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貧僧有話要說》
Chapter 16: My Position on “Asking about Politics, not Ruling” 【十六說】我主張「問政不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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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說】我主張「問政不干治」知道貧僧的讀者們，除了知道我有很多的名字以外，我還有一個名字，就是許多人稱貧僧為「政治和尚」。「政治和尚」這個名詞，我也非常不喜歡，因為貧僧從小出家，一生也沒有做過官，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偶爾接受他們的訪問以外，也沒有太多交往，我為什麼要被冠上「政治和尚」這個名詞呢？
政治，不是什麼不好，有名的政治家，像英國的邱吉爾、美國的林肯、羅斯福、德國前總理柯爾，他們為國家服務，為人民謀求福利，功在人間。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權力，圖私為己，國家、人民都不放在心上，當然就不可以稱道了。
說我是「政治和尚」，我是政治家呢？還是政客呢？屬於文官？還是武將呢？我有參加過什麼政治運動嗎？我百思不得其解。會有「政治和尚」這一詞，大概由於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任命為國民黨的「黨務顧問」，我沒有接過一份聘書，也沒有一個人轉告我是黨務顧問。後來，我又做了國民黨的「評議委員」，我也沒有接到什麼人的通知，也沒有收到聘書，只是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有「星雲」兩個字。既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給我什麼名義，我也不能推辭否認了。
說起了貧僧做國民黨的黨員，在十八歲的那一年，中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戰勝利，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有一位講公民課的老師，口才相當，雄辯滔滔，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們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做國民黨的黨員。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會有什麼權利、盡一份什麼義務，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員證書。
但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的時候，有一天，代表師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戶人家做功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區，忽然想到，國民黨、共產黨的人士經常在此活動，我身懷國民黨的黨員證書，假如給共產黨知道，小命就不保了啊。於是，就把這張黨員證不放在身邊的口袋裡，而插在鞋子的旁邊；因為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再看看這張黨證，已經磨成麵粉的樣子了。我心裡想，這樣也好，我是出家人，「本來無一物，何必惹塵埃」呢？
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一、兩年後，那時，國民黨有「黨國元老」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他曾經和太虛大師、章嘉活佛三個人共同列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委員，他就對我們說：「你們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不給政府認同，恐怕難以活動，我勸你們，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
那時候在台灣，因為蔣夫人（蔣宋美齡）是基督教徒，她的教性非常堅強，所有的公務人員，不改信基督教，難以升官，不改信基督教，難有出國訪問的機會。甚至，我們出家人要想在各地傳教，如果不是國民黨的黨員，警察也不會允許。
在那時候，貧僧非常熱心要弘揚佛法，想到我若不做國民黨的黨員，事實上會有弘法的困難。因為他叫李子寬，我稱呼他「子老」，我就說：「子老，出家人做黨員，也不能去為黨服務，光有一個黨的名義，反而給人見笑，可否讓我們不要參加國民黨的小組會議、不要叫我們繳交黨費，也不要給人知道我們是黨員；至於我們在台灣弘揚佛法，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我們就隨政府安排了。」後來一、二十年當中，我也沒有參與什麼會議，偶爾，在鄉村弘法布教，讓警察知道我是國民黨黨員，確實也得到方便不少。
