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11: Memories of a Humble Monk Suffering a Calamity 【十一說】貧僧受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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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說】貧僧受難記貧僧近九十年來的歲月，面臨生死的邊緣，從鬼門關又走回來，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敘說。比方說掉進冰窟，還能自我爬起來，雖是奇異，但也不值一說；也曾騎自行車，從三層樓高的小丘陵，衝到深溝，車子跌得粉碎，人絲毫無傷，這也不值得一談。甚至在戰爭中，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裡逃生，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貧僧還是有許多受難的過程，在此一說。
童年家貧，這不算什麼苦難；軍閥、土匪的騷擾，還是一個兒童的我也不懂得害怕；對日抗戰，槍砲子彈齊飛，總想不會打中我，也不知道危險。
出家後，受的是打罵專制的教育，但貧僧認為這是當然的教育，也不覺得是苦難。直到十七、十八歲，在棲霞山已經過了七年歲月的我，忽然給師父開除，茫茫前途，不知道何處去安身，這才覺得第一次苦難的歲月真的來臨了。
我十二歲出家的時候，師父志開上人只是棲霞山的監院兼律學院的訓導主任，到我十七歲那一年，他已經是院長了。做院長的師父為什麼要開除我呢？原因是，我童年出生在揚子江邊，家門口不遠處就是運河，經常戲水，可以說水性很高。出家以後，在棲霞山上，連個池塘都沒有，就好比青蛙、烏龜，忽然一下子到了乾旱的地方，幾乎奄奄一息，真是苦不堪言。
但這還不算苦難，因為我還能活下去。青少年養成好動的習慣難以更改，最初在小型的律學院裡，就提倡打乒乓球，雖然受責備，但後來師長也是不了了之。對十七、八歲的青年而言，打乒乓球也不夠味道。這時候，同學裡有一位師範畢業的青年同學，擅長打籃球。我經常聽他講述打籃球的好處，因為貧僧當時身兼學生自治會的會長，也就想來設計籃球場，鼓勵同學打籃球。
籃球場位在棲霞山山門外，場地很寬廣，但籃球架、籃球如何取得，就沒有辦法了。不過，那時候棲霞山寺山上的森林經常有人會來盜伐樹木，寺院裡有時候會派我們巡山，驅趕這些偷伐樹木的鄉下人。我在他們身上動了腦筋，把他們盜伐的樹搬回來，做成籃球架子，變賣一點價錢，換了框子和籃球回來。就這樣，我們開始打籃球了。
棲霞山寺地處偏僻山區，平常沒有人來往，在山門外奔跑吶喊，也不會有人知道。但有一天，不幸師父從那裡經過，給他看到了，他認為我在山門外奔跑呼號打籃球，實在有失出家人的體統，一怒之下，集合大眾，宣布開除領頭打球的我。
但是住慣了七年多的棲霞山，一下子開除了我，我要到哪裡去呢？忽然覺得前程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不禁感到一個人沒有前途、沒有倚靠、沒有未來，好像宣布了死刑，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離開了棲霞山寺，難道我要去做孤魂野鬼嗎？回想起來，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的苦難。
後來有幸，進入當時最負盛名的焦山佛學院。兩年後，二十歲那年的冬天，忽然對學院的教育制度不滿，就從焦山寫信寄到棲霞山，要求師父讓我回祖庭禮祖。記得有一天晚餐之後，我到院長室要求告假離開焦山佛學院。當時剛上任院長的東初法師，聽了我的話之後大怒：「不是期頭、期尾，怎麼忽然想起要離開焦山？我們有什麼對你不好嗎？」我千說萬說，他都不准假。因為東初法師的輩分很高，他甚至發狠說：「就是你的師父也要聽我的話，你怎敢不聽話呢？把訓育組長現華法師找來！」
訓育組長現華法師聞訊很快就趕到了，院長下令：「把這個學生關起來，不要讓他離開。」我想到，過去在棲霞山，我不要離開，院長要開除我；如今在焦山，我要離開，院長要關閉我。那時候我也不懂，關閉究竟是不是像閉關一樣，是一年呢？三年呢？都不知道，我也好像犯罪被判了刑似的。
不過，我已經得到師父的允准，他要在鎮江搭幾點的火車，要我趕往會合，準備帶我回宜興大覺寺禮祖。當然，我有恃無恐的跟訓導處抗爭，什麼東西也沒有帶，身上連路費都沒有，在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就到江邊叫了渡船送我過江。
