多，但我從來不曾用過、開過。我有一張八公尺的長條桌，吃飯、會客、寫作、會議、寫字都在這張桌子上，甚至當初李登輝先生光臨佛光山和佛教裡的萬千信徒來訪的時候，他們都曾經坐過。我不知道這些朋友、信徒是否還記得這張綠色桌面的長方形桌子？這張長條桌，一直陪伴著我四十多年的後半生。
貧僧除了自己生活簡單，不喜愛對外應酬，不喜歡社會公宴活動，非常欣賞古德所說的：「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當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為在北部佛教界的會議很多，如果不去參加，他說你不同他合作；請你吃飯，如果你不去應酬，他說你看不起他。為了要看得起他、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開會、吃飯，就什麼事都做不了了。貧僧感到自己不適合台北的應酬，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來。那時候台灣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減少了很多的應酬，貧僧有了時間寫作、讀書、課徒，才感覺到人生的樂趣。
不過貧僧也知道，我能安於貧，所以能建設很多的寺院；我能安於貧，所以有那許多人緣。媒體把宗教罵得一錢不值，假如台灣沒有這許多宗教裡的寺院、教堂、宮廟、道觀，還是多采多姿、安定和樂的美麗寶島嗎？但我們自信，我們用錢用得很有價值。
貧窮會延伸罪惡，台灣是一個富而好禮的地方，希望我們愛台灣的人們，不要嫉妒別人所有，不要仇視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詆毀信仰，我們的文化是寬容的、是厚道的。為了佛教許多「貧僧」，為了他們未來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這個時候，以我為例，代表他們說幾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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