一九八六年，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經國先生做總統，指名要貧僧出席，並且要在會中發表講說，我才感覺到有些緊張，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記得會議是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召開，先是由祕書長馬樹禮先生報告政治，後來由國防部長郝柏村先生報告軍事；這時候，有一位先生送來一張紙條給我，「主席（指蔣經國先生）要你下午發表意見。」
既然要貧僧發表意見，我一個出家人不能妄語，不能只是歌功頌德，我應該直接把我的意見說出來，要對當時的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於是我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我希望政府開放，讓台灣的大陸人士能回到大陸去探親。因為我們在台灣這麼多年，有家難歸、有親難投；尤其一些老兵，思鄉情切，我們不能為了兩岸的戰事，使得很多的百姓家不成家、人不成人。
第二，我希望國民黨要開放，不要只有一黨專政（那個時候還沒有民進黨）；對於黨外異議人士，例如高玉樹、邱連輝等，要能給予接納包容。因為黨外人士也有很多有為之士，不予任用，甚為可惜。假如讓他們加入政府的陣容，更可以顯見政府的力量。
第三，我希望讓佛教來辦一所大學。因為在台灣，天主教辦有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基督教辦有東吳大學、東海大學等；在東南亞，那麼多的佛教徒感覺到台灣沒有一所由佛教辦的大學，實在讓他們心有不公不平之感。
第四，我希望國家要發展體育。因為在國際間，像少棒、青棒為國家帶來多少的榮譽；現在也不是以戰爭為主，兩岸可以從事和平發展，在體育上競賽。現在不少人都提出，以「三民主義」的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那也不必要戰爭。我們把戰爭浩繁的支出，用來發展體育，可以揚名國際……。
至於，還有一些什麼建議，我也記憶不清了。不過，這一段講話，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央日報》第一版。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段講話的記錄，在國民黨的檔案裡也有存檔。那天郝柏村還對貧僧說：「今天，包括馬樹禮，我們三個揚州人都講得不錯。」其實，我自己對黨政外行，也不是要做官揚名立萬，只是說了心中的感言，希望國家、人民、佛教都有所增益，希望未來更好。
後來，據聞蔣經國先生有所改變，陸續開放大陸探親、解除戒嚴，並且有人告訴我：「你一個和尚，都希望如此，他當然有所裁決。」我們知道蔣經國先生不容易聽信部下的建議，因為我是一個和尚，不是他的什麼部下、官員；當然，和大陸往來，我不敢居功，也非我個人的能力所及。
之後，國民黨成立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組織，我被推為常務委員，記得和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還曾經一同開過圓桌會議。後來，對貧僧被譽為「政治和尚」一詞，在報章雜誌上就屢見不鮮了。當然是譽少謗多，批評我的人都說，我是和尚還要參與政治嗎？我對於這句話一直耿耿於懷，不以為然。因為政治我們可以不參與，但是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民的富樂，我們佛教徒不能置之度外。
太虛大師在抗戰勝利初期，據聞蔣介石曾經要求他組黨，他推辭以後，提出一個佛教今後對政治的主張：「問政不干治」。我對太虛大師的高見，舉雙手贊成。因為我們出家人做官，當警察局長、當什麼縣市長，這就不便了。不過，一些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這個應該要義不容辭的參與。對治理國家有關人民幸福的事，不能不問，所以這「問政不干治」的理想，大概就在此吧！
甚至後來我到高雄壽山寺的時候，已經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了。在國民黨高雄市黨部擔任主任委員的季履科先生，曾經要我競選高雄市的立法委員。當時，我已經看出台灣的選舉，不是選賢與能，完全是謾罵。我想到，假如我個人參與選舉，祖宗八代拿出來被人羞辱也還罷了，把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也拿出來被人辱罵，實在是划不來。因此，我就敬謝不敏了。
雖然如此，貧僧這一生，雖不想做官，也不想做民意代表，但對於社會的公平公義，有時候不能不參與意見。
我是一個普愛世人的出家人，不應該對這個世間有黨派的觀念；我做和尚，終生不悔；我做了國民黨黨員，也是終生不悔。雖然國民黨對過去政治犯的殘忍屠殺、對異議分子的冤屈，踐踏人的生命，我是深不以為然；但是，國民黨對我的寬容，雖有白色恐怖時期，我還能在那個亂世時代保住小命，也算不容易。
但貧僧對於台灣媒體的一些人士，動不動就批評說：「出家人還要干預社會？還要參與政治？還要表達意見？」對於他們這種說法，我深表不認同。出家人要當兵，也繳稅，出家也沒有出國，為什麼不可以關心國事呢？至少說，我是一個沒有犯法的公民，我不是被褫奪公權的受刑人，我不能關心國事嗎？我不能對社會人民的福祉表達意見嗎？那貧僧做為出家人，普愛世人的責任，究竟在哪裡呢？
我想到，我沒有被褫奪公權，我們的媒體和民間的一些人士，你們就這樣殘忍的剝奪貧僧公民的權利嗎？是你們無知，還是你們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義呢？