船夫倒也好心，雖然才在天將微曦的時刻，他還是搖搖晃晃的帶我過江去了。快要抵達對岸的碼頭之前，好像在焦山這邊的碼頭有人揮手大叫，船夫一聽，忽然對我說：「你是溜單的嗎？」他以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帶回去。
我內心有愧，但也不敢開口，心想：「這下子真是苦難來臨。」及至回到焦山的碼頭邊，才知道，原來是一位老師也想過江，因此叫船趕快回來。那位在家的老師一登船之後，我就理直氣壯的責備那位船夫：「你怎麼可誣賴我溜單呢？」他連聲向我道歉。到了鎮江，我登上了岸，趕緊跟師父會合。有關去留，是我感覺到的又一次苦難。
到了祖庭大覺寺，我們的廟是以務農為業，沒有香客、沒有信徒，只有靠幾個工人種田，維持生計。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回來後，當然投身以農為業，也不以為苦。正在這個時候，宜興的教育局任命我擔任一所國民小學的校長，我覺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看過學校，我怎麼能做校長呢？但好事降臨到我的身上，機會難得，我不能推辭，於是想辦法「做中學」。
從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覺寺裡，我的理想是一面在大覺寺設立一座農場，辦好一所學校，讓社會不至於譏諷出家人是社會的寄生蟲、分利分子。
但是，幸運的後面，苦難的日子卻隨之而來。一年半後，儘管白塔山位在窮鄉僻壤的地區，白天，因為剛抗戰勝利不久，國軍經常來巡查，他們一來，我們寺廟裡所有的牙刷、毛巾都一掃而空，這也可見得，當時的國軍他們很是貧苦。晚間，共產黨的游擊隊前來問我們：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來這裡做什麼活動？夾在國共鬥爭之間的痛苦，生命猶如游絲。聽到寺外的狗吠，總是膽戰心驚；有時候半夜得爬到屋頂上，巡看四周有什麼土匪壞人，因為據聞我的一位師祖，就是在大覺寺給土匪砍斷了雙腿。
終於有一天半夜裡，忽然十幾枝槍對準我的床，把我叫醒。我也不知道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當地的土匪？我雙手給他們綑綁起來，走在田間小徑，我也不認識那些村莊道路。走了一、兩個小時，把我關在一間暗無天日的房間裡，裡面有近百人，有的人被綁在柱子上，有的人手腳被反綁在地上。
我進到裡面的時候，他們原本要用繩索把我吊在屋梁上，有一個人在要吊我的人耳邊說了幾句話，我才被免掉一些災難，讓我坐在地上。在房子裡面，和外面完全隔絕，沒有任何音訊，大家也不敢相談，左右都是監控的人，不知道自己身犯何罪，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人和自己有什麼冤仇。
一天、兩天過去，我記得將近有兩個星期，每天都看到兩、三個人被叫出去，不是被打得皮開肉綻，用門板抬回來，或者一去就是槍斃不回了。兩個星期後的一天，忽然叫到我，把我五花大綁。記得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時節，陽光普照的下午，可是我覺得太陽非常昏暗，好似被綁赴法場，即將要被槍斃的樣子。但很奇怪的事情，我一點都沒有懼怕，只是感到遺憾，我才二十一歲，在這裡即將被槍斃斷送生命了。師父不知道，家人也不曉得，人生真是像水泡一樣，如《金剛經》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後來，那許多人把我帶到另外一個房屋，裡面都是像老虎凳之類的刑具，應該是對犯人嚴刑拷打的地方。有一位先生約莫三、四十歲，跑來跟我講：「我們知道你是知識分子，我們也不為難你，你看看這些刑具，一切還是招供吧！」我正要回答他：「我不知道要招供什麼。」他忽然起座，旁邊有個人找他，講了幾句話之後，他的態度立刻改變，就叫人把我帶回原來囚禁的房子內。
第二天，也沒有要保人，也沒有問話，就把我放出來了。在門口，有師兄來接我，我想大概這十多天來都是師兄想辦法給我營救。回想起來，他們究竟真正的身分是什麼，到了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但從此，就不敢在學校擔任校長，也不敢住在祖庭內了。
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當時在南京華藏寺，由智勇法師擔任住持，我們是同學，情同手足。他一見到我回來，忽然就說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讓給我，所以，我在南京華藏寺做過短期的住持。因為那個時候正發生「徐蚌會戰」，路邊的死屍很多，智勇法師發心做「僧侶救護隊」，去收埋路邊這許多的死屍。他招募隊員半年以後，也招募了一、二百人，共同參加僧侶救護隊。但那個時候，有人認為他們的行為不對，怎麼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埋葬了，讓他們的子孫找不到他們過世的家人？這個工作應該要先接受訓練。
但到哪裡去訓練呢？他們說要到台灣去訓練。智勇法師忽然就放棄了組織僧侶救護隊的行動。我覺得他的退票不當，因為你邀約了那麼多人，怎麼可以半途而廢呢？我就說：「你不去，我來去。」當時也有多少人說要到延安大學去讀書，有人說要到台灣的國民黨那邊去。我們年輕，根本就分不清國民黨、共產黨，因為關閉在寺廟裡面，對社會的情況不太了解。不過，在南京，已經由家師接洽他的朋友孫立人將軍，因此我就奉師父的命令，拿了他的十二塊銀元到了台灣。
決定要到台灣的時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灣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國民黨、共產黨，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這樣，我也糊里糊塗的，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就從上海乘船到了台灣。這是在大陸最嚴重的一次受難經過了。
我到達台灣，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春天，剛過完年不久。雖然遇到一些困難，引發我生命的危險，掛單不著，前途渺茫，不過也不算苦難。感謝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老先生幫我辦了戶口，讓我可以留下來，後來居住在中壢圓光寺。
記得到了五月的時候，台灣的行政長官陳辭修下令逮捕大陸來台的一百多位僧侶，包括慈航法師、中年出家的黃臚初將軍（律航法師），當然我也在其中。那個時候被抓起來的，大部分不是槍斃，就是用麻袋包起來丟到海底。
我記得我們被關在桃園一個倉庫裡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覺得寒冷。靠著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老先生、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監委丁俊生等人，為我們奔走呼籲，在白色恐怖的那個時代，我們終於獲救了。這應該也算是一次比較嚴重的受難過程吧！
釋放以後，感謝圓光寺照樣收留我們，我們就更加勤勞的為常住服務。打水、擔柴、拉車、洗刷廁所等，心甘情願。當時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欣賞我的勤勞，親自帶我到苗栗法雲寺，要我在那裡看守山林。我的《無聲息的歌唱》那本處女作，大部分就是在那個山上的茅篷裡，伏在地上寫成的。
後來有機會，受大醒法師之邀，要我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主任祕書，其實就是一個佛學院的教務主任。我自知沒有行政的經驗，哪裡能做祕書呢？後來種種的陰錯陽差，隔了一段時間，我還是到了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擔任起教務主任來了。那個時候，警察不准我們外出，可是佛教會要我們每個星期到新竹市區講說佛法一次，每次外出，都必須要向派出所請假允許才可。其實，說來好聽，名義上做教務主任，事實上是畫地為牢。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舊曆年間，講習會遷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脫身，離開了新竹，受邀到宜蘭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圓寫的著作，我邊學日文邊翻譯，很受台灣讀者的重視，也就一邊講說這部經典了。
那個時候，台灣距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已有一段時日，社會的「三七五減租」、鄉鎮長的選舉，社會白色恐怖的氣氛，已經有所改進了。但是，我在宜蘭，經常受警察不斷給我騷擾。比方，每個星期半夜叫我起來問話，甚至於弘法時，因為放映的幻燈片上有日文的字樣，都受到警告、監視。不過後來，因為對傳道的熱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與各地的警察經常捉迷藏。慢慢的，終於為台灣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當然，其中艱難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兩句話可以道盡的了。