想到我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後，經常受印度的國王問道。例如：印度南方摩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北方憍薩彌羅國的波斯匿王，都經常的向佛陀請問一些治國之道。佛陀對政治，曾經發表過《仁王護國經》，也倡導仁王政治，他並沒有說佛教不可以關心世事。
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的時候，曾經寫到，雨舍大臣奉阿闍世王的命令，要去向佛陀請問他要討伐越祇國，能否打勝仗呢？雨舍大臣見到佛陀，很難啟口。但佛陀知道他的來意，就跟阿難尊者說：阿難，我有一個問題問你，假如一個國家教育昌明，社會倫理敦厚，父慈子孝，上下和睦，人民重視道德，守法守紀；你說，如果有另外一個國家要去侵略它，會能勝利嗎？
阿難尊者回答說：佛陀，侵犯這樣的國家，是不會勝利的。
雨舍大臣聽了以後立刻起身告辭，他說：佛陀，我了解您的意思了。
佛陀沒有逃避，他也是「問政不干治」。佛陀雖然把佛教護法的責任交給王公大臣，但也是讓政治界保護佛教，佛教擁護人民，擁護社會國家。
佛教傳來中國，當初五胡十六國的石虎、石勒濫殺民眾的時候，不就是靠佛圖澄大師顯現神通，感化他們，才減少許多殺業嗎？他拯救了多少萬千蒼生，後來二石還禮佛圖澄作老師，時常向他請教國家大事。
東晉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說明佛教與政治是互惠的，佛教擁護國家，兩相受利。但是到了道安大師的弟子廬山慧遠大師，曾在〈沙門不敬王者論〉裡說過：「袈裟非朝廷之服，缽盂豈廟堂之器？」這也只是說明：宗教要超越政治。
有一些所謂有修行的聖賢，他們對於世間俗事不願意聞問，所謂「不在三界內，超出五行中」。但是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文化，當佛教在衰微危急之秋，如果說不再服務社會、關心時勢，不是要自取滅亡了嗎？
所以，太虛大師不愧是當代新佛教的領導人，他倡導佛教要改革，即「教義改革、教產改革、教制改革」，並且提出「問政不干治」的指導原則；我想全佛教徒都會奉為圭臬，大家多關心國際民生、多關心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去從事治理的工作。我覺得當代有知識的人士，應該尊重佛教徒已經放棄治國的權力，但是不能叫他放棄關心人民的福祉。
貧僧一生中，雖沒有像慧遠大師「沙門不敬王者」，但是，我和王者、政要來往都毫無所求。佛光山當初啟建的時候，因為得罪當時的地方首長，他不給佛光山寺廟登記，一直等到十年以後，他下台了，我才領到佛光山的寺廟登記。我也很自豪的說，你做政府的官員，縱然選舉當選，總有任期，無論四年、八年，你總不能終生擔任官職吧！可是我做和尚是一生的，我以一生的歲月，跟你的政治生命相比，我比較穩操勝算。
佛光山啟建，雖然我們也辦了多少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的事業，但我們沒有求助政府給我一塊錢的補助，為什麼？因為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想法。所謂「大丈夫達則兼善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我抱著這樣的原則，等於佛陀「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我既是佛門弟子，有什麼不能效法佛陀的行為呢？
台灣，從專制的時代，到現在實施自由民主的制度，這是很可貴的；可惜，制度雖好，思想觀念不改變，削足適履的自由民主，總有一些不合時宜。例如，貧僧初到台灣，就參與了台灣的民主選舉，最初五、六十年前，還會喊出「選賢與能」的口號，頗有堯舜的謙讓精神；後來每況愈下，就經常傳出選舉賄賂、買票的情況，醜化對手的言論。
記得有一次，陳武璋參選高雄市長選舉之後，他的總幹事洪地利議員，送了競選後剩餘的經費，說要捐給壽山寺，我也不肯接受。我一生沒有給政治人物捐款，也沒有收過買票，當然也不接受政治人物給我的捐助。洪先生就說：「這是選舉剩餘的錢，你接受，應該沒有關係。」我說：「洪議員，你知道，這個錢如果收下來一次，是關係我一生理念和名譽的關鍵啊！」他終於才把錢收回去。那就是貧僧做人的準則。
至於有人說在美國有所謂「政治獻金」事件，在美國，政治獻金是合法的，每一次選舉，政府允許人民可以在有限的範圍捐獻一些金額。我們要在美國生存，要弘法利生，有什麼不能跟美國人平等行事呢？
我們佛教徒也是社會的一分子，雖然只是一個平民百姓，既然是民主社會，當然也具有神聖一票的權利；但是，每當選舉，出家人去投票，總要受到媒體的冷嘲熱諷，這種歧視宗教的行為，是不懂得民主的真義呢？還是自由民主的墮落呢？這實在是今日台灣的政治人物和全民都應該深思的地方。
現在，台灣的國民黨承認「中華民國」，民進黨不承認「中華民國」，但是他每次又要參與選總統，究竟他參選的是哪一個國的總統呢？我曾坦誠的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是哪裡人是改不了的，但每當我說我是中國人，總有人批評我不對。那麼，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哪一國人呢？我是日本人嗎？我是美國人嗎？難道要讓我做一個無國籍的世界難民嗎？
我覺得為政之道，是要包容、和平、尊重、平等，造福全民；所謂中華文化中，「王道」比「霸道」重要啊。
總說一句，我是一個和尚，我做過國民黨的黨員，我是中國人，這是貧僧一生不能改變的。這也是我的理念和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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