貧僧一生的歲月，在國家、社會裡遇到的不平不談，就是在佛教裡受長老們的壓迫，雖不能說罄竹難書，也是不只多次了。例如，我為東初法師編輯《人生》雜誌，替他趕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從江子翠走到萬華火車站，再到台北轉車到北投。下了車，外面正下著毛毛細雨，貧僧怕雜誌淋濕，脫下長衫，把它包起來，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頂，好像已經將近夜晚十一點鐘了。發行人東初法師看到了也非常歡喜，就對我說，你很負責任。因為太晚了，也不得辦法有交通工具回台北，就留下來，住在法藏寺。
第二天他跟貧僧講，我中午要請客，你就留下來幫忙招呼吧。對於院長的託付，我當然樂意，就準備餐具布置。但當要吃飯的時候，他忽然叫我，你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貧僧覺得，這是很大的侮辱，我也做過校長，我也做過住持，我也是現在雜誌的主編，連跟你們坐一桌吃飯都不可以嗎？好，到廚房去吃飯！
這時經過廚房，看到廚房裡面忙的那許多人，貧僧都不認識，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吃飯，就只有走旁邊悄悄的下山。法藏寺的台階到山下，應該有四百階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者走在雲端裡，怎樣走到山下，現在也不復記憶了，但我心中一點懷恨都沒有，發願將來一定要普門大開，歡迎別人來吃飯。
後來在普門寺，真的設了兩桌，每天供給往來，不問姓名的人用飯。在佛光山開山最初的時候，一、二十年中，凡是到佛光山的出家人，除了一宿三餐的供養以外，臨走的時候，還要給五百塊錢紅包作為車費。所以後來貧僧很多的事業都叫「普門」，就由此而來。
美國的沈家楨居士邀請我擔任「密勒日巴學人獎學金」的審查委員，每次從高雄到台北開會，都有六百塊錢的車馬費。但是有一次，我認為論文的獎金應該要提高，因為重賞鼓勵之下，才有人願意為佛教著書立說，只有三千元，要人寫五萬字的論文，實在微薄，應該要五萬元。
但是主席南亭法師，三番二次的叫其他委員不可以聽我的話，並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議。因為同樣的態度欺壓，一而再，再而三，終於讓貧僧那時候年輕氣盛的火，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說：「你憑什麼倚老賣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來，愧對長老，不該忤逆犯上。實在說，青年僧伽通過這許多長老的言論、思想而能夠在佛門生存，實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說，中國的老人，不但不肯交棒，還要給青年人當頭一棒。
再有，白聖法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之尊，三番五次阻礙我出國訪問的機會。有一次，越南的禪定法師知道台灣的情況，特地專函邀請我到越南，參與他們的社會福利基金發展會議。當然中國佛教會也受他們邀請了。
那個時候出國，都有出國前的會議，要由國民黨來隨隊監視，才可以出國，貧僧知道要出國一定要跟隨他們的團體。我從高雄坐夜車，到了台北，正逢他們即將開會，白聖法師一見到我就問：「你來幹什麼的？」我說：「越南也邀請我去開會，我想來參加出國會議啊！」他又對我說：「我們大家都不歡喜你，你回去吧！」
我一向很有節制，但那個時候，剎那之間，我實在反應不過來，不過我還是忍耐，跟他說聲謝謝，就回頭了。我走到會場外面，會議中的立法委員莫淡雲女士跑出來說：「你就這樣子回去嗎？」我說：「不這樣回去，我又怎麼辦？」我想她也無能為力，所以就走到火車站，搭火車回到高雄。抵達時都已經是傍晚了。
總上所說，貧僧一生所受的苦難、屈辱、傷害、歧視，一言難盡。不過，所幸佛門裡有忍的修行。忍，不但是力量，而且是智慧，六度裡的喜捨、苦行，尤其忍辱，雖不能圓滿，在濫廁僧倫中，貧僧也應該夠條件做一個出家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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